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史褶裏的真相》第一輯： 初期紅事（6）
中共初期經費來源
任何軍政活動都需要龐大財力支撐，政治角力的實質是經濟能量的調動，經濟決定軍政成敗。缺了錢袋子，難舉槍杆子。曾國藩剿滅洪楊發逆，首在籌餉，清軍江南大營每丁餉銀三兩八錢/月，湘軍每丁餉銀四兩二錢，親兵四兩五錢，什長四兩八錢，[1] 當然疆場用命。孫中山搞共和，必須「糧草先行」。1907年5月～1908年5月，同盟會在兩廣、雲南六次舉事，籌用港幣20萬。1911年4月黃花崗之役，同盟會支付187636元，每位貧家義士發「安家費」5000元。同盟會前後八舉事，經費共約47．9萬。捐款者以越泰華僑為主，時稱「海外同誌捐錢，國內同誌捐命」。[2] 辛亥研家認為：「革命陣營之不能團結，甚至於九次反滿軍事起事中的八次失敗，在諸多因素中，也可以歸咎到脆弱的財力基礎上。」[3]
沒了「阿堵物」，職業革命者無法生存，大場麵的革命無從形成。沒有經濟基礎，最初的革命隊伍無法聚集，革命活動無從開展，這是基本常識。中國共產黨（下文簡稱「中共」）早期經費的主要來源為蘇聯，但中共對「用盧布」一向諱莫如深。1960年代前蘇聯要避「輸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傭」；此後中蘇鬧翻，中共又得避諱「依靠盧布喂大」——缺乏獨立自主，現在開罵「蘇修」，豈非「忘恩負義」？亦有損「萬水千山」的艱難度與「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的客觀必然性。1980年代後有所弛禁，1990年代蘇聯檔案解密，不斷飄出塵封資料。但大陸學人勒痕猶在，餘悸存心，很少敢沾碰這一專題。近年，黨史界有人開始整理這方麵史料，研究論文開始發表於較冷僻的學術刊物。絕大多數當今大陸學人（遑論老幹部）對中共依賴盧布起家尚不知詳，會發出「原來如此」的驚叫。
一、 最初的窘迫
1920年7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每月自捐80銀圓為小組活動經費。[4] 李大釗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兼政治係教授，月薪300銀圓。[5] 1920年12月中旬，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離滬赴廣東就任教育委員長，日本帝大畢業生李漢俊（1890～1927）代理中共上海支部書記。[6]他向武漢來滬準備留蘇的包惠僧抱怨：「人都走了，經費沒有，沒辦法幹了。」李漢俊要包惠僧赴穗請回陳獨秀，要麽將黨的機構遷往廣州。包說：「我同意去，但是沒有路費。」最後，與包一起來滬的某青年團員資助15元，包惠僧才有赴穗旅費。[7] 《共產黨》也因缺乏經費，隻出了六期。[8]
1921年，由於資助中國學生旅法勤工儉學「華法學會」破產，許多留法學生頓陷困境，許多人找不到工作，沒有地方學習或聚會。1921年2～3月間，周恩來在巴黎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共，從此成為職業革命者——
從南開中學畢業，一直漂泊不定飽受生存之困、前途渺茫的周恩來終於安定下來，有信仰、有組織、有讓他感到充實的活動，還有雄厚的財力支持。共產國際向他們提供了衣食無憂的支援。
1924年6月下旬，經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申府向黨代表廖仲愷推薦15名共產黨員，周恩來為第一名。廖同意後，向周恩來寄出歸國路費。周恩來7月下旬從法國啟程，9月1日抵香港，數日後入穗。 [9]
1922年7月11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endricus J．F．M．Sneevliet，1883～1942）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報1921年6月初至12月10日期間中國共運： 「中國共產主義者已在陳獨秀——他主編《新青年》雜誌多年——的領導下形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在七、八個城市有小組……，但自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即吳廷康）離華後，經費無著，不得不停止。」[10]
1921年11月，李漢俊主編《新青年》，維經斯基已回俄。李達記述：
這時候，經費頗感困難，每月雖隻用二三百元，卻是無法籌措。陳獨秀所辦的新青年書社，不能協助黨中經費，並且連李漢俊主編《新青年》的編輯費（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於是我們就和沈雁冰（當時他任商務《小說月報》編輯，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寫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把稿費充任黨的經費。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書社墊點經費出來，他覆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就與陳獨秀鬧起意見來。……我隻得周旋於陳、李二人之間，極力彌縫他們之間的裂痕。可是，李漢俊餘怒未息，不肯代理書記，就把黨的名冊和文件交給我，要我做代理書記，我隻好接受下來。當時黨的工作，因為缺乏經費，都暫時停頓，隻有《新青年》月刊仍舊繼續出版，我們就在《新青年》寫稿子。[11]
經費問題差點阻擋「革命車輪」哩！
1921年陳公博起草的〈廣東共產黨的報告〉：
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缺少錢。《勞動界》停刊了，兩個工人工會也得停辦。因為：第一，經費困難；……我們的機關報是《社會主義者》日報，該報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難繼續下去。[12]
經費問題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難題，撮選幾則史料。1929-9-19鄂西特委負責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經費：
我們最低限度的預算每月300元（交通費公辦費150元，生活費房租在內150元），宜昌機關四個、沙市兩個、郝穴一個，共七個機關，如少了則萬萬辦不到，而省委隻允許200元，假如是做生意，我要300元，他還200元，早已成功。無奈我們不是生意，200元實在辦不到，也是無法啊。[13]
1934年，中共地下黨在上海連遭嚴重破壞，經濟一時陷於絕境，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主動拿出四萬美金，幫助中共度過難關。[14]1935年秋，河北省委因與中央失去聯係，經費無著，隻得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鬥地主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隻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隻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五十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決吃飯問題。這五十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三個月的生活。」[15]
1935年底的「價廉物美「（張申府語）的「一二·九」學運，散發傳單仍需阿堵墊襯，北平學聯的成本為100大洋。[16]
二、 資助中共成立
