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井岡山會師後，六月裏取得七溪嶺勝利，但同時中共在井岡山的內部鬥爭也十分激烈，領導權不斷反覆。
井岡山內部鬥爭主要包括三方麵力量。第一方麵是毛澤東的秋收暴動部隊和井岡山的土著王佐袁文才的部隊，他們以井岡山的主人自居，但力量卻不夠強大。第二方麵是朱德的南昌暴動敗軍和湘南農民軍，他們上井岡山後被看做“客軍”，但實力遠比毛澤東的部隊強大得多。第三方麵是中共湖南省委，他們與毛澤東互看不慣，矛盾重重，其結果使得湖南省委與朱德之間形成了聯盟。
紅四軍成立時，朱德的主要助手陳毅是湘贛邊界軍委書記，按照中共“黨指揮槍”的原則，紅四軍應該由湘贛邊界軍委領導。但六月，七溪嶺之戰後，毛澤東跳過朱德和陳毅，直接給湖南省委寫報告，提出要發展井岡山紅色政權的計劃。朱德，陳毅則決心率主力部隊南移，湖南省委杜修經也表示支持。湖南省委當時命令取消湘贛邊界軍委，另設前委（前敵委員會），陳毅仍然被任命為前委書記。同時湖南省委委派楊開明接替毛澤東擔任湘贛邊區特委書記。
紅四軍南移後，朱德主力二十九團七月裏在郴州被打散，朱德手下猛將王爾琢又意外被部下所殺，這兩件事使得朱德在軍事上受挫的同時領導威信也受到傷害。八月裏，毛澤東宣布取消陳毅領導的前委，另外設立了行動委員會（行委），由毛澤東自己擔任書記，不久又將“行委”複改稱為軍委。九月裏毛澤東更進一步，宣布湖南省委派來的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楊開明有病，幹脆把楊開明“送”走了。同時，毛澤東為了鞏固領導權，實行清黨，如他在《井岡山的鬥爭》裏所說的“九月以後，厲行清黨，對於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製。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毛澤東以軍委，特委及地方縣委書記聯席會議書記身份，領導一把抓，集權於一身，但遭到湖南省委和當時中共中央的反對。湖南省委又另派譚震林為湘贛邊區特委書記。
譚震林到井岡山後，於十月在茅坪召開了湘贛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此次會上批評了朱德（不點名）分兵冒進，不注意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錯誤。同時根據當時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批評了過分打擊中間階級的做法（中央指示在總的策略上要聯合富農，不要故意加緊打擊富農）。
十一月六日，中共湖南省委因急於與實力派毛澤東妥協，對毛澤東讓步，恢複前敵委員會，指派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宋僑生，毛科文五人為委員，由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並兼湘贛邊區特委書記。然而八天之後，也就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井岡山發生小型兵變，造了毛澤東的反，湘贛邊區紅軍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選舉朱德，譚震林為軍委常委，朱德任書記。會議同時決定改編紅軍，暫不設師，軍部直轄三個團：第三十團並入二十八團。宜章獨立營並入二十九團。第三十五團並入第三十四團。第三十四團就是毛澤東早期的紅一師，朱毛會師後，紅四軍初編時候的第十二師。
與此同時，中共湘贛邊區又舉行黨的代表大會，改選委員。譚震林得票第一，朱德第二，陳毅第三，毛澤東得票屈居第十五，差點落選。於是譚震林又正式擔任邊區特委書記，陳正人當選副書記。
毛澤東再度受挫後，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又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報告中的主要論點是強調十一月十四日所產生的軍委特委，應該聽命於十一月六日成立的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會。同時申述紅軍南移失敗責任在於湖南省委。這篇報告就是後日公開發表的《井岡山的鬥爭》。這篇報告裏有這樣的字句：“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可見毛澤東當時的消沉心情。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下旬之間，毛澤東在爭奪井岡山領導權鬥爭中受到挑戰和挫折，使他一時情緒頗為消沉。但這時也有兩個重要實力人物支持他。第一個是林彪。林彪原本是朱德的部下，七月裏紅四軍南移，遭遇重大損失。朱德的領導威信和實力都受到損害，尤其是王爾琢之死，使得朱德痛失左膀右臂之愛將。已經嶄露頭角的林彪接替王爾琢成為二十八團團長，後來成為紅軍不可取代的名將。另一個是彭德懷，他那時恰好率領平江暴動後組成的紅五軍之一部，上了井岡山。林彪和彭德懷，後來一個是紅一軍團首領，一個是紅三軍團首領，這兩個軍團是後來中央紅軍的絕對主力。而林彭二人，當時在朱德與毛澤東之間，都更為接近毛澤東。
