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之路：沙俄、大清與前蘇聯之比較
沙俄與大清的崩潰，不僅時間相近，而且情形相仿；而前蘇聯的崩潰之路則完全重蹈了大清的覆轍。對比沙俄、大清與前蘇聯的崩潰之路，其啟示對今日中國的現實意義是不言自明的。
一、沙俄與大清的崩潰
沙俄與大清崩潰的國際大環境是，大英帝國正日落西山，美國正加緊操弄世界，日漸崛起。歐洲列強重點“圍剿”沙俄，美日重點“擁抱”大清。
操弄必先接近，接近必先友好，而友好的同時，就是扶植反對“友好國”的“土著”敵對勢力，如俄國的列寧等和中國的孫中山等。列寧回國起事，是德國皇帝等直接金援和派專列禮送出德國邊界的；當時的美國全力扶植大清的改革派袁世凱。為了“挺袁”，美國驅逐了在美反袁的孫中山，孫中山遂跑到日本，爭取到了日本人的大力資助。
與大清帝國的狀況一樣，無論沙俄統治階級上層對改革認識的深淺和改革意願的強弱，其坐而論道和起而行之的速度和規模都遠遠滿足不了列強的欲望和“土著”知識精英的主觀意願，這就慫恿得這些知識精英非造反不足以遂其迅速推翻舊體製，並取而代之的渴望。
準備起事的“土著”革命勢力有了，下一步就是醞釀起事兒的條件。
歐洲對沙俄的策略簡單，簡言之就是經濟圍堵和戰爭破壞，目標是造成腐敗的沙俄社會物資供應嚴重短缺和物價飛漲的局麵，醞釀民怨沸騰的氛圍。
1917年，在對外戰敗、對內經濟處於崩潰邊緣的俄羅斯，一個離莫斯科不遠的小鎮，由於交通問題，麵包沒有及時送到，當地的居民由於不滿而起來抗議。同時，首都聖彼得堡的工人開始罷工，要求之一也與麵包有關：即提高供應。沙皇如同過往一樣滿不在乎地做了兩件事：一是派兵前去鎮壓抗議。二是解散本來就是擺設的議會。孰料，前去鎮壓的軍隊發生嘩變，正要解散的議會轉而提出沙皇退位。結果，“二月革命”爆發，沙皇退位，俄羅斯的千年沙皇專製就此終結，同時開啟了十月革命的序幕。
美國和西方搞垮大清的手段更為“現代”。
首先，政治上操弄民主，即著名的“德先生”。
其次，文化上操弄科學，即著名的“賽先生”。
給倆“甜棗兒”之後，經濟上的操弄便逐漸登場了，畢竟資本家是無利不起早的。
美國搞垮大清不是仰仗船堅炮利，而是通過資本、商品、股票、市場。
據網文載，1850年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股市，最早是一些在華的外國人從事外企的股票投機，後來一些中方買辦看到有利可圖，也加入進來。洋務運動興起後，很多近代意義的中國企業開始出現，為了融資的需要，這些企業也開始發行股票，進入股票市場。經過20多年的培育，中國股市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從1870年代開始，上海股市開始瘋漲。許多商人和投機者大肆追捧新上市的中方企業股票。因為在他們眼中，這些企業多半是官督商辦，有著很強的官方背景，經營上也少有競爭對手。在投機者的追捧下，這些企業的股票開始瘋漲，當時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一開始一股隻有幾十兩，短短幾個月便上漲到近300兩，而開平礦務局的股票也在短時間內從不足十兩漲到百餘兩。
受股市瘋漲的刺激，不僅普通投機者開始大量湧入，一些錢莊也不甘人後，開始將錢莊資金投入股市。錢莊逐漸成為股市中的主力軍，其用於拉升股價的資金幾乎全為錢莊的流通資金，而在這些資金大量進入股市後，由流通資金變成企業的生產資金，也就意味著市場流通貨幣開始減少，這離股災的爆發就不遠了。而這次股災的誘因與當時鼎鼎大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垮台密切相關。
胡雪岩在短短幾十年間，依靠靈活的手腕在官場和商場長袖善舞，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商業帝國。他所掌握的阜康錢莊營業區域遍布大江南北。在這次股市繁榮之中，阜康將掌握的大量流通資金投入股市。正當阜康大肆牟利時，作為阜康的老板胡雪岩突然垮台，這使得阜康發生擠兌風潮，由於無力應對，阜康隻得宣布倒閉。阜康的倒閉令早就岌岌可危的股市終於崩盤，股價一瀉千裏。開平礦務局的股票1883年5月還是每股210兩以上，並且很難買到，到了8月，其股價已跌至120兩，而有人則“願意以115兩或更低的價格隨意出讓”。到了10月，開平股票每股隻值70兩，到1884年則跌落到29兩。輪船招商局的股票也從1882年9月的253兩跌至1884年的34兩。與1882年9月的股價相比，這兩種股票平均下跌了87%。其餘公司的股票亦莫不如是，從高價位跌到“簡直一文不值。”這場股災是中國股市第一次大災難，外資占盡先機，滿載而歸，而國內投機者損失慘重，投機信心10年都沒有恢複。情形與後果，與“廣場協議”後的日本有得一比。
