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是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泰鬥﹐他的睿智﹐他的淵博﹐他的成就說得上是前無古人﹐直到今日尚未見來者。
其實陳寅恪的不幸遭遇﹐從中共君臨中國大地之初就開始了。在中共所訂的標準下﹐陳寅恪是“舊社會的反動文人”﹐再加上他曾經到國外深造﹐更是被誣為裏通外國的買辦﹑特務﹐這許多標簽貼在陳寅恪的身上﹐說明了他在“解放後”的中國大陸不會有好日子過。-事實上文革開始他的工資還是非常高的。
這裏先說說陳寅恪的背景：陳寅恪一八九O年出生﹐是江西萬寧人(今江西修水)﹐遊學歐美七年﹐一九二五年回國﹐先後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嶺南大學教授。大陸政權易手後﹐任中山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對中國古代史﹑古文學和佛學經典均有精湛研究﹐著作有“隋唐製度淵源略論”﹑“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曆經文革浩劫﹑政治打擊﹑人格羞辱﹑身體摧殘後去世﹐比他小十一歲的夫人唐篔也在他死後四是。四十五天自我了斷去世﹐追隨陳寅恪於地下。
在毛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中共便在四個月後(十一月九日)向大陸轉發了“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這就種下了以陳寅恪為代表的中國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被整﹑被囚﹑被殺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開始不久﹐廣州中山大學開始張貼各種各樣批鬥陳寅恪的大字報﹐他們不從學術角度批陳寅恪﹐而是罵“貫徹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陳寅恪﹐指他“大肆揮霍國家財富和人民的血汗錢﹐每月吃進口藥物﹐每天要享受三個半護士的護理”﹐甚至誣指他“汙辱護士”。
早已目盲腿斷的陳寅恪﹐被罵“這瞎老頭什麽也不用幹﹐住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資﹐還不是勞動人民養著他！”
心高氣傲的陳寅恪受不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醜化攻擊﹐乃於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向中山大學保健室主任梁綺誠醫生寫了一封短信：“梁主任：因為我所患的病是慢性病﹐一時不能痊愈﹐而一時又不能就死﹐積年累月政府負擔太多﹐心中極為不安﹐所以我現在請求您批準下列各點：(一)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起﹐一切我經常所需用的藥品皆由我全部自費﹐一部分藥丸可在市內自己購買﹐另一部分如水劑藥——‘稀釋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藥’等(如急需藥品一時買不到者)均請仍由保健室供給﹐但全部自費。(二)消毒物件指紗布﹑棉簽等物仍由保健室代為消毒﹐請酌量收費。此致敬禮！陳寅恪敬啟(印章)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
由於中共的造反派指陳寅恪“汙辱女護士”﹐他的妻子唐篔寫了一個書麵聲明給廣東省委駐中山大學文革工作隊﹐說明陳寅恪“雙目失明﹐腿骨折斷﹐又患腸胃心髒等病”﹐因此醫囑要護士為陳寅恪“衝洗陰囊﹑上藥﹑照光”﹐並非汙辱護士﹐而衝洗陰囊時她從旁助理。
工作隊與造反派豈會接受陳寅恪夫婦的解釋？他們繼續以大字報醜化攻擊﹐尤其是一向主張保護陳寅恪的中共高幹陶鑄被打倒後﹐陳寅恪的遭遇更壞﹐大字報覆蓋了他所住的東南區一號大樓﹐甚至貼到他住房的床頭前麵﹐處境十分恐怖。
幸虧第一批到陳寅恪家中抄查的“革命群眾”是中山大學曆史係的學生﹐他們知道若幹手稿﹑文件﹑書報是學術瑰寶﹐因此抄出來之後貼上封條查封﹐沒有遭“灰飛煙滅”的厄運。-事實上陳晚年的主要著作是《‘柳如是別傳’》，雖然也算不上重要，文革後也出版了。
陳寅恪損失最大的是破四舊的“革命群眾”上門抄家批鬥﹐他們不但搶去他妻子珍藏的首飾﹐還把他先祖遺留下來的文物字畫沒收﹐從此不知去向﹐大概都被“黨和人民”占為己有。
