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來，這個反應悲觀又冷漠，我沒有第一時間去窗外看，而是繼續敲電腦，但腦子裏開始浮現那期間看到的負麵新聞。不久傳來很痛苦的哭聲，我下意識看了一眼時間，淩晨12點15分。
我猶豫著要不要去窗外看，思緒從原本焦慮萬分的“我該拿什麽去開這個該死的會議”，慢慢轉變到——“我該花力氣在做不完的工作上，還是在也許需要我幫助的哭聲上？可是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嗎？我連自己簡單的工作都完成不了又怎麽有能力去幫助別人呢，但我沒有行動沒有盡力又怎麽知道自己沒能力呢，我在害怕什麽嗎？”
對自己的靈魂拷打了幾分鍾後，我走去陽台打開了窗戶。順著哭聲，我看到隔壁棟一樓的草叢裏站著一個人——“也許她不是從樓上掉下來的”，我當時想——直到我看到旁邊的樹有明顯折斷痕跡。住在9樓的我無法確認草叢裏的她什麽狀態，也無法確認她身上的紅色是鮮血還是圖案，隻能確認她在喊痛，不斷的重複著。
對麵樓好幾戶人在拍照，樓下卻一個人都沒有。我決定下樓看看她。
從聽到掉落的聲音到我下樓，隻是二十分鍾不到，但現在回想起，這裏的猶豫卻像是一部正在播放的電影，直到那些拍照的人按下了暫停鍵。
下樓後，我發現她已經不在草地裏，但也沒聽到她的哭喊聲。擔心她暈倒在哪的我開始在附近尋找著。沒走兩步，我就看到一個很瘦小、裹著小毯子的背影，走路不太穩，頭發裏還夾雜著樹葉。
“你還好嗎？”我在她身後和她打了招呼。
她轉過身，平時不看血腥電影的我第一次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身上有這麽多血，整個外翻變形的嘴唇、脖子都是血，順著流到了衣服上。我沒忍住的顫抖了一下。
“我在哪裏？我好害怕。”
這是她和我說的第一句話。我問她是不是從樓上掉下來的，她說不知道。於是我帶著她走回我在樓上發現她的位置，問她是不是從這裏走出來的，她說是的。我順著那個位置往上看，發現三樓的窗戶打開著：
“這是不是你家？”我問。
“好像是。”她說。
我告訴她我們在小區裏，並且告訴她我在家裏看到的一切後，她還是迷迷糊糊，意識不太清楚，然後說隻記得自己喝了酒暈乎乎的睡覺了。我了解大概情況後撥通了120，並在工作人員指導下觀察她外傷情況。她脖子上有很大的出血口，也一直扶著腰。工作人員提醒我不要輕易觸碰她，也不要讓她走動，擔心有內出血或骨折，並提醒我要報警。於是我又撥打了110，再一次和他們描述情況。
在等待救護車和警車時，她不斷說很痛，為了轉移她注意力我和她聊起天，也許能再掌握一些信息告訴警察。聊天得知她是台灣人，剛從隔離酒店出來不久，前段時間剛飛來上海沒想到就碰上了封城。
救護車和警車都到位後，我以為助人為樂之旅即將告一段落。卻沒想到為我準備的無常，人間的冷漠，正要開始。
警察和救護車人員同時抵達了現場，我開始接受警察第一輪盤問。“你是誰，她又是誰？”我一邊回答著警察的問題一邊看救護人員的處理，他們粗魯的指令她自己坐上擔架上，也粗魯的給她進行第一輪檢查，在一旁的我沒忍住吼他們：“輕一點！她剛摔下來的！你們讓我不要隨意動她，怎麽你們就能這麽粗魯。”
在這個特殊時期必須有手機裏的核酸報告才能去醫院，警察決定上樓幫她拿手機並且通知她的室友們。我不斷強調她是12點15分摔下來的，現在已經過去快半小時了，有沒有辦法先讓她去醫院接受治療，就算無法治療是否能先將她送到醫院門口。我提出一個又一個解決方案，全被否決。“我們沒有辦法，按照規則辦事。”
想起那段時間報道過沒有核酸報告而被攔在醫院門口，無法接受治療的新聞，以為離我很遙遠的事情，就這麽毫無預警的在我身上發生。雖然主角不是我，但那份無力感，我體會到了。
等了好一會兒，警察拿了五部手機下來，卻沒有一個室友下樓。關於舍友不下樓的原因，警察沒有多說，恐怕也沒有多問。我既有些困惑又很憤怒，這憤怒來自她室友們的冷漠——雖然在她清醒時有提到過她剛搬進來，我猜想她們大概還不熟。憤怒還來自這該死的疫情，一個從三樓摔下的人，躺在擔架上的人，卻沒法第一時間去醫院。
