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隊”紀實

著名的作家王晉軍是個很高產的“寫手”旅澳軍隊作家。2001年，我們共同創建了《澳大利亞中國老兵俱樂部》。他任政委，我是主任。旗下共有會員70餘名。

在墨爾本的這些歲月裏，我們共同“打拚”，在中華美食節，“醜女的包子”，“王子的花卷”是買家的最愛，因為裏麵包含著“文化”在華人文壇裏，我們是最“搞笑”的搭檔，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他的父親--一位老革命戰士，在澳洲出醫院後，深有感觸地說：這就是我們想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啊！他又對他的孫子說：你要在澳洲給我生五個孫子，子子孫孫在這裏紮根。

前幾年，他回國發展。我回北京看他時他正在和網絡打“官司”，我和他還有解放軍畫報社的攝影家金大校一起吃飯時，他們慷慨激昂地據理力爭。還真行！打官司的錢買了一輛“寶馬”,他在“伊妹兒”寫道：下次來京，寶馬伺候。如果你找我，我不在家，就在走向寶馬的路上，如果我不在路上，就一定在寶馬車上。

他的作品包括：《南疆木棉紅》《香港-我的1997》《北京-我的2008》《澳洲訪談錄》《美國之癢》等二十部作品。《袋鼠家園》是他最近的一部力作。下麵介紹的就是他的部分章節。

 

“洋插隊”紀事      王晉軍

自從20世紀80年代有了“留學潮”之後，“洋插隊”一詞就漸漸流行開來。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土插隊”。巧的是，這兩種插隊，都讓我趕上了。尤其是在袋鼠家園“洋插隊”期間的不少親曆見聞，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朋友”珍妮

初抵澳大利亞，我的朋友珍妮和她的男友去機場接我，因為我幫她捎來一大箱東西，盡是景泰藍等工藝品之類，她要以此做點小買賣掙點零花錢補貼開銷。左等右等，早晨7點就出了海關的我一直等到日上三竿的10點多，才終於見到久違了的姍姍來遲的珍妮。

一見麵，珍妮就“Sorry”連聲，說打工太累睡過點了。的確，看她那模樣，與我在北京相見時簡直判若兩人。

 

30分鍾後，珍妮把我拉到了她與男友的一個一室一廳的公寓住處，很快，4盤小菜，每人1瓶“VB”啤酒加1份水餃，歡迎我抵澳“洋插隊”的便宴便正式開始。吃完後，珍妮拿出一張剛結算完賬的白條，指著那錢數說3個人要“Share”（分攤，即AA製），我這才猛然感覺到這已是彼國而非故國了。

 

接著，珍妮說：“幫你買了一個二手床是40澳元，買了一個二手床墊是30澳元，這些錢一並加起來付清。”

 

交完錢後，珍妮送我到我的暫住處。我草草收拾一下，躺下來休息之時，腦子一過賬，才著實感到澳幣與人民幣之間的“巨大落差”。要知道，這是1990年的6月，我交完學費之外，身上所有的財產隻剩下幾百澳幣，剛才近一百澳幣就那樣轉瞬即逝了，我真不敢往後想……

 

來澳的第5天晚上，珍妮給我打來電話，說幫我在她住的那條火車線上的一個購物中心找到一份清潔工，而且是在每天下學之後，既能上課保證出勤率又可以打工掙錢，真正是“革命生產兩不誤”。珍妮接著告訴我：她因故要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住了，為方便我打工，她向男友做了許多“耐心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她的男友已同意我搬到他們的公寓裏，住在廳裏，房費分攤。我聽著別提多高興了，這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個大餡餅”嘛!那時候，澳大利亞失業率創新高，加之大批中國留學生的湧入，找個工作比登天還難呀!何況還是收入較高的清潔工!我對珍妮一謝再謝，內心充滿感激。

 

我開始了在袋鼠家園的清潔工工作。每次幹大約2~3小時。主要任務是做一家公司樓上樓下的辦公室以及衛生間、咖啡間的清潔。

 

我珍惜這份工作，就像珍惜我的眼睛一樣，因為它來之不易呀!我敢發誓，就是當年我在解放軍行列裏學雷鋒見行動，也沒有如此這般嚴謹認真，這般一絲不苟，這般兢兢業業。

 

清潔工幹了一個星期後的那天晚上，珍妮突然給我打來電話，她的態度之“突變”令我猝不及防：你太不爭氣不太像話了!怎麽連個清潔工都幹不好?!老板說你幹的活太糟糕，已經把你炒魷魚了!你呀，你……

 

如同噩夢一般?不!這就是我“洋插隊”噩夢般的開始!我捫心自問：我連清潔工都幹不了，我“洋插隊”還能幹什麽?如果沒有勤工儉學的收入補貼，我的自費留學勢必會中途夭折。可是，麵對這天大的冤枉，我又有口難辯，真正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呀！

 

後來，隨著時光飛逝，我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逐步感化了珍妮的男友，一次酒後，他吐露真言：其實，你一進入澳大利亞就踏上一個陷阱，一個由珍妮“挖”好的陷阱。賣給你的床和床墊是她在樓下撿的；讓你搬來在這兒住是她跟我打翻了另尋新歡找個分攤房費的；給你找的工作是因為她外出旅遊玩耍無法請假找個替工；說你幹得不好其實是她玩回來了，她要上班“回歸”原位卻謊稱老板炒了你的魷魚。其實，她自己都“掏良心”說，你幹的比她幹的要好多了……

