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角天邊
江郎才盡,不足為訓
1794年5月8日，安托萬-洛朗·拉瓦錫(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被法國革命政府推上斷頭台，年僅51歲。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指他曾請求法庭寬限幾天再執行死刑，以便整理其化學實驗結果，還有人為他求情，卻都遭到粗暴拒絕，革命法庭副庭長科芬納爾的回應是“共和國不需要學者”。當然，學界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共和國不需要學者”這句話純屬捏造。但不管怎樣，這位18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現代化學之父，就這樣身首異處。
拉瓦錫出身貴族家庭，擁有巨額財產，本可養尊處優，或者如家人所希望的那樣，在取得法律學學士學位和律師證書後執業。但他卻熱愛科學，24歲時便成為了法國皇家科學院最年輕的院士。他的《燃燒概論》係統闡述了燃燒的氧化學說，使得化學與傳統的煉金術就此區別開來，步入科學領域，開創了定量化學時代。他還提出了元素說，他的《化學概要》是化學的奠基性著作。
在法國大革命中，他未能獨善其身，一來與革命的極左傾向有關，另一方麵也與他的經曆有關。他出身富貴，但因為他在化學研究上從不吝惜，耗資巨大，為了維持開支，他選擇了當包稅人，以50萬法郎投資了路易十六直接管轄的稅務機構。當時的法國法律規定，如果包稅人所收稅款在交給國王後還有剩餘，可自行支配，因此包稅人往往腰纏萬貫，同時也被市民所仇視。拉瓦錫將多餘稅款大多用於購買儀器，同時也做過許多公益事業，比如在自己的農場裏進行實驗，希望增加農產品的產量以減低高稅收的影響，同時還修築城牆防止走私。但在革命群眾眼中，他們隻看重“包稅人”這個萬惡的身份。
拉瓦錫的命運總能讓我想起幾十年前的一些知識分子，他們一度歡欣，卻一次次遭遇打擊，比如院係調整，比如取消社會學，比如反右，比如“文革”……有些人被打死，有些人選擇自殺，還有一些人選擇苟活，但不再有任何學術成果。
在那個年代裏，人們似乎也不需要學者，甚至還提出了“臭老九(地富反壞右資叛特知)”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並流毒至今。
我第一次知道“法國大革命”，還是小學二年級時。那套六冊本的《世界五千年》，如今已殘舊不堪，不過還保留在我的書架上。在書中，法國大革命風起雲湧，反動階級倉皇而逃，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不過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馬拉之死，它獨立成篇，還有女殺手元素，讓年紀尚幼的我很感興趣——後來我才知道，凶手隻是一個普通年輕女子。
馬拉，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之一，備受革命群眾擁戴。他因為患有皮膚病，隻能泡在浴缸裏減緩痛苦。出身沒落貴族家庭、在修道院長大的夏洛特坐著馬車來到巴黎，事先寫下了遺書，還買了一柄餐刀，然後來到馬拉的寓所，向他“舉報反革命”。馬拉將這些名字一一記下，表示會盡快將他們送上斷頭台，夏洛特卻拔出餐刀，將之殺死。然後，她靜靜坐在原地，等待被捕，在被捕過程中，她遭到了毆打和淩辱，胸衣被撕爛。後來，她被判死刑，從容赴死。在那之後的漫長曆史中，馬拉仍然是“革命先驅”，而夏洛特則成了冷血殺手，甚至女間諜。
馬拉死去時，拉瓦錫尚在人間。但很多人都說，拉瓦錫之死與馬拉脫不開幹係。 馬拉也曾熱衷科學，1779年，他曾在法國皇家科學院進行過光學實驗，還寫出《火焰論》，認為火是物體所含的火焰粒子。這一觀點被拉瓦錫猛烈抨擊，認為不值一提，二人就此結怨。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際，已經成為民眾領袖的馬拉在《人民之友》雜誌上寫了大量文章，煽動左派以及民眾，要打倒貴族集團。在他筆下，擔任稅務官的拉瓦錫就是十惡不赦的貴族，還提出要“埋葬這個人民公敵的偽學者”。他指責拉瓦錫為防止走私而修築的城牆汙染空氣，同時還向煙草上灑水加重，以增加稅收。