當時年近八十的陳寅恪與他六十八歲的妻子唐篔均成為待罪羔羊﹑驚弓之鳥﹐但“革命群眾”對他們的醜化仍不停止﹐甚至陳的學生兼學術研究助理黃萱也被學校曆史係召去參加運動﹐逼迫她批鬥陳寅恪﹐又指她與陳寅恪有不清楚的男女關係。這是中共上下對待敵人的手法﹐但對陳寅恪與黃萱來說﹐則是最嚴重的中傷與侮辱。
從一九六六年的冬天開始﹐陳寅恪被迫多次寫書麵檢查交待。一代大儒竟向一群如土匪般凶狠的無知“革命造反派”哀哀求饒﹑自摑自辱﹐並說他從不反對共產黨﹐也不反對馬列毛﹐但革命群眾仍不滿意﹐迫他一寫再寫﹐現在把他一篇檢討公開如下：(一)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隻是專心教書和著作。(二)陳序經和我的關係隻是一個校長對一個老病教授的關係﹐並無密切來往。我雙目失明二十餘年﹐腿骨折斷已六年。(三)我自己的一切社會關係早已向中大的組織交待。
等待死亡降臨的陳寅恪﹐麵對漫漫無盡的批鬥﹑抄家﹑羞辱﹐內心痛苦可以想見。在他生命最後一年﹐中山大學的“革命群眾”這樣批判陳寅恪：“陳寅恪對於蔣家王朝的覆滅﹐對於亡國給共產黨是不甘心的﹐他聲稱不吃中國麵粉﹑不為五鬥米折腰﹔他狂叫‘興亡遺恨尚如新’﹔他還說﹐雖然年紀老到皮包骨了﹐但還不願死﹐要看共產黨怎麽亡﹐死了以後﹐骨灰也要拋在大海裏﹐不留在大陸﹐簡直是反動透頂﹑惡毒至極。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對他也確實憤恨至極﹐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石腦袋見上帝吧……”。
在整肅陳寅恪的種種手段中﹐最慘的是有線廣播的高音喇叭。有整整兩年的時間內﹐陳寅恪被四麵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圍﹐痛苦不堪﹐在正常的日子裏﹐陳尚且要安眠藥幫助才能睡眠﹐何況二十四小時不斷向他播放令人恐懼到極點的惡魔般的聲音。革命群眾知道他眼盲﹐但聽覺靈敏﹐故意以噪音來幹擾他的聽覺﹐他們甚至把喇叭懸在他的床頭﹐說是“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二十年後﹐梁宗岱夫人含淚寫下當時的情景：“曆史係一級教授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裏喊他的名字﹐他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他就是這樣被活活嚇死的！”
陳寅恪既成為革命的對象﹐他的妻子﹑女兒﹑親屬當然受到株連。他的親屬有人受不了酷刑迫害與批鬥毆打﹐隻能“坦白招供”承認自己是“特務”﹐而陳寅恪是“大特務”﹐他的兩個女兒也是“特務”。因此“清白”的家屬均主動站出來與陳寅恪劃清界限﹐他的兩個女兒當然也不敢回去看望受苦受難的父母﹐深恐牽連到自己。這種家破人亡的悲劇﹐在中共統治大陸幾十年中﹐屢見不鮮﹐何止是文革而已﹐因此沒有人會同情陳寅恪﹐因為比他們更悲慘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在陳寅恪最後的兩百天中﹐他已瘦得不成樣子﹐有人偷偷上門去看他﹐他一語不發﹐隻是眼角不斷流淚﹐但外麵對他的批鬥詛咒仍然十分淩厲﹐他們罵他“比狗屎還要臭”﹐罵他“死不改悔的反動派”。但到了毛死文革結束﹐中山大學熱愛毛的革委會則說﹐陳寅恪到死仍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感激！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晨五時許﹐瘦弱不堪的陳寅恪終於咽下最後一口氣逝世﹐經診斷死因是：心力衰竭﹑腸梗阻﹑腸痲痹﹐享年七十九歲。而為他吃盡苦頭的妻子唐篔則在陳寅恪死後四十五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八時死去。雖然中山大學方麵說她是死於心髒病﹑腦出血，實際則是唐篔在從容安排好一切後方隨陳寅恪而去﹐也就是為殉夫而自行了斷﹐隻是不願讓革命群眾為她帶上“自絕於人民”的帽子。
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山大學革委會政工組才下結論說：“陳寅恪同誌屬人民內部矛盾﹐按國務院規定一次補發其遺屬撫恤金伍佰二十元”﹐體現了毛與黨對他的“恩情”！
陳寅恪死後，消息一直被掩蓋﹐也許中共當局認為“微不足道”﹐也許有些共幹把它訂為“國家機密”﹐因此外界無從得知。直到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春秋雜誌”才發表了一篇“史學權威陳寅恪一死了之”的文章﹐透露了陳寅恪死訊。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灣中央日報副刊又刊登出一篇長文﹐曆述中共把陳寅恪迫害致死的經過。兩個月後﹐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台灣國府國防部長俞大維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紀念陳寅恪先生”的文章﹐內有“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之句﹐但並無責怪中共政權之句。接著海外傳媒在一年中發表了許多名人追悼陳寅恪的文章﹐其中包括有趙元任﹑楊步偉﹑毛子水﹑羅香林﹑勞幹﹑方豪﹑牟潤蓀等。