在上井岡山之前數月，彭德懷於1928年7月與滕代遠等人發動了平江暴動。彭德懷原本是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師長周磐）屬下一團團長。彭德懷很早就在他的部隊裏成立士兵委員會，成為秘密中共黨員後，與鄧萍，張榮生，李燦等人在他的部隊裏秘密建立中共黨支部，後擴大成為黨委。1928年4，5月間彭德懷所部被派到平江去清鄉剿共，彭德懷利用士兵委員會組織士兵鬧餉發動兵變，就是所謂平江暴動。暴動成功解除了平江縣城裏軍警的武裝，繳獲大量槍支彈藥。暴動後宣布建立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並宣告成立紅五軍。紅五軍是繼井岡山紅四軍之後的意思。紅五軍編製如下：
彭德懷為軍長兼十三師師長，鄧萍為參謀長。下瞎一，四，七三個團，團長分別是雷振輝，陳鵬飛，黃純一，賀國中為七團副團長。同時成立了紅五軍軍委，從軍到連實行共產黨黨代表製，團以上建立政治部。滕代遠為紅五軍黨代表（政委），李燦為一團黨代表，黃公略任四團黨代表，黃純一兼任七團黨代表。
平江暴動後，遭到國民黨湘鄂贛軍的聯合進攻會剿，暴動軍隊被迫撤出平江縣，七團團長黃純一戰死。之後紅五軍轉戰於湘鄂贛邊區，與會剿進攻之敵周旋打“圈子戰”，經過四五十日轉戰，紅五軍減員一千多人，彭德懷的骨幹助手張榮生李力等人戰死，四團長陳鵬飛脫離部隊做了逃兵，一團長雷振輝企圖叛變，被擊斃。1928年11月，根據湖南省委指示，彭德懷，滕代遠，鄧萍，賀國中，李燦，張純清率領紅五軍之一部（五個大隊）前往井岡山與朱毛紅軍會合。黃公略率領紅五軍剩餘的六個大隊，繼續在湘鄂贛邊區各縣打遊擊。彭德懷在晚年所寫的《彭德懷自述》裏提到，他上井岡山之前就景仰毛澤東，對朱毛紅軍在井岡山的鬥爭情況十分關注向往，並積極模仿，上井岡山後在實際接觸中對毛澤東的佩服有增無減，不過後日在建國之後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責他以往在戰爭年代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雖然當初毛澤東曾經寫詩說，“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紅五軍自發動平江暴動至後來上井岡山，經過多年戰爭，早期與彭德懷一同發動平江暴動的骨幹人員，如黃公略，鄧萍，張榮生，賀國中，李燦，李力，等人基本悉數戰死，張純清後被國民黨逮捕死於獄中。活到建國之後的唯有彭德懷，滕代遠。另外在當初參加平江暴動的下級士兵裏出現了兩個後日的著名戰將，李聚奎，彭紹輝。此二人建國之後都被評為上將。
1930年2月24日，當初迎納毛澤東秋收暴動敗軍上井岡山的原井岡山寨主袁文才和王佐同時被殺。殺他倆的是彭德懷所部紅五軍的第四縱隊，當時，袁文才王佐及所部在永新縣城內，紅五軍第四縱隊由張純清（當時用名劉宗義）率領進攻袁，王，行進到縣城外浮橋處時，袁文才王佐察覺，從城內向橋上衝擊，結果袁文才被擊斃，王佐落水而死。
袁，王二人被殺並非出於偶然，而是事出有因的。
1928年11月彭德懷上井岡山後不久，前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六大決議，決議中有《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要求對於土匪武裝采取如下措施，“暴動前可以同他們（土匪）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當時袁文才，王佐，彭德懷都在座，毛澤東有意刪去上述部分未予傳達。然而緣於土客籍之間的矛盾，湘贛邊界特委和永新，寧岡等縣的不少黨內勢力素與袁，王關係緊張，得知中央有此決議後，永新縣委王懷和寧岡縣委龍超清等人以決議精神為由，力主殺掉袁，王二人，被毛澤東勉強說服按下。
1929年1月，井岡山因遭湘贛國軍圍剿，物質補給困難，前委決定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脫離井岡山，轉往贛南。彭德懷率領紅五軍五個大隊（約七八百人）留守井岡山。毛澤東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讓其隨軍離開井岡山。王佐則留在井岡山與彭德懷一起擔任留守。毛澤東帶走袁文才被認為是出於對袁文才的保護，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激化袁，王與黨內敵對勢力的矛盾而將袁，王二人拆開。
袁文才隨紅四軍轉往贛南後，某次偷看了中共六大決議原文，知悉了中共對於所謂土匪武裝首領的真實態度，於是私自脫離紅四軍，潛回到井岡山。袁文才把偷看到的中共六大文件相關內容告知結拜兄弟王佐（王佐不認字，是文盲），說，“我們怎樣忠心，他們也是不會信任的。” 王佐勃然大怒。
袁文才回到井岡山後擔任寧岡縣委常務委員和縣赤衛大隊大隊長，他與王佐掌握著當地的主要武裝力量。此時當地土籍與客籍兩族矛盾激化，身為客籍而掌握武裝力量的袁文才槍殺了土籍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導致兩族矛盾不可調和。作為報複，不久，土籍控製下的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殺掉了與袁王二人關係良好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並向上級報告說袁王二人可能叛變。在當時正在湘贛邊界的中央特派員彭清泉主持下，邊區特委決定清除袁，王二人。
