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研究述評 [轉載]

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研究述評

作者：李成瑞 尚長風    發布時間：2009/09/05    來源：國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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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政府部門及其出版物和官員個人的觀點

中國民政部官員在2005年9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三年自然災害的數字，我們不怎麽掌握，也不會更正，也不會再公布這個事情。”[1]

《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淨減少1000萬，1961年又比1960年淨減少348萬。[2]《當代中國的人口》指出：“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超過平常兩、三倍”。[3]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提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4] 《中國人口（總論）》認為，“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約為1858萬人。” “同時，這幾年裏婦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現負增長，全國人口減少1000萬。”[5]《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指出，“據正式統計僅1960年全國總人口就比上年減少1000萬”。[6]

薄一波說：“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7]萬裏回憶道：“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8] 胡喬木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去湘鄉楠香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江大隊看了一下，情況也很嚴重。楠香和石江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20％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來死亡三萬人，去年死亡二萬人”。[9]田紀雲指出：“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 [10]廖蓋隆認為，“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達到4000萬人”。[11]

原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回憶，在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萬”，考慮到文件沒有完全反映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還要“再加二百五十萬”。[12]盧躍剛據來源於原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的說法，認為四川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800萬人[13]。原安徽省亳縣人大、人委辦公室副主任梁誌遠回憶道：“全縣農村71萬人口，據多點調查推算，死亡人口達20萬人以上,人吃人多處發生。”[14]原萬裏身邊工作人員吳象，在鳳凰電視台表示：“三年困難，餓死3000萬人。”[15]

  國內專家的研究成果

1986年，蔣正華主要依據曆次人口普查數據，參考其它相關資料編製了1981年中國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建立參數估計模型進行細致計算，得出：“在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總人數約為1700萬人。”[16]也有研究者對蔣正華的研究提出質疑，[17]韓鋼表示：“個人對兩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18]

李成瑞指出：“科爾和蔣正華所依據的資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兩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依據，但蔣正華所采用的以曆年生命表為中心，通過參數估計模型進行細致計算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李成瑞認為，在1958-1963年間:“超線性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為2158萬，約為2200萬”。[19]

曹樹基認為：“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 [20] 

彭希哲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約為2300萬，另外損失人口數為2500萬[21]

金輝認為“中國大陸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他還認為總計損失人口數為6000-7000萬，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例約為5∶2。[22]

李若建認為三年困難時期因饑荒而死亡的人口數在1530萬-2470萬人之間，另外損失人口數在3000萬人以上。[23]

葛劍雄認為， “三年的大饑荒造成的人口過量死亡至少要超過1530萬”。[24]

叢進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約為2700萬人，總損失人口數達4000萬人左右。[25]

呂廷煜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000萬人左右。[26]

    國外專家研究成果

1981年，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安斯利·科爾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為1650萬。[27] 1984年，他又根據新的資料，認為超線性死亡人數2700萬，即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為 2700萬。[28]

約翰·艾德（John Aird）於1982年提出:中國在1960-1961淨損失人口數至少為2300萬。[29]1984年，傑拉德·卡羅特（G Calot）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為2700萬，另外由於饑荒少出生2900萬人。[30]艾希頓等人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約為3000萬人，總計損失人口數大約為6300萬人。[31] 班尼斯特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為3000萬，另外損失人口數達3300萬。[32]

費正清認為有大約2000萬到3000萬人由於缺乏營養在饑荒中喪生；[33]莫裏斯?邁斯納則指出：“一些觀察家估計，與饑荒有關的死亡人數多達1000萬到2000萬。”[34]麥克法誇爾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有1600萬到2700萬。 伯恩斯坦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約為1500萬。洛莫估計 “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約為2700萬。”[35]

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估計死於饑荒的人數為“數以百萬計”。[36]世界觀察研究所於1984年估計，饑荒奪走890萬人生命。[37]

 其他社會輿論的代表觀點

 楚漢認為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高達2700萬人”。[38]康健指出：“據中共河南省信陽地委向中央報告：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陽地區餓死老百姓近100萬人！”[39]徐明認為河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200多萬人。[40] 馬鍾嶽認為：“在那場大饑荒中，全國平均每個縣有一兩萬名農民兄弟被奪去了生命。”[41]範眭回憶道：“與省內其它縣相比，隆昌縣死人算是比較少的，……這個50萬左右人口的縣，一年多時間就減少了四分之一人口。”[42]

丁杼表示：“若相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非正常死亡數是三千五百多萬。若以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為依據，則非正常死亡為四千四百萬。”[43]

2005年11月香港《爭鳴》雜誌的文章，將非正常死亡人口數估計為4687.5萬人。[44]傑斯珀·貝克（Jasper Becker）稱：“體改所根據黨的內部檔案提出過一個報告，認為有4300萬到4600萬人死於饑荒，而黨內高級會議上談到的饑荒死亡數字高達5000萬到6000萬。”[45]英籍華裔女作家張戎宣稱:近3800萬人在大躍進和饑荒中餓死或累死。[46]上述這些說法已經被證實是編造的。

陳必紅認為，“不僅沒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二千萬，一千萬，甚至一百萬都沒有。” [47]張宏誌認為，“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純屬捏造。[48]

關於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原因的探討

主流觀點是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主要包括“左”傾錯誤、自然災害和蘇聯背信棄義三個方麵。[49]

對於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原因，最早有毛澤東提出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說，以及劉少奇指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

田紀雲認為：“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50] 

金輝認為完全在於人禍。[51] 王洛維也持相似觀點。[52]陳東林認為當時確實在嚴重的自然災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評價是恰當的。[53]艾希頓等也認為,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都是造成大饑荒的重要原因。[54]《當代中國的人口》也持近似觀點。[55]網絡研究者“老田”堅持認為饑荒主要是“天災”造成的。[56]

林毅夫認為，一方麵農民失去了退社權，被迫吃大鍋飯，勞動積極性下降，導致糧食產量下滑；另一方麵，我國當時采取的糧食優先照顧城市的政策也是造成大量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57]羅平漢認為公共食堂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導致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引起了糧食產量降低。[58]彭希哲認為饑荒是由食物短缺、食物獲取權喪失和食物消費方式改變等多方麵原因造成的。[59]張欣（Gene Hsin Chang）等認為公共食堂導致的非理性消費是最主要原因。[60]楊大利也持類似觀點。[61]伯恩斯坦認為，政府從農村征購過多糧食，導致了大饑荒。[62]武力認為1953年實施的統購統銷政策為超量征購埋下伏筆。[63]周飛舟認為地方政府救災不力是造成大饑荒的重要原因。[64]

莫裏斯?邁斯納認為毛澤東較早覺察到情況，但仍應“負主要的責任。”[65]丁抒稱，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的錯誤決策。[66]傑斯珀·貝克（Jasper Becker）認為毛澤東應對饑荒負責，他說劉少奇、鄧小平等努力減輕了饑荒。[67]張百奇堅決反對把饑荒的責任歸於毛澤東。[68]鮑爾則在互聯網上讚美“大躍進”和“文革”。[69]英籍華裔作家張戎稱：毛澤東導致7000萬中國人在和平時期死亡。[70] 

（李成瑞，國家統計局原局長；尚長風，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