為避免孤立無援，赤俄政權稍一穩定，便急著「輸出革命」。1919年3月2日，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規劃世界革命。1920年4月中旬，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外事處代表維經斯基赴滬。俄共中央委員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部為其籌措經費，派遣特使攜價值十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變賣，不止一次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某次帶去的款額為2000美元。[17] 俄共最感興趣的當然是中國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工運，給維經斯基的任務是克服中國革命的分散狀況，將中國激進的知識分子集中起來，成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1921年1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成立。[18]
1920年秋，《新青年》雜誌開始接受共產國際資助，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刊物，引發著名的「胡陳分流」。[19] 1921年1～2月，廣州無政府主義激進青年領到俄國人給的生活津貼（每月20港元）[20]
維經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國組建赤黨的任務。1921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出正式使節馬林來華助建中共，最實質的支持當然是金錢。6月6日，馬林抵滬，[21]立即與李漢俊、張國燾等人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六個外地支部（北京、廣州、武漢、長沙、濟南、東京）寄送通知，邀請每一支部派兩名代表赴滬與會，每位代表匯來路費100元。[22] 據說回程時再領50元川資，毛澤東就是靠這筆錢於會後遊曆杭州南京。毛此時在長沙師範附小主事，年薪僅百餘銀圓，他不斷給報社投稿以賺稿費，很辛苦。[23] 直到獲得中共中央每月寄來湘省活動經費（從60銀圓一路增至170銀圓），毛澤東的經濟狀態才徹底改善。[24]
有關赤俄資助中共成立及國共合作，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1894～1979）記述清晰：
1920年維經斯基來中國，與陳獨秀、李大釗及其它有關人員聯係，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中國共產黨代理書記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
……如果不是他（馬林）來，我們黨的「一大」會議可能要推遲一兩年，或更多一點的醞釀時間。如果不是他四處奔走，國共聯合戰線可能推遲，或者搞不成。[25]
1921年8月，陳獨秀夫婦、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五人被捕，馬林使盡力氣，聘請法國律師應訴，花了許多錢打通會審公堂各關節，最後以《新青年》雜誌有過激言論罰款五千元結案，所有款項皆由馬林向共產國際領取支付。此前，陳獨秀與馬林政見分歧很大，這次被捕促成兩人和解，陳獨秀承認中共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接受領導，並通過赤色職工國際（又稱「紅色工人國際」）接受共產國際經援。[26]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中：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27]
中共三大一結束，馬林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
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黨內的財政管理狀況至今不明；4、多數黨員沒有職業，所以黨同在職的工人、職員、教師等幾乎沒有聯係。
黨是個早產兒（……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黨早產並過多依靠外國的資金維持。[28]
1925～26年，隨著國民革命熱浪，中共黨員從不足千人增至上萬。1926年5月20日，俄共政治局決議「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29]
俄共不僅僅向中國輸出革命，還向日本、蒙古、朝鮮等東方各國共產黨提供經費。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在華全權代表利金（1895-？，原姓赫爾紮諾夫斯基，1921～1922年任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駐華代表）的工作報告：「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給國外工作的撥款……朝鮮中央得到的是：9月份6000，11月和12月份4000，1月份2000，3月份1000。」[30]
三、 蘇聯經援概況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剛結束，張國燾（1897～1979）草擬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與工作計劃，以上海為總部，京漢穗及長沙設立分部，創辦機關刊物《勞動》（周刊），各地出版地方性工人刊物，約30人領取津貼2035元/月，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為每月一千零數十元。馬林表示均由共產國際補助。[31]
1923年4月30日，陳獨秀打收條認領共產國際寄交中共的四、五月經費一千墨西哥元。5月19日，再認領2940港幣（折合三千國幣）。7月10日，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專用於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者。[32] 馬林檔案詳盡記錄了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財援。
1924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約3000元；1925年預算月領2250元，4月起增至3650元；1927年月均收到三萬元以上；1928～32年，每月預算五萬元左右。1927年以後，每年僅用於「特別費」一項，中共就得到幾十萬元上下。如1927年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俄款約三萬元，開辦黨校得五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得款近五萬元，9月準備秋收起義得款一萬元，12月為廣州起義及善後得援款近十萬元。1928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萬特別費。[33] 毛澤東搞秋收起義，章士釗也為他籌了兩萬元，這即毛後來厚待章的「出處」之一。[34]
1926～1927年春，僅李大釗經手的經費就達數萬，款子均由穗漢國民政府處匯來。[35] 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6000元／月；1927年再增經費預算1．2萬元／月。1927年7月5日，共產國際為複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1927年8月9日，鑒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須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捕一帶二。共產國際代表為此撥款千元。1927年8月國共徹底破裂後，共產國際撥給中共的經費增加到2萬／月。[36] 1927年9月6日，莫斯科電令上海共產國際工作人員：「請在年底前給中共撥款17128美元」。[37]