1930年2月19日（或21日），袁文才，王佐捉住了紅軍死對頭茶陵縣十八團團防局團總羅紹才，袁文才因想要羅紹才交出其所擁有的兵工廠而未殺羅，此舉被湘贛特委書記朱昌偕認為是通敵的鐵證，於是終於決定借助彭德懷的力量直接剪除袁，王二人。
1930年2月下旬（彭德懷回憶說3月初，應該記憶有誤）某晚深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和秘書長陳正人來到彭德懷軍部，說要報告情況。當時彭德懷，滕代遠，鄧萍三人在場。朱，陳二人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說袁，王在永新縣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把邊區地方武裝撥歸他們改編統率，王佐講話時還拔出駁殼槍一把拍在桌子上，現在永新城內駐的是袁，王的人馬，如果不答應他們條件，袁，王會將參加聯席會議的同誌一網打盡。彭德懷感覺事出蹊蹺，因為紅四軍開往贛南後，他留守井岡山曾經與王佐率領的部隊共同攻打過酃縣，桂東等地，合作不壞，他對王佐印象並非特別蠻橫無理之人，疑問何至於如此嚴重？朱昌偕說都是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來後挑撥出來的事情，因為他看到六大決議案原文，回來告訴王佐，兩人態度便有了根本改變。彭德懷由是想起不久前有一次他去造訪王佐，至黃昏時，紅五軍司令部派傳令兵去接他，當時王佐的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緊張，立即拔出手槍，左右人員也都端起搶來，彭德懷見他有懷疑，坐著未動，說，“這裏沒有敵人嘛”。又問傳令兵去幹嘛？傳令兵說，黨代表讓來接司令員，怕路上有狼不安全。彭德懷由是覺得王佐多疑是肯定的。彭德懷於是召開臨時軍委會議，與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率領四縱隊一部分接近縣城，守住浮橋，等天明時候再和袁，王談判，弄清情況後，再行決定。然而袁，王一發現情況有疑，就急於突圍，向外衝擊，結果就出現本文開頭情形，雙雙被殺。
據多種中共官方黨史所述，毛澤東事後對袁，王二人被殺表示惋惜，並不止一次說，殺錯了！美國記者斯諾所著《紅星照耀中國》裏也記有毛澤東說袁，王不該殺的內容。彭德懷晚年所著《彭德懷自述》裏記述毛澤東對袁，王被殺事件的態度與上述種種有明顯出入。據彭德懷回憶，紅四軍行將離開井岡山前，毛與彭談話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1931年富田事件前後，毛與彭談話又提到袁，王，說，“討論‘六大’文件時不應該要他們參加。在紅五軍四縱隊靠近永新城時，袁，王那樣驚慌，是可以懷疑的。袁文才從紅四軍逃回井岡山也是不懷好意的。袁是一個知識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隨五軍行動，還是表現好的，對五軍是不懷疑的。”
建國後，廬山會議彭德懷倒台，成為反黨集團首領，新賬老賬一起算，多年前袁文才，王佐被殺成了彭德懷一大罪狀。他被指責是為了吞並袁，王所部而不惜殺害袁，王。但事實上，袁，王被殺後，彭德懷未取一杆槍。
建國後，1950年，當初與邊區書記朱昌偕一同夜訪彭德懷請求殺掉袁，王二人的邊區秘書長陳正人擔任江西省委書記。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又提到袁，王事件，毛澤東說，“殺袁王殺錯了！”於是，這一年，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認袁，王二人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澤東時隔38年重上井岡山，會見了袁文才和王佐二人的妻子。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那些牽扯到殺袁，王二人的其他主要當事者的下落。當初根據六大決議精神堅決主張殺掉袁，王的永新縣委王懷僅僅兩年之後，也與1932年蒙冤被錯殺，死時26歲。1945年“七大”時經毛澤東提名，恢複名譽，追認為烈士。另一位寧岡縣委龍超清，1930年底，也就是袁，王被殺的同年年底，在贛西黨內肅反時，被打為“AB”團首要分子，於次年年底在江西廣昌被錯殺。死時同樣26歲。建國後被追認為烈士。夜訪彭德懷的主角湘贛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於1931年8月，因害怕被打成“AB”團遭逮捕，逃到山裏開槍自殺。死時24歲，距離殺袁，王僅一年半。此人建國後也追認為革命烈士。當初定奪清除袁，王的中央特派員彭清泉（潘心源）於1931年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最後還有擔任鎮壓袁，王的紅五軍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於1942年被國民黨逮捕，兩年後死於獄中。
