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命運

俄羅斯的命運之謎 （轉）

-----讀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
 

       無法用理智去認識俄羅斯，/無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著獨特的身材——你隻能去把俄羅斯信仰。

       俄羅斯作為地球上塊頭最大的國家，不管你喜不喜歡，你都無法忽視它的存在，你都無法對它的喜怒哀樂無動於衷；但這個民族又是那麽獨特那麽難於琢磨，就是別 爾嘉耶夫這樣的思想家也把它視為一個“難解的謎”，他的《俄羅斯的命運》一書選擇俄羅斯詩人丘特切夫上麵那句詩作為開場白。
 

（一）曆史的源起和疆土情結
 

      俄羅斯起源於歐洲東部的第聶伯河、頓河一帶。那裏是一片遼闊的平原，寬廣的河流，淺淺的河道，是遊牧民族理想的棲息之地。但是，低矮的烏拉爾山脈無法成為阻擋侵略者的屏障，因而俄羅斯民族在形成的初期屢次淪為外族奴役和蹂躪的對象。
 

      先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旋風般地席卷斯拉夫人的土地，在短短的五年裏就征服了俄羅斯平原的每一個角落。在金帳汗國的盤剝和淩辱下，俄羅斯人悲慘地掙紮了兩個多世紀。直到1480年莫斯科大公在庫裏科沃原野擊敗蒙古軍隊，才擺脫了金帳汗國的統治。

      在北部和西部，俄羅斯則麵臨著立陶宛人、波蘭人和瑞典人的挑戰和威脅。尤其是在1569年，波蘭和立陶宛通過“盧布林聯合”建立了強大的共和國，實力大增，同俄羅斯為爭奪東歐霸權反複廝殺。

       1598年，俄羅斯留裏克王朝的最後一位沙皇駕崩，波蘭人通過製造假沙皇、支持俄羅斯內部的反動派勢力以及出動正規軍等方式，控製了俄羅斯的大部分土地， 包括莫斯科。波蘭人的入侵，給俄羅斯帶來了空前的災難，史稱“莫斯科浩劫”。譬如，1611年波蘭人對斯摩棱斯克的圍攻，血腥殘忍，使該城的人口從8萬銳 減至8千。戰爭導致民不聊生，大量耕地雜草叢生，許多村莊荒無人煙，經濟遭受嚴重破壞。

       這些慘痛的曆史記憶激發了俄羅斯人的危機意識和疆土情結，他們從17世紀開始了大規模的對外侵略和領土擴張，尋求新的“自然疆界”和新的出海口，希望用巨大的戰略縱深來彌補自然屏障的缺陷。

       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快速擴張，俄羅斯成為一個橫跨歐亞的龐大帝國。在帝國的疆界內，民族不再單一，人口成分、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習俗、社會經濟結構 都變得極為複雜，矛盾叢生，衝突不斷。基辛格評論說：矛盾成了俄國最明顯的特征。它不斷地用武力向四麵八方擴張，卻自認為時時受到外來威脅。組成俄國的民 族越複雜，它越沒有安全感。為維護統治和壓製各民族間的緊張關係，俄國曆朝的統治者都會偽稱有某種外來的巨大威脅，而時間一久謊言往往成真（基辛格：大外 交）。

       俄羅斯人對地緣政治極為敏感，對領土擴張情有獨鍾。所以，2014年當烏克蘭有可能投向西方人的懷抱時，普京毫不猶豫地把克裏米亞半島納入俄羅斯的版圖， 這既是因為克裏米亞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是因為克裏米亞曾經是俄羅斯的領土。普京的動作讓西方的政客大為光火，在俄羅斯卻嬴得了滿堂彩，被視為引領俄羅斯複 興的“好沙皇”。
 