據中共曆史檔案財務統計，1927年共產國際秘密撥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100萬銀圓，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5000萬銀圓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期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38]
國共合作期間，赤俄還大力資助廣州國民政府。1926～27年，為支持國民黨北伐，赤俄援助國民革命軍五架飛機、五萬餘支槍及其它軍火。[39] 蘇聯顧問對廣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背後可是站立著強大的經援，包括資助赴俄學生的各種費用。如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每月十個盧布津貼、精美夥食、郊外療養等，以及1927年秋入莫斯科步兵學校的中國學生，每月津貼30盧布，都出自赤俄財政。[40]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由蘇聯提供約十萬盧布經費。聯共(布)政治局根據斯大林的建議，1928年6月11日再撥九萬盧布給中共應急。[41] 共產國際1928年上半年撥款12.5萬盧布，聯共(布)政治局決定下半年增至34萬盧布。折合中國貨幣，1928年月均超過六萬元。[42]
1928年尾，共產國際決定從1929年起每月削減中共經費3.3萬中國貨幣單位（即每月從六萬降至約3．7萬）。[43]192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為此專函共產國際主席團:中共經費每月六萬絕不能減少，且應提供兵運費每月2.4萬元，特別費年預算也應達到100萬元。中央並決定今後嚴格按照新預算開支，各省1.9萬元不變，宣傳部由2300元壓縮為2000元，特科由3600元壓縮為3000元，給共青團的補貼減少到1000元，交通費保持4000元，中央本身3700元，所有領導人的生活費均減少二元，原有的娘姨費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44]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1880～1931）被捕供詞：「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一萬五千元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最近經濟的支配權操在周恩來手裏……」[45] 直至1932年，中共中央機關全部遷入江西蘇區，來自蘇聯的固定經援才中止。但被停發的相當一部分經費，共產國際建立「中共基金」，仍謀求以某種方式支持中共，隻因苦求人員往來中斷無法交遞。[46]
1933年10月下旬，團中央局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均被捕，此前被捕並叛變的黨中央局書記盛忠亮（1907～ ）入獄勸降：「……現在黨中央局、團中央局都幾乎全部破壞了，連最微薄的活動經費因同國際方麵的聯係斷了，也難以維持了……」[47] 中共總書記、黨中央局書記親口承認接受共產國際經費，成為國民黨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資助的確鑿證據。
紅軍長征抵陝後，1936年6月16日終於架起大功率電台，中共中央向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拍發的第一封電報，就直述財政情況，「請你們訊問國際能否每月幫助我們三百萬元」，並要求給飛機、重炮、高射機槍、步槍、子彈等。1936年11月20日，張聞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為沒有現金，糧食也買不到了。請即刻經過天津付款處送一筆款子來，以救燃眉之急。我們的交通正在那裏等候。」12月5日，張聞天再馳電：「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於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48]
1936年12月2日，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向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向中共）「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50萬美元……」1938年2月，共產國際經援中共50萬美元。[49] 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了30萬美元。[50]1941年7月7日，季米特洛夫電告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準，將分批寄出。」[51]
俄援直到抗戰結束後仍在繼續，蘇聯將東北日軍遺留的大批軍械轉撥中共，林彪的東北野戰軍迅速膘壯，成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資本。1948年東北戰事結束，全境陷赤，林彪四野準備進關，中共少將李逸民記述：「東北全境都解放了，接著準備120萬部隊進關。蘇聯的援助物資也來了，有輕武器，有汽油。」[52]
四、 陳獨秀報賬
向共產國際報賬是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主要工作之一。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一萬元，整頓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勞動大會一千餘元，其它約二千餘元。」[53] 十分明確，經費主要來源「國際協款」，自募黨費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6%。
1925年3月20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的結尾提到：
按此前批準的2250元預算，我們在1、2、3三個月應收到6750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3423美元，僅相當於5887中國元，因此還差863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54]
1925年4月9日，陳獨秀向共產國際遞交了十分詳盡的年度收支報告，撮要精述：
1924年1～6月預算：
一、收入：800美元和10174.93元。（均來自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
二、支出：300美元和9341.366元。尚餘520美元和833.064餘元。
1924年7～10月預算：
一、收入：14510.0164元。二、支出：12053.234元。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12月預算：
收入：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產國際給中共四大援款870元；C、向鮑羅廷借款1000元；D、過去結餘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支出：A、中央委員會2554.17元，內含機關及各種開支432.82元、工作人員生活費1903元；郵件電報128.65元、（交通運輸202元、專項開支162元、印刷598.7元。B、地方組織2548元，其中北京550元、鐵路總工會200元、山東233元、湖南100元、唐山：90元、武漢275元、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運動1850元。D、償還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學生聯合會借款20元。
收支相抵尚餘552.055多元。[55]
五、 為經費鬧矛盾
