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usinessmacroanalysis.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8341.html
在國共內戰及以後的“剿匪”作戰中，曾經有大批國軍官兵被俘虜。對於這些被俘者的最後歸宿，官方書籍提到最多的是“優待俘虜”和“革命人道主義”，但事實上，第二次國共內戰開始後，出於“削弱國民黨軍隊，增加我軍之補充”的考慮，共軍實際上實行的是“一切精壯士兵，均加爭取，補充我之部隊”，“原則上應是一個不放”。
通過所謂的“訴苦運動”和“為窮人打天下”、“保衛土改勝利果實”之類的宣傳，將幾百萬的國軍被俘士兵“改造”成為“解放軍戰士”。那麽，他們的長官，那些將官、校官、尉官、士官去哪裏了呢？因為“立場反動”，他們是不可能被信任而成為“解放軍官”的。要知道，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四年國共的戰爭，國軍被俘達458.6萬人。如果參照當時國軍的官兵比百分之六到七之間，則國軍各級軍官被俘者多達27-32萬之巨，他們的命運究竟如何？
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軍每師約有255位軍官，約3,400名士兵；第二次國共內戰，即所謂“解放戰爭”時期 ，青年軍每師軍官約750人，正式列兵7,600餘人，另有服雜役的征集兵，即服各種雜役的壯丁4,000餘人，見《中國軍事史（第三卷）•兵製》P 584，595）
1945年10月16日，《中央關於戰俘處理辦法的指示》規定：“一切官佐，均加爭取，其願為我軍服務者，令其服務。其不願為我軍服務或堅決頑強反我者，則嚴加看管教育，並令其生產 ，一律不放回。……以便將來戰爭結束時向國民黨交換我之被捕被俘人員”。但由於中共要把俘虜的吃、穿、住、用承擔下來，管理、教育成本很大，以致勞民傷財 ，成了“解放區”的累贅。有鑒於此，194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對此前的俘虜政策作了調整：“一般俘虜，旅級以上者，進行教育，特別優待，爭取做宣傳號召工作，基本上不釋放。團營級以上者，送軍區教育訓練，爭取部分為我使用，選擇其中比較進步而又願回去者，可給以任務，個別先行釋放；除極頑固反動或有交換價值者外，一律分期釋放，連排級經短期訓練後，除可留用者外 ，給以任務即時釋放”。
離休前為解放軍某師副政委的張天鑄，沈陽淪陷時為國軍東北剿總特務團2營6連中士班長，他回憶當時的情景：國軍軍官站一邊，士兵站一邊；軍官都發路費讓回家，士兵要補充當八路（張正隆：《雪白血紅》，P 555-556）。2013年元月11日下午，筆者采訪的一位80多歲的趙老先生回憶，他哥原是國軍某部的少校情報參謀，部隊在四川“起義”後，士兵被吸收進共軍，軍官則複員回家，工作不給安排。
1945年10月16日，《中央關於戰俘處理辦法的指示》規定：“一切官佐，均加爭取，其願為我軍服務者，令其服務。其不願為我軍服務或堅決頑強反我者，則嚴加看管教育，並令其生產 ，一律不放回。……以便將來戰爭結束時向國民黨交換我之被捕被俘人員”。但由於中共要把俘虜的吃、穿、住、用承擔下來，管理、教育成本很大，以致勞民傷財 ，成了“解放區”的累贅。有鑒於此，194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對此前的俘虜政策作了調整：“一般俘虜，旅級以上者，進行教育，特別優待，爭取做宣傳號召工作，基本上不釋放。團營級以上者，送軍區教育訓練，爭取部分為我使用，選擇其中比較進步而又願回去者，可給以任務，個別先行釋放；除極頑固反動或有交換價值者外，一律分期釋放，連排級經短期訓練後，除可留用者外 ，給以任務即時釋放”。
離休前為解放軍某師副政委的張天鑄，沈陽淪陷時為國軍東北剿總特務團2營6連中士班長，他回憶當時的情景：國軍軍官站一邊，士兵站一邊；軍官都發路費讓回家，士兵要補充當八路（張正隆：《雪白血紅》，P 555-556）。2013年元月11日下午，筆者采訪的一位80多歲的趙老先生回憶，他哥原是國軍某部的少校情報參謀，部隊在四川“起義”後，士兵被吸收進共軍，軍官則複員回家，工作不給安排。
1949年11月，在廣西搶修鐵路的鐵道兵李昌威看到：“與鐵路平行的公路上，經常可見到一
批批的繳械後被遣送回鄉的國民黨敗兵，每一批至少有100－200人，看來都是些下級軍官，因為還有家屬隨同，兩側全是男人，女人走在中間，無隨身什物，穿著也很單薄，有的還披了麻袋，狀極狼狽……原來廣西土匪多，這些遣返人員不敢單獨行動，尤其攜有眷屬，所以隻能結伴而行”。
這說明在內戰的大部分時間，國軍軍官基本得到了“優待”——中下級軍官基本上都被釋放回家。當然也時有“違反紀律”殺俘事件的發生，如47年10月，被共軍圍困了兩年多的河北永年縣城被“解放”時，國軍中排長以上的軍官都被殺掉了，國軍首領許鐵英的三弟三官兒（三黑子）因“作惡多端”，由領導親自出麵主持，被“憤怒的群眾”活剮了（李新著：《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P 266-272）。
這說明在內戰的大部分時間，國軍軍官基本得到了“優待”——中下級軍官基本上都被釋放回家。當然也時有“違反紀律”殺俘事件的發生，如47年10月，被共軍圍困了兩年多的河北永年縣城被“解放”時，國軍中排長以上的軍官都被殺掉了，國軍首領許鐵英的三弟三官兒（三黑子）因“作惡多端”，由領導親自出麵主持，被“憤怒的群眾”活剮了（李新著：《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P 266-272）。
然而，隨著共軍勝局已定，對被俘的國軍軍官的政策也悄悄地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國軍遊擊隊開始被稱為土匪，軍官被稱為“匪首”、“反革命”，被嚴厲鎮壓，即所謂“首惡嚴辦”。在朝
鮮戰爭中投奔美軍的誌願軍戰士陳淩雲（音）告訴聯合國軍審訊官，他曾參加過貴州1950年到1951年的反共遊擊隊，這些多因共軍占領後的橫征暴斂而引起，但起義農民卻被誣為“土匪 ” 、“暴亂”。失敗後，在他們被抓獲的300多人中，60多名軍官被處死，100名小於14歲的被釋放，而陳和其他人則被編入共軍，被送到朝鮮戰場。
1951年1月，李華國所在的反共遊擊部隊遭到同樣的命運，12名遊擊隊領袖被槍斃，而士兵也被送到朝鮮。一位曾在四川剿匪的解放軍士兵也證實說，前國民黨軍隊營級或以上軍官被抓獲後都被處死。而且，對於內戰中那些被“優待”釋放回家的國軍軍官，主要是中下級軍官，也包括一部分高級軍官，不管他們是否已誠心皈依新政權，但在毛眼裏，這可是一股危險的異己勢力——比例雖小，但絕對數量和活動能量驚人，且有可能成為蔣介石反攻大陸和美軍入侵的“第五縱隊”，因此，他一直在尋找有利時機以圖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動南侵戰爭，韓戰爆發。金日成有能力發動進攻，毛居功至偉：最著名的“貢獻”是將東北野戰軍中的三個能征慣戰的朝鮮師移交給北韓 ，麥克阿瑟將軍在1950年9月12日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中則聲稱移交的人數達5-6萬人。隨後美國立即宣布介入，東北亞局勢驟然緊張。老謀深算的毛澤東迅速抓住這個“有利時期” ，發起了血腥的“鎮壓反革命（鎮反）”運動。當時，中共政權曾規定，國軍中連長以上 、國民政府中保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鎮壓的對象。於是當年那些已被“寬大”、“優待”回家的國軍被俘軍官在沒有新的“罪惡”或“反動言行”下 ，紛紛被逮捕、判刑，處決。
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當年鎮反期間竟也有許多“起義”軍官慘遭殺戮。國軍28軍老戰士，後來成為右派的胡超群老人回憶，鎮反中曾當過國軍排長的楊大被槍斃，罪名是“被我軍俘虜後不思悔改，竟敢企圖用槍殺死我軍幹部”，事實是楊大隻是在一次生活會上說： “ 班長你對我不公，我真想用槍來打死你”；還有一位浙江壽昌縣（後並入建德縣）的趙榮和縣長，臨死前告訴妻子（曾是胡超群的戀人 、同事），他對不起某某。當年趙去策反過某某，保證他過來後生命安全。但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鎮反一開始，那人就被當土匪鎮壓，臨死前大罵趙榮和，說到陰間再與趙算賬（胡超群：《我是怎樣從崇拜到憤恨的》，見《往事微痕》第51期，P 52，55）。