 

這就是到了國外之後的我的朋友珍妮的所作所為，仿佛與在國內時有天壤之別，從某一個角度看，也許是可以理解的？我掉在她編織的“美麗的陷阱”裏，束手無策，欲哭無淚。

過了一段時間，珍妮托人給我捎來一袋5公斤裝的泰國香米，說是老板“良心發現”，畢竟我做清潔工幹了一個星期，這算是給我的勞動補償。實際上，珍妮在這裏又玩了一個“貓膩”，她把老板如數照付的工資自己揣了腰包，而給我買了一袋價值10澳元的大米應付我了事。

 

在對待朋友的問題上，珍妮把自己的“智慧”在海外發揮到了“極致”，聞知此事的人們莫不對我的這位“朋友”“肅然起敬”：人心之叵測，這也算一樁非常典型的事例吧。

 

留學澳大利亞半年後，我搬到了一處位於中東移民聚居社區的old house裏，算是徹底遠離了那個“美麗的陷阱”。

 

一根蔥的故事

 

其時，留學生們正忙於搬家。車開到街上，隻要看車頂上“頂”著床架，床墊，車內裝的鼓鼓囊囊的東西那就甭問，保證是“洋插隊”的中國留學生在搬家。為什麽大家都忙於搬家、詭秘遷徙呢?原來，當時許多留學生因為交不起學費，保不住簽證，都“黑”了，移民局趁勢頻頻發起“掃黑”行動，鳴著警笛的車滿街跑，到處抓捕中國學生黑民。由此，便產生了當時悉尼、墨爾本街頭的一大景觀：人稱中國留學生的“耗子大搬家”。

 

許多留學生期待搬家能給自己帶來福音，免遭厄運。一來搬家可以切斷過去的“關係鏈”，以防被捕入獄的昔日同學招供“出賣”；二來搬家能夠置身一個新環境，舒緩一下太過緊張的心理壓力。還有一點仿佛是大家達成的共同默契，這就是誰也不外露新搬家的地址與電話，外人免問，問也不答，高度保密，就像當年“國統區”裏黨的地下工作者。

 

我新住進的old house算是一個“大家庭”，男女留學生共15人，6個房間每個房間住2人，廳裏也擺開了地鋪，住3人，這樣做就是為了省錢。廚房共用，大家輪流做飯，流水作業的時間能從晚上下課下班後直至午夜後。

 

沒過幾天，我就在廚房發現了一個奇特現象：許多房客的諸如油瓶生抽（醬油）瓶老抽瓶醋瓶香油瓶牛奶瓶橙汁瓶可口可樂瓶上麵都用水筆劃上了刻度，他們每天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廚房檢查液體是否與刻度等高，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有人“挪用”了自己的東西，當了小小的“梁上君子”。當然，如果是自己使用了，次日刻度會隨著液體的改變而改變，這真成了當年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租住房裏的一道特殊的風景線。

 

一日，黃昏時分，我剛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房中，就聽“二房東(從別人手裏轉租大房東房子自己又當房東)大衛緊急通知：“全體房客立即到客廳開緊急會議!”我一聽心不由加速跳蕩起來：天哪!到底又出啥大事啦?當全體房客都應召而來後，大衛以焦慮而憤慨的語調說，今天回家後經清點，他少了一根蔥!大衛說，好漢做事好漢當，誰吃了，誰就勇敢地站出來承認……沉默。

 

短暫的沉默。長時間的沉默。大衛見狀，再掃瞄大夥一番，然後絕情地說：“如果再沒有人承認，我就報案!”話音剛落，這可就炸了馬蜂窩，因為許多房客已是“黑民”，警察若上門破案，肯定先是查驗每個人的護照，黑了的人立即就會被戴上手銬押往移民局拘留中心，那沒什麽好說的!眾目睽睽之下，湯姆低下了頭，十分懺悔地說：不好意思，請求原諒，這根蔥是我吃的，我現在就去超市買來賠償，吃一罰十！眾人如釋重負，長長地鬆了一口氣。“二房東”大衛很是得意，認為自己出狠招終於見到了成效。

 

我當時心情極為複雜，我萬萬想不到中國人到了海外竟然能為一根蔥的去向而這般“大動幹戈”!要是讓外族人知道了，豈不會貽笑大方?真可謂是“一根蔥難倒了英雄好漢”啊!

後來，有確切的消息傳到我耳中：其實，蔥並不是湯姆偷吃了，他是一個“老黑民”，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若要不當機立斷挺身而出把丟蔥的事給攬下來，很可能就會因小蔥而壞了大事，這幢old house裏“黑”了的中國留學生都將被一網打盡!

 

湯姆的“自我犧牲”精神，一時被稱為美譽，傳為美談。然而到底誰是真正的偷吃這根蔥的“賊”則一直沒有下落，沒有搞清楚。我想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偷吃”了一根蔥，到十幾年逝去後的今天再一想，也是可以且應該寬容諒解的吧!

 

（這篇文章曾登在醜女的天空的博客裏，也在《文化走廊裏》轉發過。後來，不知道因為什麽原因，天空的博客被封殺，也搞不清楚是誰給了這些“殺手”的權利。

 

阿森曾勸我離開文學城，說：為什麽要待在北朝鮮？可以說話，寫作的地方很多。我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在哪裏都會有爭議，華人的地界要的就是“窩裏鬥”）-醜女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