經費問題一直是中共與共產國際的摩擦點。中共「一大」前後圍繞是否接受經援，爭論激烈；此後則為款額多少與撥款拖滯不斷「摩擦」。
「一大」之前，李漢俊（1890～1927）就向馬林表示：中國共運當由中共自己負責，共產國際隻能從旁協助；中共隻接受共產國際的理論指導並采取一致行動，但不希望依靠共產國際的津貼展開工作，隻能在感到需要時接受共產國際的補助；共產國際代表隻能是中共的顧問，決不應居領導地位。馬林碰釘子後，急盼能與更有影響力的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見麵。[56]
1921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首晤馬林，基調仍是「鬧獨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開，似無必要戴上共產國際的帽子；中國革命有自己的國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暫時保持中俄兩黨的兄弟關係，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後，必要時再請共產國際援助，以免引起中國無政府主義黨及其它方麵的流言蜚語，會對產生中共無中生有的攻擊。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十分緊張。此時，張太雷到滬，奔走陳獨秀、馬林之間。一次，張太雷在陳宅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之下，由發生到發展，由成長到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不能例外。」陳獨秀一拍桌子：「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作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說完挾起皮包氣憤走人。[57] 李漢俊、陳獨秀這一最初的「鬧獨立」，成了中俄赤黨關係的一大基調。
一次，陳獨秀在黨內會議上怒拒共產國際經援：「何必國際支持才能革命！」馬林大惶，遜謝不已。1923年6月中共三大，陳獨秀與馬林之間的爭執，致使會議無法繼續。[58] 陳獨秀對李達等人說：每月隻拿他們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製於人，十分難堪，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係。陳獨秀連接幾周不出來與馬林會麵，不願每周向馬林匯報工作。[59] 陳獨秀認為：中共黨員應該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國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國際的資助，接受人家的錢就得跟隨人家走，而且一時也沒什麽工作可幹，要錢也沒用處。陳獨秀還認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可能需要100年，要革命青年重視學習，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現實。[60]
中共三大後，國共合作局麵形成，蘇聯與國民黨之間的合作也取得重大進展，鮑羅廷等抵穗，國民黨即將改組，俄共對華工作重心發生轉移。馬林認為「隻要孫中山能接受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什麽東西都可以歸給國民黨，因此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口號。」[61]為此，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援助發生問題。1923年11月，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特別提醒莫斯科：
首先應該強調一下它的財政困難情況……這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委會那裏得到錢，而有整整六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裏得到錢了。你應該考慮一下這個事，並盡快采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由於沒有錢，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停止。[62]
1924年9月7日，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麵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我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提前舉行。我們期望經過不長時間能從您哪裏得到一千多元錢來支付會議開支。」[63]
1927年7月寧漢合流，國共關係徹底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成為蘇聯在華的唯一援助對象，中共對俄援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握撥款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衝突。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嚴厲批評中共不斷要錢。1928年2月，他致信共產國際聯絡局長:
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二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共）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什麽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隻要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裏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64]
但他也為中共增撥預算呼籲：
促使我到莫斯科來的重要問題之一是給中國共產黨撥款的問題。……我認為，現在給中共的預算，即大約二萬墨西哥元是不夠的。……黨用這些錢是不能完成任務的。我建議撥給黨總的預算為3．5萬墨西哥元……責成它按時撥給五個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責成它撥其它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後責成各地將全部預算的2/3用於報刊。如果黨同意這些條件，那麽預算必須增加到3．5萬元。[65]
六、 中共幹部的生活
1928年，中共中央委員領到的生活費為27元／月。1928年5月7日，蘇兆征、向忠發致信共產國際執委：
……深信正是由於缺乏必要的經費，近半年來黨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損失。……最近有幾個同誌被逮捕，法國人拒絕把他們移交中國當局。我們認為，如果有必要的資金的話，黨組織就可以把他們解救出來。中國共產黨在目前時期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物質援助。黨希望共產國際能像它過去在物質方麵援助國民黨那樣來援助它。期待你們盡快就此問題作出答複。[66]
1929年秋～1930年初，後為托派骨幹的王凡西（1907～2002）任中共組織部幹事，中組部長周恩來助手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說：「黨費收入太微，而革命職業家的維持費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數，從來靠聯共黨的幫助。當我在黨內工作時，黨的主要支出，據說是靠列寧格勒黨員的全部黨費。……當時，中央工作人員的生活費每月25元，區委會的同誌為19元。這個數目約等於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類，或有家屬而『住機關』者，則有額外補貼。這點生活費當然不寬裕，但足夠維持。」[67]