1951年1月，李華國所在的反共遊擊部隊遭到同樣的命運，12名遊擊隊領袖被槍斃，而士兵也被送到朝鮮。一位曾在四川剿匪的解放軍士兵也證實說，前國民黨軍隊營級或以上軍官被抓獲後都被處死。而且，對於內戰中那些被“優待”釋放回家的國軍軍官，主要是中下級軍官，也包括一部分高級軍官，不管他們是否已誠心皈依新政權，但在毛眼裏，這可是一股危險的異己勢力——比例雖小，但絕對數量和活動能量驚人，且有可能成為蔣介石反攻大陸和美軍入侵的“第五縱隊”，因此，他一直在尋找有利時機以圖將他們一網打盡。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在斯大林、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動南侵戰爭，韓戰爆發。金日成有能力發動進攻，毛居功至偉：最著名的“貢獻”是將東北野戰軍中的三個能征慣戰的朝鮮師移交給北韓 ，麥克阿瑟將軍在1950年9月12日向聯合國提交的報告中則聲稱移交的人數達5-6萬人。隨後美國立即宣布介入，東北亞局勢驟然緊張。老謀深算的毛澤東迅速抓住這個“有利時期” ，發起了血腥的“鎮壓反革命（鎮反）”運動。當時，中共政權曾規定，國軍中連長以上 、國民政府中保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鎮壓的對象。於是當年那些已被“寬大”、“優待”回家的國軍被俘軍官在沒有新的“罪惡”或“反動言行”下 ，紛紛被逮捕、判刑，處決。
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當年鎮反期間竟也有許多“起義”軍官慘遭殺戮。國軍28軍老戰士，後來成為右派的胡超群老人回憶，鎮反中曾當過國軍排長的楊大被槍斃，罪名是“被我軍俘虜後不思悔改，竟敢企圖用槍殺死我軍幹部”，事實是楊大隻是在一次生活會上說： “ 班長你對我不公，我真想用槍來打死你”；還有一位浙江壽昌縣（後並入建德縣）的趙榮和縣長，臨死前告訴妻子（曾是胡超群的戀人 、同事），他對不起某某。當年趙去策反過某某，保證他過來後生命安全。但共產黨的政策說變就變，鎮反一開始，那人就被當土匪鎮壓，臨死前大罵趙榮和，說到陰間再與趙算賬（胡超群：《我是怎樣從崇拜到憤恨的》，見《往事微痕》第51期，P 52，55）。
1949年春，把守安徽段長江防線的國民黨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經曾任無為縣縣長、蕪湖專員，秘密幫助過中共地下黨人的高鐵君勸說，與中共協定，棄守沿江防線，拱手讓其在繁昌縣等地順利渡江。但渡江後中共即撕毀協定，大肆屠殺業已放下武器的20軍官兵。楊剛才痛悔不已，殺死自己全家人後自殺。高鐵君拿出自己的壽材將楊裝殮，鎮反時，中共以此為由將高鐵君逮捕 ，高在當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譽，數百民眾聯合為他具保，然而，不僅高鐵君被處決，數百名具保者也一並被殺戮。
雲南省長盧漢率部投共後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處決其下屬。據原中央日報記者陸鏗回憶，殺戮從1951年3月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那個監獄，每個星期殺一次人，每次殺三十六個。半夜裏三點鍾，要來喊人的……比方說我的號碼是406。‘406！收拾行李！’
就這樣，叫自己把行李卷起來，背上，去挨殺……”
中共進軍湘西前，與地方首領陳渠珍談判，由其部下譚自平組織部隊分駐各鄉，維持治安，等候解放軍到來。可是解放軍進駐鳳凰縣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將譚自平逮捕送撫順戰犯監獄（譚不久死在那裏），其他軍官則全部就地處決，包括作家沈從文的弟弟沈嶽荃（丁抒 ：《陽謀》第一章，《執政初期的鎮反與土改》）。
中共建政後，殺害了大批被俘的國軍中高級將領。這一時期至少有279名國軍少將及其以上
中共進軍湘西前，與地方首領陳渠珍談判，由其部下譚自平組織部隊分駐各鄉，維持治安，等候解放軍到來。可是解放軍進駐鳳凰縣城，屁股一坐定就食言，將譚自平逮捕送撫順戰犯監獄（譚不久死在那裏），其他軍官則全部就地處決，包括作家沈從文的弟弟沈嶽荃（丁抒 ：《陽謀》第一章，《執政初期的鎮反與土改》）。
中共建政後，殺害了大批被俘的國軍中高級將領。這一時期至少有279名國軍少將及其以上
級別的高級將領被殺害。需要說明的是，這還僅僅是作者在網上能夠搜集的資料，還不是一份國軍將軍們受害者完整的名單。其中，有72人屬於戡亂戰爭末期“起義”，投誠，或者被俘後釋放返鄉，並無“反革命”現行行為 ，統統被冤殺。著名曆史學家楊奎鬆披露，湖南茶陵出身的20餘名國民黨中將和少將，除去台灣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一共有9人，鎮反運動中多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4人被槍斃，3人被判刑（其中2人死於勞改中）。貴州國民黨統治下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已多半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了工作，這時卻因地方湊殺數（即由毛及中共最高層親自下達的殺人數目——筆者注）或圖痛快 ，全部被當做反革命分子殺掉了事 。（楊奎鬆：《毛澤東與 “鎮壓反革命”運動》）。
在被冤殺的眾多國軍高級將領中，不僅有“起義有功”的將領，也有無辜的投誠或被俘釋放的將領，也有早已退役、不問世事的老人；既有參加辛亥、東征、北伐的老將，更有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功勳卓著的民族英雄。如：
鄧玉麟，號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於湖北省巴東縣。1908年由孫武介紹秘密加入共進會。1911年參加武昌起義，起義成功後任命為鄂軍第七協統領（即旅長）、第四鎮統製（師長）。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授銜陸軍中將。1916年赴滬參加討袁。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臨時政府參議。1926年北伐戰爭時，曾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參加荊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後脫離軍界，寓居上海。抗戰爆發後拒絕日人收買，遷居武漢。武漢淪陷後又遷居長陽，1943年回到家鄉巴東居住。曾在多地籌資興辦學校、實業。“解放”前夕拒絕去台灣，留駐家鄉。1950年底在鎮反運動中被捕，次年春以“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被處決。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無罪平反，恢複“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
夏之時，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護法軍總司令。四川護法失敗後退出軍政界，隱居成都辦學，1928年赴滬就醫。1938年為躲避日軍，返回合江 ，研究佛學及文物古玩，不問世事。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捕，10月6日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罪名被槍決。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縣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複“辛亥革命人士” 的榮譽。
