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問題（轉）

1945的雅爾塔會議將蒙古正式獨立出中國，此後，由於對蒙古國民心態缺乏基本了解，中國大陸很多人誤以為蒙古或許有主動回歸之心。近些年在中國大陸網上 熱炒的《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一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段宇宏在《鳳凰周刊》上發表《近現代史上中國真的有機會收回外蒙古嗎？》一文，揭示蒙古 國眼中的“蒙古回歸”。

1945年2月在烏克蘭雅爾塔召開的美蘇英三巨頭會議，劃分了三國的勢力格局，決定了戰後諸多國家的命運。蘇聯與英美的交易中，即包括讓蒙古維持獨立狀態。

2010年，在中國大陸網上熱炒的《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的假新聞，同樣傳到了蒙古國，並廣為人知。蒙古有些通曉漢語的大學生，常逛中文互聯網，此 則假新聞被翻譯成蒙文後，又被轉貼到蒙古互聯網上，原始假新聞及中國網民在跟帖中對此熱烈的美好想象，讓看到它的蒙古人極為憤怒……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紀念，2011年，則是蒙古首次宣告獨立100周年紀念。蒙古人對這兩個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訊社社長巴桑蘇仁 的總結極具代表性：“100年前，我們不再聽從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們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們是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

幾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識精英談到曆史時，都有四個基本共識：一、對獨立備感驕傲；二、對民主充滿自豪；三、對成吉思汗無限景仰；四、強調“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國間，尤其是中俄之間，均衡發展關係，不能再回到受大國支配控製的曆史。

由於對蒙古國民心態缺乏基本了解，中國大陸很多人誤以為，蒙古擺脫了蘇聯控製，眼看著昔日的“祖國”如此欣欣向榮，或許會有主動回歸之心，內地互聯網上長期流傳一篇《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的“新聞”，頗能代表部分中國人的這種一廂情願。

相對大陸官方的理性務實，台灣在外蒙古問題上就顯得缺乏基本的現實感。

台灣“內政部”1999年最後一次出版的《中華民國全圖》(此後未再出《中華民國全圖》)，因為蒙古國還在版圖之中，中國的輪廓是“秋海棠”而非“雄 雞”；此外，國民政府1930年代製訂的《蒙古盟部旗組織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灣官方廢止；而國民政府時期主管蒙區(含外蒙)和藏區事務的“蒙藏委 員會”，竟一直延續至今(業務早已變遷)。

這種理論與現實的巨大衝突，在台灣被爭議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過修訂《台灣與大陸關係細則》，將蒙古從“大陸”的定義中剔除。

台灣民間“深藍”人士的“大中華情結”就更為濃重，撰文渴望蒙古回歸者大有人在，大陸逐漸發酵的“外蒙古回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響的結果。

台灣在蒙古國問題上的尷尬，源於國民黨政權遷台後，拒不承認1945年的《中蘇友好條約》；同時，指控蒙古獨立乃是1949年“共匪賣國”的結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則嚴密考證，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才是真正“割讓蒙古”的罪魁禍首。

兩個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間言及蒙古國獨立，便攪起“到底是國民黨之責還是中共之責”的無休爭議。那麽，蒙古獨立到底有怎樣的複雜經過?

正式承認蒙古獨立的是非

中國政府正式承認蒙古的分離獨立，是1945年8月14日國民政府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此條約雖名為“友好”，實則一點不友好—“約定”： 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讓蒙古經由全民公決來決定其是否獨立，而中國對獨立後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將予以承認；而交換條件是，蘇聯承諾“尊重中國在滿洲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幹涉新疆事務，不援助中共”，以及對日宣戰，幫助中國“驅逐日本人”。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署後，當年10月20日，蒙古在蘇軍“保護監督”下舉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數讚成外蒙古獨立。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發表了一個態度冷淡的簡短公告給予承認。

此時，國共雙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敵對之勢已成。對於國民黨所簽之涉外條約，中共無一不抨擊，但唯獨對這個條約，不僅給予高度支持，且在國民黨對條約“執行 不力”或“心有不服”時還大加撻伐。蓋兩黨都有苦衷，中共的處境還更為尷尬—當時，斯大林一方麵在新疆扶植“東突”起事，一方麵在東北侵犯中國主權，阻撓 回收，同時強迫蒙古分離，甚至連條約中的很多承諾都沒兌現，引起全中國激憤。1946年春，以中國各高校大學生為首，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蘇運動，重慶 中共的《新華日報》和親中共的民盟《民主報》還遭到衝砸。