1934年任團中央局宣傳部長的黃藥眠（1903～1987），每月領夥食費12元，零用交通費三元，添置衣服鞋襪要向組織再提申請。一次黃藥眠買東西多用五毛錢，受到組織批評，說他經濟觀念不正確，做了半天檢討。[68]
其時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謝覺哉（1884～1971）：「每月生活多的給30元，少的給10元，即是說除房租外，每天至多花一元。那時黃金每兩值洋112元。」[69]
中共職業革命家眾多，超過非職業化黨員，根本無法用黨員繳納的黨費維持職業革命家的生活。1927年6月1日，中共政治局用黨章規定黨費繳納：月收入不滿20元減免；30元以內月繳2角；60元以下一元；80元以下3%；80元以上特別征收；失業工人或在獄者免繳。[70] 事實上，黨員所繳黨費甚微。
1927年10月，中共在上海收容南昌暴動被打散的歸隊者，一時沒有分配工作的，每人每天二角生活費，首次發放最多隻給二元。[71]1931年4月，廣西紅七軍東調部隊負傷幹部王震，因地位不高，盡管攜妻帶子，給他的生活費也隻有每天二元，住旅館及夥食都包括在內，度日艱難。紅七軍第十九師長龔楚，因是高幹，左腿重傷，每天給生活費三元，另加電療費二元。龔妻前來照料，還要幫助紅七軍其他在滬療傷幹部，「在極其節省的情形下，尚可維持。」但也僅僅維持，無力添衣購物。貼光個人存款後，龔楚打報告要求增補生活費，始終未得增額。這位後來成為「紅軍第一叛將」的龔楚，晚年仍抱怨：「迫不得已將電療的次數減少，以維持日常必需開支。有時我想起我在廣西工作時，為黨籌措了五萬元港幣，毫無保留地貢獻給黨為活動經費，另外支持香港日報亦用過一萬多元。我拋棄家庭溫暖，為革命流血，現在必需的醫療費和生活費都無法維持，未免太刻薄。」[72]
周揚（1908～1989）抗戰前在上海：「那時候我的生活沒有著落。我雖然是個職業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費，黨並沒有給我錢。」[73] 周揚據稱周瑜後裔，然家道衰落，倒是其妻吳淑媛（1908～1942）乃當地大戶。周揚最初在滬搞革命，全靠嶽家經援。1934年暑假，周揚愛上光華大學女生蘇靈揚，與之同居，將發妻送回湖南益陽，斷了嶽家接濟，經常上胡風處告貸，求借三五元菜金，「周揚經常來借錢，很少歸還。」[74] 1936年蘇靈揚臨盆，陣痛難忍，周揚身無分文，沒法送醫院，急得團團轉。其女周密：「最後從鄭振鐸伯伯處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於落生在那間不滿十平方米、整日不見亮光的亭子間裏。有了我，您和媽媽的生活更加拮據了。不得不設法掙點稿費來糊口度日，列夫·托爾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譯本，就是在那種境況下問世的。」[75]翻譯《安娜·卡列尼娜》得酬約800元，周揚經濟狀態才有所好轉。[76]
不少革命青年因為經濟原因，無法堅持「職業革命」，隻得離開中共隊伍。1938年秋，重慶黨員周健因家庭經濟拮據，隻得到歌樂山某兒童保育院任教，離開了職業革命崗位。[77] 「一二·九」後參加中共的李銳、範元甄，由於沒有經濟來源，衣食住行、婚嫁病殘等，都需要家庭或親友資助，盡管這些「職業革命家」看不起供養自己的「不革命者」。[78]
窮則思變，貧窮固然是革命的天然元素，但窮人一般很難參與革命。1925年秋，湖北送11名青年團員留蘇，規定自行解決從漢口到上海的路費及自備服裝。貧家子弟伍修權拿不出這筆錢，靠武昌高師附小級任老師張朗軒慷慨解囊40元，才得以成行。而熬度西伯利亞寒冷的那件短大衣，由同學相贈。[79]
1937年抗戰爆發後，各地知青紛紛赴延，但僅憑革命熱情與青春決心是到不了延安的。陝西臨潼知青何方（1922～ ），距離延安不過800裏，似一箭之遙，但仍需籌集路費。「那個時候參加革命是要花錢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錢。路費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個時候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窮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麽回事；二是即使聽說過，一時也不容易籌到路費和準備好行李。從國民黨地區去延安，太窮的人還真參加不起這個革命呢！」成都的田家英、曾彥修因路遠，參加革命各需60塊錢，兩人都是好不容易才湊夠。八路軍西安辦事處隻管開介紹信，不管路費，搭乘辦事處卡車赴延，每位車資14塊大洋。[80] 因此，赴延知青絕大多出身不佳，均為地富、資本家、官員、教師等有產或中產家庭，無產階級家庭本身很少出讀書郎，更不可能送赴延安。
七、 初期紅軍經濟一瞥
1928年1～4月，朱德、陳毅發動湘南暴動，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因駐地富庶，糧餉易籌，官兵一律月餉12元，遠高於國軍，部隊幾無逃兵。毛澤東在井岡山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地瘠民貧，每月隻能發大洋三塊。「當時三個大洋可買一百斤糙米，因此農民都喜歡參軍。」隨著人馬壯大，存款很快告罄，前敵委員會「決定全部糧食由沒收富戶存糧補給，每日每人發給五分菜錢（每月一元五角），另每月每人發給零用錢二元。」1928年初毛澤東能抽美麗牌香煙。就是月餉二元，由於物價低廉，一角錢可買豬肉半斤或12個雞蛋，「與一般農民比較，生活還好得多，待遇雖薄，他們亦感滿意。官兵開小差（逃兵）的現象幾乎沒有。」[81]
紅軍退入貧瘠山區後，經濟壓力是除了國民黨軍事進剿以外的最大壓力。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軍委向湖南省委報告：「從經濟上說，四軍人數如此之多，每日至節儉需要現洋七百元，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朱部自二月抵耒陽時起即未能籌到一文，僅靠賣煙土吃飯。」[82] 階級覺悟、革命意誌之類，都是後來的文藝宣傳，史實真相當然是靠餉聚兵，紅軍亦非「特殊材料製成」。窮人參加革命的前提是必須提供基本生存條件。因此，隻有當革命鬧騰起來，有了地盤與財力，窮人才有可能成批跟進。
1929年加入紅軍的邱會作說：紅軍沒有固定財源，發的物品多為打土豪沒收來的，搞到什麽發什麽，也不管合有不合用，隻要能解決困難就行。打下吉安後，商家訴紅軍有搶掠行為，一些士兵進鍾表店搶的鬧鍾，勤務兵係在胸前讓長官看時間，貴重的手表一聲沒動，因為不知道手表更好用；進百貨商店搶的也是馬燈、手電筒，其它值錢的東西也沒拿。因為這些來自山區農民的紅軍士兵並不識貨。邱會作承認：不會花錢、商品意識淡漠，乃這一代中共高幹之通病。[83]
長征抵陝，紅軍仍靠「打土豪經濟」。1937年底還在吃大戶，薄一波在山西沁縣城招待彭德懷：「今天我們就放開肚子吃一頓，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土豪劣紳那裏弄來的，一個錢不花，算是‘借花獻佛’了。」[84]
八、 飄出史褶的證據
最後坐實接受赤俄經援，當然隻能是中共自己。1982年，中共出了內部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1989年經中共中央批準，再出公開本，內有陳獨秀1922年給共產國際的工作報告、1923年中共三大的政治報告，敲實赤俄為早期中共經費的惟一來源。
1989年和199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編譯的《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還有荷蘭學者托尼·塞奇（Tony Saich）編譯的《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更是提供了一批有關俄援的具體史料。如1922年12月9日，張國燾、蔡和森打收條從一俄人處預支12月工作用款400美元。[85]
