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緣何改善了國家的經濟卻收獲了民間普遍的怨懟？(轉）

我的家鄉在福建丘陵包圍中的一個小山村。90年代初期當我高考走出家鄉，前往上海的時候，這裏隻是一個貧困的地方，除了考出去，沒有別的出路。

那個時候，從家裏到縣城，先要坐一種三輪“摩的”，大約一個小時的路程。之後，換大巴到福州，穿過重重山嶺，許多險要的公路和隧道，大約六個小時。期間險象環生。司機自然是談笑風生，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在這個路上，有無數因為公路險要而留下的冤魂。

之後，我坐火車，30多個小時，終於到達上海。上學之後的每年寒暑假都回家。我不知道我的同學們心態如何，但是每年假期的時候，我一麵充滿了甜蜜的思鄉，一麵卻日益難以忍受漫長、疲憊與危險的旅程。

今年回家，我用了6個多小時，坐動車從上海到了福州。我的家人開車，用了兩個多小時，一路高速公路送我到了家門口。道路寬闊平坦，一路景色宜人。

家鄉這些年，用“山鄉巨變”來形容絲毫不為過。這決然是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景象。我家的門口是一條省道，在道路兩旁，俱是三四層的紅磚水泥樓，基本的格局都是底層店麵，高層住宿。鄉鄰相告，每座樓的價值，都在幾百萬之上。

前兩三年，家鄉突然興起了一個行業，紅木加工。如今的馬路上，都是紅木家具店。當然，多數並非在本地銷售，而是往全國各地批發。而紅木業也並非當地惟一維生的產業，農業產品，包括柑橘、柚子等，都銷路甚好。養殖業有鱔魚。傳統的稻米農業，已經消弭無形了。

我當年出門必不可少的三輪摩的早就不見了，車子不是什麽稀罕的事情。滿大街跑的，居然有不少的卡宴和寶馬。尋常人家，包括我的中學同學，也多數已經擁有了家用轎車。而在縣城和各個鄉村之間，都穿梭著私營的公共汽車。第三產業發達得很，鎮裏已經有了兩個超市，還有專業的電器商城。

春節並不熱鬧。我們小時候所切切盼望的穿新衣，吃魚肉，在鄉鄰看來，早就沒有意義了，天天都可以穿新衣，每天都是魚肉。除了像我這樣寓居省外的遊子，尚有團圓的意義之外，大家都已經能夠在家鄉找到豐富的謀生手段與職業，打工大軍，早就已經回來了。

所以，這早就已經不是我所生長的那個故鄉了。它成長、蛻變、進化，依然是一個現代型的小城鎮了。富足、繁榮、現代。

這乃是一個官方與民間共同建設的成就。官方以極大的力量和誠意尋找和開拓新的經濟發展路徑，並且不斷地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速公路的全麵延展。地方政府尋找過多種發展路徑，期間有成有敗，但如今進入了一個躍進的時代。而民間改善自我生活的動力與努力也從來不曾停止，試圖發展過經濟作物，也曾大量進入手工加工和服裝加工，甚至也曾爆發過大規模的民間借貸危機，但是如今終於也找到了實業興家的道路。

這樣的巨變的確是一個龐大的現代化轉型的範例。從最初的貧困，到摸索，到富足，雖然有跌宕，但終於轉型成功。

可惜，這隻是山鄉巨變的一個麵相而已。這個轉型成功的背後，同時是巨大得令人恐懼的代價。

我得以與一些村鎮的幹部熟識，常常能夠坐在一起聊天。他們隻是在講他們的日常工作，而這些日常工作之中，多數都在處理官民之間的衝突與矛盾，並且津津樂道於如何從其中獲得非尋常的利益，以及如何利用權勢，為家人與親友謀福利。

每一座房產的背後，都有著大量的利益關係。讓誰建，把誰拆，都有著微妙的關係。幹部在許多產業中都有著投資，或者獲得"幹股"。村鎮幹部的親友，往往都是當地最為富裕的老板。

官場潛規則至為明顯，小到一個村幹部，都需要有龐大的金錢與權勢的背書與支持。而當然，每個幹部都期待著龐大利益的回報。

鄉村秩序與倫理已經破壞殆盡了。這個社會中沒有權威的存在，隻有金錢和權力的存在。沒有人認為村幹部、鎮幹部是權威，而隻是可資利用的關係，或者是一件迷彩服，隨時來動自己的家產，是他們需要捍衛家園的入侵者。老人隻是社會中飄蕩的遊魂，所有人的負擔。每個人都渴望與政府中的人交往，以獲得正常生活之外的額外利益，同時，每個人都在恐懼政府的存在，以求在自己不需要的時候，不要觸動自己的利益。

這是一種隨時隨地劍拔弩張的狀態。

家鄉的溪流已經幹涸多年了。上遊的多個水電站，以及遍布河流沿岸的各類化工廠，早就耗盡了這條小溪流的生命力。我小的時候，水深沒頂，滿溪的魚蝦蟹蛙，堤岸青草如茵。如今河流一年中有90%的時間是幹涸的，溪中隻有因為富營養化而滋長的黑色的水藻。河床裸露，令人驚心。