袁文才，王佐被殺時，所部排長以上幹部四十餘人同時被殺，士兵若幹被編入紅軍，其餘遣散回家。在當年袁，王二人所部士兵中後來出了兩個知名將領，張國華，賴春風。張國華建國後被授予中將軍銜，是59年鎮壓拉薩叛亂和62年中印戰爭的指揮員。賴春風建國後被授予少將。
56年前那場人類罕見的大鬧劇文革登場，整整折騰了十年，到1976年才總算謝幕。謝幕的原因不是其他，隻是因為這場大鬧劇的發動者本人魂歸西天了。倘若偉大領袖再多活幾年，那麽毫無疑問，隻要他在世一天，文革就斷然結束不了。就如他當初反擊“二月逆流”發出的怒吼那樣，“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不然，他要和林彪同誌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去的（諷刺的是林彪同誌還沒等到再上井岡山打遊擊去，自己就也成了反黨集團摔死在了溫都爾汗）。可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從不厭倦的毛主席終於也難逃“人固有一死”，他一死，文革就草草收場了。
毛澤東前腳一走，“四人幫”後腳統統從“政治局常委”，“政治局”變成反黨集團了，然後小平同誌給“你辦事我放心”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寫信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又第三次複活了。接著小平同誌發動了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文革就成了由毛澤東同誌錯誤發動，被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利用了的“大動亂”“大災難”了。“英明領袖”華主席也不“英明”了，辭去“主席”黯然下台了。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很正確，文革是“大動亂”，“大災難”也很正確，但難道這個道理小平同誌之前不懂嗎？為什麽不在毛澤東活著時候對他說呢？毛澤東發動文革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所有最高層的中央領導人有一個算一個，有誰曾經反對過嗎？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不是一再聲嘶力竭地振臂高呼“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嗎？劉少奇不是還在反思檢討自己“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嗎？小平同誌不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壯舉”，直到1972年給毛澤東寫信時候還聲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而且還信誓旦旦地“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嗎？那時候為啥不跟“主席”探討一下究竟什麽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呢？
毛澤東活著毛澤東就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死了，躺在水晶棺裏說不了話了“實踐”就成了“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了。小平同誌是無神論者，知道水晶棺裏的毛澤東徒具軀殼，再也不會怒吼“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了。於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變成了“大動亂”，“大災難”。小平同誌也是了不起的策略大師，“永不翻案”的“保證”，不過是他的空頭支票，無需兌現，無需認真的。
文革是個悲劇，它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損失；文革也是個鬧劇和喜劇，它讓形形色色的人充分暴露出自己的真實麵貌。文革隻有在權大於法的社會裏才會出現，隻有在權力不必受到任何製約和監督，掌握權力者可以任意把自己的個人意誌淩駕於國家，淩駕於法律，淩駕於任何組織，集體或個人之上，為所欲為的社會裏才會發生。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活著的時候，無論說什麽，做什麽，都是最偉大最正確的“真理”，什麽胡作非為都會獲得“一致通過”，“堅決擁護”，生命不息，階級鬥爭不止，政治運動不止。文革隨著毛澤東肉體生命的結束而落幕，但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精神遺產並不見得一並壽終正寢，隻要權大於法，隻要權力者不受製約和監督，隻要政治淩駕一切，可以隨意抹殺反對的聲音或意見，即便“指鹿為馬”也會“全體通過”，“讚成，全票”，“不讚成，零票”，那麽文革的土壤就依然肥沃，文革2.0，文革升級版再次出現也不足為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