蘇聯解體後，赤俄檔案浮出數據。1994年、1996年俄文版《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25）、（1926～27），1997年、1998年中國出版中譯本，具體披露赤俄經援的細節。[86] 1997年、1998年，英文版《中國法律與政府》（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雜誌也在1997年第一、二期上，發表一組從1930年代中後期直至1940年代中後期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檔案，直接涉及共產國際的財援。[87] 2001年，俄國學者石克強（Konstantin Schevelyoff）整理了九份來自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曆史檔案館的檔案，發表於北京的《百年潮》，也從一個側麵提供了1920～21年俄共（布）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援助的線索。[88] 2004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楊奎鬆研究員發表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本文多處引用），對這一專題做了較為詳盡的史料梳理。[89]寰內國人這才明白「遠方」（共產國際）對中共之所以具有強大操控權（如兩度撮合爭議盈天的國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對確立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導有重要一票、毛澤東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顧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腳。
近年史料表明：蘇聯1945、1947年兩次將日本關東軍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中共。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可能通過北朝鮮轉運）。據載，北朝鮮曾將2 000車皮「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1942～49年，美國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45個步兵師， 1945～48年，中共依靠蘇械組建了210 個步兵師。[90]
初稿：2008-5； 修改：2011-3-25～30
[1] 袁首樂：〈湘軍經濟清單的發現及其意義〉，《安徽史學》（合肥）1987年第三期，頁27。
[2] 範泓：〈同盟會的經費從哪裏來〉，《同舟共進》（廣州）2011年第三期，頁45～47。
[3] 鄭憲：〈中國同盟會革命經費之研究〉，呂芳上譯，《近代中國》（台灣）1979年6月第11期。轉引自範泓〈同盟會的經費從哪裏來〉，《同舟共進》2011年第3期，頁43。
[4] 陳明遠：《才·材·財》，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2004年，頁90。
[5] 陳明遠：《何以為生：文化名人的經濟背景》，新華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100。
[6] 朱文華：《陳獨秀傳》，紅旗出版社（北京）2009年，頁117。
[7] 《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366。
[8] 〈李達自傳（節錄）〉，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
[9] 蔡詠梅：《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新世紀出版公司（香港）2015年，頁27～31。
[10] 〈馬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2-7-11），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組織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2。
[11] 〈李達自傳〉（節錄），《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1年9月第一年，頁3～4。
[12] 陳公博：〈廣東共產黨的報告〉，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檔案館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廣東檔案史料叢刊》（內部刊物）1981年5月第一年，頁2。
[13] 周逸群：〈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19日於上海），《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11月第一年，頁57。
[14] 朱正明：〈延安雜憶〉，原《傳記文學》（北京）1993年第一期，頁107。
[15] 高文華：〈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頁174～175。
[16] 姚錦編著：《姚依林百夕談》，中國商業出版社（北京）1998年12月第一年，頁28。
[17] 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北京）2004年第一期，頁6。
[18] （俄）K·B·石克強整理：〈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的文件〉，李玉貞譯，《百年潮》2001年第12期，頁55。
[19] K·B·舍維廖夫〈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蘇）《遠東問題》1980年第4期。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年，頁159。
[20] 〈譚祖蔭的回憶〉，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年，頁121。
[21] 馬林抵滬時間一向模糊，此處根據（荷）弗·梯歇爾曼：〈馬林政治傳記〉（1974），原載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五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參見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組織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年，頁238。
[22]《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年，頁368、427～428。再參見包惠增：〈回憶馬林〉（1979年6月），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組織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一年，頁95～96。
[23] 毛澤東：〈致羅學瓚信〉（1920年11月26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澤東早年文稿》編輯組合編《毛澤東早年文稿》，湖南出版社（長沙）1990年7月第一年，頁562、565。
[24]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9月初年，第21頁。
[25] 包惠增：〈回憶馬林〉（1979-6），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95、106。