馬拉的原文深得“階級鬥爭”之精髓，但凡老一輩國人，讀之必覺眼熟，他是這樣寫的：“法蘭西公民們，我向你們揭露大騙子拉瓦錫先生，土地掠奪者的兒子，化學學徒，股票跑腿，收稅員，火藥會長，銀行頭子，皇帝的書記，法國院士，瓦維葉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員會的瀆職官，當代最大的陰謀家。這個年進40000磅的紳士為了收稅，竟然耗用我們貧苦人民三千三百萬銀兩修建城牆，把巴黎變成空氣不通的牢城。他在7月12日和13日的夜晚，把國家火藥庫搬進了巴士底獄。他還要使用惡毒的伎倆妄圖進入巴黎市管會！”
其實，馬拉指控拉瓦錫的兩項罪名都非常荒唐，“城牆使得空氣不流通”毫無邏輯可言，至於煙草上灑水，拉瓦錫的本意是為了防止幹燥，而且稱重都是在灑水前完成。可惜的是，巴黎市民選擇了相信謠言。在馬拉死後，拉瓦錫的命運並未扭轉，處境反而越來越糟，盡管他曾積極投身新政府的各項改革，設計了城市照明，在火藥製造和礦業開采上建樹良多，還主持了度量衡的改革，確立了“克”和“米”這兩個計量單位。諷刺的是，他被捕時的一項罪名，就是“在人民的煙草中加水”。最終，他被推上斷頭台。
這樣的恩怨，你可覺得眼熟？比如曾經被舉國批判、批判文字多達八大本的胡適？
法國大革命的“怪異走勢”，一直被學界所關注。法國是啟蒙運動的中心，革命原本有著長期的理論鋪墊，有著崇高的理念，革命領導者也並非毫無見識的莽夫，但一切到後來卻變得血腥恐怖。各種派係輪番登場，又輪番下台，不管登場或是下台，總是伴隨著殺戮。君主立憲派的下台，伴隨著路易十六被處死，吉倫特派的下台，伴隨著雅各賓派的瘋狂屠殺……最初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最終走入了一個怪圈。
對於鼓吹極端暴力和毫無原則的“非暴力”，我都持有警惕性，認為這兩種極端實則是一丘之貉，均出於私欲。從曆史來看，革命很難避開暴力，區別無非是多與少，也正因此，天鵝絨革命就顯得極為可貴。但如果合理暴力變成了濫殺，自己製定的憲法也在鬥爭中被棄之一旁，其中的過程就需要審視。
路易十六並不算一個暴君，甚至恰恰相反。在大革命爆發後，他並沒有調動軍隊鎮壓，而是配合新政府推動各種改革。但時人認為，不殺路易十六，革命就不會成功。最終，他被推上了斷頭台。他說：“我雖然無罪而死，但是我原諒這一切。我希望我的血不會引起上帝的憤怒，希望我的血可以造福法蘭西。”他被處刑後，市民們一擁而上，以自己的衣服去沾染他的鮮血。原來，人血饅頭並不僅僅出現在中國。
有人說，路易十六的生命被拿來祭革命之旗，是革命群眾必須要看到的結果，可王後瑪麗·安托奈特呢？這個同樣被斬首的佳人，讓許多人開始反思過火的暴力。有人稱她聽聞人民吃不上麵包時，輕飄飄說了一句“那幹嘛不吃蛋糕”，可那早就被確認為謠言。茨威格就曾寫過《瑪麗·安托奈特——一個普通人的肖像》，認為“她仍然隻是一個‘普通的女人’而已，卻因為負擔了某種自己從未負擔的東西而死”。
還有吉倫特派的真正核心羅蘭夫人，這位高貴美麗的女子未曾擔任任何公職，但卻左右了吉倫特派的各種改革政策。在溫和的吉倫特派當政的短暫時間裏，她光芒四射。當革命陷入瘋狂時，當雅各賓派為了權力舉起屠刀時，她沒有逃脫。麵對喧囂的等待人血饅頭的民眾，她說出了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雅各賓派的領袖人物丹東，曾縱容自衛軍和巴黎市民衝進巴黎各監獄，無甄別地殺死了一千多名在押犯人。但後來，他也對恐怖殺戮產生了恐懼，希望停止這一切，結果被自己的親密戰友羅伯斯庇爾逮捕，幾天後就被推上斷頭台，身首異處。
還有馬拉，他曾提出過大屠殺，最開始的數字是5萬人，後來增加到10萬、20萬，最後開出了一個古怪的數字——27.3萬。這很容易讓人想到，多年以後的中國也以這種方式劃定右派比例。
