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教條中的一大謬誤
《資本論》曾被尊奉為“無產階級的聖經”。由於此聖經無關人情世故，遠不如彼《聖經》與人性相通，別說販夫走卒，連前蘇東的曆代“馬列權威”們都莫明其糊塗，所以把馬列裁剪成一大堆教條，直把馬列的成果敗家到煙消雲散、無影無蹤。
新中國與前蘇聯，同樣的道路，同樣的情形，直到鄧小平一句“不爭論”，讓中國的“馬列權威”消停了，讓馬列理論得到了“休假式”存在，時不時地被人請出來，露露老臉，抻抻老胳膊老腿。
什麽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內容是什麽？這些具體內容又是來自哪裏？馬克思主義為什麽必須與某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諸如此類的問題，那些張口閉口，馬克思主義不離口的人們到底知道多少？明白多少？清楚多少？
甭說旁人，即便馬克思自己也有一個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和闡釋有待不斷明確的過程。遺憾的是，這個過程因為馬克思的過早離世而嘎然終止。打個不當的比喻，《資本論》多半好似一個遺腹子兼早產兒。
馬克思最初是按《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思路來籌劃一部巨著的。
1857年8月，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係的概念的辨證法，這樣一種辨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1859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具體解釋：”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裏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 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 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 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 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 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的全稱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先破後立、邊破邊立”的開山經典。
無須諱言，一方麵，從字麵上看，馬克思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思路有一個不斷明晰的過程，另一方麵，受主客觀條件的局限，馬克思的具體表述與其說不簡潔，不如說確實令人費解非常。結果，一代代中外”馬列權威“有了裁剪馬列理論，製造馬列教條，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的大把機會。
馬克思上述散見的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到斯大林主導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被明確規定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大基本原理和哲學基礎，成為最武斷、最霸道、最絕對的天字第一號馬恩教條。
大偽似真。
原本，馬克思論斷的內在邏輯是：1、“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前提；2、“上層建築”和“現實基礎”共存於同一個結構中；3、“生產方式”製約“社會的經濟結構”的變動，包括經濟基礎的變更和上層建築的變革；4、導致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來自生產力的變化對社會存在全方位影響。
然而，前蘇東的“馬列權威”們曲解了馬克思的論斷，把馬克思以結構為前提的“現實基礎”和“上層建築”“肢解”，做成了一個“基礎”決定“上層”的對子；同樣，“馬列權威”們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也“剝離”開來，做成了另一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對子。
最迷惑人的是，“馬列權威”們“巧用”馬克思“現實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形象比喻，進一步武斷地規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不是相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不是相反。無形中，用一個非此即彼的偽命題把人們陷進雲裏霧裏。
實事求是地看問題。
結構是整個問題的關鍵，基礎、上層和所有其它組成部分都從屬與結構；從屬部分之間是相互關聯的關係，各個組成部分不同程度地決定整個結構的建構和效用，完全不是所謂“誰決定誰，誰隻能被決定，誰隻能反作用”的關係。武斷地規定：基礎決定上層，本身就是形而上學作祟的表征，是對唯物辯證法的嘲諷，是理論脫離實際的痼疾之一。
古今中外的社會實際發展往往是：1、上層建築的改變經常成為社會基礎變更的先決條件。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主掌上層建築的情況和引致社會發展變更的情況是不同的；2、生產力的提高並沒有決定生產關係的所謂“飛躍”，生產關係的變動也不一定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製度的變更是不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先決條件的；3、社會存在的即時有限性與社會意識的廣泛無限性、社會存在的整體龐雜度與社會意識的個人認知度、世俗社會的包容性與宗教社會的排他性，等等，海量因素決定了社會發展的複雜性。一個幹巴巴的教條，竟然一度被抬上了神壇，被億萬民眾頂禮膜拜！
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 礎之間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
對毛澤東而言，無暇細學馬列還好，馬列是誰學誰上當的東西，因為人們很難學懂真馬列，所以，包括毛澤東，學的都是“馬列權威”早已裁剪好了的“馬列教條”。
馬克思說過：宗教是麻痹人們思想的精神鴉片。
曾幾何時，“馬克思主義”被“馬列教條”捆到了比宗教還宗教的程度，完全背離了馬恩理論的原意與原味。
如果實事求是，必須正本清源，馬克思主義就是馬恩的理論，列寧主義就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與實踐，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習近平主義就是習近平的理論與實踐。
曆史與前輩，為習近平準備好了肥沃的土壤和養分；現實與曆練，已經讓習近平領導下的新中國昂首闊步地走在實現中國夢的康莊大道上。習近平得天獨厚，習近平主義(即社會集體主義)的誕生有其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