何海清，字鏡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 。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殘酷處死。1983年10月，中共當局宣布為其平反，確認他為“辛亥革命人員”。
宋鶴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鄉人。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第一旅旅長。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建國軍北伐軍中央總指揮等職務。1925年脫離軍界，1931年被國民政府發表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不久辭職回鄉，閑居上海、長沙、湘鄉。1949年臨近“解放”，宋鶴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 ，投奔中共地下武裝薑亞勳部。1950年被上海公安機關逮捕，押解回湘鄉。1952年1月，被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判處死刑。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批認定：宋鶴庚解放前夕做過有益於黨的工作，應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撤銷原判。
劉晴初，名垂霽，1894年8月生於湖南湘潭。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曾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4年10月，日軍陷湘潭，劉晴初被日寇軟禁，後被遊擊隊營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參與策動湘西“和平解放”，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一湖南軍用地圖交於“解放軍”第12兵團。1951年以參議身份赴縣開會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殺於嶽衝劉家灣。劉晴初的鄉鄰回憶，當時殺人要完成指標，可槍聲響後不到半日，上頭就來了文書，後來得知那文書上寫的是要劉去參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議會”。1983年7月湘潭地、縣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複“起義人員”名譽。
唐伯寅，字劍椿，號劍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抗戰爆發後率部參加凇滬會戰，所在的師被評為會戰中戰績最優的十個師之一。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師師長並於11月晉升陸軍少將，以後率第十九師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屢立戰功，曾獲四等雲麾勳章 。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了中共華中局社會部領導下的江南地下第四軍，任副軍長。4月又參加了程潛、唐生智等人在湖南發起的和平自救運動，並積極策反湘軍舊部。8月隨程潛、陳明仁參加了長沙“起義”，任第二十一兵團高參。1952年2月21日在鎮反運動中在湘潭被槍決。1983年3月湘潭縣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複“起義人員”名譽。
宋士台，生於1894年，早年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和陸軍大學將校班。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指揮了南京保衛戰、昆侖關戰役，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塚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台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1953年被害。1985年平反。
需要指出的是，在被害的國軍將領中，那些沒有被新政權平反的有許多人是鐵骨錚錚、大義凜然的誌士。如：李本一（1903--1951），中將，廣西容縣人。抗戰期間先後參加徐州會戰、豫南會戰、隨棗會戰。1942年12月18日，所部（48軍138師）在大別山麓擊落日軍第11軍司令官塚田攻大將等的座機，這是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擊斃的軍銜最高的日軍將領。
1946年，第7軍（李時任副軍長兼171師師長）連續發動泗縣戰役、兩淮戰役，擊潰數倍於己的陳毅共軍 ，迫使毛澤東將華東野戰軍實際指揮權由陳毅轉交粟裕。1949年8月中旬，率第7軍協同友軍在青樹坪伏擊共軍，重創四野悍將鍾偉任軍長的49軍並幾乎全殲 “四野虎賁師”146師 。1949年11月，李本一在博白力戰後被俘。多次被第7軍擊敗的陳毅早就對李本一恨之入骨 ，得知李被俘訊息後，大喜過望，從林彪四野要走李本一。在陳毅授意下，共軍對李本一軟硬兼施，逼他認罪投降，但是李本一寧死不屈。陳毅惱羞成怒，經毛澤東親自批準，組織“皖北人民法院”於1951年3月5日召開萬人大會對李進行公審。公審後李本一在合肥苗圃廣場西北角亂墳崗城牆邊（今工業大學北區）遇害。此說也得到筆者一位年近九旬的忘年交G老先生（離休幹部，曾參加“解放”廣西和抗美援朝）的證實，他的信息來源於長征中任博古警衛員 、1949年任四野某部團長的康念祥之子康小平 。
劉嶽峙（1877-1950），是中華民國（台灣）現任總統馬英九姑父劉文亞之父。湖南衡山油麻人（今衡東縣三樟鄉新湖村人），同盟會會員。大革命曆任湖南政務廳長、湖南省財政廳長 、國民黨省黨部常委和農民部部長等，籌組國民黨反共（所謂“右派”）組織“左社”。他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為家鄉父老做了不少好事，今衡東縣三樟鄉“油麻完小”即為劉嶽峙當年創辦 。1949年，在中共得勢席卷全國之際，許多國民黨軍政高官紛紛改換門庭，投奔新朝（所謂 “起義”）之際，劉卻說“不成功便成仁”，拒絕在程潛領銜的“和平起義”的名單上簽字，七旬高齡的他還組織自衛隊進行抵抗。1950年在湘潭被捕，4月13日被槍決。
又如右派作家鐵流先生著的《我所經曆的新中國》一書中提到的國民政府某地區專員冷寅冬 ，因發動“暴亂”，被俘後拒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為什麽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
在被冤殺的眾多國軍高級將領中，不僅有“起義有功”的將領，也有無辜的投誠或被俘釋放的將領，也有早已退役、不問世事的老人；既有參加辛亥、東征、北伐的老將，更有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功勳卓著的民族英雄。如：
鄧玉麟，號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於湖北省巴東縣。1908年由孫武介紹秘密加入共進會。1911年參加武昌起義，起義成功後任命為鄂軍第七協統領（即旅長）、第四鎮統製（師長）。中華民國成立後被授銜陸軍中將。1916年赴滬參加討袁。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被孫中山任命為大元帥府參軍、臨時政府參議。1926年北伐戰爭時，曾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參加荊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後脫離軍界，寓居上海。抗戰爆發後拒絕日人收買，遷居武漢。武漢淪陷後又遷居長陽，1943年回到家鄉巴東居住。曾在多地籌資興辦學校、實業。“解放”前夕拒絕去台灣，留駐家鄉。1950年底在鎮反運動中被捕，次年春以“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被處決。82年7月湖北省高等法院宣布無罪平反，恢複“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