至於羅伯斯庇爾，他更是前後矛盾的代表。如果僅僅在理論領域來看，他甚至堪稱偉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對人權涉獵極多，推崇人道主義，還提出了絕對的出版自由，他甚至還提出了廢除死刑，認為死刑並不能有效防止或減少犯罪的發生，這些在當時的思想界無疑閃耀著光輝。他認為，即使對最殘酷的敵人，對最反人道事業的人，也要予以人道的對待。他曾在演講中表示，如果有一天，他看到他最殘酷的敵人、最反人道事業的人成為偏見的受害者而有被處死的危險，而如果他能把他從死亡中挽救出來，那將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可是，在他上台當權後，他的行為與思想並不一致。在對路易十六的處置問題上，他堅決要求死刑。在雅各賓派當政期間，他又表示“誰不動用對殘酷敵人進行懲罰的利劍，誰就是罪犯”，進而提出革命法庭中僅有一種罪名，即叛國罪，僅有一種刑罰，即死刑。對路易十六的審判是一個標誌，羅伯斯庇爾的人權思維瞬間轉化為政治思維，宣稱暴君不受法律保護，並以政治審判代替法庭審判。也正因此，國家權力開始打著“人民利益”的旗號踐踏人權。至於對吉倫特派的屠殺，更是殘酷的政治清洗。
極左的雅各賓派當政期間，各種政策與後來的蘇聯肅反極為相似。比如1793年9月通過的《嫌疑犯律》，對疑犯的界定中有“未經常表現其熱愛革命者”這一條，這讓我想起了“文革”，不表忠心、不早請示晚匯報，都可能會成為挨批鬥的罪名。何況，這種“熱愛”並沒有真正的標準，說你熱愛你就熱愛，說你反動你就反動，這隻能淪為鏟除異己的武器。
在羅伯斯庇爾的話語體係中，“人權”與“人民”隻是當政前的常用詞，後來，他最常用的詞變成了“野心家”、“陰謀家”、“保皇黨徒”、“反革命”……非黑即白、非左即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種思維已不再是革命，而是權力鬥爭。
當你將憲法棄之一旁時，你自己也會成為不受保護的人，羅伯斯庇爾驗證了這條真理。最終，他也被剝奪了人權，死於斷頭台。他在個人品格上幾乎無可挑剔，生活清心寡欲，痛恨腐敗，始終堅持革命理想，但卻用了最極端的方式，而不是他早年提倡的方式。
據載，在雅各賓專政時期，有近四萬人死於恐怖統治，拉瓦錫隻是其中一個。被捕者不能辯護，不能請律師，革命前期提倡的人權，此時蕩然無存。在大革命中死亡的四十萬人裏，大多數其實隻是平民，貴族僅占10%，何況，大多數貴族也罪不至死。
這段曆史讓許多人反思，卻也讓很多人“借鑒”，馬克思就曾表示，如果一個黨派在革命進程中不夠堅定，或者執行力不夠，就會“被站在它後麵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開並且送上斷頭台”。
相比之下，伯克的觀點在西方世界裏更具代表性。他認為“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所發生的所有事件中最今人震驚的事”，他當然想不到還有更加讓人震驚的事情發生在他看不到的年代裏。在他的觀點中，最讓我有所觸動的是他認為法國革命者拋棄了傳統，以摧毀一切的態度革命，最終導致新一輪暴政。他也認為，革命者將民主置於自由之上，本身就是一種極端化傾向。
托克維爾的觀點則比伯克更為深入，他的《舊製度與大革命》深刻揭示了革命何以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認為追求自由的意義遠大於追求平等，如果平等高於自由，那就會形成“民主的專製”。
我不否認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但在拉瓦錫乃至其他人的死亡中，我隻看到了鏟除異己和政治屠殺。這種悲劇，在此後不斷上演。也許，它比革命本身更值得審視、思考。
密特朗曾說：“法國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樣，是一個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難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與恐怖交織，暴力與博愛雜陳。”這是法國人的反思，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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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錫之死
