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
中國汶川大地震，死亡人數已超過六萬。但在汶川地震發生不久，網上就有消息說，地震專家早就做出了預測，但中國地震局卻沒“預報”。當時看到這樣的消息，當然非常震驚，因為如果事先知情而不發出“警報”，別說死了幾萬人，就是一個人喪生，也是不可挽回的生命損失，是重大責任事故，甚至是“犯罪行為”。所以當時就想根據各方消息，就“漏報”問題寫篇文章探討。但由於地震剛發生，人們都處於救災救人的悲慟之中，情緒化的言語在所難免，再加上網絡消息比較難核實，就沒敢輕易動筆，畢竟“漏報”是非常重大、嚴肅的指控！
但中國有過“漏報”的先例，當年唐山大地震就有巨大的人為責任。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尤其後來張慶洲的《唐山警示錄：7．28大地震漏報始末》的調查報告，對此有詳細記載。看張慶洲的書，令人十分悲憤，因唐山地震前夕，有很多“預測”，像唐山第八中學、第十中學的地震監測點，還有開灤趙各莊礦等都相繼發出震情預報，唐山自來水公司、電廠、鋼鐵公司、開灤煤礦的窪裏、殷各莊、新城子、河沿莊變電站等地震監測網點，以及昌黎後土橋、陡河地震台等專業月台，也都發出臨震預測報告，但全都被國家地震局忽視。甚至震前14天，唐山當地知名地震監測人員田金武等人還當著來考察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誌遠等百名官員和學者明確預測說，“7月底8月初，唐山地區將發生7級以上地震，有可能達到8級。”現場有人問，“你說有一個大震在哪兒呢？”田金武說，“大地震就在腳下！”可是仍然沒被重視。在震前9小時，還有當地監測專家馬希融向地震局發出緊急“報警”，也是沒下文。唐山市“地震辦”主任楊友宸還因“報警”要發生地震，惹怒領導，在震前三天，被送到“幹校”改造、不許出來。結果地震辦群龍無首，在地震發生前兩天，任何監測數據等都沒做！
中國國家地震局局長陳建民2005年底在《科學與人文論壇》上回答媒體提問時也不得不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地震前已出現異常現象也是事實。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陳建民參加中央電視台“決策者說”節目，和主持人張羽“對談”時也說：“唐山地震實際上還是有前兆的”。但“漏報”導致了24萬人喪生！16萬人殘廢！50萬人受傷！這是多麽嚴重的“瀆職罪”！但麵對這麽慘重的傷亡、明顯的瀆職，至今卻沒有任何人被追究責任！！
現在汶川地震已過去兩個多星期，緊急救人的階段已結束，人們應冷靜下來思考和探討，汶川地震到底有沒有被“漏報”？現在網上有很多這方麵的消息，因難以核實而無法采用，但僅僅采用中國媒體的正式報導，還有可核實的海外媒體對當事人的采訪等信息，基本就可以看出，這場汶川地震，很可能和當年的唐山地震一樣，也有巨大的人為責任，這裏起碼可從六個方麵探討其可能性——
第一，地震專家耿慶國向中國國家地震局事先遞交了準確的“預測”。
早在地震剛發生時，網上就有耿慶國已預測到這場地震的消息。但對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很難核實（像網上署名“茅於軾”的評地震文章，後來茅本人聲明不是他寫的），因此我當時給港台媒體寫的評論文章，都沒有用耿慶國等專家的預測。
現在看來，這個消息是真實的：香港《亞洲周刊》最近一期刊出了對耿慶國的專訪（也登在該刊網頁上），證實了此事。《亞洲周刊》是香港知名刊物，這篇文章不是外稿，而是該刊資深記者江迅在汶川地震發生39小時後，在北京對耿慶國的獨家專訪，應該是可信的。
耿慶國在這篇專訪中明確說，他和一些專家不僅對汶川地震做出了“預測”，還在4月30日（地震前11天）把預測報告以“密件”發給了國家地震局。該“預測”明確指出：四川“阿壩地區七級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5月8日（前後10天以內）”。