夏之時，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護法軍總司令。四川護法失敗後退出軍政界，隱居成都辦學，1928年赴滬就醫。1938年為躲避日軍，返回合江 ，研究佛學及文物古玩，不問世事。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捕，10月6日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罪名被槍決。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縣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複“辛亥革命人士” 的榮譽。
何海清，字鏡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年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 。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殘酷處死。1983年10月，中共當局宣布為其平反，確認他為“辛亥革命人員”。
宋鶴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鄉人。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第一旅旅長。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軍湘軍第一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建國軍北伐軍中央總指揮等職務。1925年脫離軍界，1931年被國民政府發表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不久辭職回鄉，閑居上海、長沙、湘鄉。1949年臨近“解放”，宋鶴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 ，投奔中共地下武裝薑亞勳部。1950年被上海公安機關逮捕，押解回湘鄉。1952年1月，被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曾充任匪軍師長、軍長、省建設廳長、上將參議等職，一貫危害人民，反抗革命……”判處死刑。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批認定：宋鶴庚解放前夕做過有益於黨的工作，應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撤銷原判。
劉晴初，名垂霽，1894年8月生於湖南湘潭。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曾參與第一次長沙會戰。1940年因病回鄉休養，籌辦實業、學校。1944年10月，日軍陷湘潭，劉晴初被日寇軟禁，後被遊擊隊營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的外圍工作，參與策動湘西“和平解放”，並將保存之五萬分之一湖南軍用地圖交於“解放軍”第12兵團。1951年以參議身份赴縣開會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殺於嶽衝劉家灣。劉晴初的鄉鄰回憶，當時殺人要完成指標，可槍聲響後不到半日，上頭就來了文書，後來得知那文書上寫的是要劉去參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議會”。1983年7月湘潭地、縣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複“起義人員”名譽。
唐伯寅，字劍椿，號劍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抗戰爆發後率部參加凇滬會戰，所在的師被評為會戰中戰績最優的十個師之一。1938年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師師長並於11月晉升陸軍少將，以後率第十九師先後參加了第一、二次長沙會戰、上高會戰、浙贛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屢立戰功，曾獲四等雲麾勳章 。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組織策動，參加了中共華中局社會部領導下的江南地下第四軍，任副軍長。4月又參加了程潛、唐生智等人在湖南發起的和平自救運動，並積極策反湘軍舊部。8月隨程潛、陳明仁參加了長沙“起義”，任第二十一兵團高參。1952年2月21日在鎮反運動中在湘潭被槍決。1983年3月湘潭縣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複“起義人員”名譽。
宋士台，生於1894年，早年先後畢業於保定軍校和陸軍大學將校班。抗日戰爭期間，參加指揮了南京保衛戰、昆侖關戰役，其中，奉命指揮了著名的南潯戰役，重創日寇侵略軍，擊斃日軍少將旅團長飯塚國五郎及其部屬官兵500多人，繳獲輕重武器一批。1945年日本投降後，宋士台解甲從商，1946年國民黨發動內戰，請他再次出山，並委任高官，被他拒絕。1953年被害。1985年平反。
需要指出的是，在被害的國軍將領中，那些沒有被新政權平反的有許多人是鐵骨錚錚、大義凜然的誌士。如：李本一（1903--1951），中將，廣西容縣人。抗戰期間先後參加徐州會戰、豫南會戰、隨棗會戰。1942年12月18日，所部（48軍138師）在大別山麓擊落日軍第11軍司令官塚田攻大將等的座機，這是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擊斃的軍銜最高的日軍將領。
1946年，第7軍（李時任副軍長兼171師師長）連續發動泗縣戰役、兩淮戰役，擊潰數倍於己的陳毅共軍 ，迫使毛澤東將華東野戰軍實際指揮權由陳毅轉交粟裕。1949年8月中旬，率第7軍協同友軍在青樹坪伏擊共軍，重創四野悍將鍾偉任軍長的49軍並幾乎全殲 “四野虎賁師”146師 。1949年11月，李本一在博白力戰後被俘。多次被第7軍擊敗的陳毅早就對李本一恨之入骨 ，得知李被俘訊息後，大喜過望，從林彪四野要走李本一。在陳毅授意下，共軍對李本一軟硬兼施，逼他認罪投降，但是李本一寧死不屈。陳毅惱羞成怒，經毛澤東親自批準，組織“皖北人民法院”於1951年3月5日召開萬人大會對李進行公審。公審後李本一在合肥苗圃廣場西北角亂墳崗城牆邊（今工業大學北區）遇害。此說也得到筆者一位年近九旬的忘年交G老先生（離休幹部，曾參加“解放”廣西和抗美援朝）的證實，他的信息來源於長征中任博古警衛員 、1949年任四野某部團長的康念祥之子康小平 。
劉嶽峙（1877-1950），是中華民國（台灣）現任總統馬英九姑父劉文亞之父。湖南衡山油麻人（今衡東縣三樟鄉新湖村人），同盟會會員。大革命曆任湖南政務廳長、湖南省財政廳長 、國民黨省黨部常委和農民部部長等，籌組國民黨反共（所謂“右派”）組織“左社”。他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為家鄉父老做了不少好事，今衡東縣三樟鄉“油麻完小”即為劉嶽峙當年創辦 。1949年，在中共得勢席卷全國之際，許多國民黨軍政高官紛紛改換門庭，投奔新朝（所謂 “起義”）之際，劉卻說“不成功便成仁”，拒絕在程潛領銜的“和平起義”的名單上簽字，七旬高齡的他還組織自衛隊進行抵抗。1950年在湘潭被捕，4月13日被槍決。
又如右派作家鐵流先生著的《我所經曆的新中國》一書中提到的國民政府某地區專員冷寅冬 ，因發動“暴亂”，被俘後拒不認罪。公審人問他：“你為什麽要反對共產黨，組織發動暴亂？
