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樓
勝負決於常規之外。
早就聽說餘秋雨先生大名，心儀已久，後來，終於在電視上得見大師風采，於是便急匆匆給一位朋友打電話，請他幫忙買一本先生的大作《文化苦旅》。朋友很實在，第二天就把一本裝幀跟書名十分貼切、看起來又書香氣十足的嶄新圖書放在我眼前。我更實在，連謝謝都沒說就一頭紮進書中，追隨著先生的腳步，氣喘籲籲地進行了一次“文化苦旅”。拜讀完畢不禁心生感慨：人家那才叫有學問，字裏行間都透著一股驕傲與自豪，而且作為當今最著名的文化大師，適度的惶恐與謙遜也處處可見，絲毫不少，譴詞造句都與凡人不同。
閱讀大師的作品，手頭若不預備一本詞典，有些字真還叫不準，有些詞也是理不清。查過詞典之後方知，原來大師用的詞，跟我們凡人用的詞是一個意思，但大師的用詞比我們常用的漂亮得多。本來嘛，文人做學問，素來就講究個嚴謹而複雜，也許這正是大師與凡人的不同之處，可見不論做人還是做文章，絲毫馬虎不得，比如學者和讀者，雖然一字之差，那可是天壤之別，前者可能是大師，後者無論如何也隻能是凡人；又比如評論家與批評家，也是一字之差，但前者似乎以吹鼓手居多，後者可能與叛逆者同類，又可見，大師與凡人的差距，也是一點都馬虎不得，感慨之餘不由得思考再三。
思考之一：我簡直有些懷疑‘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當年所做出的努力。他們咬牙拚命，非要廢除文言文、推廣白話文，究竟為了什麽？難道以此表示他們是學者？還是以此展示學者的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恐怕都不是。既然那場運動被稱作新文化運動，那麽新、舊文化的差別，就一定不隻體現在語言和文字的使用上。文言文比之白話文，既言簡意賅又朗朗上口，既措辭優美又對仗工整，何必反對它呢？我想，那些先哲和大師們，並不是在簡單地推廣新的語言或新的表達方式，而是在推廣新的思維，因為語言是思維工具，理所當然應該先從工具上入手進行改革，隻有思維的工具不同了，思維的方式與結果才能產生新的不同。
有鑒於此，我也誠恐地建議餘先生，在以後的著作裏最好別用生僻詞匯，免得在思維上形成不必要的累贅，也免得給讀者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山坳就遠比‘山嶴’常見得多，戰亂也遠比‘兵燹’易於理解，至於‘逼仄’就更為普通人所不常用。在家裏讀書還比較好說，如果外出旅行，又喜歡先生的文采，豈不還要多帶一本詞典麽？況且先生的學問已是盡人皆知，大可不必用生僻詞匯來展示，否則要細讀先生大作，可真的成了文化苦旅了。其實再生僻的詞，在學者眼中也不一定生僻，但是再偉大的作品，它的讀者也多數是普通人，所以大師們在著書立說之際，實在不能光想著用識字的多少來展示自己的學問，也不能光想著怎麽說才讓自己覺得過癮，更多的還得為廣大讀者們想想，盡量使他們很容易讀懂你們所著之書和所立之說。真正的文章在於思想的表述而不在於形式。追求華麗詞句，不如幹脆使用文言文。
思考之二：掉書袋是文人通病，文化大師也未能免俗。其實不見得讀過多少書就一定有多少學問，關鍵要看讀完之後能夠產生多少思考，更得看這些思考是否真正具有深度和價值。生僻詞匯用得多，或者思考深度不能使後續讀者產生更加深刻的思考與共鳴，不見得就不會影響到文化學者的文化人格，而且也不能盡顯文化學者的文化良知。
餘先生在很多篇章裏，都提到並且反複強調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我想，這是先生所不斷追求並已達到一定程度的一種境界，也是先生向所有文化學者發出的強有力的呼喚與感召。我本人就非常受感動，也因此由衷地佩服餘先生，盡管我隻是一個普通讀者，連半點文人的資格也夠不上。感動的同時，我又覺得先生的思考還有一些些的不徹底，眼界還有一點點的放不開，不知是故意有所保留，還是因為先生讀書太多，見世麵太廣，或者因為曾經走過某段人生彎路，從此變得老於世故，因而使我們期盼已久、終於出現了的文化大師，又重新回歸到隻是文人而已？先生的思考、呼喚與感召並沒有脫離實際，隻是還未真正上升到關乎時代命運的高度，也沒能喊出振聾發聵、足以攪起激烈震蕩的時代強音。
文化大師與普通文人有很多差別。人們對這兩者所寄予的期望也迥然不同。普通文人之所以為文，無非為了養家糊口或評級長工資，大不了就是演講、出書而已，育人輕易談不上。廣大讀者不會對他們寄予更多企盼，甚至根本不會在意他們的存在。文化大師則截然不同，他們不僅注定要受到萬眾矚目，肩上也實在擔負著引導文化潮流的責任，從而影響全社會各個方麵的走向。這是時代賦予文化大師的神聖使命，任他如何惶恐或謙遜也是推脫不掉的。這也是文化大師理應具備的最基本的人格與良知。
