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中國問題是什麽問題
by 宋圭武 光明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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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國問題，就是從曆史的角度看長期製約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什麽問題才是長期製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而解決中國問題，其實質就是要找出長期製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這個關鍵因素。
有的同誌認為，“窮”是中國問題的關鍵。但從曆史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走的都是由“窮”而“富”的路子，隻不過快慢不同而已。從短期來看，或者從某一個時間段來看，窮可能會成為製約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從長期來看，製約發展的因素，肯定在“窮”之外，還有著更為核心的因素。
有的同誌認為，“愚”是中國問題的實質。但從中國曆史上許多傑出人物的傑出表現，以及中國人在國外屢次獲諾貝爾獎等各種國際大獎的事實看，說中國人“愚”實屬無稽之談。中國人在美國科技界的突出表現就是對這一事實的一個傑出例證。有人說，中國人與猶太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兩個民族。可見中國人並不“愚”，自然那種認為“愚”是中國問題實質的命題也就不能成立。這裏深層次的問題是，既然中國人與世界各國人都一樣，大家都是“上帝”聰明的“選民”，為什麽有些“選民”先富了起來，而有些“選民”又遲遲脫不了貧呢？所以，結論是，製約長期發展的實質因素並不能用聰明與否作為主要解釋因素，肯定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
有的同誌認為，人多地少是長期製約中國發展的瓶頸因素。這也是一個假命題。如同是亞洲國家且與中國相鄰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資源與中國相比，也是十分的貧乏。但所有這一切，都並沒有阻止日本成為世界強國。隻能說人多地少，資源貧乏是一個重要的製約因素，但從長期來看，並不是影響發展的決定因素。
有的同誌認為，長期製約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沒有產生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這裏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麽沒有產生近代先進的科學技術？從曆史上來看，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曾一度是領先於世界水平的，但為什麽後來又變為落後？所以科學技術落後本身並不能成為主要原因。這裏有的同誌解釋是封建的科舉製度製約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這種解釋也有一定道理。但問題是，為什麽科舉製能得以延續很長時間？從製度變遷的角度看，對社會發展的不良製度，隻所以能長期存在，肯定存在著支撐因素，這個支撐因素應當是比不良製度本身更為深刻的因素。
有的同誌認為，工業是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關鍵。此命題籠統地說是沒有錯的。這裏的問題是，如何才能使中國的工業快速發展起來，因為曆史上中國並沒有產生強大的工業。所以，從深層次看，製約中國發展的因素，有著比工業更為嚴重的背景。
有的同誌認為，中國問題實質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核心是土地問題。但從現實看，農民問題並不僅僅是土地問題，土地問題得到了解決，但農民問題並不一定就能得到真正解決。
有的同誌認為，文化是製約中國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問題是中國會為什麽會形成這種文化結構，原因又是什麽？
筆者認為，中國問題實質是民主問題。
縱觀曆史，專製集權是阻礙中國社會發展的總根源
首先，專製集權是導致中國缺乏創新的總根源。什麽是創新？創新既是思想的創造，也是思想的創造成果。創新主要有三種類型：思想創新、科學創新、技術創新。思想創新是最廣義的一種創新；科學創新是思想創新在科學上的擴展；而技術創新屬於實務型創新，其深層的背景是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對於三種類型的創新而言，思想創新是基礎性的，科學創新是方法論的，而技術創新則是工藝性的。三者屬於不同的層次和範疇。