” 他說：“共產黨是亂黨，用暴力顛覆了合法的國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對他”。又問：“你當偽專員期間貪了多少汙？”他說：“我不是偽專員，是中央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的 。我貪不貪汙你們管不著，今後你們共產黨比國民黨會更貪汙”。
被冤殺的還有張乃葳（1891～1950）中將。他是陝西戶縣人，清宣統元年（1909）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回國參加武昌起義。1926年秋，作為幕僚襄助何應欽取得南京龍潭之役的勝利，一舉殲滅孫傳芳8萬人。1933年率部“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重創賀龍等領導的紅3軍 ，被何應欽、何成浚譽為“模範之師”。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將軍銜。1937年8月，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扼守吳淞，三萬士卒傷亡殆盡，張之左耳亦因此失聰。1943年，為被權貴殺害的留法農業學者、黎坪墾殖區管理局局長安漢大聲疾呼，先後向監察院長於右任及蔣介石“告禦狀”，嚴辭抨擊權貴的暴行。同年，以其父親的名義為新成立的戶縣初級中學建圖書樓一座，並同其胞弟合資捐贈圖書3萬冊。
被冤殺的還有張乃葳（1891～1950）中將。他是陝西戶縣人，清宣統元年（1909）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回國參加武昌起義。1926年秋，作為幕僚襄助何應欽取得南京龍潭之役的勝利，一舉殲滅孫傳芳8萬人。1933年率部“圍剿”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重創賀龍等領導的紅3軍 ，被何應欽、何成浚譽為“模範之師”。1935年4月被授予少將軍銜。1937年8月，率部參加淞滬會戰，扼守吳淞，三萬士卒傷亡殆盡，張之左耳亦因此失聰。1943年，為被權貴殺害的留法農業學者、黎坪墾殖區管理局局長安漢大聲疾呼，先後向監察院長於右任及蔣介石“告禦狀”，嚴辭抨擊權貴的暴行。同年，以其父親的名義為新成立的戶縣初級中學建圖書樓一座，並同其胞弟合資捐贈圖書3萬冊。
1944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區軍風紀巡察團主任委員，乘船沿漢江赴第五戰區巡察 。臨行時僅帶大洋數枚，舟中三餐，唯包穀稠粥，別無菜肴；偶有壹糖餅，即視為無上珍饈。巡察歸來，著《籌辦黃（河）渭（河）漢江淺輪說明書》，計劃疏浚漢江航道，製造40艘淺水輪船，往返於黃、渭與漢江，以盡陝西棉、煤及工業產品外運之利。無奈國難當頭，國民黨軍政官僚唯爭個人之利，等閑民生之事，其實業興陝的壯圖，隻能付諸東流。1947年，蔣介石提升其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但非其所願。胡宗南曾邀其同機赴南京議事，遭其婉拒。50年3月被成都市軍管會殺害。可是，中共建立新朝後，對這些忠貞不屈的誌士不僅革其命，還汙其名，貼上“土匪” 、 “反動”、“凶殘”之類的標簽。
在被殺害的“反革命”中，實際上都是中下層黨政軍人員，上麵所述200多名遇害的將軍，最高的也就是中將。而一些職位比他們更高的軍政高官卻被共產黨“仁慈”地“改造”，最後“特赦”，甚至被黨恩賜為“政協委員”，都成了座上賓：如杜聿明、王耀武 、黃維、宋希濂、廖耀湘等人；更突出的是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和代總統的李宗仁（第2號）、行政院長的翁文灝（第12號戰犯）以及傅作義（31號）、程潛（26號） 、衛立煌（28號）和末代皇帝溥義等 “ 戰犯” 成了共產黨的座上賓。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 、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這就奇怪了：那些共產黨聲言厲色聲稱要懲辦的 “戰犯”，也即是“大蔣介石”們反而不如那些默默無聞的“小蔣介石”們“罪大惡極”，以致後者受到嚴厲鎮壓，而前者卻被“寬大 ” 、“優待”！難道是毛澤東們昏了頭了？
當然不是，對聯合國軍戰俘和“大蔣介石”的“寬大”與對“小蔣介石”們的屠殺，這兩者看似矛盾，其實都體現了黨的需要：前者是宣傳的需要，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仁義之師”、後者則是鎮壓異己的需要。中共所謂的“寬大”、“優待”政策並不足以說明這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在被殺害的“反革命”中，實際上都是中下層黨政軍人員，上麵所述200多名遇害的將軍，最高的也就是中將。而一些職位比他們更高的軍政高官卻被共產黨“仁慈”地“改造”，最後“特赦”，甚至被黨恩賜為“政協委員”，都成了座上賓：如杜聿明、王耀武 、黃維、宋希濂、廖耀湘等人；更突出的是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和代總統的李宗仁（第2號）、行政院長的翁文灝（第12號戰犯）以及傅作義（31號）、程潛（26號） 、衛立煌（28號）和末代皇帝溥義等 “ 戰犯” 成了共產黨的座上賓。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說：“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 、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於‘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這就奇怪了：那些共產黨聲言厲色聲稱要懲辦的 “戰犯”，也即是“大蔣介石”們反而不如那些默默無聞的“小蔣介石”們“罪大惡極”，以致後者受到嚴厲鎮壓，而前者卻被“寬大 ” 、“優待”！難道是毛澤東們昏了頭了？
當然不是，對聯合國軍戰俘和“大蔣介石”的“寬大”與對“小蔣介石”們的屠殺，這兩者看似矛盾，其實都體現了黨的需要：前者是宣傳的需要，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仁義之師”、後者則是鎮壓異己的需要。中共所謂的“寬大”、“優待”政策並不足以說明這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
信徒們心慈麵軟——看看這夥人在30年代江西肅反時和文革中殺戳、迫害自己同誌的瘋狂勁 ，再看看他們對自己金門戰役和誌願軍回歸的戰俘都不肯接納和諒解，統統給予開除黨籍、軍籍、撤職處分，有誰會相信他們對敵人會真心實意地“寬大為懷” ？事實上，“優待俘虜”隻是他們“瓦解敵軍”的一個手段——當強大的敵人土崩瓦解了之後 ，自然也就沒必要對國軍軍官演什麽“優待”的戲了，這也正如江山到手後他們很快就將曾高唱入雲的“自由”、“民主”、 “ 聯合政府”之類的許諾棄之如敝履一樣。
而對“大小蔣介石”的看似矛盾的對待也是出於同樣的功利計算：“優待”“大蔣介石”可以給這夥冷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論者塗抹上“寬大仁慈”的油彩，而“小蔣介石”們不像“大蔣介石” 們那樣吸引國內外的眼球，那就可以放手大殺了。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那篇講話中說：“‘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 ’，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製一批”（顧育豹：《共和國首次特赦了哪些人》）。
在“鎮反”中慘遭鎮壓的還有盟友聯係的武裝部隊。1949年12月，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投共，四川全境宣告“解放”，但配合劉、鄧、潘“起義”的民盟成員朱世正、張誌和等領導的