關於外蒙獨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公開表態，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的郭沫若文章，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這是“中蘇同盟”四周年時，郭發表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的廣播詞。

郭在文中歌頌外蒙獨立，譴責“中國侵略者”壓迫和欺負蒙古人民，認為蒙古尋求解放和獨立天經地義，認為外蒙人民比中國人爭氣，更早清醒，認蘇聯當朋友，所 以得到幫助，更早得解放，中國人民應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學習，“有什麽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麵，來對蘇聯‘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黨史學者胡華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承認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的文章，痛斥“隻有國民黨反動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國有獨立地位”，並批評這種“大漢族主義情緒”蠱惑了不少國人。

從統治者角度，開疆拓土是偉業，護國守土是功績，這個常識中外古今執政者都明白，國共兩黨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舉，隻是都對蘇聯莫可奈何。

蒙古獨立，從頭到尾皆靠沙俄和蘇聯庇護，斯大林則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業成功絕對離不開蘇聯和斯大林的支持，麵對被自己尊稱為黨和人民的“導師”、“慈父”、“大元帥”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問題上做此表態實非得已。

雖然國民黨定義自身是民族主義政黨，中共定義自己是國際主義政黨，並完全支持蘇聯的“民族自決理論”，但隨著中共向執政黨地位的靠近，也越來越顧及到本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1949年初，毛澤東試探性對來訪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談起內外蒙統一然後加入中國的問題，對方答道：我們不主張這樣的統一，因為這可能導致中國失 去一大塊領土，如果真這樣的話，那將是內外蒙統一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米高揚的言下之意是，若誰想把外蒙要回來，可能連內蒙都得丟掉。斯大林以後又再次 強調了這一原則。

1949年10月16日，剛誕生16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承認現實。

而國民黨政府則認為蘇聯並未遵守條約協定且與北京建交，屬幹涉中國內政，宣布條約款項無效。1952年，國際冷戰格局定型，國民黨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第二年經“立法院”同意，正式通過法律程序廢約，國民黨政府遂不再承認外蒙獨立，並一直阻撓蒙古進入聯合國。

盡管對於正式承認蒙古獨立，國共背後的情緒和動機有差異，但事實清晰：國民黨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後；首個中蘇條約，國民黨被迫簽署，中共無奈讚同，各有各的苦衷。

無可奈何雅爾塔

戰後承認蒙古獨立，當時中國無論任何人任何集團執政，均無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棄。所謂“正式承認”，對斯大林來說，最重要的隻是在國際上(主要是英美)履行一個“手續”。

當時對國民黨政府來說，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鐧，是其以中國東北和新疆的主權以及中國內部政治問題為要挾。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已經危機重重，對內則麵臨經濟崩 潰、隨時有內戰爆發的可能，對外則無法想象中國以一農業國的實力如何與世界第二強的蘇聯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製約蘇聯的美國，早在此前即在《雅爾塔 密約》中，就出賣了中國的利益。

1945年2月在烏克蘭雅爾塔召開的美蘇英三巨頭會議，劃分了三國的勢力格局，決定了戰後無數國家的命運。因協定內容未知會其他當事國，又稱《雅爾塔密約》。

會議上，英美為減輕損失，使蘇聯及早對日宣戰，犧牲了中國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議是由滿洲至旅順大連港之間畫一條走廊割讓給蘇聯，與蘇聯海濱省和西伯利亞 相連。在羅斯福的反對下，這一要求被改為外蒙“維持現狀”，蘇聯恢複沙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如大連港國際化、由蘇聯優先使用，租借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並規 定，這些內容要獲得蔣的“同意”，由羅斯福向蔣轉達。

斯大林的地緣戰略，是使蘇聯周邊不能出現“敵對國家”，也就是說蘇聯需要一個漫長的戰略緩衝帶。而在其緩衝帶內的地區，辦法有二，一是將其並入蘇聯，二是 使其成為“衛星國”，以保障蘇聯“安全”。在不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情況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則，強迫外蒙獨立，同時在新疆策劃“東突”鬧事、索要東北權 益。

