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十年前仰光的“辱華”事件說起

作者:寒山  



近來為了抗議西方媒體的“辱華”、對中國真相的“歪曲”、和西方政界對中國的“指手劃腳”，海外華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愛國”熱潮。從歐洲到北美，從日本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成千上萬拿中國護照和外國護照的華人在藍天白雲和燦爛的陽光下遊行示威，集會演講，散發傳單，張開大字橫幅，讓人不由得感歎：到底是生活在西方，就是不一樣，連反西方都這麽自由，而且還受西方警察的保護。

盡情宣泄完愛國熱情，愛國華人互道“拜拜”揚長而去，該幹什麽幹什麽，絲毫不用擔心有誰來“秋後算帳”，不用擔心有誰往檔案袋中放一個小紙條。這樣又自由又安全心情又舒暢的抗議，也隻有海外華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去享受。

但要說中國人都覺得自由自在也有些誇大。美國杜克大學有一個叫王千源的小姑娘，在這個自由的環境下說了一些和“愛國”華人不一致的話，遭到同胞的圍攻謾罵和威脅，在互聯網上被五馬分屍，用美國話來說，真的就差點被私刑處死了，就像當年美國南方白人種族主義者對付黑人那樣。甚至她遠在中國的父母的家也遭了殃，被潑上糞便。

手頭正好有一本海外愛國元老、曾經官拜中國政協常委徐四民先生的回憶錄《一個華僑的經曆》，隨便翻到一個地方，其情節何其眼熟，這裏拿來和“愛國同胞”分享。

徐四民先生50年代是緬甸富商、愛國僑領。1958年緬甸政府邀請外國使館和社會知名人士觀賞文藝聯歡，演出中有華人發現節目單上有李香蘭小姐的獨唱“之那之夜”，便報告給在場的中國大使。李香蘭是在北京長大的日本歌星，日本侵華期間她唱的這首歌在中國非常流行。二次大戰後李香蘭跟隨當外交官的丈夫住在緬甸。

中國大使接到報告後讓使館人員去交涉，要求撤銷節目，但主人沒有同意，大使又要求徐四民以僑領身份出麵，要參加演奏的華人音樂團體退出演出。徐四民心中非常不滿，用他的話來說，假如這首歌確實是侮辱中華民族，那大使館人員可以離席表示抗議，但現在他們說不動主人，又不願離席，卻把這個難題交給自己。

當徐四民勉為其難地找到華人音樂家時，雖然有人表示應該退出演奏，但其它人和樂隊領導堅決反對，他們說這首軟綿綿的歌曲並非辱華，而是表達了日本官兵思鄉厭戰之情。樂隊領導人說“我們停奏會給緬甸政府下不了台……我們是緬甸的普通居民，不是外交官，有些還是緬甸籍，我們不能這樣做。”結果中國大使隻得帶領使館人員退場。

這隻是徐四民親身經曆的和“愛國”有關的尷尬事之一。另一件事發生於1955年南斯拉夫總統鐵托訪問緬甸期間。由於堅持不結盟立場，鐵托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威望很高，緬甸政府為此準備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邀請主要少數民族參與歡迎儀式，以體現多民族國家的特色，華人也在其中。但在蘇聯眼裏，鐵托是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國當時拜蘇聯為老大哥，以克裏姆林宮的好惡為好惡，於是使館給僑社傳下話來“中國人要停止一切歡迎活動，不管是國家的外交代表或是當地的華僑老百姓”。

徐四民說，本來華僑接到了緬甸政府的邀請後非常高興，正在認真準備，突然間接到使館的這個指示，實在非常為難，不知如何對緬甸政府交代，因為很明顯，不能告訴緬甸政府說這是中國使館給華僑下的指示。

徐四民說到了歡迎鐵托的那天，馬路上搭起了各少數族的歡迎彩樓，當鐵托的車隊經過時人山人海，搖旗呐喊，鐵托在緬甸領導人的陪同下在每個彩樓前停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但華人的彩樓下冷冷清清，隻有華商會會長一個人孤零零站在那裏。這種難堪的場景，徐四民畢生都不會忘記。多年以後，他還耿耿於懷地說他“實在不明白這個‘指示’對華僑有什麽意義。”

然而，這隻是和“愛國”有關的尷尬事而已，還有一些事就不止是尷尬了。

當時中國住緬甸大使館就一些所謂“重大問題”經常給徐發指示，指揮華僑的活動，但這些都是讓華僑為難的事，所以徐非常尷尬。

但除了這些讓徐四民尷尬的事，還有後果更嚴重的。當時中國大量向有華僑的國家輸出革命文化，特別是電影，緬甸也不例外。1960年，徐四民和緬甸友人達成一項交易，由對方在仰光市中心提供一塊地皮，徐四民籌資建立一座當時設備最先進的大型電影院，為放映中國電影提供一個固定的場地。

電影院建成後，很快就帶來了政治爭論。有人在股東會議上提出影院應該成為中國大陸電影的陣地，隻放映中國電影，但徐四民認為從商業角度考慮那樣做經營上無法維持，而且其它電影院也放映一些中國電影，所以主張中國片、緬甸片和歐美蘇聯片各占三分之一。他說“我主張衝淡政治色彩，讓外國人了解，華僑愛祖國並不是一種政治活動”。為了突出非政治性，他提出影院建成後，“第一炮放映一部中外鹹宜，老少喜愛而無政治傾向的西方名片”。股東會議最後選了美國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做為第一部上映的片子。

《睡美人》連映20多天，場場滿座，盛況空前。接下來影院就大量放映了中國革命電影如《老兵新傳》、《翠崗紅旗》等等，也有《五朵金花》這樣的娛樂片。徐四民十分高興，他想“以後我們中國的影片在緬甸將有一間頭等的戲院細水長流地放映了”。他甚至開始考慮和其它影院合作建立電影公司。但他不知道的是，華僑中有人正暗中策劃針對他的大批判，要捍衛中國革命文化在緬甸的陣地。不久，當地親中國的華僑報紙發起了“座談”和“討論”，題目就是為什麽要用美國電影作為電影院的首映片，背後的動機究竟是什麽。一家以華人為主的中學在學生中也發起討論，批判“崇美”思想，發出責問：“首都電影院放美國片由誰來負責？”

股東開會討論影院的經營情況，很快就有人向“有關方麵”打“小報告”，說“提議放映美國片《睡美人》的人是什麽意思？”“我們對主張演美國電影的人應有怎樣的看法？”

徐四民說這種“‘看法’雖不是定罪量刑，也同‘政治鑒定’差不多了。後來聽說回國的華僑，有的終身背著那個看不見的‘檔案袋’，我就不能不承認這‘看法’是多麽厲害了。”

但徐四民更沒有想到的是，發起這些“討論”和“座談”的“愛國人士” 和向使館打“小報告”的“海外赤子”的真正目的其實充滿了銅臭。這些人是看到了影院的成功，要用政治罪名把他搞垮，然後自己接手經營。他說在這場所謂“政治爭論”的背後“吵的是利益分配，爭的是權力地位”。當徐四民知道他成了放映美國電影的罪魁禍首，而且“重要人物”對他已有“看法”之後，他便辭職了。然而，讓他驚訝的是，換了人之後，這家電影院不但照樣放映美國片，而且放的更多，甚至不但是美國的娛樂片，而且戰爭片也照放不誤，要是上綱上線的話，這些都是“為美帝張目”的。

1964年緬甸政府實行了針對華僑的“國有化”，徐四民喪失了財產，回到中國，在北京住了12年，又聽到了很多以“愛國”為名的肮髒勾當。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一個華僑的經曆》今天仍然有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