專製集權製度本質上是阻礙創新的。第一，專製集權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極力壓製社會的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在集權製度下，思想隻能是一元的，科學隻能成為統治者的奴婢，否則，就沒有思想和科學存在的餘地。同時，集權體製也為消滅思想異己提供了一種體製保證。第二，專製製度下等級製的財富分配原則也不利於創新。這種等級製的財富分配依據是：級別和權力。級別越高，權力也就越大，相應分配到的社會財富也就越多。這種等級製最終造成了財富分配的兩極結構：一極是少數人有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另一極卻是大多數人隻能維持在生存線上。其結果是：對於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的少數人，雖然有創新的實力，但他們卻沒有創新的動力，同時這些少數人更害怕別人創新；對於大多數掙紮在生存線上的人們，雖然有創新的需求，但沒有創新的能力。第三，在專製集權體製下，由於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財產保護製度，從而技術創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這也直接減弱了創新的動力。第四，在專製集權體製下，由於權力的收益最大，導致人們將各種資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權力的爭奪上，而不是投入到創新上。
從中國發展的曆史過程來看，創新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稀缺要素。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獄，我們可以看出，幾千年的中國發展曆史，其實是一部對創新恣意摧殘和壓抑的曆史。雖然有局部的技術創新存在，但由於缺乏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所以技術創新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隻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隻能用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如火藥用來造爆竹，指南針用來看風水，印刷術用來印封建教義，造出的紙用來為祖先燒紙錢等等。
創新缺乏最終導致了中國社會發展動力的不足。從長期看，國家之間的競爭，根本上是創新能力的競爭。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曆程看，凡是能為創新提供較好環境的國家，其發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壓抑創新的國家，其發展水平就低。
其次，專製集權是導致中國發展不均衡的總根源。專製集權導致中國發展的不均衡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政治的不均衡；二是經濟的不均衡；三是文化的不均衡。政治的實質是權力，政治的不均衡就是權力的不均衡。專製集權在權力結構上的表現是：一方權力的無限大與另一方權力的無限小。皇帝是無限權力的最終擁有者。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普通民眾不是為自己活著，而是為權力的擁有者活著。一旦無權者的存在構成了對有權者的威脅，無權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然。經濟不均衡的表現是：一方是接近完全的壟斷，另一方是接近完全的競爭。一方麵，國家對重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源實行官方的完全壟斷；另一方麵，相對於國家而言，社會的生產結構不僅小，而且分散。這種不均衡的經濟結構對統治者而言是最有利的。一方麵，有利於統治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麵，也有利於統治收益的持久化。文化上的不均衡主要表現是：從一般的價值導向看，中國文化體現了一種單向度和等級的特征，是一種強勢文化，實質是為強勢服務。具體主要有如下一些特點：一是有等級無平等。無論是在家族層麵，還是在社會和國家層麵，中國文化都表現出強烈的等級性。有等級就必然無平等。因為平等應當是一個整體範疇，而不是一個局部範疇。二是有強勢無弱勢。中國文化本質是為強勢服務的。這也是文化等級性的一個必然結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然都具有各自的權利和義務，但相互間權利與義務是不對稱的。對強者而言，是權利大於義務；對弱者而言，是義務大於權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過來是絕對不行的。三是有禮節無理性。中國文化在“禮”方麵的表現是相當豐富的。中國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無不納入“禮”的範疇。有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等。 但“禮”的實質是“利”。“禮”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內容和目的。在中國，“禮”體現的本質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級製度。“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成了統治階級維護特權利益的提防。所以，中國的“禮”是一種不合“理”的“禮”。這種“禮”隻會加劇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均衡，不斷造成社會的動蕩，其結果是既失去了“禮”，也失去了“理”。所以，“禮”必須建立在“理”的基礎上；否則，隻會產生局部均衡，不會產生整體均衡，隻會產生短期效益，不會產生長期效益。所以，禮儀之邦不等同於理性之邦。從長遠來看，理性是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礎條件。一個國家要實現持久發展，不僅需要“禮”，更需要“理”。
