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流動的中國:國家語言烙印很強烈

ZT: 30年檢視流動的中國：國家語言烙印很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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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周刊張潔平／香港人類學者蕭鳳霞研究中國大陸社會，發現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國家語言的烙印仍很強烈。她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結起來，也把中國與全球化時代的新疆界聯繫起來。(chinesenewsnet.com)

一九七四年，人類學者蕭鳳霞第一次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對於在香港出生、在美國念大學的蕭鳳霞來說，當時中國吸引她的，是毛澤東的革命。三十多年後再次講述這段經歷的時候，圍著絲巾、身材瘦削的蕭鳳霞麵帶微笑，揮舞雙手，仍然能讓人感覺到她所不斷提到的「激情」：「經歷過七十年代初的人都知道，那時候全世界都在革命，整個歐洲是學生運動，美國在反越戰，中國也在革命。我受到這些的影響，一方麵搞學運，一方麵就想回到中國去看看。」(chinesenewsnet.com)

文革年代的中國極端封閉，外界的資訊基本上隻能來自「四人幫的宣傳」。蕭鳳霞說當時的自己懷著馬克思的理想主義，深感社會科學空有理論，無助於解決全球性的不平等問題，這時，「遙望著遠處的中國和她正在進行的革命，簡直覺得美好得令人難以置信」。(chinesenewsnet.com)

在論文裏，蕭鳳霞這樣闡述中國令許多學者著迷的原因：「一個最能激發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興趣的課題是：像中國這樣龐大的政治實體，不論在帝國時期還是在現代，有那麼大的地區文化差異，又經過那麼繁複的興衰周期，它是怎樣維繫著人民共同的想像的呢？」文革時代的中國，無疑是全體步調一致的一個極端個案。「我就是想去看看，強大的國家機器怎樣改變了每一個深層的社會結構。」(chinesenewsnet.com)

蕭鳳霞選擇了珠江三角洲一個普通的小鎮——小欖鎮作為研究對象，一頭紮了進去做田野調查。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國學術界還不懂什麼是「田野調查」。學者們信奉史料，信奉寫在紙上、刻在石頭上的前人記載，而對每天跑到村子裏和婦女、老人聊天的蕭鳳霞感到不以為然。然而，腳踏實地的田野調查很快讓蕭鳳霞發現了問題。(chinesenewsnet.com)

「當時的學術氛圍把『人』視為『群眾』、『農民』或『革命主體』，而沒有把『人』視為活生生的、有利害關係的、懂得運用文化策略的、具有歷史經驗、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緒的『人』，我也深受影響，用簡單的概念去理解『權力』、『國家』和『革命』。」但是蕭鳳霞很快意識到，她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估計是錯誤的，這讓她重新去反思「國家」這個概念的真正意涵。(chinesenewsnet.com)

「國家不隻是一個固定的行政機器，而是一套語言，無處不在。哪怕民眾發出的是異議或反抗的聲音，也無論如何擺脫不了國家語言的烙印。」這讓蕭鳳霞重新去研究在田野考察中遇到的一個個人。「我想探討某些事物為什麼對他們那麼重要，嚐試了解他們的選擇和取向，是經過一個怎樣複雜的歷史過程而形成的。」(chinesenewsnet.com)
十年之後，蕭鳳霞把研究成果寫成《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一書，在歷史與人類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在書中，蕭鳳霞分析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如何滲透到鄉村社區中，並得出一個被廣為引用的結論：國家的行政力量不斷向下延伸，一個沉重的政治行政機器漸漸取代了層層繍繍的「民間」社會，把繁複的鄉村社區變為單一化的官僚細胞，與此同時，階級和革命的語言也主導了日常生活的定義。(chinesenewsnet.com)

然而，改變並非完全自上而下完成的，每一個個人都曾浸淫其中，吃大鍋飯、挖河渠、毀祠堂、幹革命。「更教人覺得諷刺的是，改革開放時期，黨國係統宣布要把它沉重的機器從社會中抽出，地方的人和機構卻實際上不自覺地複製著這套機器，很多精神已經內化在整個國家的運作和意識形態中了。」(chinesenewsnet.com)

