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新中國漢字簡化過程揭密 簡化字掃盲一億人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80605/14890499.html新中國剛剛成立，文字改革便作為一件大事擺在中央麵前。製訂《漢語拚音
方案》、製訂《漢字簡化方案》、大力推廣普通話……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
經過幾年反複推敲和審訂，第一批230個簡體字見諸報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拚音方案》；注音識字和推廣普通話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到今天，《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已經５２年了。但半個多世紀以來，“繁簡之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今年３月，有政協委員聯名遞交了一份關於《小學增設繁體字教育的提案》，再一次點燃了人們對於簡化字的熱議。
到底簡體字好還是繁體字好？也許我們隻有通過重溫曆史才能找到答案……
“文字改革應先辦簡體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時,解放軍勢如破竹,全中國迎來解放隻是一個時間問題。要建立一個怎樣的新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為此,中央決定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全國各界愛國、進步人士共商國是。
一直致力於改革漢字的語言學家黎錦熙似乎看到了漢字改革的曙光。1949年5月,他聯同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專家,向中共“五老”之一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恢複屢被戰亂打斷的文字改革工作。
在延安時期,吳玉章就一直熱心於文字改革。此時,他也正在思考著新中國的文字改革問題。黎錦熙的建議與他不謀而合。於是,他上書劉少奇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專門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吳玉章等人所說的文字改革工作主要指的是創立一種拚音化新文字以取代漢字,但當時對於這個問題中央還沒來得及考慮。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一團體,但不能限於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研究整理一下,以便大眾應用。”
於是,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時,漢字的整理和簡化也成為協會研究的目標之一。
但協會成立後,人們對於新文字的熱情遠遠高於漢字簡化。協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全國各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同時,全國各地新文字研究組織也紛紛成立。據統計,僅1950年一年全國就有60個縣進行了新文字的推廣活動,14000多人參加學習,6所大學和3所中學把新文字列為正式課程。
其實,中國知識分子對新文字的探索早在清末就開始了。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淩辱。是什麽造成中國民智不開,國力衰弱?中國知識界把審視的目光集中到一向被視為“靈物”的漢字上。西方的拚音文字隻有區區幾十個字母,隻要會說就會寫,而漢字卻有幾萬個,即便是日常交流也要掌握至少1500個字。漢字繁難,成為開啟民智的攔路虎。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們就思索著如何把中國文字從表意文字變成拚音文字。
到新中國成立前,已經有許多新文字方案在社會上流傳。其中以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的《國語羅馬字拚音法式》(簡稱“國羅”)和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製訂的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影響最大。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拚音文字脫了盲,不但能讀拚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
不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成立,重新點燃了人們對新文字的熱情。
相比之下,簡化漢字的研究則顯得有些“門庭冷落”。記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全書50多篇文章中,涉及漢字簡化的隻有6篇。
流傳幾千年的文字和讀寫習慣,說改就改,談何容易?許多有識之士主張先從簡化漢字著手進行中國的文字改革。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錢玄同曾這樣說:
“現行漢字筆畫太多,書寫費時,是一種不適用的符號,為學術上、教育上之大障礙……我以為改用拚音是治本的辦法,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那治本的事業我們當然應該竭力去進行,但現行漢字在學術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圖補救的方法。我們決不能等拚音的新文字成功了才來改革,所以治標的辦法實是目前最切要的辦法。”