而對“大小蔣介石”的看似矛盾的對待也是出於同樣的功利計算：“優待”“大蔣介石”可以給這夥冷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論者塗抹上“寬大仁慈”的油彩，而“小蔣介石”們不像“大蔣介石” 們那樣吸引國內外的眼球，那就可以放手大殺了。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那篇講話中說：“‘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 ’，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製一批”（顧育豹：《共和國首次特赦了哪些人》）。
在“鎮反”中慘遭鎮壓的還有盟友聯係的武裝部隊。1949年12月，劉文輝、鄧錫候、潘文華等投共，四川全境宣告“解放”，但配合劉、鄧、潘“起義”的民盟成員朱世正、張誌和等領導的
地方武裝卻不被民盟（實際是中共）承認，後來又定為“勾結地主、土匪組織的暴亂性質的
武裝組織”，在1950年的“鎮反”運動中，這支隊伍有109人被殺害，36人在服刑中死亡，幾百人受株連，其他人及其親屬在以後的三反五反、反右派、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屢受迫害。
主要領導人朱世正則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蹲了25年大牢。據張誌和的後人披露，所謂“民盟總部不承認”的真相是，民盟總部事實上對川康民盟是信任的，而且在川康民盟冤案發生35年後，根本找不到民盟總部不承認川康民盟的文件，相反卻找到了“一律承認，統一整理”的記載。那麽，所謂“民盟總部不予承認”究竟是怎麽回事呢？原來，背著民盟總部作出這一重大結論的是民盟西南特派員楚圖南（金拾珊等：《川康民盟冤案是怎麽造成的》），而楚圖南正是中共打入民盟上層的“特洛伊木馬”，這才是理解這一冤案的關鍵。
主要領導人朱世正則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蹲了25年大牢。據張誌和的後人披露，所謂“民盟總部不承認”的真相是，民盟總部事實上對川康民盟是信任的，而且在川康民盟冤案發生35年後，根本找不到民盟總部不承認川康民盟的文件，相反卻找到了“一律承認，統一整理”的記載。那麽，所謂“民盟總部不予承認”究竟是怎麽回事呢？原來，背著民盟總部作出這一重大結論的是民盟西南特派員楚圖南（金拾珊等：《川康民盟冤案是怎麽造成的》），而楚圖南正是中共打入民盟上層的“特洛伊木馬”，這才是理解這一冤案的關鍵。
這背後深層的背景是，不允許民盟等“民主黨派 ”染指軍隊，以免增加他們向中共鬧獨立的資本。嚴厲鎮壓這支部隊的意圖，則在殺雞儆猴，向民盟等組織發出嚴厲的警告 。即使民盟上層有些不同意見，也隻能啞巴吃黃連，接受這個局麵，因為在當時，他們並沒有多少資本向趾高氣揚的勝利者說不，況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還盼望著能從新貴們那裏分得一杯羹呢！在這種情況下，朱世正們的命運如何，當然沒有多少人去計較了。
與朱世正等相類似的還有抗日將領田西園（一作原）（1900-1951）。田是湖北保康人，國軍中將，曾參加武漢會戰和長沙抗戰等。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軍作戰”，他組織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共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警察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但是，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殺害。
作為被鎮壓的對象，“反革命”不僅僅隻是指國軍現退役軍官，還包括國民政府（被誣為 “偽政府”）的黨政官員。一位年已八旬的W老（離休幹部）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曾告訴筆者，鎮反的時候，民國政府中保長以上，國軍中連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鎮壓打擊的對象，為了配合土改，所謂地主惡霸也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
在許多地方，令人不解的是，甚至一些卓有名望的老教育家、老中醫也被殺害。如“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解放”前夕，羅廣瀛痛感國民黨貪汙腐化，以兄長身份冒著危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羅廣文率部“起義”。在鎮反中羅廣瀛被捕，很快被殺害了。
廣東台山縣一位老教育家陳覺生，雖曾任舊政府參議會參議長，在共產黨的隊伍進城前 ，惡霸劣紳們紛紛避往香港時，他自持平素並無劣行，便留下協助“解放軍”，被譽為“民主人士”，但在鎮反中被亂棍打死。
中共打進上海前夕，與周恩來素有往來的周善培對中華民國開國元老、曾是大革命時期 “西山會議派”領袖謝持（1876－1939，）的獨子、上海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究員謝德堪說，中共需要他那樣的經濟學家，不必離開大陸。謝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順，等待日後為中共政權效力，誰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槍決，屍骨無存。據謝德堪的兒子謝幼田回憶：“在富順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文官保長以上，武官連長以上，全部被處決。我父親被殺那一次，一次被處決三十多人。這種集體大屠殺共有十幾次。小小一個縣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殺”。
據筆者訪問過的C老（離休幹部，老報人）說，僅在其家鄉河南省唐河縣源潭鎮，就有李煥之和張興朗兩位老教育家被殺害。李是留法學生，回來後當過淮陽中學校長，唐河縣中校長，張曾任源潭中學校長，兩位都屬於不問政爭的老學究，沒做過什麽壞事。
新貴們還以“流氓地痞作先鋒”，實行“暴民專政”，煸動起民間最野蠻最血腥的反人類暴行 ，活埋刀剮、剖腹剜心，吃人肉等。這時，全國各地農村私刑普遍，抓人殺人連最起碼的法律遮羞布也不要。河南省泌陽縣某區區委書記李振西說，有冤伸冤，有仇報仇，交給貧下中農 ，想咋處理咋處理，因此，該區亂棍打死了不少人。1950年底的一天，信陽某縣將500多名在舊政權裏做過保甲長以上官職的人的全部抓捕，召開萬人群眾大會。在會上，挨個被提到台上接受群眾判決，如台下有喊打喊殺聲響起，則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是有“民憤”，拉到一旁 ，這個過程花了整整兩三天時間，最後有300多人被機槍掃射，平了“民憤”。
據《阜平縣誌》記載：該縣土改複查時，“將地主（其中不少是富農、上中農）掃地出門 ，沒收他們全部財產，讓他們去要飯……並吊打、刑訊逼他們交出‘洋錢、元寶’。地主、富農屢屢被綑綁吊打、活埋刀剮，幾天內就打死三百多人”；山東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餘人，其中被打死的有一般的農民，甚至還有被指“右傾”的中共幹部 。
L老（離休幹部）回憶說，鎮反時河南省確山縣訂了全縣大逮捕的計劃，各縣區開會，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三青團區分隊，保長、憲兵、國軍連以上，實行誰（手裏）跑掉一個誰負責的“責任製”，一夜逮捕了700多人，一串串用繩子拴住，然後成立由縣委書記 、縣長、武裝部長等人組成的鎮反委員會（俗稱“殺人委員會”），召開公審大會，鎮壓了多少官方沒有公布過數字，但估計殺了五六百名。L又說，平輿縣抓了幾百人，一天晚上全鎮壓了。