但該報告沒有引起國家地震局的任何反應。而地震正好就發生在耿慶國等專家預測的“5月8日前後10天之內”的5月12日。這是多麽“精確”的預測（震級、地點、時間均明確），如果國家地震局重視這個預測，對汶川地震發出“預報”，就可以挽救六萬多條人命！
耿慶國不是外行人、信口開“測”，他是原中國國家地震局專攻預測的研究員，現任“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副主審。對這樣一位資深專家的意見，國家地震局是怎樣討論的，是不是有過討論，至今外界都不知道。如果有過討論而否定了耿慶國的“預測”的話，現地震已發生，也證明國家地震局的判斷錯誤。但迄今為止，人們沒有看到國家地震局出麵認錯，他們更沒有向遇難者和國人說一聲“對不起”。反而在汶川地震第八天的5月20日，中國地震局監測預報司副司長車時說，這次地震前，中國地震局沒收到過任何單位、個人或團體提交的預報意見；並說網上流傳的所謂有人提出過預測，是不符合實際的。
這裏就有一個國家地震局和耿慶國誰說謊的問題。從常識判斷，國家地震局說謊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以目前的中國國情，在“網吧”有人對汶川地震隨手編個假消息都被抓走，遼寧女青年在網上罵四川災民也被拘留，如果耿慶國沒遞交預測報告，敢撒這樣的“大謊”，恐怕至少得被追究政治或行政責任。而且耿慶國目前還是國家單位的副主任，他不會不知道這種深淺。
而且從國家地震局麵對《亞洲周刊》記者江訊追訪的態度來看，也感覺他們有難言之“謊”。因被問到耿慶國“預測”報告問題時，總是推諉搪塞，甚至不敢否認。中國地震局新聞處最後答複說，“關於耿慶國的事情，不久我們會有相關信息發布。”可至今一個多星期了，也沒見任何“發布”。
如果中國地震局確實沒收到過耿慶國的預測報告，那麽很容易回答說“沒有”。現在的模糊態度，說明他們很可能收到過這份報告，隻是現在無法向大眾交待。一種可能是地震局預測司沒有往上呈報；二是該預測意見被局裏的專家和官員否定；三是可能有關部門正在做耿慶國等人的工作，要他們顧全大局，收回發出“預測報告”的講法。但耿麵對四川地震死了這麽多人的現實，可能無法配合當局說謊。《亞洲周刊》的專訪說，67歲的耿慶國在北京接受采訪時，幾次泣不成聲，“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沒能拯救人命而悲痛”。
第二，另一位地震專家陳一文也向中國地震局提出過“預測”。
汶川地震發生第三天的5月14日，在中央電視台（CCTV9）討論地震的英語節目中（主持人楊瑞），參與討論的來賓、“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顧問陳一文在電話連線中回答：中國地震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他曾在5月3日（汶川地震之前9天！）親手向中國地震局發了一份“預報”，指出今年5月至明年4月，蘭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區可能發生六至七級地震。當晚該節目重播時，陳一文的意見被刪除，但因這個節目是現場直播，有很多觀眾看到、聽到（CCTV9也有這個節目的母帶）。
第三，地震專家曾集體向國家地震局發出過“預警”。
陳一文後來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國、香港《東方日報》記者楊柳等采訪時，更詳細披露說，他和耿慶國等向國家地震局提交的汶川將發生強震的預測報告，是經過“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集體討論形成的意見，並不隻是他們的個人看法。陳一文並強調，過去三年期間，“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曾就汶川可能發生強震，向國家地震局提出過三次（！）中期預測。熟悉國情的人都知道，在中國，“組織”的聲音往往大於、也重要於個人；以組織名義發的公文，當然比個人意見更有“份量”。但即使如此，按陳一文的說法，這些預警報告也是“泥牛入海”，地震局根本不理睬。