蔣介石在聽說雅爾塔會議後，已預估蘇聯會提出侵犯中國主權的訴求。通過美駐華大使赫爾利，蔣介石獲悉了部分內容。

蔣初聞這些內容時憤怒不已，但還抱一線希望，由於不知美國真實態度，以為還可與美國結成盟友來牽製蘇聯。然而，羅斯福已與斯大林達成協議並簽字。羅斯福本來良心虧欠，欲正式告知蔣，卻於4月12日病逝。

繼任的杜魯門是《雅爾塔協議》的忠實執行者，對蔣也從無好感，蔣介石聯美製蘇的想法根本無從談起。蔣告訴美方，蘇聯進入遠東及中國，將損及美國利益，但杜魯門認為，隻要督促蘇聯及各國落實《雅爾塔協議》，戰後即可相安無事。

中國方麵隻得在6月啟動獨自對蘇談判，蔣介石令宋子文為代表團長，蔣經國為首席翻譯奔赴莫斯科。此後的“虎羊談判”中，美國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國簽 字之外，不願卷入其中。斯大林則獅子大開口，要求遠遠超出《雅爾塔協議》內容。比如協議同意“外蒙保持現狀”，中國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權，斯大林則直接提出 外蒙必須“獨立”；協議規定蘇聯隻獲得旅順軍港租借權，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權一並吞下，還要求旅順以南100公裏內的島嶼中國不得設防……

蔣經國曾以私人身份拜訪斯大林時說，中國8年抗戰，就為收複失土，敵人還未趕走，反將這一大塊國土割讓出去，失去了抗戰本意。斯大林明確告之：就是要讓蒙古成為蘇聯的軍事屏障。

中國代表團奉蔣之命盡力在每個細節上從斯大林嘴中摳肉(如旅大和中長鐵路的管理方式、權力分配、歸還期限)，最大限度維護國家主權，斯大林雖做出部分讓 步，但在蒙古獨立上態度極其堅決。中方認識到，在斯大林緊咬不放情況下，承認原本早就喪失的外蒙權益，以換取現在尚可挽回之利，乃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蔣介石要求必須劃清內外蒙界線。斯大林則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為蘇聯早已將原屬外蒙的唐努烏梁海及中國新疆部分地區劃入自己範圍，不方便出示地圖商談疆界。

談判最後階段的8月9日，蘇軍已揮師進入中國東北，宋子文、蔣經國等大多數代表認為，如糾纏疆界問題再不趕緊簽約，蘇軍控製東北後，斯大林胃口隻會更大， 認為不必理會蔣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長王世傑雖不讚同，但無法說動大家，最後隻得與宋子文擬電向蔣要求“授予宜機行事之權”。

8月14日，王世傑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條約上簽字。規定，蘇聯“尊重”中國在東北和新疆的主權，支持中國政府(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統一，中國則同意日本戰敗後在蒙古舉行公投。

9月2日日本簽署投降書，舉國歡慶。自“9.18事變”後第三天，蔣介石連續寫了15年的“雪恥”日記(每篇在起始處寫上“雪恥”二字)。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寫下“舊恥雖雪，而新恥又染，此恥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後之雪恥，乃雪新恥也，特誌之。”

1949年12月，毛澤東首次訪蘇，重要任務有幾個，一是給斯大林祝賀70壽辰，二是提出援助問題，三是商討修改中蘇條約。斯大林最初認為延用舊約就可以 了，沒必要修新約，但在毛的強烈要求下終於同意修訂。經過一番艱難的討價還價，1950年2月14日，周恩來與蘇外長維辛斯基簽下第二個“中蘇友好條 約”。

此條約基本以第一個中蘇條約為基礎，斯大林為了讓“一邊倒”的盟友在國內民族情緒仍濃厚的學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麵子”，作出了相當讓步，如大大縮短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的歸還期等。簽字三天後，雙方發布公告宣布締約事項，並以公告形式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早已失去的蒙古

蔣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為失去美國支持、遭蘇聯強索之外，也在於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實際已失控30餘年，初期為沙俄控製，後又在蘇聯全麵控製下“俄化獨立”已20餘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後)首次宣示獨立開始，先後“取消獨立，實行自治”，又“撤銷自治，‘回歸’中國”，再迅即恢複獨立，來回折騰了好幾次。