[26] 《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72、431。載包惠增：〈回憶馬林〉（1979-6），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組織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01～102。
[27]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3-6），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1921～1925）》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168。
[28]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6-20），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毛澤東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現代史研究室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243、245。
[29]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7號（特字第21號）記錄〉（1926-5-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上），《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三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267。
[30] 〈利金就在華工作情況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1922-5-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頁85。
[31] 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冊，頁152～153。
[32] 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3-6-20），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毛澤東思想研究室、近代史所現代史研究室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150～151、168。
[33] 楊奎鬆：《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5年5月第3版，頁209。
[34] 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上海）2002年，頁6。
[35] 李大釗：〈獄中自述〉，《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111頁。
[36] 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北京）2004年第1期，頁13～15。
[37] 〈阿布拉莫夫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9月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35。
[38] 徐焰：〈解放後蘇聯援華的曆史真相〉，《炎黃春秋》（北京）2008年第2期，頁30。
[39] 林伯渠：〈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王來棣采編《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香港）2008年5月第一年，第23頁。
[40] 〈伍修權同誌回憶錄〉（之一），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頁128～129、155。
[41]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9號（特字第28號）記錄〉（1928年6月1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七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492～493。再參見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北京）2004年第二期，頁16。
[42]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35號（特字第34號）記錄〉（192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七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521。再參見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續）》2004年第二期，頁16。
[43] 〈向忠發給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電報〉（192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八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77。
[44] 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17～18。
[45]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編，中文圖書供應社（香港）1974～75年出版，頁163。
[46] 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24。
[47]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年，頁260～261。
[48] 〈書記處致王明、康生電〉（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1月20日）、〈張聞天致王明、陳雲電〉（1936年12月5日），參見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二期，頁25～27。
[49]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馬細譜等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年，頁48、64。
[50]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1年12月第一年，頁190。
[51]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馬細譜等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年，頁147。
[52]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年，頁164。
[53] 〈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22年6月30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第一冊，中共中央黨校1989年8月第一年，頁47。
[54]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二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頁593。