1950年7月,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協會幹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文字改革應首先辦“簡體字”,不能脫離實際,割斷曆史。
直到此時,簡體字的研究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述而不作
文字變化牽扯麵廣,如何簡化漢字成為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漢字簡化工作開始後,各方麵的意見和構想就湧向了文字改革協會。剛剛解放,人們普遍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對於文字工作的構想和方案也頗為大膽。從那時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人們提交給文字改革協會的改造漢字方案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種方案建議把漢字改造為“新形聲字”。例如,把“京”字定為“鯨、景”等字的聲旁,類似“京”音的字,都用它作為聲旁。如此類推“涼、諒”等字的聲旁改為“良”自然很合理,但這樣一來 “涼”變成了“浪”,則與“波浪”的“浪”一樣了。如果要為“浪、朗、郎”等字再找一個比“良”更合適的聲旁,就更難了。
於是,有人又建議把聲旁改用字母拚音。但是字母夾雜在漢字內更不容易辨別,字的樣子也很難看。如果遇到同音字,意符相同而聲符不同的,把聲符改用字母拚寫,字形上就更無法區別了。如此一來,改得非驢非馬,反而會增加識字難度。
另一種建議是把每組同音的字留一個。這樣如果不分四聲,隻需要400多個字。即便分四聲,也就是1300多個漢字,把它們用詞連寫的辦法來寫。有人實驗過,這種音標式的漢字大體也可以看懂。但文字首先作用於視覺,完全改變漢字的用法,違背了習慣,使人讀起來非常別扭。
還有一種方案主張“係統類推”就是要把約定俗成的簡化字加以局部修改,有係統的簡化漢字。例如“擬、礙、癡”三個字的聲符都是“疑”,而“擬”的簡體是“擬”,“礙”的簡體是“礙”,“癡”的簡體是“癡”。假定采用筆畫最少的“以”作為聲旁“疑”的簡體,那麽“擬、礙、癡”的簡體就是“擬、礙、癡”。雖然這樣沒有打亂原字的形聲係統,認識字的人可以從繁體字類推辨認,但“礙”、“癡”等簡體字在民間已經流傳甚廣,不管它多麽沒有係統總是人們熟悉的,如果按照“係統類推”來改反而會感到別扭。
其實,對於漢字的簡化人們早已形成了一個“述而不作”的原則。
簡體字不是專家們閉門造車的結果。早在宋元時期平民社會就流傳著一種通俗的簡體字。這些字被稱為“俗體字”,登不了大雅之堂,甚至被許多文人視為鄙俗。但它們在民間應用極廣,人們在記賬、契約、書信,甚至話本小說裏常常會寫俗體字。
上世紀三十年代,語言學家、北大教授王理嘉正在上海上小學。對著字帖描字模是他每天的必修課。對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每天一筆一畫地寫那些少則十幾畫,多則三十多畫的漢字,真是一件苦差事。那時,王理嘉經常會在店鋪的招牌上,家人的書信中,甚至老師私下的便條中看到這些俗體字。他想,如果在作業中,也能寫這些字就好了。有一次,他在作文中把“費”字寫成了俗體“費”,結果受到老師嚴厲地批評。時隔70餘年,王理嘉至今記憶猶新,“在老師的眼中,寫俗體字是沒有文化的表現。”
雖然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俗體字的發展已勢不可擋。上世紀二十年代,當人們開始著手簡化漢字時,這些已被公認的俗體字成為首選。
1935年8月21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定了在民間流傳最廣的324個俗體字,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準備從次年7月起把它們編入小學課本。但這區區324個簡體字,卻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尤為憤慨,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要求取消推行簡體字,甚至稱推行簡體字是比亡國滅種還可怕的事。在一幹遺老的反對下,1936年2月公布還不到半年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了。
雖然,這次由政府出麵的簡化字運動夭折了,但是它樹立的“述而不作”的原則成為日後人們進行漢字簡化的指導思想。
簡化漢字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日常使用,如果一個簡化字方案要通過長期的大力推廣才能收效,就得不償失了。專家們在選定方案時,要照顧到各方麵使用文字人的需求,同時兼顧印刷、打字、電碼等各方麵技術條件,還要不影響青年們閱讀古書。考慮到這些要求,“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被確定為簡化漢字的方針。
數易其稿
漢字簡化的方針雖然擬定了,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卻前後數易其稿,才最終得以通過。
1952年3月25日,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漢字整理組成立,開始著手擬定《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專家們采用普遍通行的簡體字為主,輔以草書楷化的方法,選定了在群眾中比較流行的700個簡體字,擬出第一稿。
但毛澤東看過後卻很不滿意,他認為,這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簡體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出基本形體,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隻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專家們開始大量搜集草書簡體字的資料,研究簡化規律,對常用字進行簡化。同時,精簡字數的工作也開始進行。