1773年的一天，30歲的安托萬-洛朗·拉瓦錫在他的實驗記錄本上，自信滿滿地寫下了這麽一句話：“我注定要在物理學和化學領域帶來一場革命。”
他確實做到了。
然而，這位化學革命的主要推動者卻沒能預見到，20年後，他竟然會成為一場政治革命的犧牲品。
1794年，巴黎依然飄搖在法國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之中。5月7日，執政的激進黨開庭審判他們眼中的舊政權代表——包括拉瓦錫在內的28位包稅商。此前，由一些科學界人士提出的赦免拉瓦錫的請求，遭到了法官的斷然拒絕。據說，那位法官還豪氣衝天地宣稱：“共和國不需要學者！”
第二天，拉瓦錫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推上了斷頭台。隔日，曾跟他有過交往的法籍意大利著名數學家拉格朗日聞訊，不禁悲歎：“砍下他的頭顱隻需要一眨眼工夫，但生出他那樣的大腦一百年也不夠。”
不錯，這是一顆不平凡的大腦。正是它的精細運作，引發了化學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其影響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概括：拉瓦錫之於化學，猶如牛頓之於物理學。
在拉瓦錫登上曆史舞台之前，化學遠遠落後於物理學、數學和天文學。盡管那個時代化學家們已經發現了大量獨立的化學現象，但並沒有一個適當的理論框架來綜合這些相互隔離的零碎的信息。當時人們普遍相信，物質可以燃燒的原因在於它含有燃素。物質（比如木頭）在燃燒過程中會釋放出燃素，所以將變得更輕。
可是，拉瓦錫卻在實驗中發現，某些固體物質（比如磷和硫）在燃燒之後重量反倒增加了。一個合理的猜測是：也許物質燃燒不是因為釋放了燃素，而是因為吸收了某種氣體。
1777年，拉瓦錫將實驗結果報告給了法國科學院，證明根本沒有燃素的存在。燃燒的本質是物質和“生命氣體”（後來他將這種氣體命名為“氧氣”）的結合。由於燃燒減少了空氣中氧氣的含量，留下的不可呼吸的氣體（主要）就是氮氣。拉瓦錫還斷定，氧氣在呼吸過程中同樣至關重要。他認為，從化學的觀點看，物質燃燒和動物的呼吸同屬於空氣中氧所參與的氧化作用。後者是一種緩慢的燃燒過程，並且是所有動物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研究燃燒和氣體的過程中，拉瓦錫借助他精湛的稱量技術，看到了事物更深層的一麵，進而從實驗的角度驗證並總結了物質（質量）守恒定律。針對當時化學物質的命名混亂不堪的狀況，拉瓦錫與他人合作製定出化學物質命名原則，創立了化學物質分類的新體係，並在曆史上第一次開列出化學元素的準確名稱。
1789年3月，拉瓦錫詳細總結並係統闡釋其化學學說的著作《化學基礎論》以法文出版。正如它的全名——《以一種新的係統秩序容納了一切現代發現的化學基礎論》——所昭示的那樣，這部劃時代著作係統論述了氧化說的科學理論，重新解釋了各種化學現象，並且指明了化學研究的方向和任務，從而建立起從元素概念到反應理論的全麵的近代化學體係。由此，化學作為一門科學才得以最後確立。
在1789年版《化學基礎論》的序言中，拉瓦錫寫道：“當我著手撰寫本書時，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充分地擴充和解釋我於1787年4月在科學院的公開會議上，所宣讀的論述改革和完善化學命名法的必要性的論文。……這樣一來，盡管我想到的僅僅隻是製定一種命名法，盡管我自己打算的隻不過是改進化學語言，但我卻無可奈何，這部書自身逐漸變成一部論述化學基礎的著作了。”
拉瓦錫強調觀察和實驗，也非常重視科學方法和科學態度。他的科學研究活動講求嚴格的邏輯進程——他總是先製定研究方法，然後再進行實驗。在《化學基礎論》一書中，以“對於……的觀察”做“節”標題的，竟有數十個之多。序中的一段話，集中表達了他對於科學研究的認識和態度：