「改革開放三十年，這套國家語言的烙印依然很強烈。」蕭鳳霞舉了今天廣州的「城中村」現象作例子。「去考察你會發現，城中村裏的居民並不一定窮，他們有些甚至很富有。」「很多村民非常有錢，他們隻是世世代代都在這個空間生活，心理上還是毛時代遺留下來的集體經濟、土地的概念。整個世界都動了，可是他們還沒有動。不能動也不願意動，這就是整個國家歷史時空的文化經濟加起來的一種現象，這不是一個行政或者物質的東西。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他們也還是停留在七十年代的東西。」「現在比較主流的思想是『進步』，每年春節，兩億的流動人口就在體現這種『進化論』，從農到工，從村到城，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人們好像在尋求進步。可是，你看城中村，已經完全不是這樣了，非常後現代。」(chinesenewsnet.com)

蕭鳳霞說：「我們研究文化，但文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人做出來的，是在某一個歷史時空，在某一個經濟、文化、權力交織的時刻做出來。這就把一個非常抽象的文化的概念，變成非常具象的人、歷史、權力。」這樣的思路讓她把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結起來，完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她的身份也因而模糊，人類學專業的她被有些學生當成歷史學家，甚至有人以為她是文學研究者。她卻為這樣的誤解而高興。「我試圖了解歷史如何在我的研究主體身上留下痕跡——不僅僅是歷史內容，而更是史料的建構過程；不僅僅是文化分類本身，而更是文化分類變異和具體化的過程；不僅僅是行政建製強加的製度性的權力，而更是權力作為一套語言如何滲透在人們日常的觀感和文學想像之中。從七十年代至今的研究歷程中，我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尤其是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的合作，都是互惠互利的。」(chinesenewsnet.com)

而事實上，在她看來，隻有跨學科的開放心態和研究方法，才能解釋現在中國麵臨的複雜問題。「比如北京的學者非常關懷兩億的民工，可他們看的角度還是城鄉對立、行政地來看的，那些民工和村民、和城市裏的人之間非常複雜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根本還沒搞清楚，所以實際上根本沒法去分析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工業是怎麼產生的。不用這樣一個過程去分析的話，所有東西都簡單化了，沒有全麵去看，就找不到一個根源，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反而把愛心、時間都浪費了。」(chinesenewsnet.com)

二零零一年，美國的九一一事件震驚世界。而同時，學生們，尤其是中國學生們對此的反應，也震驚了在耶魯大學教書的蕭鳳霞。「悲劇發生，北大的學生竟然有很多人歡呼，在耶魯的中國學生，竟然叫好，讓我非常震驚。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對外國的東西，要麼非常盲目地去消費，要麼非常盲目地反對，這兩個極端是很不健康的。中國下一代需要一種global language（世界語言）。而改革開放了三十年，最優秀、最全球化的學生還是缺這樣的語言，這是中國很悲哀的事情。」(chinesenewsnet.com)

零一年，蕭鳳霞在香港的一次研討會上遇見當時的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她對他說：「我七十年代去中國的時候，全國一片紅，可是生活一點顏色都沒有。到了現在，改革開放的成果大家都看到，中國的領導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大家也都能看到。現在是中國該走出世界的時候了，可是我覺得中國還沒有準備好，非常unprepared。」(chinesenewsnet.com)

走出世界，不僅是中國應有的態度，也是蕭鳳霞的學術態度。「過了二零零零年，感覺很強烈，東亞研究在不斷向中國走。以後的十幾年，全世界還是向中國走。越來越多人來這裏，我覺得有新的責任和好奇，要反方向前進了。中國的經濟、文化、歷史都有非常大的能量，但中國和世界是分不開的，以前是，現在也是。國家的界限也應比較淡了。」(chinesenewsnet.com)

「我們一直用的以國家為本位的概念，要重新想一想。我們講文化也好，歷史也好，都是以國家為單位，或者說，以陸地意義的國家為單位。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海洋，海洋是動的，而不是靜的。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村，這是人家給你的定義，你要重新來定義的話，就要變化了。這是二十一世紀要麵對的變化。研究者要好好研究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和其他地區的研究關聯起來。這樣研究的平台和天地才能寬闊起來。」(chinesenewsnet.com)

「the New China,the New Silk Road」是蕭鳳霞的下一個研究題目，計劃五年。用這五年，她要走到南亞、中東，要把中國絲綢之路的神奇歷史，與全球化時代的新疆界聯繫起來。「中國的歷史與現代，中國真正麵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