西雅圖老吳
友風子雨，明月入懷。
～小時候在閩南沿海城市長大，住家有南方常見的騎樓，我家的騎樓是在一條幽深的巷子裡，二樓有一塊七、八平方米的露天；陽台雖小卻很精巧，邊緣還有雕花磚牆護欄。天氣好的時候，媽媽在這裡曬衣服，爸爸在這裡養盆栽。
讀小學高年級時，每逢月光如水的中秋節，我就召集幾位同學們在我家陽台上「博狀元餅」，買幾個不同品牌的月餅切成大中小塊；準備六個骰子和一個大陶瓷碗，輪流往碗裡擲骰子，數出點數，再根據遊戲規則決定輸贏，贏者得到最大塊的月餅。不管輸贏，大家其樂融融，畢竟輸贏都是一起吃月餅，在那物質極其缺乏的六○年代初期，有幾塊月餅玩遊戲就歡天喜地了。
大街上騎樓的陽台就更有特色了，一樓臨近街道的部分建成亭仔腳模式的街廊，街廊上方則為二樓的樓層，三樓屋頂牆接瓦連，前麵是十幾平方米的陽台，陽台的間隔隻是一堵可以一腳跨過的磚牆，所以陽台上也發生一些有趣的故事。有個十幾歲女生跨越陽台，和隔壁的一個小男孩有了娃，曾成為我們小城裡一個大新聞，更有青梅竹馬的青年男女因陽台成就姻緣，也是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文革開始那幾年，學校停課，為師的父母被批鬥，我心情很壓抑，除了不得已參加一些政治活動之外，為了放空自己，喜歡在二樓陽台上放風箏。最怕的就是風箏斷線飛得無影無蹤，如果風箏隻是卡在鄰家的屋頂上，我就躡手躡腳偷偷地跨越陽台，溜上去把風箏拿回來。因為我「輕功」好，都沒有被鄰居發現，有的人功夫不夠，把別人家瓦片踩破，惹來鄰居的投訴。
騎樓在文革中也有很多故事，最令人驚悚的是竟然有人從三樓陽台跳下來；有的跳下之後死了，一了百了，有的斷胳膊斷腿，還被綁到板車上遊街。文革苦難眾所皆知，不堪回首，跳陽台的故事隻是其一。
一九六九年我十八歲，到閩西南山區下鄉，住的是城堡式封閉的土樓，每座土樓屋簷下的迴廊都是半露天，具備陽台的功能。土樓裡朝東南方向的房間，採光條件好，在迴廊裡曬衣服很方便，但是夏天太熱；朝西北房間的陽台陽光不足，但是夏天涼快。記憶猶新，我們一年到頭勞動，還吃不起兩斤肉，好不容易過節，我家的香腸和煮熟的鴨子就掛在陽台的掛鉤上風乾。
土樓是世界上最牢固的民居，最早的土樓迴廊陽台已經七、八百年了，留下活生生的歷代烙印。到土樓去旅遊，在迴廊陽台拍照或直播，閉上眼睛，似乎在觀看元明清時代的歷史風情，實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一九八○年我回城之後，又回到了原來住的騎樓，這時的我已經是而立之年，不再對放風箏感興趣，陽台成為我安裝電視天線的好地方。我買了一根十幾米長、有碗口粗的毛竹，在陽台上豎起，還要在竹竿中上結一個固定位置，向下拉上幾條金屬線以穩定竹竿；金屬線可能要綁定在別人家的陽台上，這需要經過鄰居的同意，所以要看清晰的電視，還需要和鄰居搞好關係。
一九九三年我移民美國定居西雅圖，一九九八年春天住在一棟朝西、一千九百平方英尺的兩層獨立屋；房子二樓北麵有老房東在一九八九年自建的，一個外圍有木欄杆、頭上有頂棚的長方形木陽台，麵積二百九十平方英尺，大到可以跳廣場舞。但因為沒有刷油漆保養，陽台臨東的欄杆和地板承受風雨大，已經開始弱化變質。
我打算把陽台地麵和內外欄杆全部油漆，但是春天雨水多，溫度低，不適合室外油漆，我隻能等待。夏天很快到來，我把所有的裂縫都補平，打了底漆，又用有書香氣息的木色油漆漆了兩遍，非常優雅溫馨。
如今，我已經使用這個陽台二十八年了，期間重新油漆了幾次，現在還是很光鮮亮麗。我們周圍的房子，陽台都比我小，又沒有油漆，那些二、三十年的陽台都腐爛了，隻能拆掉重新蓋，唯有我把這個三十三年的陽台保存得完好；重建一個將近三百平方英尺的陽台，至少要幾萬美元，我的房子也因為有這個陽台而增值四、五萬。
錢是小事，陽台給我帶來的樂趣才是大事。家中就我們兩老，我的老伴長年累月把陽台打掃得乾乾凈凈，我可以在陽台上跑步、舉重、看書、畫畫，朋友的孩子來我家玩，在陽台上蹦蹦跳跳很開心，都不想回家了。
以前我買蔬菜回家後，總是要把蔬菜攤開，讓水分揮發掉再放入冰箱，但是在室內，蔬菜表麵的水分不容易揮發，容易壞掉。最近天氣冷，但室外溫度都在攝氏五度以上，和冰箱的溫度差不多，我把買來的蔬菜放到籮筐裡，再放到陽台，水分很快被蒸發掉，可以保持幾天不變質。疫情期間為了怕感染，我不常買菜，但是每次都買很多菜，這個季節，把菜放在陽台是個好辦法。
日常生活離不開這個陽台，抗疫也是。因為居家令很少外出，心情壓抑，就常到陽台走走，看書、聽音樂，還可以把電腦搬到陽台上寫作，每每看著故鄉的同一輪月亮，靈感就如泉水湧出。已經走過七○年人生歲月的我，能天天站在這寬敞明亮的陽台上，心裡裝著滿滿的幸福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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