鄉村之間的溫情時代自然早就已經湮滅了。我少時爺爺乃是村中德高望重之人，凡有糾紛，無論公共抑或私人，往往都能通過他的調解而消弭無形。各個村落中，都有德高望重的類"族長"的存在，在協調公共生活方麵彌足輕重。但如今這種中間力量蕩然無存。村鎮幹部除了以權力介入富有利益的事件外，對於公共事件既無動力介入，更無權威調整。法律力量的存在，多數也與利益相關。當然，我所認識的鄉人之中，幾乎未有信任法庭公正者，糾紛發生的第一反應不過是尋找法院或者政府之中可以依靠的權力介入。民間的自我調解幾乎等於零，多數的結果，不過是強弱對比所產生的積怨，或者最終以金錢替代了公正。

我以為，我的家鄉整體的社會信用已經破產了。所有關係之間，官民之間、鄉民之間，乃至傳統的家族之間，隻剩下一種關係：金錢關係。

也就是說，這個繁榮的背後所帶來的乃是整個社會結構的破產。以社會的崩塌換取了經濟的繁榮。

這是一個極端令人遺憾的情景。至少就我家鄉而言，20多年來的變革，乃是全局性的，得益者並非如同一些研究者所言，僅僅是權貴階層，而是社會所有階層。赤貧基本上已經消滅，平等化基本落實，共富亦有基礎。然而社會的不滿，卻日益積聚，並且集中針對政權。如同《舊製度與大革命》所準確描述，社會日益進步，變亂卻日益明晰。

我無從考證我家鄉的社會變化，是否代表著中國整體。但就我眼界所見，它至少代表了福建一省的普遍現象。

那麽，至少在以下層麵是符合中國整體的現狀的：國家信用破產、官民衝突加劇、官員貪瀆普遍、政治治理無效、法律權威喪失、社會秩序虛無。

中國共產黨及其所擁有的政府，緣何以龐大的決心和動力，改善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卻收獲了民間普遍的怨懟？

以我家鄉一地情形而言。非民選的官員所從事的經濟改革與建設，全然並非出於改善民生，而無非是建設個人的政績。村鎮官員同時擁有了極大的個人經濟利益的考慮。他們並無心建設長期的政治穩定性與社會秩序，而毋寧在個人任內尋求利益最大化。由於無需對民眾負責，於是以上層的命令為一切行動指針，破壞環境、彈壓下層、罔顧公共利益，成為一種普遍性的行政方式。這與地方民眾尋求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以及社會公正形成了日常性的緊張。當經濟發展尚足以維持，生活質量尚得以增進時忍耐與期盼，而一旦這種對未來的期許不存在，則可立即爆發成為摧毀性的力量。敵視政府、仇恨巨富、破壞公正，就是我那個家鄉的鄉民內在的心理傾向。

這就是我們老生常談的政治改革的必須性已經迫在眉睫的原因。經濟改革的成就必須長期化與固定化，政府與民間的關係必須正常化，而民間的秩序和中間力量必須得以恢複。這一切都無法依靠現有的政治結構得以消化。

如同我家鄉，經濟成果固化需要的穩定性的政策，官民正常化需要對民間負責的機製，民間秩序的恢複則需要建設社會自治力量。政改的動力與方向都應該基於此處：選舉製度的落實、司法獨立的實現與議事機構的踐行。

就我家鄉而言，中共的領導能力所達成的成就普遍得到認可。官員貪瀆被通常性地物化為個人品德，而非體製。司法獨立的欠缺也被普遍地認為是裙帶關係，而非一黨執政的必然結果。在民間，既有對於共產黨權威的迷信，又無任何力量的能夠異軍突起。

也就是說，當前政改既是一種急迫性，又是對中共的一種利益性。因為經濟建設的普遍認可，可以順理成章的轉化成為政治優勢，形成一種對於中共的長期執政利益。

這種情形，在整個世界曆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機遇。多數國家在變革的時候，都是麵臨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的時候，不得不而的一種行為，因此往往那些變革都帶著強烈暴力傾向，和對於執政結構的破壞欲望。

就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發展而言，資源掠奪型和勞力掠奪型的發展模式，未必不會邏輯宿命式地走向全麵的危機。但是及時的改革和轉型，便可以彌補和回複總體的秩序，雖然耗時甚長。

中共目前在社會整體中，依然擁有不可替代的權威性，亦有著經濟建設發展紅利。如果順勢轉化成政治優勢，所建立的功業，也將是長期性的，雖然從長遠而言，民主化是必然結果。

在西方世界中，政治優勢的獲得，也都是從轉型之中獲得的；政治家族的形成，也多數是在社會轉型與正規化的過程中獲得的。

在發展高峰，走向衰退的跡象已現之際，及時進行政改，以獲得執政的長期性利益，對於中共，是最好的時機。

至少，對於我家鄉的人來說，在經過了數十年的集體貧苦之後，在經過了十多年的苦痛摸索之後，他們終於已經能夠享有了富足的物質生活，他們值得長久擁有如此的富足，並且，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