另一位C女士轉述與其鄰居的一位老太太的描述。老太太是澠池縣的，父親曾是國軍74師團級軍官，被共產黨槍斃。老太太說，你說那繩子咋那麽長啊，一串一串的，拴的都是人 ，在路邊的深溝懸崖邊，先打、鬥，然後殺掉，踢進溝裏。其中一天就槍斃28人。C女士本人家在通許縣，家裏成份是地主。她說，1952或53年，村裏被抓走了四五個人 ，其中包括她爺爺，全關進監獄裏，出來的時候，都是用筐或用木板抬出來的。她爺爺出來時水都不會喝了，不到一星期就撒手人寰了。村裏其他幾個人也都是十天半月就死了。
在1951年雲南省曲靖專區沾益縣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萬人大會上，因“大惡霸”潘子笏拒
與朱世正等相類似的還有抗日將領田西園（一作原）（1900-1951）。田是湖北保康人，國軍中將，曾參加武漢會戰和長沙抗戰等。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軍作戰”，他組織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共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警察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但是，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殺害。
作為被鎮壓的對象，“反革命”不僅僅隻是指國軍現退役軍官，還包括國民政府（被誣為 “偽政府”）的黨政官員。一位年已八旬的W老（離休幹部）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曾告訴筆者，鎮反的時候，民國政府中保長以上，國軍中連長以上，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以上都是反革命，都是鎮壓打擊的對象，為了配合土改，所謂地主惡霸也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
在許多地方，令人不解的是，甚至一些卓有名望的老教育家、老中醫也被殺害。如“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解放”前夕，羅廣瀛痛感國民黨貪汙腐化，以兄長身份冒著危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羅廣文率部“起義”。在鎮反中羅廣瀛被捕，很快被殺害了。
廣東台山縣一位老教育家陳覺生，雖曾任舊政府參議會參議長，在共產黨的隊伍進城前 ，惡霸劣紳們紛紛避往香港時，他自持平素並無劣行，便留下協助“解放軍”，被譽為“民主人士”，但在鎮反中被亂棍打死。
中共打進上海前夕，與周恩來素有往來的周善培對中華民國開國元老、曾是大革命時期 “西山會議派”領袖謝持（1876－1939，）的獨子、上海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究員謝德堪說，中共需要他那樣的經濟學家，不必離開大陸。謝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順，等待日後為中共政權效力，誰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槍決，屍骨無存。據謝德堪的兒子謝幼田回憶：“在富順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文官保長以上，武官連長以上，全部被處決。我父親被殺那一次，一次被處決三十多人。這種集體大屠殺共有十幾次。小小一個縣城，有一千人左右被殺”。
據筆者訪問過的C老（離休幹部，老報人）說，僅在其家鄉河南省唐河縣源潭鎮，就有李煥之和張興朗兩位老教育家被殺害。李是留法學生，回來後當過淮陽中學校長，唐河縣中校長，張曾任源潭中學校長，兩位都屬於不問政爭的老學究，沒做過什麽壞事。
新貴們還以“流氓地痞作先鋒”，實行“暴民專政”，煸動起民間最野蠻最血腥的反人類暴行 ，活埋刀剮、剖腹剜心，吃人肉等。這時，全國各地農村私刑普遍，抓人殺人連最起碼的法律遮羞布也不要。河南省泌陽縣某區區委書記李振西說，有冤伸冤，有仇報仇，交給貧下中農 ，想咋處理咋處理，因此，該區亂棍打死了不少人。1950年底的一天，信陽某縣將500多名在舊政權裏做過保甲長以上官職的人的全部抓捕，召開萬人群眾大會。在會上，挨個被提到台上接受群眾判決，如台下有喊打喊殺聲響起，則台上的人即被判定是有“民憤”，拉到一旁 ，這個過程花了整整兩三天時間，最後有300多人被機槍掃射，平了“民憤”。
據《阜平縣誌》記載：該縣土改複查時，“將地主（其中不少是富農、上中農）掃地出門 ，沒收他們全部財產，讓他們去要飯……並吊打、刑訊逼他們交出‘洋錢、元寶’。地主、富農屢屢被綑綁吊打、活埋刀剮，幾天內就打死三百多人”；山東惠民市共打死一百五十餘人，其中被打死的有一般的農民，甚至還有被指“右傾”的中共幹部 。
L老（離休幹部）回憶說，鎮反時河南省確山縣訂了全縣大逮捕的計劃，各縣區開會，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三青團區分隊，保長、憲兵、國軍連以上，實行誰（手裏）跑掉一個誰負責的“責任製”，一夜逮捕了700多人，一串串用繩子拴住，然後成立由縣委書記 、縣長、武裝部長等人組成的鎮反委員會（俗稱“殺人委員會”），召開公審大會，鎮壓了多少官方沒有公布過數字，但估計殺了五六百名。L又說，平輿縣抓了幾百人，一天晚上全鎮壓了。
另一位C女士轉述與其鄰居的一位老太太的描述。老太太是澠池縣的，父親曾是國軍74師團級軍官，被共產黨槍斃。老太太說，你說那繩子咋那麽長啊，一串一串的，拴的都是人 ，在路邊的深溝懸崖邊，先打、鬥，然後殺掉，踢進溝裏。其中一天就槍斃28人。C女士本人家在通許縣，家裏成份是地主。她說，1952或53年，村裏被抓走了四五個人 ，其中包括她爺爺，全關進監獄裏，出來的時候，都是用筐或用木板抬出來的。她爺爺出來時水都不會喝了，不到一星期就撒手人寰了。村裏其他幾個人也都是十天半月就死了。
在1951年雲南省曲靖專區沾益縣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萬人大會上，因“大惡霸”潘子笏拒
不交待“浮財”下落，“民兵”（實際上是地痞流氓）們就把潘的小老婆揪到主席台上鬥爭，把
她捆了吊起來逼問，還有一個“民兵”用匕首挑爛她的上衣，威脅不說出浮財下落就割下她的乳房 。女的哭著哀求，反複說不知道，那民兵就真的割掉她的一個乳房，小老婆當時就昏了過去 。大會並沒有因發生這一暴行而停止，女人被抬一邊，批鬥繼續進行。當時縣委書記甘文茂和農會主席餘福禮都在會場，卻沒有一人上前阻止，這時他們不是讓人對女人進行救治 ，而是派人打電話把地委書記楊承明搬來。楊到後卻說：“算了，等一會宣布槍斃地主惡霸時，連她也一起槍斃了，這樣議論少一些”。就這樣，原定槍斃的42人臨時改為43人。這個女人隻是因為她父母欠潘子笏的錢，被迫嫁給潘做了小老婆，沒想到就這樣稀裏糊塗地送了命 。更令人發指的是，還有四五個人被槍殺後還被人挖了心。
50年10月10日，在毛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簡“雙十指示”），從而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拉開了鎮壓反革命的序幕。對心存猶豫行動遲緩的幹部，毛訓誡他們：“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隻有這一次，以後不會有了 。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主要是為了發動群眾 ”。
1951年1月中旬，隨著中共軍隊在韓戰戰場進展順利，毛誌得意滿，進一步要求在國內大殺反革命，並開始向地方官員下壓“殺人指標”，後因毛在“反右”運動故伎重施，使上百萬知識分子無辜蒙冤二十餘年，這一做法因而臭名昭著。1951年1月21日，22日，毛要求上海在今後一年內要殺一二千人，在春季要處決三五百人，要求廣東當局在已殺3,700人的基礎上，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2月，在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研究殺人的會議，毛再度指示上海，51年內至少要殺3,000人左右，批評南京殺（200）人太少，說應在南京多殺，要求學習北京、天津的“鎮反經驗”。