第四，地方地震監測部門向國家地震局發出過“預報”。
陳一文對國家地震局的官僚主義一直很有意見。去年初他就在深圳接受過朱健國的專訪，痛斥國家地震局領導的官老爺作風。這次汶川地震發生後，他通過地震研究的同行，拿到了一些地震局內部資料，這些資料顯示：甘肅省隴南市地震監測站4月18日（汶川地震前24天）向中國地震局發出“預測”說，在4月20日至5月18日，新疆、西藏交界地區將發生七級左右地震（時間和地點都相當準確！）此外，甘肅省文縣地震研究所也在3月中旬發出“預測”，四川、青海交界將發生五點二級左右以上地震，預測地點更是汶川大地震震央地帶。陳一文在接受香港《東方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如果中國地震局重視這些資料，加強監測，並通報地方防範，肯定死傷不會這麽嚴重。但是向來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才是最權威的中國地震局領導層，卻對這些預警嗤之以鼻。他痛斥說，中國地震局事發前沒有虛心接納意見，事後還要謊話連篇，說沒收到任何“預測”報告，試圖推卸責任，實在是厚顏無恥！
按常理，不要說中國的政治製度，隻是目前因地震救災而掀起的民族主義狂熱氣氛（連被認為捐款不夠的外國“麥當勞”店，都被圍攻），如果陳一文說的這些不是“事實”，而是編造，那麽他本人將惹政治麻煩，甚至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而至今陳一文還在接受記者采訪，他本人也在自己的地震blog上發表評論（ http://sea3000.com/2008/cheniwan_EQP/）。隻不過迄今沒有任何中國國內媒體采訪報導他和耿慶國，由此也可看出遇到重大事件時，更顯出中國媒體沒有新聞自由和專業獨立。因為這樣的事如發生在美國等民主國家，媒體早就會搶著采訪、挖掘真相，而新聞界的“普立茲獎”，多是給那些揭露醜聞的調查性報導。
第五，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說震前曾得到“報告”。
汶川地震發生後，中共新華社網頁曾刊出一篇報導，介紹甘肅省委書記陸浩在震後的講話。其中有這樣的文字：省地震局“在震前就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這些文字清楚地證明，甘肅省地震局、甘肅省委、省政府對這次汶川地震的“趨勢”事先是知情的，但卻沒有向社會“報警”。但陸浩的這篇講話報導在新華網刊登不久，就被刪除，沒有做任何解釋。
後來甘肅省地震局就此發出一篇“更正”，說由於編輯“技術失誤”，導致該報導“內容有誤”。重新刊出的報導，把“震前”改成了“震後”，說是省地震局在“震後對這次地震的趨勢做過預測，並向省委、省政府做過報告”。“震後”才對地震趨勢做出“預測”並向省委報告，在邏輯上似乎有問題。而且這個“技術失誤”具體指什麽，是編輯“偽造”了陸浩書記講話，把“震後”擅自改成了“震前”？以中國那種國情，不大可能有編輯“吃了豹子膽”，敢篡改省委一把手對於這麽重大問題（又在敏感、關鍵時刻）的講話內容。而最大的可能，是他們犯了不該把這種講話公開發表、放到網上的“錯誤”，而且又被新華網轉載。而現在的“更正”，給人感覺是欲蓋彌彰，更說明有問題。
第六，四川軍工人員等，事先得到地震通知。
在這場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學校校舍倒塌，有幾千學生遇難。但震中附近的三線軍工廠和研究所人員卻沒聽說有什麽傷亡。網上有不少人披露，他們在那些研究所工作的親屬，由於事先得到地震通知，才躲過一劫。例如有親屬在四川軍工研究所工作，地震後，一直擔心他們安危，後來終於打通電話，親屬說，他們誰都沒傷著，因事先得到通知，地震時都在外麵。
僅僅上述這六點，就令人無法不懷疑，這場汶川地震，是否很可能像當年唐山大地震一樣，由於人為錯誤而沒有向社會發出“預報”。唐山地震“漏報”被隱瞞了三十年，直到2006年初張慶洲的調查報告出版，才揭出真相。而汶川大地震如果“漏報”，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可能無法掩蓋很久。