蒙古宣布獨立後，當時的北洋政府曾經趁俄國爆發革命自顧不暇，於1919年由北洋將軍徐樹錚帶兵“收複外蒙，撤銷自治”。

徐樹錚驅軍入蒙後，軟硬兼施，迫外蒙的黃黑兩黨上書北京要求撤銷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儀式”，將中華民國總統像掛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寶座 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總統冊封其為呼圖克圖汗，並解除了外蒙的武裝。然而其鐵腕作風引起外蒙上層不滿，四處尋求外援，欲趕走中國人。

當年夏天，因直皖之爭徐樹錚被調回北京，陳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長了。1921年2月，俄國內戰將接近尾聲。俄白軍將領溫琴應外蒙上層之邀率兵突入庫倫(今烏蘭巴托)，將中國駐軍趕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則當了幾個月的外蒙實際統治者。

為期僅一年的“回歸”就此結束。此後的中國內憂外患不斷，再也無暇顧及外蒙。

7月份，新興的蒙古人民黨的人民軍領著蘇俄紅軍進攻庫倫，擊敗溫琴，將其處決。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憲製的“蒙古人民國人民革命政府”，這一天後來被定為國慶日。

蘇赫巴托和喬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黨，最早僅是一個有民粹色彩的激進民族主義地下組織，目標是“肅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業的凶惡敵人(指中國人)，收回蒙古喪失的主權，鞏固國家和宗教”。

當時外蒙上下都尋求各種途徑，試圖維護獨立。上層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亂投醫，向美國美孚石油公司求助;來自底層的印刷工蘇赫巴托和挑夫喬巴山，則受在蒙的俄國革命者庫齊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響，向蘇俄和列寧求援—對方正好也在尋找在蒙代理人，雙方一拍即合。

與蘇俄接上頭後，人民黨的很多會議都在俄駐蒙使館舉行，在蘇俄代表幫助下完成組織整合，逐漸走上“布爾什維克化”道路。但他們遇到一個困惑：發布的公告文 章，裏邊的“資產階級”、“殖民地”、“剝削者”、“蘇維埃”這類詞匯，蒙古人完全聽不懂。蒙古從來由王公喇嘛占據領導地位，民眾也對之信服。因此，支持 人民黨的蒙古人非常少，對其同情者也是因為“肅清惡敵，收回主權”這類民族主義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該黨的力量相當微弱。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黨，於1921年在蘇俄紅軍的幫助下，獲得了蒙古政權。從那以後，蒙古逐漸淪為蘇聯的“不加盟共和國”。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黨隻有黨員164名，在外蒙不到70萬的人口中，仍隻是很弱小的組織。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 史學家多認為被蘇聯謀害)，在蘇聯的指使下，人民黨於當年11月廢除君主立憲製，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開始一黨專政，庫倫改名為“烏蘭巴托”(意為紅 色英雄城)。

1925年，人民黨改名為“人民革命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稱用“馬列主義的無敵學說，以其科學理論的璀璨光輝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戰鬥道路”。

人革黨與蒙古的步調曆程，完全是蘇共和蘇聯的翻版。先展開“鎮反”、“反右”，把黨外的反對派、同盟者，黨內的所謂“右派”清洗處決，後又展開慘烈的集體化和波及全黨全國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貴族喇嘛學者自不必說，連黨政軍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種冤假錯案層出不窮。

蘇赫巴托1921年即啟動這一進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喬巴山完成。喬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睞，消滅各個“政敵”，由此崛起為蒙古的“小斯大 林”。喬巴山去世後，被斯大林和喬巴山重用的澤登巴爾不久即響應赫魯曉夫的號召，效法“反斯大林化運動”，在蒙古又發起“反喬巴山化運動”。

至1940年代初，蒙古基本建立蘇式政治經濟文化體製，已是徹底俄化的蘇聯藩屬國。1940年第十次黨代會上，蒙古正式宣布這一進程順利完成。人革黨號稱“工人階級政黨”，實質上1940年工人也僅占黨員的5.9%。它成功的秘訣隻是“老大哥”蘇聯。

