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德國華人的保釣

70年代德國華人的保釣運動 

胡祖庶   

七十年代末，保釣運動首先在美國華人學界興起。來自台灣的留學生於1971年在海德堡發行了《歐洲通訊》試刊，以油印紙合訂方式綜合報道保釣運動最新情況。而保釣派華人學生還遭到台灣政府公派學生的拳打... 
 
1970年中外媒體披露美國政府準備於1972年將衝繩與釣魚島一並歸還日本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起了注意和討論。日本其後加緊在釣魚台列嶼的活動更激起了海內外中國人的憤慨。台灣、香港與美國華人界都要求台灣國民黨當局據理行使領土主權，保衛國家的領土完整。由於台灣當局態度表現軟弱，引起海內外學界人士的不滿，一場保衛釣魚台運動便於1970年末自發地在美國華人學界興起來了。

歐洲當時來自台灣和香港的中國留學生總共不到兩千人，且分散在歐洲各國各個城市。在留學生中，當時唯一能讀到的中文報紙僅僅是台灣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中文信息相當封閉。1970和1971上半年在港台美如火如荼地發出保衛釣魚台群島呼籲之際，歐洲華人界中幾乎是一潭死水，毫無動靜。極少數個別台灣留學生從美國友人寄來的保釣刊物獲悉那裏許多城市正舉行討論會和示威遊行以及成立了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等情況。愛國衛土之情，其實人人有之。但鑒於國民黨在歐洲留學生中都安置有“學生特務”，留學生個個都怕被打“小報告”；加上歐洲各國乃非移民國家，留學生完成學業後都得返回本國；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留學生若參加被國民黨視為反黨或親共的活動無異於自絕後路，自找麻煩。(當時台灣來的留學生都沒產生過申請政治庇護以求獲得當地國居留權的念頭。)所以，不難理解，在歐洲留學的台灣學子一般都遠離是非爭議場所，采取明哲保身之道。

一潭死水並不表示歐洲完全沒有關心釣魚台群島局勢的留學生。如上所言，由於信息封閉，這些人人數極少。他們限於勢單力孤，沒有力量在各自所在的城市召開哪怕是一個迷你型討論會來討論釣魚台的事態。麵對國民黨特務的白色恐怖，個別人的號召亦很難獲得任何響應。在這種“無動於衷”的情況下，德國關心釣魚台事態的個別港台留學生、東南亞華人留學生和華僑在相互取得聯係後，於1971年7月在波恩聚在一起討論旅歐華人可以采取什麽行動的問題。當時參加討論會的人有：康力行、陳家鼐、謝芷生、劉滌宏、張振翔、肖光甫、黎錦華7人(前5人為台灣留學生)。討論結果主要有三點：一是籌辦一份類似保釣通訊的不定期刊物；二是在爭取到更多支持者之後向德國有關當局登記成立一個類似保釣行動委員會的合法團體；三是盡可能地聯絡歐洲各地的愛國留學生和華僑。

1971年10月謝芷生與胡祖庶在德國海德堡嚐試性地印發了《歐洲通訊》試刊，以油印紙合訂方式綜合報道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最新發展情況。試刊在海德堡留學生中分發後，謝芷生在海德堡國際語言學習中心食堂中突遭一名台灣政府公派留學生龔姓湖南同鄉的拳打。學院領導得知後，給了龔某一個警告，龔某害怕被取消學籍，便大大收斂了。《歐洲通訊》試刊在海德堡出了兩期後，創刊號於1971年12月問世。

其時，美國的保釣運動已從討論釣魚台群島主權的問題轉到討論國是。保釣運動人士從抗議鬥爭中已了解到一個分裂的中國很難維護領土的完整。於是，中國統一的問題便提到了議事程上。保釣運動解除了國民黨套在台灣留學生頭上的思想枷鎖。一部分人開始認識和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閱讀有關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著作；經過了解和閱讀，這一部分人對新中國的認識有了一個轉變。而另一部分支持台灣當局的留學生則認為“愛國必須反共,反共就是愛國”,從而堅持走蔣介石“反共救國”的道路。

《歐洲通訊》撰稿者、即歐洲保釣運動人士已意識到保釣運動將改變性質而轉變為統一運動，所以創刊號裏的文章主要是談統一的問題。其中康力行寫的《在台灣成立特別行政區的構想》一文較受人重視，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予以了轉載。其他則是批判台灣國民黨當局、轉載美國保釣刊物等文章。以後不定期出版的《歐洲通訊》繼續批判國民黨、轉載美國保釣刊物與華裔著名人士的文章，同時也介紹新中國、批判台獨思想和翻譯重要著名人士的外文訪談紀錄。