帝俄金盧布於1914年退出流通，1921年赤俄政府恢複使用帝俄金盧布為結算單位，可兌換4083盧布；1921年上半年一金盧布兌換11300盧布。1923年，赤俄政府改革幣製，發行首批蘇聯金幣，一新金盧布含金量相當於舊俄十金盧布，兌換率為一新金盧布折1923年發行的175盧布，或1922年發行的17500盧布。
[55] 《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參見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一期，頁10～11。
[56] 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冊，頁132～133。
[57] 包惠增：〈回憶馬林〉（1979-6），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00～101。
[58] 羅章龍：〈國際代表馬林〉（1979），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07～108。
[59] 〈李達自傳〉（節錄），《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7～8。
[60] 《包惠僧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67。
[61] 蔡和森：〈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討論政治報告時的發言〉（1928-6-22），載中國社科院現代史研究室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89～90。
[62] 〈斯列帕克給維經斯基的信〉（1923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頁316。
[63] 〈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年，頁529。
[64] 〈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360。
[65] 〈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七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360～363。
[66] 〈蘇兆征和向忠發向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年5月7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8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年，頁445～446。
[67]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東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3月第一年，頁125～126。
[68] 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年，頁246。
[69]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年，下冊，頁934。
[70]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年，頁154～155。
[71] 李逸民：《李逸民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長沙）1986年11月第1年，頁58。
[72]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明報出版社（香港）1978年5月初年，下卷，頁335、337。
[73] 趙浩生：〈周揚笑談曆史功過〉，《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號。參見朱鴻如編選《眾說紛紜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年，頁236。
[74] 陳明遠：《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年，頁117。
[75] 周密：〈懷念爸爸〉。參見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年，頁578。
[76] 陳明遠：《文化人與錢》，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年，頁123。
[77] 馮蘭瑞：《別有人間行路難∶1980年代前後中國思想理論風雲及其他》，時代國際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12月第一年，頁362。
[78] 李南央編：《父母昨日書：李銳、範元甄1938～1960年通信、日記集》，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3月第一年，上冊，第169頁。
[79] 〈伍修權同誌回憶錄〉（之一），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七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第一年，頁120。
[80]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邢小群錄音整理，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7年9月初年，上冊，頁41、45。
[81]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明報出版社（香港）1978年5月，上卷，頁147、165、148、165～166。
[82]〈中共湘西南特委軍委關於紅四軍仍應留湘贛邊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7-4），《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人民出版社1979年，冊三，頁27。
[83] 程光：《心靈的對話》，北星出版社（香港）2011年，下冊，頁724。
[84] 薄一波：〈不能忘卻的懷念——回憶彭德懷同誌〉， 《人民日報》（北京）1988-10-23，年4。
[8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張、蔡的收條〉（1922-12-9），參見中國社科院馬列所毛研室、近代史所現代室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頁98。
[8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
[8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88] （俄）K·B·石克強整理：〈俄羅斯新發現的有關中共建黨的文件〉，李玉貞譯，《百年潮》（北京）2001年第12期，頁55～60。
[89] 楊奎鬆：《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頁1～18；《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續），《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2期，頁14～31。
[90] 徐澤榮：〈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角色〉，《當代中國研究》（美）2000年夏季號，注釋4。
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11年6月號（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