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轉）

本文摘自 "先父周伯萍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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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總理恪守了半個世紀的秘密

    

不知從何時開始的，國內外學術界對我國上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所謂的“大饑荒”問題興致越來越高。對於其間“非正常死亡人數”或俗稱的“餓死 人數”，的各種推測，考證也越來越多，且各數據間差距巨大，可達數千萬之巨。一些學術作風較嚴謹的學者都能看出，這樣大的差距，遠遠超出了學術研究誤差的 允許範圍。於是，他們開始紛紛把目光轉向了真正掌握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全國數字和數據的父親周伯萍。

    爸爸在那個時期作為中央糧食部的黨組成員，身兼政研室、計劃司、采購司等多個司局長職務。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總理特別看重爸爸誠實可靠，了解實情，敢講真 話，從不弄虛作假的品質。看重他高超的算盤計算，及超強的記憶能力。為了提高工作效率，總理經常把爸爸直接招到中南海單獨詢問和研究問題。實際上把爸爸當 成了他在糧食工作上的一個大秘書。每當糧食部有人提出異議，說爸爸不分管這方麵工作時，總理就讓陳國棟給爸爸加一個新的司局長頭銜，繼續進行上述工作。爸 爸從糧食部建部起到文革前夕調到外交部期間，先後兼任過七、八個司局的司局長，有時同時兼任幾個司局長，始終擁有一張自由進出中南海的通行證。這是許多其 他副部長都沒有的。這足見總理對爸爸的器重。媽媽悄悄說，也因此引起一些副部長們的嫉妒。但爸爸一心為國為民，從不考慮各種人事關係和自己升職的問題。

   當時糧食部最重要的司局就是政策研究室和計劃統計司，一個出政策，一個管實施。都由爸爸兼任。計劃司負責統計調配各地需糧和缺糧數，負責往各地調配糧食的工作。這在當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也由爸爸兼任，並直接聽命於總理的指揮。

   當時有一項十分重要的統計工作，就是各地的“缺糧人口”。這是計劃調撥糧食的依據。各省的數據都歸口到省糧食局長，（有些省有統計局長協助）直接匯報給省 委第一書記。因此掌握全省數據的，各省都隻有2、3個人。各省的數據又全部歸口到爸爸處（有時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參與），由爸爸直接向部黨組書記陳國棟和 周總理匯報，其他副部長等都不得過問。當時統計的“全國缺糧人口”，總體上是比較可靠的。因為少報則意味著少得糧食，餓死自己更多的人。多報就意味著用欺 騙手段，從別人口裏奪食，致別人於死地。一經查出，後果很嚴重。

1961年初，爸爸在匯總完全國缺糧人口的統計表後，意外地發現：隨著糧食供應日趨緊張，缺糧人口本應越來越多，卻出現了反常的數量減少。缺糧人口 減少的數額還很大。爸爸經反複核算後，直接將這一重要情況反映給了總理。經總理提示，爸爸很快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缺糧人口的減少，表明出現了大量“非 正常減少人口”，意味著餓死了不少人！爸爸又經反複核對統計材料，確信無誤後，連夜向陳國棟匯報。後又一起去中南海向總理正式匯報。爸爸表示，將不惜“以 死相諫”，強烈要求毛主席立刻批準大量進口糧食，以救災民。會後，總理又單獨把爸爸留了下來，再次指示爸爸根據一些原則，重新計算。對於最後計算出的數 字，總理指示爸爸：“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允許再向任何人透露。”由總理單獨去向毛主席匯報，解決問題。爸爸回去後，又根據總理的指示，銷毀了全 部原始報表。

毛主席很快批準了總理分批大量進口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小麥粉，和適量出口國際價格較高的大米的意見。具體數量由總理定。爸爸根據總理的指示，和鐵道部 長一起，守在港口，根據各地缺糧情況的輕重緩急，將幾十億斤救命的進口糧一批又一批地發往災區。共和國曆史上一次嚴重的人口危機，終於化解。雖然損失慘 重，至今令人十分痛心。但從中華民族整體來看，在人口資源上終未傷及民族複興的根本，並很快恢複元氣。雖後又經文革人口損失，到改革開放後，卻又出現了不 得不控製人口增長過快的問題。此是後話。

關於爸爸和總理最後統計出的數據，爸爸始終恪守對總理的承諾。絕不透露。總理去世後，我問到爸爸時，爸爸仍不肯透露。直到很久以後，有一次我單獨和 爸爸在一起聊天時，爸爸似是無意地說：“我當時按照總理的要求，最後統計出來的是兩個數字，一個是1700多萬，一個是2000多萬。”我問爸爸，為什麽 兩個數字之間的誤差會有3、4百萬這麽大？爸爸說，“這不是計算誤差，而是對新生兒口糧的不同計算引起的。”當我再想多問時，爸爸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失 言”，不僅說自己記不清了，還警告我說，今天的話，不許對任何人去講！此後，任何人再問起這個問題，爸爸的回答總是那句，“記不清了”。