第一次股災過去20多年後，中國股市開始恢複。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被全球化”，中國股市受世界股市的影響也開始加深。這一次，“金融風暴”是從橡膠開始刮起的。
1886年德國人卡爾·本茨先生發明了第一輛汽車之後，輪子開始代替人類的雙腿奔跑，種橡膠樹割生膠生產輪胎隨之成為那個時代裏眾人矚目的高科技產業。作為一種重要的工業資源，特別是戰備資源，橡膠在西方各國的軍備競賽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戰前夕，特別是從1908年開始，國際橡膠價格開始瘋漲，與此相應，國際股市上橡膠公司的股票也跟著瘋狂上漲。
世界對橡膠的需求急速擴大，1908年，英國橡膠進口值為84萬英鎊，1909年便增加至141萬英鎊。倫敦市場，1908年每磅售價2先令，至1909年底漲至10先令，1910年春更是達到12先令。在世界金融中心倫敦，人們對橡膠股票的炒作日漸升溫。
東南亞是橡膠的理想種植地，由於離中國近，又有大量華人華僑分布其間，因此，歐洲人在東南亞的橡膠園喜歡把總部設在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資。這些公司魚龍混雜，有的已在當地購買了橡膠園，隻需等待出膠甚至已經開始出膠；有的剛剛購買土地，樹苗還沒種下去；也有的根本沒去過東南亞，隻是在地圖上找了幾個名字，就開始在上海招股。他們一般都是先取得駐上海的外國銀行的支持，然後在報紙上大做廣告，極力宣傳公司的美好前景，並聲稱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國銀行按票麵價值押借現款，從而不僅贏得上海華商的信任，連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進來。
洋人不停地把倫敦的市場行情傳播到上海：一家公司發行100萬英鎊的股票，結果半小時即告售罄；一種麵值1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180元；另一種麵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時漲到700元。這類行情極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資者的信心，從而推動上海橡膠股票的瘋漲。宣統元年12月1日，蘭格誌公司的股票為920兩，到次年2月19日便上漲至1675兩，另一家橡膠公司地磅公司的股票宣統元年1月10日是25兩，一個半月後即漲到50兩，不少人實現了一夜暴富的神話。
國際股市和國內股市的盛況，讓中國投資者和投機者看在眼裏，喜上心頭，紛紛拿出資金追捧這些橡膠公司的股票。“買橡膠股票了嗎？”在當時成為中國投機者的口頭禪。看到中國投機者如此熱衷購買橡膠股票，國際投機商紛紛表示在上海成立橡膠公司，當然這些公司表麵上的所在地在國外，其實都是些空頭公司，投機商目的就是迎合中國投機者的心理，用這些公司上中國股市來套錢。對於中國投機者而言，由於信息有限，對於這些公司的內幕，中國投機者都不明就裏，一看到是橡膠公司，便一概追捧，造成這些空頭橡膠公司的股票直線飄紅。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還沒弄清橡膠為何物，就已投身這場股票大潮。當然，這場大潮中的弄潮兒，要數上海的銀錢業——錢莊與票號。而其中的佼佼者，當屬正元錢莊陳逸卿、兆康錢莊戴嘉寶、謙餘錢莊陸達生。他們都自詡消息靈通，對倫敦的市場行情先知先覺，前前後後發出莊票600萬兩，以收購股票。所謂莊票，是由錢莊簽發的載有一定金額並由其負責兌現的一種票據，分即期和遠期兩種，即期莊票見票即付，遠期莊票到期付現。
華商在這輪交易中，投入上海市場的資金在2600萬至3000萬兩之間，投入倫敦市場的資金約1400萬兩左右，兩地加起來達4000萬兩之巨。在瘋狂的炒作中，上海的資金幾乎完全被套牢，其他行業已經很難得到資金，這個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無金可融。