自古以來,漢字就存在著很多異體字。這些字字義、讀音和用法完全一致,隻是字形上有些許差別。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孔乙己教小夥計的“回”字的四種寫法。大量異體字充斥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既浪費成本又毫無意義,同時也給初學者增加了不少負擔。廢除那些不必要的異體字,無疑是精簡字數最主要的途徑。但是,在規範字的選擇中有人傾向於甲,有人傾向於乙,一時間難以統一。為了平穩起見,1953年底漢字整理組選定了338個流傳最廣,筆畫也比較簡單的簡體字,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二稿。
300多個簡體字顯然不能滿足簡化漢字的需要,很快第二稿又被中央退了回來。經過研究,專家們認為隻能依靠簡化偏旁類推的方法來擴大簡體字的數量。簡化過程中,專家們發現許多根據草書而簡化的筆畫沒有更好的楷書寫法,於是索性根據行草的寫法把它們收入了簡體字表。1954年2月收錄了1634個簡體字的第三稿擬出了。
此稿一出,立刻引來多方關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出版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個簡體字,就意味著印刷廠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號和宋體、仿宋、楷體等各種字體,要改的銅模數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隻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隻能刻十幾個模坯。短時間內改動這麽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麵,草書筆畫打亂了原有部首係統,有些字很難歸並到哪一個部首當中去,因此原有按部首、筆畫編排的字典和索引也不能用了。同時,由於草書楷化的工作還沒有深入下去,這一稿中很多字都保留了手寫草書的筆畫寫法,有的漢字印出來甚至出現一半宋體,一半草體的模樣,看起來怪模怪樣,很不順眼。
吸納了多方意見,漢字整理組又先後更改了幾稿,直到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才得到大多數委員的認可。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體字和30個類推偏旁正式公布。在民間已經應用了千百年的俗體字終於有了合法身份。
簡化字掃盲一億人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時隔50多年,《北京日報》退休老職工吳賓生對於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從那一天起,在排版車間負責揀字的吳賓生要把從字盤中揀出的鉛字翻轉90度,再排版。“字盤裏,字的順序都是固定的,隻是把繁體字換成簡體字,一點兒也不影響排版速度。但是原來從右往左豎著排,現在從左往右橫著排,精神還是要高度集中,一不留神字的順序就容易弄顛倒了。”吳賓生回憶說。
也是在這一天,在人大任教的胡明揚翻開報紙發現字的順序都變了,許多繁體字也改成了簡體字。他說:“根本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用了簡體字我們都成文盲了。我翻開報紙一看,這些字都是我們平時常寫常用的,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
《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後,最高興的要數新入學的小學生了。那時候,小學生們入學的第一堂語文課是“開學了”。課文在內容上貼近孩子們的生活,很容易理解。但是要教會他們“開學”這兩個字的寫法,卻要下一番功夫。那時,在東直門小學擔任語文老師的楊寶霞,今年已經八十多歲了,她至今還記得教孩子們寫這幾個字時的情景,老師在黑板上一橫一豎地寫著,嘴裏還要說著筆順。孩子們舉著小手一筆一畫地在空中反複練習。但是,一個“學”字就有16畫,對於一個剛滿7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有些勉為其難。楊寶霞記得,當她告訴孩子們以後 “開學”可以寫成“開學”,孩子們都高興得蹦了起來。
另一方麵,簡化字也為多年來進展甚微的掃盲工作帶來了福音。解放初期，我國文盲占全國人口的80%。曾經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1949年初秋，一封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一位村長手上。可是，村長不識字。他隻好找全村唯一一名認字的“秀才”看信。誰知，“秀才”看完信當天夜裏就逃跑了。原來，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就是“秀才”本人。
那時，整村文盲的現象比比皆是。北大中文係教授陸儉明出生在上海市郊崇明的一個貧苦人家。他的母親和許多鄰居都不識字。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隻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這種現象在解放初的中國非常普遍。
剛剛解放，“掃盲”就成為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50年底，全國各地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1951年，陸儉明的母親參加了街道組織的“掃盲班”。那時，掃盲班教的還是繁體字。當時，陸媽媽已經40多歲了。對於一個毫無基礎的成年人來說，學會筆畫繁多的漢字真要下一番苦功。陸儉明記得，母親經常一邊做飯一邊拿個樹枝在灶上寫字。有的時候，還要請教一下他這個“小先生”。就是憑著這股韌勁，老太太後來還真脫了盲，不但能看報，還能寫信。(黃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