古今中外那些被稱為大師的人們之所以被稱為大師，無一例外，是因為他們創作出了偉大的作品。他們的作品之所以偉大，也無一例外，是因為他們通過這些作品發出了所處時代的最強音，強烈滲透著時代與未來的呼喚與感召。他們不光是新時代的發起者，更是舊時代的掘墓人。失去這兩個特征，而又在某個領域具有一定研究成果和造詣，被稱為大家還勉強可以，能否成為大師就未必了。正如秦檜、蔡京足以因書畫水平的高超而被稱為大家，而無論書還是畫都遠不如他們的魯迅則毫無疑問地被稱為大師，就是這個道理。其實，這裏麵一定牽扯著一些餘先生所說的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但是文化究竟是個什麽東西，或者說什麽叫做文化呢？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是不是獨立於人格與良知之外的某種東西？餘先生沒有明確解釋。這正是我想要請教先生的。也許大師早已做出了解釋，而我還是過於的孤陋寡聞。
就本質而言，文化是不同的行為方式所反映出的共同的思維方式，是不同的行為結果所反映出的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是思維習慣與行為習慣的綜合反映；就形式而言，文化是知識和信仰的積累與表現；就內涵而言，文化就是一種趨向和凝聚力。價值觀決定著人生的行為取向。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是不能獨立於人格與良知之外的。這是我個人對文化的理解和定義。我從先生的字裏行間，也聞出了差不多相同的味道，盡管在先生的語言描述上找不出絲毫證據。不知是餘先生真的意在言外還是我自做多情？非常希望餘先生詳細闡明文化人格與文化良知的確切內容，也非常希望餘先生重新為我們解釋一下文化的真正涵義，從而結束我們這代人在內心裏默默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文化苦旅。
思考之三更加簡單明了：真正的文化大師無一不是所處時代的偉大批評家，他們大多為此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他們發出的聲音，實在震蕩著那個時代的五髒六腑。那些生動感人的故事，餘先生比我更加了如指掌。至於有些本不相配的人也被置於大師之列，部分原因是由於他們所處時代的自然貶值，更多是由於某些人的不學無術或刻意逢迎。正是因為某些人出於某種特殊需要，經常強奸文化的本意，才致使文化日漸憔悴，而批評家卻因為慣於驚擾他人的美夢，被驅趕到不知哪裏去了，以至獅子們仍在酣睡，以至萬馬齊喑，人人都不得不學會忍受和欣賞驢子的喧囂。
我們日常聽到的有關文化的闡述，大多是就文化的表現形式而言，離文化的本質相去甚遠。那是對整個社會的誤導，更是對時代和未來的不負責任。即便是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充滿豐富的思想、藝術內涵，如果主觀上刻意逢迎，就等於對人格與良知進行褻瀆。那樣的作品即使再華麗再好看，也隻能具有捧臭腳之功用，表麵看來猶如天仙美女，骨子裏卻正是諂詞獻媚、搖尾乞憐的癩皮狗。如今的文化學者，不隻缺少足夠的人格與良知，更多的是缺少骨氣。百花齊放應該是多種不同的類別，而不是同一類別中的一百朵；百家爭鳴應該是多種不同的聲音，而絕非一百股相同的臭屁。文化學者的責任，不隻在於對文化的脈絡與走向做表麵探索，更重要的是對文化的本質進行梳理。我們需要的，不是詩人與學者麵對曆史的滄桑發出怎樣的呐喊與感慨，那不叫良知而是呻吟，和強盜與小偷已經走遠而家犬才遲遲發出狂吠，沒有什麽不同。
因此，我由衷地希望先生思考得再徹底一些些，眼界再放開一點點，因為相同的話由普通人說出來恐怕連屁都不如，但如果出自先生之口則可能變成萬鈞雷霆，也好把昏睡百年，如今還在繼續昏睡的獅子們，震得立即跳下床來，去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哪一位真正的文化大師又本身不是出色的批評家呢？“當然，希望也隻是希望罷了，何況這實在已是一種奢望。”（引自《文化苦旅》）
先生在文中不無惶恐地鄭重提示，上海的師傅們素來有著不屑與外地人商榷的優良傳統，所以我也不無惶恐地鄭重聲明：絕無破壞府上規矩之意，說與不說都是可以理解的。多說一句不過是進一步展現您自己的文化良知，少說一句無非是繼續維持您個人的所謂人格。對於具有獨立人格與深切良知的人來說，哪一位不在進行著永恒的文化苦旅呢？
東樵 2002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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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幾篇老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