俞大維與陳寅恪有姻親關係﹐陳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的胞妹是俞大維夫人﹐而俞﹑陳兩人均先後赴美國﹑德國同窗留學。
也許海外紀念陳的文章有批評中共政權之處﹐因此中共方麵對此有所反應﹐一九七八年五月﹐毛死江囚﹐廣東出版的“學術研究”刊出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在前言中這樣寫：“解放後黨和人民對陳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給予妥善照顧﹐使這位早年雙目失明的學者的著述工作從未中斷﹐對此他曾多次表示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感激。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九年逝世﹐在他去世前用了十幾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學﹑文學材料﹐終於完成了‘柳如是別傳’﹐這種學術鑽研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蔣幫的一些無恥文人﹑政客﹐因為陳寅恪先生十多年沒有發表文章﹐便大談他晚年遭遇﹐並借此進行反共宣傳﹐這部洋洋數十萬字的著作﹐就是給這些反華﹑反人民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黃花崗》2004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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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受衝擊被迫害是難免的，但陳身體一直不好，七十九歲辭世也還好了。林徽因是54年辭世的也是身體不好。民國期間的生活條件差是主因，即兒女說的“與半個多世紀前外敵入侵我國緊密相關”。
1957年的陳寅恪夫婦，這時候沒有什麽迫害，身體似乎比抗戰期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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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陳寅恪失明的過程
2017-09-20 | 陳流求 陳美延 | 2674
先父陳寅恪在中年雙目相繼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對於終身以讀書、教學、研究學問為己任的父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難以體會的。我們那時雖然年齡尚幼，未能理解父母內心的悲楚，但已能感知全家都籠罩在憂鬱的氣氛之中。有關父親失明的記述，在我們姊妹的回憶短文中分別有載，但當時全憑回憶，姊妹又分居各地，記述略有誤差；近年根據父親生前友好發表的日記、信件等資料，我們又再追憶、討論，將往事記下。”
父親出身在一個世代讀書的家庭，家庭藏書豐富，自五六歲入家塾啟蒙後即嗜好讀書，此況如王鍾翰先生在《陳寅恪先生雜憶》文中關於先父突患左眼視網膜剝離症一段所記：
先生一日見告：我之目疾非藥石所可醫治者矣，因齠齡嗜書，無書不觀，夜以繼日，舊日既無電燈又無洋燭，隻用細小油燈藏於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帳，以免燈光外露，防家人知曉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紙石印縮本之書，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對目力最有損傷，而有時閱讀愛不釋手，竟至通宵達旦……
先伯父、先姑母也曾述及以上情景，並告我們，父親自幼秉性好靜，嗜閱讀，常深思，不喜戶外遊戲。
陳寅恪