我選擇在爸爸周年之際公布這恪守了半個世紀的數據。首先是因為爸爸已經用他的一生恪守了他對周恩來總理的承諾。此時公布，無損爸爸守承諾、講信譽的 人格。更重要的是現在各種數據漫天飛，公布出這兩個具有統計學意義的全國數據，可供嚴肅的學者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依據。有利於還曆史一個真實。

需要指出的是：一、曆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麽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那個時期如果有人鬥膽出來統計什麽餓死人數，就是反“三麵紅旗”，“反 黨反社會主義”，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爸爸恪守的這兩個數據，就是兩次“缺糧人口”之間的差距。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餓死人數”但 絕不等於餓死人數。其中一個數據應該更接近“非正常減少人口”，比較接近“非正常死亡人口”。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采訪者公布什麽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采訪 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采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參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更不要說一些，從未與爸爸謀麵，卻假冒爸爸談話的學者們了！當 然“缺糧人口”之差和“非正常減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乃至“餓死人數”之間雖然不能劃等號，但確實是存在一定內在關係的。這正是需要學者們去研究 的。

二、爸爸和總理計算出來並保密至今的是兩個數據，而非一個數據。如果有人宣稱什麽爸爸向他公布過一個什麽數據，一定是假的。這兩個數據不同，相信和人口出生率的變化是有一定關係的。吃奶的新生兒口糧是否計算，如何計算，與人口出生率，嬰兒死亡率等等既有關係，又有區別。

三、有些所謂“學者”，把爸爸和總理之間的保密約定，說成“刻意隱瞞共產黨餓死人的罪過”，至少是不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須知當時國際上正千方百計 地探聽我國缺糧情報。一旦獲知我國嚴重缺糧，必將成大幅提高糧價。我國有限的外匯將無法換回救災的足夠口糧。一旦這一數據泄露，其直接結果將是導致更多 的、成千上萬人口因缺糧饑餓而死亡！更何況當時美蔣對是否要借機“反攻大陸”正在猶豫不決之間！爸爸之所以在同級黨組成員，副部長、甚至一些上級的探尋麵 前，死死恪守對總理的承諾，緘口不語，即使因此得罪人，影響自己的仕途也在所不惜。這絕不僅僅是出於對總理個人的愚忠，而是以總理為榜樣，為挽救和保護千 千萬萬中國老百姓的生命，為黨、為國、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忍辱負重。總理之所以決定采取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讓茅台酒廠關門等等以及銷毀一切檔案數據等 嚴格保密措施，重要考慮之一是為了迷惑國外資本家糧商，穩定國際糧價，以確保我有限的外匯能換回上千萬人民的生命！即使在那計劃經濟年代，總理都能對國外 市場洞若觀火，並以熟練的市場手段從容應對，對國外資本戰而勝之，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天才偉人與普通人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總能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局限性， 用深邃的視野，博大的胸懷和超前的手段來處理眼下的事務和危機。遺憾的是，時至中國市場經濟已高度發達的今天，一些學者專家，還不能理解總理當年市場手段 之高明和重要性，不能領略其精髓於一二。反而把總理決定出口少量大米以及不讓茅台酒廠停產等等市場鬥爭手法，極端錯誤地解釋成“不顧人民死活”。政治家對 曆史的不同態度可分三類。劣等政治家，不顧國家民族利益，為一己之私，為所欲為。不怕曆史留惡名。平庸政治家，過多顧忌自己在曆史上的名聲，他們不是全心 全意為國為民，而是為自己留好名聲而作為，怕留不好名聲而不作為。偉大的政治家，全心全意為國為民，隻要他認定是於國於民長遠有利的，即使曆史暫留惡名也 在所不惜。總理就是這一類最偉大的政治家。隻要他認準是於國於民有利長遠的，即使給人抓去一些“惡名把柄”也在所不惜。對於糧食問題是如此。在“文革”中 不得不委曲求全，做一些違心的事，也是如此。他不做些違心的事，就不可能有權力，有機會把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大批我黨中間骨幹保存下來，沒有他們，中華民 族也就會失去開創改革開放大好機遇！這種為了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英雄氣概，終究成為偉大政治家和平庸政治家的分水嶺。周恩來總 理，就是中華民族曆史上，500年、甚至上千年才會出現一個的天才政治實踐家。有了周恩來，中華民族幸甚。中國共產黨幸甚。爸爸的一生，能有機會在這位天 才偉人的親自領導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工作，幸甚！

==mango的理解是，有兩個缺糧人口。中間差距400萬，周伯萍認為既有新生兒的計算不同，也有死人的緣故。筆者以為也可能有由於缺糧導致新生兒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上升的情況。總之，本文似乎未能反映當時的餓死人數目，但是原作認為沒有統計數字的情況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