（二）第三羅馬和彌賽亞情結

       在歐洲，相對來說，俄羅斯文明是後發的、晚熟的，它在萌芽的時候就受到了東正教信仰的滋潤。在基輔公國時，拜占庭的僧侶們就沿著第聶伯何北上，深入俄羅斯 的腹地，向那些尚處於半野蠻狀態的、信奉著奇怪的多神教的人們傳播上帝的福音。那時的羅馬教會正忙著和日耳曼人鬥智鬥勇，用基督的真理去教化他們。因此， “俄羅斯人從拜占庭僧侶那裏接受了他們的宗教、字母表和有關藝術和建築的最初理念。隨著拜占庭帝國變得越來越東方化，並且失去了許多原有的歐洲特色，俄羅 斯人也深受其影響”（房龍：人類的故事）。東正教文明是俄羅斯文化的最重要來源，它對俄羅斯文化模式的生成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和天主教相比，東正教更具有神秘主義色彩和非理性主義的傳統，它也不像天主教那樣擁有係統的、卷軼浩繁神學理論。它認為上帝的意誌是無法通過人的理性去認 識的，人類隻能憑借對上帝的信仰，通過彌賽亞的降臨獲得拯救。耶穌基督是上帝派來解救人類的彌賽亞，他用自己在世間承受的一切苦難來清洗人類的罪孽，從而 使人類獲得救贖。

     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國轟然倒下。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一個侄女逃到俄羅斯，1472年同俄羅斯的君主伊凡三世結婚。從此， 後者便以“凱撒”自居，即“沙皇”。伊凡三世即“伊凡大帝”。他自詡是羅馬帝國的衣缽傳人，將拜占庭的雙頭鷹標誌添加到自己家族的聖喬治標誌上，自視為最 正統的基督教國家和傳承人類文明的使者。俄羅斯把自己短暫的文明史和歐洲最古老的帝國聯係在一起，嫁接在輝煌的基督教文明之上，推動了俄羅斯民族意識、民 族心理、道德規範和性格特征的形成。

       基督教是一神教，它的任何派別在信仰上都是排他的，都認為自己崇拜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東正教徒相信，“東正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各宗中的一宗”，它是“在真 理中的教會”。東正教既有深重的苦難意識，又有強烈的使命感。俄羅斯的社會精英，從知識分子、教士到沙皇，自以為承續了拜占庭皇室的血脈和旗幟，就成為了 上帝選中的、承擔救贖人類的使命的彌賽亞民族，進而激發起民族自豪感和大國情懷。

       從16世紀起，俄羅斯就自稱為“第三羅馬”。一為叫費洛菲伊的東正教修士在給沙皇的信中寫道：隻有您的王國沒有被不純潔的信仰玷汙，您是普天下獨一無二的 基督教皇帝。“所有的基督教王國都統歸於您，兩個羅馬先後衰落了，第三個羅馬正屹立著，第四個羅馬不會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國永遠不會落入他人之手”。“第 三羅馬”的信念強化了俄羅斯人的彌賽亞情結，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他們的一切都是最美最好的，俄羅斯民族是最優秀的、是其他民族的救世主。

       俄羅斯的統治者總是自詡為在替天行道，他們因充滿使命感而自命不凡，更敢於軍事冒險，更具有帝國主義的傾向。在這一點上，俄國的知識分子也總是將其歸之於 宗教信仰。譬如，1877年沙俄以“泛斯拉夫主義”為由在巴爾幹半島用兵，陀思妥耶夫斯基辯解道：“問問人民；問問士兵；為何要挺身而起？為何要走向戰 場？如此所為何來？他們將眾口一致地答以為侍奉基督，也為解放受壓迫之兄弟。”

       馬克思主義倡導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通過發動反對剝削者的“世界革命”，建立人類的大同社會，這種觀點在俄國激起了最強烈的共鳴。這與俄羅斯人 根深蒂固的彌賽亞情結是息息相關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所主張的人類解放，東正教信仰所指向的人類救贖，它們在深層次的精神結構上是彼此契合、一脈相承的。十 月革命後，列寧在國內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就催促紅軍揮師西進，希望會合德國工人階級，聯手在歐洲最發達的國家發動革命，從而使全人類獲得徹底解放。布 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沒有把眼光局限於一國之內，他們認為他們的理想是普世性的，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全人類的共同解放。當然，這個運動應該由俄國人來主導。
 