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再加上創新的缺乏，中國幾千年專製集權社會的治亂循環也就成了一種曆史必然，而且這種治亂循環使中國社會在艱難中生長出的一些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也遭到了不斷的大破壞和大毀滅。
再次，專製集權是導致中國腐敗的根源。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切腐敗問題深層次都是權力問題。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①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指出：官僚政治是一種特權政治。在特權政治下的政治權力，不是被用來表達人民的意誌，圖謀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國家的”或“國民的”名義下被運用來管製人民，奴役人民，以達成權勢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第四，專製集權是導致中國人缺失信仰的根源之一。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這裏所謂的缺失信仰，主要是指中國人缺乏一種對獨立精神的追求，尤其是缺乏對超越界的執著。但在專製集權體製下，社會要發展出一套獨立於權力體係的信仰價值係統是很難的。因為在集權製度下，民眾崇拜的對象隻能是權力的擁有者。若民眾有了一種對獨立精神的追求，尤其對超越界的追求，這就意味著一種分離，一種製衡，這對集權統治的穩定性本質是不利的。所以，集權統治者總是要盡可能使自己成為：既是世俗世界的統治者，又是精神世界的統治者。因為隻有集世俗世界與精神世界的主導權於一身，才能更有利於集權統治的穩定性和長久性。一方麵，世俗世界的主導權為精神世界的主導權提供物質支撐；另一方麵，精神世界的主導權又為世俗世界的主導權提供理論上的合法解釋。從世界各國曆史發展的過程看，凡是在世俗權力之外能有一套獨立信仰體係的，其發展的軌跡就容易走入民主製；凡是集世俗世界與精神世界的主導權於一身的，其民主化的路就很難走。
第五，專製集權體製對中國人健康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負作用。首先，專製集權體製不利於人們愛國心的培養。在集權體製下，國家不是人民的，人民不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當權者壓迫人民的工具。隻有當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時，人民的愛國心才能真正激發出來。其次，封建專製集權體製誘致了一種雙重人格的形成。具體表現是：一是主子與奴才人格的兩極統一。當一個人有權時，主子人格占主導地位；當一個人無權時，奴才人格占主導地位。在等級製下，同一個人，對上級而言，他是無權者，對下級而言，他又是有權者；同時，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也總是處在不斷變化中。所以，在權力不均衡的等級製環境下，一個人隻有實現主子人格與奴才人格的有機統一，才能為自己創造一個好的生存和發展條件。二是柔弱與殘暴人格的兩極統一。主子與奴才人格內生柔弱與殘暴人格。當一個人是主子時，殘暴人格占主導地位；當一個人是奴才時，柔弱人格占主導地位。由於同一個人總是處於一種奴才與主子地位的不斷互換中，所以，同一個人也就總是處在柔弱與殘暴人格的不斷轉換中。從中國曆史來看，柔弱與殘暴的有機統一是中國農民人格的一個顯明特點。一極是柔弱，一極是殘暴，不均衡的社會製度使二者得到了有機結合，並統一於一個主體之中。同時，殘暴與柔弱又互相補充。殘暴是對柔弱的一種自我平衡和補償，柔弱又誘致和促生著殘暴。三是自尊與自卑人格的兩極統一。一方麵，當一個人處在弱勢時，體製的因素會促使其加重一種自卑心理；另一方麵，當一個人處在強勢時，體製因素促使其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自尊心態。四是內聖與外王人格的兩極統一。內聖體現的是一種理想的人格境界，是一種以仁德為核心的人格構成。外王是指治國平天下的事功。從理論層麵看，內聖始終處於主導地位，外王事功不過是其邏輯的必然結果。但理論與現實往往是互補和相反的。現實中最缺乏的，往往是理論上最提倡的。從現實層麵看，外王是處於主導地位，而內聖則是內王的邏輯結果。內聖是手段，外王才是目的。在一個人治的專製主義環境中，一個人要想建功立業，通過內聖途徑實現外王目的，也符合統治者的統治要求。當然，如果你不想選擇建功立業，也可以選擇消極無為，這也是統治者不提倡也不反對的。
立足現實，民主化是中國發展必須麵對的艱難選擇
從短期看，發展經濟對解決中國問題是有重要意義的。但從長期看，中國要想獲得持久和穩定的發展，積極推進民主化是必然選擇。但現實情況是中國推進民主化又麵臨巨大困難。