從我們記事起父親鼻梁上總離不開眼鏡，抗日戰爭爆發前在清華園裏，無論是夾著布包袱上課堂或回家伏案工作，以及生活起居都離不開它。幼時隻知是近視眼，究竟有多少度數，並不清楚。現在想來父親眼睛近視的緣由，遺傳因素難以察考，祖父八十高齡後仍能閱讀，祖母亦無視力不佳之聞；而環境因素與父親孩童時即長期近距離用眼，光照嚴重不足有密切關係。父親在十三歲正值少年生長發育旺盛，也是眼球長軸發育趨向穩定之際，東渡日本求學，他曾談到昔日夥食甚差，每日上學所帶便當隻有點鹹蘿卜佐餐，偶爾有塊既生又腥的魚而已。即便如此父親在異鄉仍苦讀不輟，以致營養不良，引發“腳氣病”，不得已返國。
陳寅恪與女兒
1937年，父親剛滿四十七歲，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日軍攻占了北平，祖父憂憤不食於9月14日棄世，此為家中最重大變故，而伯父、叔父均在南方，交通阻隔，奔喪尚未趕到，父親為當時家中惟一的兒子，先行主持喪事。國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又極勞累，親友來吊唁時家屬均一一還禮，叩首或鞠躬，頻繁彎腰、低頭，以後方知，此類姿勢對高度近視者極不相宜，可能誘發視網膜脫離。多種因素促使父親在祖父治喪期間右眼視力急劇下降。不得已到同仁醫院檢查，診斷為右眼視網膜剝離，醫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決定是否施行手術，對父母是一次嚴峻的選擇。父親一度住進同仁醫院眼科病房，他不僅向醫生詢問有關病情，手術前後事宜及成功或失敗的預測等，還向病友及病房工友探詢。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複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當年，美延剛出生，流求八歲。側聽父母嚴肅交談反複商量，從大人的語句中感覺出父母做出決定很慎重，也極艱難。父親終於決定放棄手術治療眼疾，準備迅速趕赴清華大學內遷之校址。此時父輩四兄弟均已抵達，共議祖父身後事，在祖父逝世後剛滿“七七”尚未出殯時，於11月3日父親隱瞞了教授身份，攜妻帶女，離開北平，決心用惟一的左眼繼續工作。
1939年秋，陳寅恪、唐筼夫婦與三個女兒避難香港
曆經逃難的各種艱辛，才到達湖南長沙，不久因戰局關係，學校遷往雲南。父親隻身到西南聯大任教。在此期間父親時常患病，視力模糊，閱讀、書寫吃力，加之逃難途中丟失了曾多年親手批注閱讀心得的寶貴書籍等等原因，情緒低落。據當年同在昆明的俞啟忠表兄相告，逢空襲警報來臨，他常陪同父親去躲避轟炸，以防父親因視力缺陷發生意外。
漫長的八年抗日戰爭期間，我家幾經逃難，父親體質愈加衰弱，母親及幼女時有病痛，至1943年底才到達四川成都，任教於燕京大學。先住入學校租賃的民房內，此時正值抗戰後期，物價飛漲、燈光昏暗，且常停電，父親用惟一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照舊備課並從事學術研究，完成多篇論著。父親視力日漸減退。回顧那時他的手寫字跡已較前明顯增大，記得一次期末評卷後，父親因視力不濟，已無法按校方要求將考分登錄在細小的表格內，無奈之下隻有叫流求協助完成這項費眼力的工作。
1944年秋，我們遷入成都華西壩廣益路宿舍。11月中旬父親左眼已經惡化，但未休息仍繼續授課，石泉(劉適)、李涵(繆希相)先生在《追憶先師寅恪先生》文中說：
他(指先父——作者注)在課堂上對大家說：“我最近跌了一跤後，惟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說不定會瞎。”
1944年11月23日父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濟、傅斯年二先生，談到：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視網膜脫離，則成瞽廢。後經檢驗，乃是目珠水內有沉澱質，非手術及藥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養缺少，血輸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終日苦昏眩而服藥亦難見效，若忽然全瞽，豈不太苦，則生不如死矣。
《吳宓日記》1944年12月10日記有與父親同在燕京校樓晤麵事，過兩天後12月12日記：
宓訪寅恪於廣益學舍宅，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不能赴宴。
在此寒冷的早晨，父親突然感到左眼失去光明，忙叫流求去通知學生：他當天不能上課。並即到存仁醫院診視。12月14日，因左眼視網膜脫離，住入該院治療。
入院後由陳耀真教授主持，於12月18日進行手術。母親給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述：