結語：什麽原因導致了這次很可能的“漏報”？
如果說中國地震局事先知道汶川要發生8級大地震，要有成千上萬人喪生，而故意“壓住不報”，這在常理上說不通。那為什麽會發生目前這種狀況？從目前可看到的相關信息來看，可能至少有“技術”和“政治”等兩個層麵的原因。
所謂“技術”原因，主要是中國地震界近年一直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爭，提出“預測”的非主流派意見被忽視。所謂主流派，主要指中國地震局官員和局裏的專家等，他們多強調，目前人類的科技能力還無法準確預測地震，甚至說“地震是不可預測的”。這種理論實際上等於為一旦發生地震而事先就推掉了責任。而“非主流派”多是退休和業餘的地震專家，多集中在“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像耿慶國、陳一文，還有對當年唐山大地震事先曾做出準確預測的汪成民等，都是“非主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們認為“地震是可以預測的”，甚至認為“越是大地震，越容易預測”。但他們的看法遭到“主流派”的輕視和壓製。耿慶國在參加香港“鳳凰衛視”節目時，曾對此激憤地說，在中國，說地震是不可預測的，就是科學家；如果說地震是可以預測的，就被當成騙子。
主流派由於有地震局係統的行政權力，當然就有更多的發言權，以及對地震研究、預報的主導權。而非主流派則一直遭到冷落，甚至排斥。像耿慶國、陳一文等人以“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的名義向國家地震局發出的“預測”，主流派根本不予理睬。用陳一文的話說，被他們“嗤之以鼻”。
這中間還有一個“唐山地震情結”。因“非主流派”中有多位曾對當年唐山地震做出準確預測，如果“非主流派”在學術和行政地位上占了上風，那麽唐山地震“漏報”問題就將浮上台麵，這顯然是國家地震局“不願看到的”。例如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2006年參加中央電視台《決策者說》節目時，就地震預測問題和主持人張羽等“對談”了六千多字（據後來文字稿），但隻字沒提當年“青龍縣”成功預報的例子。當年唐山地震時，距震中115公裏的青龍縣，由於聽了地震專家汪成民等的預測，做出了預報，結果雖然16萬房屋受損或倒塌，但全縣47萬人竟無一人死亡。100萬人口的唐山，24萬人因地震死亡，按這個比例，如果青龍不發出“預報”，也會有大約10萬人遇難。
但青龍的成功預防，一直被壓製不許公開，因一旦公開，就等於告知天下，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人為責任。而今天中國地震界的“非主流派”中，不少人都是曾預測青龍地震的專家，如果承認他們，或讓他們獲得主流學術地位，等於青龍的成功預防和唐山的漏報更被“對比”出來，不僅國家地震局吃不消，甚至影響中共當局的形象，這也是“非主流派”一直無法得到官方支持的原因之一。例如陳一文在接受深圳作家朱健國采訪時披露，“中國國家地震局沒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預報過唐山地震的痕跡。”而且國家地震局的官員還長期排斥像孫威等“數次準確預測地震”的民間地震專家。當年唐山地震時孫威還是壯年，現已是白發蒼蒼的古稀老人，但一直遭國家地震局權威們的壓製，從唐山地震至今32年，“竟然毫無改善”！孫威寫的《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一書，也因國家地震局的某種壓力，至今無法出版。
這次汶川大地震，國家地震局事先沒做出預測，更無預報，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耿慶國、陳一文，還有“中國地球物理學會天災預測專業委員會”等“非主流派”專家，以及甘肅的地震研究人員等，都事先發出準確“預測”，但均被國家地震局無視。“主流派”的明顯失職，卻沒被追究任何責任。而“非主流派”做出了貢獻，卻至今無法在中國媒體上發出聲音，更別說獲得肯定。它再次暴露出中國的地震預報製度、新聞製度，根本是政治製度而把“天災”變成“人禍”、導致生命損失的嚴重問題！