戰前，斯大林不公開吞並蒙古，也是與沙俄一樣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東西夾擊。1939年，日本關東軍曾在蒙古與“偽滿洲國”交界處，與蘇蒙聯軍打了一場 “諾門坎戰役”，關東軍慘敗。兩年後，在中國抗戰最艱難之際，斯大林與日本簽下《蘇日中立條約》，蘇聯承認滿洲國，日本承認蒙古國。

中共建政，中蒙兩黨兩國互稱兄弟，共尊老大哥為首，中蘇兩黨則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蘇兩黨交惡後，蒙古跟著與中共反目成仇，破口大罵，甚至在境內對華人大打出手。中蘇邊境發生武裝衝突後，蒙古更是直接駐紮大批蘇軍精銳，直接威脅北京。

幾十年間，蒙古全麵依附蘇聯的過程，也全程伴隨排華：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國商行就占了1440家，而俄國私營商行僅166家。但1921年建立的“人民政府”禁止償還一切蒙古欠中國商人 的債務，連私債都不允許還，對華商征收重稅，嚴禁華商販賣貴重物品。蘇俄宣布舊盧布作廢後，中國商家大批破產，華商所剩物資，外蒙當局強行以十分之一的價 格購買。禁止華商華工出入境，也不許新人入境。至1930年代初，烏蘭巴托華商從兩萬人銳減到兩千—至1960年代中蘇交惡，澤登巴爾將剩餘中國人驅逐出 境，並接管其財物。

1918年時，外蒙還有華人10萬左右，到1963年時，統計顯示為“無”。至1969年時，才又顯示為“725人”。

因此，可以說二戰結束後，無論任何人執掌中國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獨立”其實都是無法逆轉的。

蒙古國眼中的“蒙古回歸”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網上熱炒的《蒙古大呼拉爾討論回歸中國》的假新聞，同樣傳到了蒙古國，並廣為人知。

蒙古有些通曉漢語的大學生，常逛中文互聯網，此則假新聞被翻譯成蒙文後，又被轉貼到蒙古互聯網上，原始假新聞及中國網民在跟帖中對此熱烈的美好想象，讓看 到它的蒙古人極為憤怒，它不但讓無數人痛罵“想入非非的中國人”，還經過無數次網上網下“變形傳播”，讓不少蒙古老百姓誤以為“中國將來會吞並蒙古”，加 劇了對中國的防範排斥意識。

一位常駐蒙古的中國某機構負責人，孩子在當地國際學校上學，同學都是蒙古國政要名人子弟，這位中國學生的蒙古同學很認真地對他說：“我們知道的，你們中國對我們有野心。”而他們消息來源，即是這篇假新聞引發的中國網民的反應。

研究中蒙經貿關係的蒙古科學院學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這造成很大負麵影響，不利於在蒙古生活的中國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某家喜歡以煽動性新聞做封麵的國際類報紙，其帶有民族情緒的新聞，無論是否與蒙古有關，都經常會成為引發蒙古媒體關注並炒作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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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曆史上是很強悍過，但真正的征服者如今已經融入俄國、中國、印度和土耳其等歐亞各地，其中大多數變成現在的俄國人和中國人，俄國境內的蒙古部族很 多，直到烏拉爾山都有蒙古部族分布，曾與明朝大戰被趕走的嗒嗒已經歐化成為哥薩克的一部分，瓦拉西遷的部分已經成為俄國人的正宗祖先。中華自詡炎黃子孫， 但黃帝部族就是生活在內蒙和外蒙的部族祖先，蒙古人也是黃帝部族的一部分，不能因為曾被打敗就不認他們，當年黃帝也是從蒙古大漠武力征服中華的。

黃帝部族是從炎帝四大部族中分裂出去的，炎帝陝甘一帶的軒轅國被炎帝一支農耕部族占有，半耕半牧的黃帝部族被驅趕到蒙古大漠，中原神農邀請黃帝進中原是幾 百年後的事，進中原的是第14代黃帝氏族長邦賁。炎帝各部都是伏羲女媧後裔，伏羲氏族是10萬年前從昆侖山分批下來的，平均身高2米左右，陸續有少量分支 到中亞和歐洲，被當地描繪成巨人族。華夏先祖與非洲人一點關係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