寅恪經手術後，今日為第九天，內部網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須平睡，不許稍動，極苦，而胃口大傷……
母親晝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舊病複發。此刻燕京大學的師友、學生非常關心，輪流在床邊守護如同家人，對此情誼，我們未曾忘懷。流求、小彭正念初中。每日午後由家裏送湯水到醫院，但父親進食很少，體質更加下降，對傷口愈合殊為不利。
術後一月，醫生告知第一次手術未成功，準備再施二次手術。父母甚為躊躇，母親曾向親友征詢意見，最後父親自己定奪暫不再手術。因感到第一次開刀不但未粘上，並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開刀，醫言又無把握。現靜養一月漸有進步，萬一將來忽然變壞，然後再開刀。基於病變性質，當年的醫療技術設備條件及身體基礎狀況等原因，父親於舊曆除夕出院，以後我家與陳耀真、毛文書教授家仍互有往來。
陳寅恪
父親雖歸來與家人共度舊曆乙酉元旦，而麵對如此打擊，父親情緒極為低沉，父親心境可循其當時詩作略知一二。例如舊曆乙酉年正月初二所作：
目疾久不愈書恨
(見《陳寅恪詩集》，1945年2月作)
天其廢我是耶非，歎息萇弘強欲違。
著述自慚甘毀棄，妻兒何托任寒饑。
西浮瀛海言空許，北望幽燕骨待歸。
(先君柩暫厝北平，待歸葬西湖)
彈指八年多少恨，蔡威惟有血沾衣。
不久劉適老師兼任助教，每日來家協助父親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9月父親應英國皇家學會及牛津大學之約，去倫敦療治眼疾。父親抱著最後希望，祈盼恢複一定視力，決定遠涉重洋。這時他雙目不明，身體虛弱，母親又不能同行，困難可以想見。幸有西南聯合大學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結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吳宓伯父陪同，因病改請劉適老師護送，9月14日父親離家遠行。父親有詩記此行：
乙酉秋赴英療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飛機至倫敦途中作
(見《陳寅恪詩集》)
眼暗猶思得複明，強扶衰病試飛行。
還家魂夢穿雲斷，去國衣裝入海輕。
異域豈能醫異疾，前遊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過，多少傷今念昔情。
父親抵倫敦後，由著名眼科專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負責診治，從代筆的家書中簡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術後有進步，但眼睛吸收光線尚無好轉，仍模糊；第二次手術想粘上脫離之部分，失敗。但總的比出國時好，醫告勿須再施手術。父親尚存最後一線奢望，請熊式一教授把英倫醫生所寫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老友胡適先生，經托人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谘詢，亦無良策。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父親於1946年春結伴買棹歸來，途經紐約，數位舊友特登船看望，他對趙元任夫人說：“趙太太，我眼雖看不見你，但是你的樣子還像在眼前一樣。”可知當時的視力情況。輪抵上海，由新午姑母登舟接到南京暫住，於10月返回北平清華大學。此時父親雖然雙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協助下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陳寅恪在助手黃萱協助下正在著書（攝於1957年）
縱觀父親眼睛的悲劇，與半個多世紀前外敵入侵我國緊密相關，父親及祖輩素來視國家興亡、民族氣節為至上，為此而顛沛流離、生計困窘、營養匱乏，這些均促使悲劇過早發生。然而父親並未因雙目失明而停止教書及研究工作。在助手幫助下，以耳代目，以口代筆，迄至晚年骨折臥床依然頑強堅持著述創作。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揪出批鬥，同時勒令禁止其“反動學術研究”，查抄其詩文稿謂“供批判用”……至此，才停止了學術創作而不久也被迫害身亡，父親就這樣走完了那昏黑長夜，結束了瞽者生涯。
摘自《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