這次汶川地震所以沒被“預報”，還有一層政治因素。據報導，汶川地震前夕，正在意大利訪問的中國地震局長陳建民接到四川地震“預測”報告，但他卻指示，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第一不要上報，第二不要公布。而且他沒有立即回國，直到地震發生後才起程。從常識說，任何地震專家都無法打包票說，有百分之百把握。陳建民的問法，等於對任何地震都無法發出“預報”。
陳建民作為中國負責地震預報的最高官員，難道不知道，預測是無法做到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但陳建民所以下這樣的指示，和中國主辦奧運會，尤其當前的奧運聖火傳遞有相當的關係。因陳建民說，沒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要上報和預報，是“為了不影響奧運火炬的正常傳遞和不引起社會的恐慌”。陳建民的這種思路，在2006年央視“決策者說”節目中就表述過，當時他說，不能輕易做出地震“預報”，因為“你報了以後，停產一天、兩天、三天，老百姓都躲起來了，引起不光是經濟損失，還有社會的安定、穩定的影響。”他的著眼點是“經濟損失”、“社會安定、穩定的影響”。而不是“寧可錯報十次，不可漏報一次”，來挽救生命。
但陳建民有他自己的邏輯，如果他發出“預報”，而汶川地震沒有發生，那麽造成人心惶惶，尤其被指責“製造混亂，影響奧運”，那麽他就可能丟“烏紗帽”。而現在沒發出“預報”，即使六萬多人死亡，他還是“國家地震局長”，連對地震遇難者和國人說聲“對不起，我們失職了”都不需要做。當年唐山地震所以沒發出“預報”，也是擔心一旦不準，唐山有開灤煤礦，一萬多礦工不生產，會被扣上“破壞生產和安定局麵”的政治罪名，在當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氣氛中，做出不準“預報”的官員可能遭整肅。當年唐山附近有47萬人口的青龍縣所以敢發出“預報”，無一人死亡，主要在於當時的縣委書記兼縣長冉廣歧有勇氣承擔責任，他認為“47萬人生命比我的烏紗帽重要“！
在汶川地震第二天的中國地震局新聞發布會上，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對地震局新聞發言人張曉東提問說，他們接到四川地震局職工七人的投訴表示，親人在幾天前就察覺到地震的跡象，但局裏說為了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麵，禁止透露這個信息。但地震局發言人沒有正麵回答。這一切都說明，汶川地震所以沒有“預報”，和政治有相當的關係。
對於唐山地震“漏報”，過去一直有人堅持調查，要揭出真相。張慶洲的調查報告，被國家地震局杯葛了五年，才得以問世。資深地震專家孫威寫的《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一書，至今無法出版。因為對唐山地震漏報，在中國仍是“禁區”，無法公開討論，更別說追究責任。各種跡象顯示，正因為當年唐山地震的教訓沒被吸取，才有了這次汶川地震沒發出“預報”的悲劇。孫威的書名《為唐山的悲劇不再重演》真是一語成真。如果這次中國地震局仍掩蓋真相，用謊言欺騙世人，那麽很可能還會有下一個“唐山”、“汶川”地震的漏報，屆時不知還有多少生命損失。為了死者和生者，中國有良心的記者，應該去調查、揭露真相。中國政府更有責任調查這次汶川地震沒有“預報”的原因，並追究有關官員的責任，以告慰遇難者，更挽救未來可能的地震漏報受害者。
——寫於2008年5月27日
——轉自《觀察》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9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