我替她接過手機，確認哪部是藏著關鍵的核酸報告後，再次看了一眼時間，淩晨1點了。也許是疼痛也許是酒精，她被抬上救護車已經徹底昏迷。我不知道該不該就這麽讓她一個人去麵對，可是想如果是我躺在那裏，我一定會希望有人陪著我吧。於是我和警察說：我陪她去醫院。
封閉一個半月以來，我第一次踏出小區居然是用這種方式，這也是我第一次坐上救護車。不得不說是有些興奮的，但興奮的下一秒，救護車的小哥和我說：
“你知道我們送了你過去，沒辦法送你回來嗎？現在特殊時期你要自己想辦法回來的。”
“為什麽不能送我回來？”我問。
“我們救護車隻負責運送傷者，你不是傷者。”
“可是你也說了特殊時期，你們不送我回來怎麽辦呢？”我反問。
可確實啊，我怎麽沒有想到呢，在這個無法打車的封控情況下，我也沒想過這個時期去醫院是多危險的一件事。我家裏還有室友，還有狗狗，萬一我感染了新冠怎麽辦呢？當下的絕望，可能隻有在上海經曆了這次封閉的人才能理解。
車大概開了十幾分鍾，還沒來得及多想，我們便到醫院了。
臨下車前，小哥給了我專業的防護口罩：“搞不懂你，這麽危險的時期還陪陌生人來醫院。”
我接過口罩，隻說了謝謝。我隻覺得眼前的女孩子需要陪伴，哪怕是個陌生人，我也不希望她一個人去麵對這些。危險是一回事，但我願意。
到了醫院以後，我和護士再一次交代這位女孩子的情況，幾點摔下，傷勢如何，幾時開始昏迷。平日裏的我是個非常迷糊的人，在這個特殊情況下我意外的清醒。
交代完情況，護士邊不耐煩的打電話喊值班醫生出來，邊詢問我：“你是誰？”
“隔壁棟的，我不認識她。”
“隔壁棟？好心人啊？這年頭還有你這種人嗎？”她打量著我。我沉默，接不上話。
第一次看到這麽多個醫生圍著一位傷者，因為她傷及到的部位並不少，但她又處在昏迷狀態，基本與傷口相關的醫生都出現了。印象比較深刻的有骨科、牙科、整容科三位值班醫生——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牙科也需要有急診，需要有人值班。
每位醫生都很負責的進行一輪檢查，檢查後就是數不盡的掛號，我拿著厚厚一遝單子跑去繳費，因為她關鍵的第一步是CT，需要排除內出血的情況。
“急診室人手不夠，你和護工一起推她去CT室吧。在另一棟樓裏。”
護士話音剛落，救護車的工作人員在旁邊說：“這怎麽行，這是我們的救護車的床，你得先還給我們。”
他們在爭執著，我又一次沒忍住怒吼：“現在這個時刻到底誰更重要！”說完我就讓護工帶路，把她推走了。
CT室並不近，床也比想象中的難推，推了一半路程我已經有些出汗。我看著昏迷的她，突然覺得她的命似乎就在我手上。“萬一她就在我眼前死了怎麽辦？”想到這個我又加快腳步。我小小聲的喊了她名字：“佩佩，再堅持一下。”
到了CT室再次碰上人手不夠，醫生讓我把她抬到台子上，我趕緊哀求護工幫忙。成功抬上後，再幫她把身上的金屬物一點點卸下，卸的時候沾到了她的血，但並不害怕，隻想著我們終於開始第一步的檢查了。
CT結束後，護工默默在門口等著，幫我一起推到了急診室。最開始接待我的護士看到我回來了，告知我接下來需要做的檢查和傷口處理，又是厚厚一遝單子，又是跑去掛號、繳費、找醫生，再經曆了抽血、插尿管、縫針。在這些過程中，我不記得自己回答了多少次“你是誰”這個問題。每位醫生護士知道後都有些詫異。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負責縫針的那位醫生。縫針需要她本人同意並簽字後才能進行，醫生走過來讓我想辦法叫醒她讓她簽字。我說她現在不太清醒，偶爾醒一下又暈過去了。她現在的情況怎麽可能簽得了，我甚至懷疑她不知道自己在醫院裏。
醫生很冷漠，隻是淡淡的說：“叫醒她。”我明顯感覺到旁邊的護士都倒吸一口涼氣。我說我叫不了。
“你能簽嗎？縫針過程出了什麽事你能負責嗎？你以為你擔當的起是吧？”