通過《歐訊》積極分子的聯絡和《歐訊》的傳播，《歐洲通訊》的成員很快擴展到40多個人。其中德國的新成員有謝瑩瑩、俞力工、廖文男、胡祖庶、台聲（劉明銓）、鄭德力、吳正機、唐先卜、王必正、黃鳳祝、吳泰然、讓慶兆、趙仲威、華晉賀、林磊、李香薇、張秋德、林沛文、梁泳培、蘇美惠、黎潤宏、薛由光等；奧地利有趙小鳳、陳康翔、秦友芳、鮑寧；法國有李楚威、張富國、蘇鳳英、曾永泉、劉少冰、賀慕群、邵令修、丁偉、雷競璿、戴海鷹、張璧山；瑞士有黃砥石、林杉勇；丹麥有陳金界；英國有謝友傑等。1972年冬《歐訊》人士在海德堡聚會時決定成立“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於1973年底在德國斯圖加特正式注冊。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底恢複聯合國的席位後，次年就與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建立外交關係。在這之前，中國政府隻在西德首都波恩設有新華社辦事處。由於1972年是中國在二戰後首次在波恩設立了大使館，大使館有大量的各種公關工作要做自不待言。當時大使館的僑務人員與西德僑界基本還沒有什麽聯係。《歐訊》的發行消除了許多華僑對與中國駐西德使館接觸的顧慮，同時《歐訊》成員也帶頭主動與使館聯係。大使館很快地與西德華僑打成一片。

1973年4月陳家鼐、謝芷生、廖文男和胡祖庶四人獲邀回祖國訪問，訪問期間受到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和人大秘書長羅青長的接見。1973年6月出版的《歐洲通訊》對訪問和接見都有詳細的報導。與喬冠華、羅青長的會見談話亦轉載於《七十年代》。1973年歐洲和平統一促進會還利用在海德堡開會期間給台灣留學生和在德工作的台灣護士作了大陸之行的幻燈片報告。對來自台灣的人來說，了解新中國已不再是個禁區了。盡管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與他們的相去甚遠，但是他們已不再對了解新中國而感到害怕或加以抵製了。

《歐洲通訊》每期的發行量約1500份左右，對象是歐洲各國的台灣留學生和華僑。刊物大部分經過郵局寄發。除了寫稿、抄寫、刻版、編輯外，裝信封、貼郵票地址、送郵局寄發以及其他分發的工作量都很大。一個地方的《歐訊》成員很難長期承擔這一連串繁重的工作。因此，《歐訊》的編輯出版工作由各地凡有兩個成員以上的城市輪流負責。由於每個人都是留學生，出版經費全靠各個成員去募捐，募捐對象主要是中國餐館老板。各種其他工作如放映介紹新中國的電影、參加辯論會等也占去了許多《歐訊》積極分子的大部分時間精力。許多《歐訊》成員的學業因此受到影響。來自台灣的《歐訊》成員受到的打擊最大，他們每個人的在台家屬都遭受各種不同的威脅和騷擾，有些人的護照到期還得不到延長。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年代，一些海外中國知識分子能夠表現出那種犧牲忘我的愛國精神和赤子之心，這既是時代所決定，亦屬一種難能可貴。

《歐洲通訊》出刊後，國民黨當局除了繼續郵寄《中央日報》給留學生外，又在慕尼黑創辦了一份《西德僑報》，以此擴大他們的輿論影響。接著擁有頗多會員而傾向於反蔣和台獨的各地台灣同鄉會也出了一份《鄉訊》。1972/1973年在德國先後出現了《歐洲通訊》、《西德僑報》和《鄉訊》三份留學生刊物。有意思的是，三份刊物雖然立場各不相同，而且常打筆戰口戰，但三個陣營之中的人都互有交往，並不因政見不同而交惡。例如，1974年9月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大會時，統運分子《歐訊》成員和美國的黃哲操、範光煥等亦出席了大會，並參加辯論。1981年《歐洲通訊》停刊後，俞力工也成為《西德僑報》的一個主要撰稿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正值中國國內有些人重提“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之際，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曾遭受壓力要改名去掉“和平”兩字。可以理解，改稱中國統一促進會既可以繼續促進和平統一，亦不必要排除武力解放台灣的可能性。但作為一個民間團體，其所能主張的解決問題方式應是其認為最好的方式。政府將采取什麽方式解決問題是政府的事情。所以，1975年經過全體《歐訊》成員聚會討論和表決的結果，大多數成員決定應該繼續保留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原稱。時過境遷，今天世界各地的華人也在積極地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這不能不說是超越時代的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整個《歐洲通訊》創辦期間，《歐訊》與一些美國的統運刊物都保持著聯係和交換。最主要的是《群報》和《水牛》。從美國到歐洲進行科研的學者如劉克非、曹讚文和胡班比等也給予了《歐訊》不少支持。

文化大革命之後，陳家鼐、謝瑩瑩、讓慶兆、林磊、胡祖庶、林沛文和康力行前後一個個回到祖國參加祖國建設。《歐洲通訊》於1981年出版最後一期後便結束了其曆史任務。

（資料來源：《奧地利 . 歐華僑報》）

（編輯：謝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