1910年6月，倫敦市場行情暴跌。消息傳來，橡膠股票行情一路狂泄。原值1675兩的蘭格誌股票跌到105兩。而洋人、洋行得消息之先，率先出手，囤積大量股票的華商成為買單者。陳逸卿損失200餘萬兩，戴嘉寶損失180餘兩，陸達生損失120餘萬兩。7月21日，正元、謙餘錢莊率先倒閉，22日，兆康、森源錢莊關門，23日，元豐繼之；24日，會大等三莊又繼之。
捆綁炒股的八家錢莊也相繼關門歇業，引起全市銀錢業的極大恐慌。八家錢莊倒閉後，所欠上海外國銀行莊票139餘萬兩無法歸還，外國銀行便揚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給上海銀錢業的款項。《國風報》報道：“錢莊裏的華商資本完全枯竭，各銀錢業之間也完全無法通融”，上海金融業麵臨崩盤的危險。
麵對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清政府舉止失措。
每年9月，朝廷要支付庚子賠款，按例上海道應承擔190萬兩，這筆款子平時由上海道經手存放於資本雄厚而信譽卓著的源豐潤、義善源錢莊。但1910年的9月，離正元等錢莊倒閉尚不足兩月，市麵銀根吃緊，而上海官庫又將官銀拿去救市，早已“庫空如洗”，無法調劑，因此上海道蔡乃煌上奏朝廷，請求從大清銀行撥銀200萬兩墊付。
由於蔡乃煌在前述貸款過程中“稍分利潤”，中央的資政院、度支部等處官員們出於各種理由開始譴責蔡。度支部左侍郎陳邦瑞乘機挑動江蘇巡撫程德全參劾蔡乃煌。朝廷頒旨，斥責蔡乃煌接管道庫以來“屢以周轉不靈，請部接濟”，這次又“以市麵恐慌為恫嚇，以還期迫促為要求”，實則是“罔利營私”，“不顧大局”，將其革職，並勒令兩個月以內“將經手款項繳清”。
蔡乃煌接到朝廷的革職令，又羞又憤，向源豐潤等錢莊火速追還官款。10月7日，外國銀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錢莊的莊票，8日，源豐潤應聲而倒，虧欠公私款項達2000餘萬兩，它在北京、天津等地的17家分號也同時歇業。
《東方雜誌》報道：源豐潤天津分號歇業，天津總商會不得不幫助各商家向大清、交通、誌成和直隸四家銀行借銀100萬兩以穩定人心。
義善源是上海銀錢業的另一支柱，它的大股東是李瀚章的兒子李經楚。李經楚任交通銀行第一任總理時，幫理是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1910年底，盛宣懷就任郵傳部尚書，為了奪回被袁世凱搶去的權力並打擊梁士詒的勢力，秘查梁士詒在交通銀行經手的帳目。
當源豐潤倒閉時，李經楚曾向交通銀行借款287萬餘兩，幫助義善源渡過了危機。聽說盛宣懷查帳，李趕緊將交通銀行借款歸還，導致義善源上海總號僅剩現銀7000兩。命懸一線的義善源試圖用手中所持有的上海各企業的股票向上海道借銀10萬兩，卻為新任道台劉燕冀一口拒絕。1911年3月下旬，義善源計無可出，隻得宣布倒閉。
“金融風暴”一方麵暴露了清末的封建官僚管理體製已不能適應近代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麵也反襯出西方社會精英對大清帝國的“軟肋”捏拿得多麽精準。
在投機狂潮形成的過程中，政府沒有對瘋狂的投機采取一點措施，股票暴跌後，先期倒閉的正元等錢莊還隻是中等規模，雖然對上海市麵造成衝擊，但衝擊力畢竟有限，如果此時能妥為籌劃，風波仍在可控製的範圍之內。
西方人將風暴做成後，一方麵，外國銀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麵，朝中大員不懂現代經濟的管理，為了權力的傾軋，竟置經濟發展的大局於不顧，而蔡乃煌為了個人泄憤，竟存心逼倒源豐潤以還朝廷顏色，盛宣懷更是為了與梁士詒爭權而間接逼倒義善源，使錢莊倒閉之風幾乎無法遏止，最後共倒閉錢莊48家，超過了上海錢莊總數之半。
當時的《時報》評論說：“此時財界擾亂已達其極，一般社會鹹被其災，於是全國乃宣告破產矣。”
義善源破產後7個月，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果真破產了。
當然，外國投機者們早已賺了個盆滿缽盈,滿載而歸了。
上述景象，您熟悉嗎？我相信，您不僅熟悉，而且有些您，正樂在其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