“那你要我怎麽辦！我隻是一個住在隔壁棟的人而已！我就是叫不醒她啊！”
我確實不知道該怎麽辦，說這句話的時候已經帶點哭腔。我隻是想陪著她而已，但我也確實沒法去承擔更多的責任了，我有些害怕了。
在我們爭吵的過程中，一位醫生推門而入喊：“這支筆你們用不用的？我這邊有家屬要簽死亡通知書。”
原來這麽大的醫院，會差我手上這一隻筆去簽這樣的文件；原來在我們爭吵這一分鍾裏，外頭剛有人離開這世界。
旁邊的護士說可以讓她指紋蓋章，蓋章前確保有人和她說明接下來需要進行的事就可以了。那位冷漠的醫生看著我說：“告訴她，快點。”沒想到在這時候女孩醒了，我趕緊告訴她接下來要縫針否則無法止血，需要她指紋蓋章同意。她似乎沒聽懂我說什麽，但她看著我，點了點頭。我感到被信任，終於我抬起她的手完成了蓋章。
她的傷口比較深，加上口腔內也有傷口，縫了快有一小時，至少我的感覺是。我需要全程抬高她的脖子，否則醫生不好處理。這個過程是那天晚上最漫長最難熬的。我沒辦法看著這個過程，邊抬著她的脖子邊扭過頭去。她在打麻藥的時候疼醒了，叫的非常慘烈。我沒忍住哭了，原本就淚點低的我再配上這個聲音，實在太心疼了。我不斷的撫摸她的頭，希望能安慰她，告訴她忍一忍，馬上就好。縫針的過程也伴隨著她的哭喊聲，縫沒多久她安靜了。
“她估計又昏過去了，是好事。”醫生還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但他說得沒錯，確實是好事。在縫針的過程中我再次接到警察的電話，詢問我女孩子情況如何。那時候CT結果已經出來了，骨科醫生說她腰椎骨折情況不樂觀，需要聯係她家人或者朋友。我告訴警察拜托他們幫忙聯係，結果又再一次聽到“我們無能為力”的回答。接著他們問我：“你打算幫到什麽地步才收手呢？”
“那你們又什麽時候願意接手呢？”
“你知道你沒辦法一直幫下去對吧？”警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知道，但我在盡力。至少現在我還不能走。你們聯係不上她家人，那我自己想辦法。”
警察沉默了一會兒說，因為我救了台灣同胞，所以他們會等我處理完醫院的事後送我回家。那如果不是台灣同胞呢？他們還會送我回家嗎？他們還會關心這位傷者嗎？他們還會關心我嗎？
我不敢細想。
那位冷漠醫生聽完我的和警察的電話後，大概猜到了我們的談話內容。他邊縫針邊說：“小姑娘，我知道你是好人，我知道你很想幫她，但你連她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都不清楚都不了解，值得你這樣去幫她嗎？再樂於助人你也要先保護好你自己。有些事該撒手就撒手，別管那麽多。”
我說：“我現在撒手後有人管她嗎？她會被怎麽處置呢？她還有這麽多針沒有打，報告沒有拿，你們會管嗎？”
醫生說：“沒人照顧的患者我們會走應急通道，隻要這個人是活著的就行，但其他我們不會管的。”
“是阿，所以她現在有我在照顧著。”
縫完針醫生再次很認真的勸我：“把她交給警察，以防萬一。”我說：“謝謝你我會的，但不是現在。”
我確實不知道這位女孩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不管是好人，壞人，所謂的爛人，都應該被愛，都值得被善待。很希望這些冷漠到我這裏為止，很希望能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最大程度的讓這些冷漠變成溫暖，傳遞出去。我並不希望別人去走我走過的路，哪怕是個陌生人。
如果每個人都能在十分的冷漠裏留一分溫暖給需要的人，很多事情都會不一樣。
縫針後我陪著她在急診大廳等待著輸液。在等待的半小時裏，我看到從搶救室裏推出一個黃色裝屍袋，後麵跟著兩位臉色凝重的中年人，也許袋子裏那位是他們的家人吧。我微微地鞠躬，心裏默念一路走好。看了下急診大廳，大部分人都沒注意到這個袋子，大部分的人都在自己的世界裏苦惱著。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能做的，也隻是鞠躬。