（三）雙重性格和哲學的貧困

       別爾嘉耶夫認為，俄羅斯民族的命運中的幸運和坎坷，全部來自植根於其民族性格深處的內在矛盾，“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極端對立的原則的混 雜與結合。隻能用矛盾這個詞來說明俄羅斯和俄羅斯民族的特征。在同樣的基礎上，俄羅斯民族既是國家專製政體的民族，也是無政府主義的愛好自由的民族；既是 向往民族主義和民族自負的，又具有普世的精神，並尤其善於體現出全人類性；既殘酷又具有非凡的仁愛，既熱衷於施加痛苦，又具有近乎病態的同情心。”在他看 來，隻要理解了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這些矛盾，就理解了有史以來俄羅斯命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別爾嘉耶夫在他的文集中列舉了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多種內在矛盾性：

（1）     一方麵，俄羅斯是一個最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俄國幾乎所有的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天生的無政府主義精神；另一方麵，俄羅斯又是一個最官僚的國家。在俄國，一切都可能轉化為政治的工具，為了國家和政治的利益，可以犧牲其他任何利益；
 

（2）     一 方麵，俄羅斯是世界上最沒有沙文主義的國家，俄羅斯人向來缺乏足夠的民族自豪感，甚至羞於承認自己是俄國人；另一方麵，俄羅斯又是世界上沙文主義色彩最為 濃厚的國家，它創建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帝國，是民族衝突最多、民族壓迫最甚的國家之一。俄羅斯民族的大國沙文主義並不是局限在俄國境內，在拿破侖戰爭以後 的曆次歐洲革命和民族衝突中，俄羅斯都會打著“泛斯拉夫主義”的旗號，充當“歐洲警察”，而且時常以“歐洲的救星”和“各民族的解放者”自居；
 

（3）     一方麵，俄羅斯是一個精神無限自由的民族，是一個流浪著尋找上帝的真理的民族；另一方麵，俄羅斯又是一個充滿奴性和馴服的國家，是失去了對個體權利的知覺和不會維護個體尊嚴的國家，是怠惰的保守主義的國家，是古板的生活和沉重的肉體的國家。

        這些性格矛盾顯然是多種因素決定的，既和它棲息繁衍的地理條件和氣候等自然環境有關，也是其宗教信仰的產物，尤其是基督教的創世論、原罪論、選民意識、上 帝萬能意識、末日拯救意識和絕對精神自由意識等等，對俄羅斯民族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規範和思維方式的影響是直接的和根深蒂固的。

       俄羅斯是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苦難和救贖一直是俄羅斯思想界的主要話題。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殘酷的農奴製下掙紮的社會底層的民眾，飽受貧困和愚昧之苦，他 們承受的是物質層麵的苦難；知識分子、貴族階層甚至沙皇，麵對民眾的疾苦和民族的坎坷命運，他們承受的是心靈的折磨，他們的苦難是精神層麵的。作為彌賽亞 民族，忍受苦難並不是它存在的目的，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難並非他來到人間的目的，在他們眼裏，苦難不是悲慘的命運，不是上天的懲罰，而是一份磨練人性的 珍貴禮物，隻有通過苦難並在苦難中崛起和重生，才能證明自己身為彌賽亞民族所承擔的神聖使命。

       曆史也多次見證了俄羅斯民族的奇跡：它在極端的困境中，總是煥發出超凡的勇氣和力量，堅韌不拔，脫穎而出，最終戰勝困境，在廢墟中巍然屹立。對這一點，就是頑固地主張遏製俄國人的基辛格也承認，“要不是俄國，拿破侖和希特勒幾乎篤定可以建立世界性的帝國”。

       俄國人也總是因此而趾高氣揚，自命不凡。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他們寧可因冒險而失敗，也不選擇妥協以獲得更合理的結果。1854年的克裏米亞戰爭、1875 年的巴爾幹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以及蘇聯時代的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都顯示了俄國人這種特立獨行的性格。

       別爾嘉耶夫總結道：俄羅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兩極化民族，它是諾幹對立麵的並存。它可以使人迷戀，也可能使人失望，它那裏永遠有可能發生意外的事情，它最 終能激起對它的強烈的愛和強烈的恨。“俄羅斯民族就其極端性和矛盾性而言，也許隻有猶太民族可以與之相提並論。正是這兩個民族都具有強烈的彌賽亞意識，這 並非偶然”。
       