在毛的一再督責下，4月27日，上海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30日一天就殺了285人，5月9日又殺28人，6月15日又殺284人，以後每過幾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一百四五十人。到11月初，半年時間已殺了將近2,000人了（楊奎鬆：《毛澤東與“鎮壓反革命運動 》）。
對治下出現的如此大規模暴行，毛不僅從沒有進行過反思，相反還自鳴得意。1956年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他說：“我們殺了70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麽行！”1959年，他又兩次吹噓那場殺人無數的鎮反：“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活脫脫一副嗜血惡魔的嘴臉。
在這次運動中中共究竟殺了多少人？如上文，毛自己供稱70多萬。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宣稱：“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1999年9月，官方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41.6萬、115萬、85萬、2.9萬 、7.9萬、6萬人，合計258.4萬。然而，這顯然並非完整的數字，因為西北和西南的統計截止日期分別為1950年的1月和2月，這時候這些地方剛剛“解放”，大規模的“鎮反”還未開始，中南和華東的截止日期分別為1952年6月和8月，兩地的“土改”、“鎮反”、“剿匪反霸”也未完全結束。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采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 ）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則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50年10月10日，在毛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簡“雙十指示”），從而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拉開了鎮壓反革命的序幕。對心存猶豫行動遲緩的幹部，毛訓誡他們：“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隻有這一次，以後不會有了 。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主要是為了發動群眾 ”。
1951年1月中旬，隨著中共軍隊在韓戰戰場進展順利，毛誌得意滿，進一步要求在國內大殺反革命，並開始向地方官員下壓“殺人指標”，後因毛在“反右”運動故伎重施，使上百萬知識分子無辜蒙冤二十餘年，這一做法因而臭名昭著。1951年1月21日，22日，毛要求上海在今後一年內要殺一二千人，在春季要處決三五百人，要求廣東當局在已殺3,700人的基礎上，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2月，在毛的建議下，中共中央專門召開研究殺人的會議，毛再度指示上海，51年內至少要殺3,000人左右，批評南京殺（200）人太少，說應在南京多殺，要求學習北京、天津的“鎮反經驗”。
在毛的一再督責下，4月27日，上海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30日一天就殺了285人，5月9日又殺28人，6月15日又殺284人，以後每過幾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人，多則一百四五十人。到11月初，半年時間已殺了將近2,000人了（楊奎鬆：《毛澤東與“鎮壓反革命運動 》）。
對治下出現的如此大規模暴行，毛不僅從沒有進行過反思，相反還自鳴得意。1956年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他說：“我們殺了70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麽行！”1959年，他又兩次吹噓那場殺人無數的鎮反：“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活脫脫一副嗜血惡魔的嘴臉。
在這次運動中中共究竟殺了多少人？如上文，毛自己供稱70多萬。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宣稱：“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1999年9月，官方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的《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41.6萬、115萬、85萬、2.9萬 、7.9萬、6萬人，合計258.4萬。然而，這顯然並非完整的數字，因為西北和西南的統計截止日期分別為1950年的1月和2月，這時候這些地方剛剛“解放”，大規模的“鎮反”還未開始，中南和華東的截止日期分別為1952年6月和8月，兩地的“土改”、“鎮反”、“剿匪反霸”也未完全結束。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采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 ）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則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中說，1950年的土改，地主被害200多萬以上，1951年的鎮反，又有400多萬“反革命”遇害。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恒鈺在其《中國現代史》中說“國軍被害者約300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140萬人”。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間，至少有300萬人被中共殺害。據1969年4月7日莫斯科電台廣播：49年至1952年有280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萬人被殺。
鎮壓反革命（包括土改中對“地主惡霸”的鎮壓）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重大的舉措。一個甲子後，我們再看這場“運動”，它至少有幾個曆史涵義：
第一，它將新朝定格在繼暴秦和暴清（製造“揚州三日”，“嘉定三屠”）之後，中國曆史上第
鎮壓反革命（包括土改中對“地主惡霸”的鎮壓）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重大的舉措。一個甲子後，我們再看這場“運動”，它至少有幾個曆史涵義：
第一，它將新朝定格在繼暴秦和暴清（製造“揚州三日”，“嘉定三屠”）之後，中國曆史上第
三個在大屠殺中建立暴虐統治的政權，而且它比前兩個更為嗜血，更為暴虐；
第二，它是毛一係列禍國殃民的“階級鬥爭”的開端，預示著他及他的黨徒帶給中國人民的，決不是什麽民主自由，或者繁榮富強，而是一輪又一輪的鎮壓與折騰；
*****落桂閑人
第二，它是毛一係列禍國殃民的“階級鬥爭”的開端，預示著他及他的黨徒帶給中國人民的，決不是什麽民主自由，或者繁榮富強，而是一輪又一輪的鎮壓與折騰；
*****落桂閑人
附記：我相信上述是真實的。例外：我同學的父親是國軍團長，策反師長失敗，師長的警衛原是他的警衛暗中告知，他逃跑並脫離關係，解放後是省城某區的醫生，文革衝擊不大。總參謀長徐慧滋，1948年的解放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