在她成功輸液後，我翻出她的手機，用她手指解開手機之前，我在她耳邊說：“抱歉我要打開一下你的手機，我需要聯係你的家人。”
她的微信置頂就是家人，我點開她媽媽的聊天框，從畫麵顯示的內容來看家人都在台灣，我在對話框裏簡單描述了女孩的情況並留下我的手機號碼，告訴他們請聯係我。那時候是淩晨五點，我想短時間內也不會回複了。
我走出急診大廳， 坐在了醫院門口的花壇上，才意識到自己這一整晚沒坐下來過。我的身體疲憊到極致，抽煙時手臂也在發抖。我給警察打了電話，告訴他們我給女孩家人留了我的聯係方式，也給醫院留了一個，希望他們能先送我回家休息，等她家人回複後再看看怎麽處理。警察說：“麻煩把我們的電話也留給醫院吧，局長說要送你回去讓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給我們。”
也許我真的該交給他們了，我也該相信他們。
在我準備走的時候女孩清醒了，她很詫異的看著我說：“你怎麽還在這裏？是你一直在陪我嗎？”她不敢相信。我告訴她的傷勢，也告訴她聯係了她家人但還沒回複。她不斷說謝謝，我說但很抱歉我現在要回家了，需要我的話可以聯係我，我就住在隔壁棟。然後給她留下我的手機號。
來接我的警察大概隻是聽領導安排，並不知道我發生什麽事，也好，終於遇到一個不會審問我的警察了。我坐上車，像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似的，好奇的看著窗外。
兩個月以來，我第一次看到外麵的上海，太陽剛出來，照亮了這個滿是垃圾的城市。鳥兒在馬路上找吃的，人類關在家中，我坐在警車裏。開到靜安寺的時候，我每天回家都路過的建築物，它變得很陌生。
推開門，我的狗狗異常興奮的來迎接我，這是封城以來我離開他最久的一次。我在客廳拿了一大包抗原，急衝衝回房間脫掉所有衣服去洗澡。躺在床上的時候已經早上六點多了，渾身無力的我還是發了消息給室友，坦白自己去過醫院會進行自我隔離。
我看著天花板想，也許這是一個選擇善比惡要艱難的時代，但我希望自己有能力，一直選擇善良。
那天睡不到三小時就接到女孩家人的電話，聽出來很著急，她家人說一直聯係不上她。我安撫他們的情緒也交代了情況，至少在我走的時候女孩情況是穩定的。因為封控原因我沒法再去醫院，和她家人結束通話後我就聯係了警察，希望他們能跟進一下女孩情況，後來他們很負責任地聯係上醫院，也聯係了小區居委，不斷和我匯報最新情況。最後女孩在和醫生溝通後，決定回家休養直到上海解封回台灣治療。
在上海未解封前，我們在小區見了一麵，為了歸還當時幫她卸下的耳環戒指。她走路有些不穩，臉也還是歪的。她說每天都在吃止痛藥然後睡覺。她一直以為我那天是碰巧路過救下她，我說我是在家裏聽到聲音後下樓的。她不斷感慨：“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我強忍著壓抑著自己不哭出來。
五年前我的朋友跳樓自殺，在那之後，很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拯救者”，我知道我救不回他了，但我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拯救”他人。女孩的這句話讓我覺得，我做到了。
那晚之後我不斷做噩夢，夢到渾身是血的她，夢到她在縫針一直抓著我，夢到警察和醫生圍著我質疑我。我能理解每個人的不同，但直麵這些人性冷漠時，還是需要時間去消化。在縫針醫生質問我的時候，確實有那麽一刻動搖，好人真的有好報嗎？
沒有好報又如何呢，忠於自己，不被影響。
前幾天寫這篇故事的時候看了下她朋友圈，已經回到了台灣和家人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