       俄羅斯一個命運多舛的民族，在東正教文明的澆灌下，俄羅斯這片苦難深重的沃土上綻放出了燦爛的文學藝術之花。在東正教的神秘主義色彩和反理性主義傳統的影 響下，俄羅斯始終沒有對民族的精神架構和文化傳承作理智、深刻、係統的梳理和哲學思考，豐碩的文學藝術成果增加了民族的詩性智慧和浪漫情懷，但代替不了哲 學的沉思和理性的升華。“俄羅斯知識階層諸多的心理特質，使他們忽略了具有獨創性的俄羅斯哲學，同時也忽略了偉大的俄羅斯文學所具有的哲學內涵。”黑格爾認為：“一個國家沒有哲學，就像一座雄偉的廟中沒有一個神像一樣，空空蕩蕩，徒有其表。因為它沒有可信仰的東西，可尊敬的東西。”
      
       俄羅斯在其幾百年的文明史中，沒有貢獻過有世界範圍影響的哲學家、思想家，沒有產生過澤被人類的偉大的哲學思想。別爾嘉耶夫不無憂慮地坦陳：“俄羅斯的精 神文化，還沒有在世界上占有偉大強國的地位，而這種精神文化才是生活的核心，國家機器不過是表麵的外殼和工具而已。”專製獨裁和中央集權可以在短時間內建 立起強大的政治和軍事體係，一躍而為歐洲的強國甚至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霸主。但這種缺乏精神文化底蘊的顯赫國際地位並非民族和人民的福祉，它反而會因曇花一 現的輝煌而喪失自我、迷失前進的方向。
 

（四）身份認同和沉重的十字架

        當俄羅斯人懵懵懂 懂地闖入文明社會時，歐洲正處於風起雲湧的大變革大改組時期，缺乏身份認同的俄羅斯人在奔騰的曆史洪流中一直沒有找到調校航向的坐標。俄羅斯的統治階層始 終在“西化”和“斯拉夫化”之間徘徊，時而“西化派”占上風，時而“斯拉夫派”占主導。

       別爾嘉耶夫把俄羅斯人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搖擺不定的立場稱為“東西方”。他說：“俄羅斯既不是純粹的歐洲民族，也不是純粹的亞洲民族。俄國是世界的一個完整 部分，是巨大的東西方，它將兩個世界結合在一起。在俄羅斯的靈魂中，永遠有東方的和西方的兩種因素在搏鬥。”“隻有在東方和西方這兩個問題的範疇內，俄國 才有可能意識到自我，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她置身於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義為東西方。”

      俄羅斯因其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既可以被視為聯係東方和西方文明的橋梁，也可以變成被東方和西方文明撕裂的傷口。俄羅斯民族的幸運和苦難都由此而生發。

       來自東方的蒙古-韃靼人的鐵騎送給俄羅斯人的是恐怖的夢魘，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則讓俄羅斯人看到了救贖的希望。早在公元十世紀羅斯受洗時，俄羅斯人已經踏上 了西化之路。彼得大帝選擇依靠專製強權推動西化運動，全麵學習西方的技術、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經濟軍事和行政體製，同時把領土擴張的重點放在歐洲。

       俄羅斯的社會變革和發展始終沒有跟上歐洲曆史前進的步伐，西歐的政治製度和社會體製對俄羅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卻從來沒有在俄羅斯真正實行過。

        拿破侖戰爭後，俄羅斯人自信滿滿，確信他們是肩負特殊使命的民族。於是，斯拉夫派躊躅滿誌，占據主導地位。主張西化的“十二月黨人”起事失敗，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整個十九世紀，兩派的爭論無休無止，帝國的政策也在不停地東搖西擺。直到一戰爆發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俄羅斯的統治階層仍然沒有在東西方之間找到自己的定位。

      俄羅斯在身份認同上的困惑和搖擺，正是其自身的精神文化貧乏的表現。在東方和西方之間選擇的困境，猶如在民族的精神上橫向地撕裂開的一條傷口；而社會上層 和下層的衝突、傳統和現代的對峙、因領土擴張而複雜化的民族矛盾，則形成一條刺向社會肌體縱深的傷口。這一橫一縱兩道傷口，就如同一付巨型十字架，成為俄 羅斯人擺脫不去的宿命。俄羅斯人在幾個世紀裏，一直背負著這沉重的十字架，為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同命運抗爭，在曠野裏呼號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