首先，經濟的不發達和不均衡是製約民主的基礎因素。民主與經濟是密切關聯的。民主的運行是有成本的。當民主運行的社會成本大於社會收益時，民主未必就是一種理性選擇。在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後的條件下，由於社會能支付的成本是有限的，所以民主的選擇也是有限的。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社會支付成本的能力也將會提高，這也為民主提供了更大的選擇空間。在小而分散且窮的條件下，選舉、信息的交流、集會等都會成國民支付不起的奢侈品。而社會化大分工、城市化等則對民主既能有效減少供給成本，又能有效增加需求收益。所以，政治冷漠症的產生，經濟條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民主體製的建立要受到傳統體製巨大慣性的衝擊。民主的推進要受到原有利益集團的強大阻力。民主的改革本質是權力的改革，而權力的本質是利益。所以，利益集團的阻力越大，民主化的難度就會越大。
再次，幾千年集權專製社會沉澱的國民性是阻礙民主化的文化屏障。其中誠信和理性的嚴重缺乏是製約民主健康發展的兩大痼疾。
民主的有效性最終取決於民主製度設計的有效性和民主製度運行的有效性。
理性是導致民主製度設計有效性的一個基本條件。民主要求國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實現社會正義和達成合理約定的必備條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實質就是理性精神的體現，所以理性精神是實現民主精神的一個基本前提。
誠信是導致民主製度運行有效性的一個基本條件。民主要求國民一旦達成約定必須遵守，所以，誠信精神是實現民主製度運行有效性的一個基本前提。因為誠信的本質就是遵守約定。沒有誠信，約定就隻能是一紙空文，製度的運行也將是高成本和低效率的。
理性決定選擇的合理性，誠信決定選擇合理性的實現。二者共同構成了民主製度有效性的基本條件。反之，若沒有誠信和理性，民主也就無法真正落到實處。民主就會成為樣子。民主就有可能成為專製者利用的旗幟，就有可能成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暴政的工具，也有可能成多數人對少數人實行暴政的借口。
展望未來，應穩妥推進中國式民主進程
首先，要重視實現民主的實質，少一些形式主義的追求。
民主是民主的實質與民主的實現形式的有機構成。民主的目的是要體現民主的實質，而不是僅僅套用民主的形式。
民主的實質應當體現：人本、正義、自由。
真正的民主應當體現以人為本的境界。這裏以人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為本，而是以全體人民為本。民主既不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暴政，也不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民主既尊重多數人的意見，也保護少數人的合法權利。民主所解決的重點對象是權力的劃分問題。權力本身就是一塊蛋糕，應當人人有份，合理分割。不能因為少數人有權分割就蛋糕全部歸少數人，也不能因為多數人有權分割蛋糕就全部歸多數人。民主應當真正保護好每一個人的合法權利，而不是其中一部分人的權利。
民主應當追求正義。盡管正義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但如果社會不追求正義，社會就肯定是不正義的。所以，追求正義是社會發展理性的必然要求。
民主應當為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提供盡可能多的自由。自由是選擇的前提。尊重自由就是尊重選擇，從而也就是對權利的尊重。同時，自由也是創新的催化劑。而創新是支撐社會發展的核心動力，所以，尊重自由也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人本、正義、自由是民主的靈魂，是民主最基本的三個關鍵詞。
其次，中國的民主之路隻能是中國式的。中國國情的特點，決定中國的民主製度選擇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因為中國的人文精神、經濟水平和原有製度結構都不同於西方。否則，中國的民主化隻會有形式而無實質。在發展民主方麵，中國要更加注重研究和借鑒西方民主的實質，而不僅僅是照搬一些形式方麵的東西。盲目借鑒隻會導致東施效顰，隻會弄巧成拙和適得其反。
再次，由於缺乏誠信和理性，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必須要穩妥進行，否則極有可能導致偽民主，導致內亂，導致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和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愚弄。
第四，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一項係統工程。一方麵，要大力發展經濟，積極推進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麵，要加強政治體製改革和文化創新。經濟是民主的基礎，政治是民主的關鍵，文化是民主的靈魂。政治、經濟、文化必須協同推進。
注釋：
①「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