“由於完全確信這些真理，我一直強使自己除了從已知到未知之外，決不任意前進，並將此作為一條定律；除了由觀察和實驗必然引出的直接結果之外，決不形成任何結論；而且，始終整理事實以及由這些事實引出的結論，以這樣一種秩序最易於使它們為開始從事化學研究的人們所完全理解。”
從1789年到1797年這18年間，《化學基礎論》在8個國家以6種文字印行了26次，足見其在當時影響之大。後來的科學史家評價：“它就像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在一個世紀前奠定了現代物理學的基礎一樣，奠定了化學的基礎”，它“在化學史上的重要性怎麽強調也不過分”。
其實，拉瓦錫的工作還不光局限於化學一個方麵，他還開創了生理學發展的嶄新時代——他被認為是第一個將生命現象歸結為化學和物理力量作用的科學家。他在大革命時期也為新政府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設計城市照明、製定農業改革方案、貢獻火藥製造和礦物探尋資料。作為改革委員會委員，他還參加了新政府主張的“改革舊度量衡製，創造新的國際通用單位”的工作，確定了重量單位“克”和長度單位“米”。
拉瓦錫的偉大貢獻和悲慘結局常常令人感喟。盡管他主張君主立憲製，是舊體製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依然可以說是法國革命思想的忠實追隨者。他出生於巴黎一個富裕的律師家庭，5歲時母親病逝，此後他在姨母照料下生活。11歲時，進入當時巴黎的名牌學校——馬紮林學院，1763年獲法學學士學位，並取得律師開業證書，後轉向研究自然科學。1768年，拉瓦錫被法國科學院接納為助理（最低級別的院士）， 1778年他成為有表決權的18名正式院士之一，1785年出任科學院院長，還曾擔任過皇家火藥局局長。 導致拉瓦錫悲劇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一是他早年加入了由一批商人組成的包稅商集團。他們把法國國王的部分征稅承包下來後，又濫用職權橫征暴斂，中飽私囊，激起了極大的民怨，所以革命一來就成了眾矢之的。在被送上斷頭台的28位包稅商中，除拉瓦錫外，還有他的嶽父大人。盡管拉瓦錫很少參與對平民百姓的盤剝，並把大部分餘錢投入科學研究之中，但仍然不能擺脫悲慘的結局。
二是樹大招風，遭遇落井下石。拉瓦錫被捕後，革命領導人之一J.P.馬拉帶頭對他提出指控，叫喊要“埋葬這個人民公敵的偽學者！”馬拉多年以前曾企望以《火焰論》一書作為“敲門磚”加入法國科學院，但當時的科學院負責人拉瓦錫對此書進行了尖刻的評論，認為並無科學價值，從而跟馬拉結下了私怨（馬拉其人也沒能善終，一幅名為《馬拉之死》的著名油畫描繪的，就是他在浴室裏被刺殺之後的慘象，他甚至還死在拉瓦錫之前。我之所以沒有貼這副油畫，是因為畫家杜撰了溫情脈脈的信箋，而那實際上隻可能是18人的處決名單，他也並非死在浴缸裏）。
拉瓦錫另外還有一個潛伏著的惡敵，可能是出於嫉妒而施展詭計上下其手，置他於死地。此人就是在其落難時曾受拉瓦錫保護過的知名化學家佛克羅伊院士。非常可惡的是，在後來為拉瓦錫舉行的莊重而盛大的追悼會上，這個厚顏無恥的家夥卻又反過來對拉瓦錫表示悼念，還做了歌功頌德的演講。
有一個傳言稱：拉瓦錫在被處決前，安排了他的最後一項實驗。那時斷頭台在法國被廣泛使用，因為它被認為是處決的最人性的方式，可以在瞬間無痛地執行。現在有機會去弄清楚到底是不是這樣了。按照約定，當拉瓦錫感受到刀片接觸到脖子時，就開始努力地快速眨眼，而他的助手就站在人群中記錄他眨了多少次眼（一共眨了15次），以此來確定頭砍下後是否還有感覺……。 在最後一封致他感情甚篤的美麗妻子的信中，拉瓦錫寫道：“我度過了非常幸福的一生。我想，人們會帶著一些惋惜的心情記住我，也許在我的身後還會留下一些名譽，我還需要什麽呢？”
這一點他也“算”準了。
就在拉瓦錫撒手人寰不久，人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思大會，並在大街上給他立了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