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的代價
有人做生意投機,有人搞政治投機,有人婚姻投機。前兩個失敗了還有機會,婚姻投機搞不好要打持久戰,甚至要搭上一生生命為代價。
人們對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似乎已看到中國革命成功的希望,因此吸引了不少北京上海女學生前往革命聖地延安。我認識一位老大姐,她是燕京大學四五年畢業生,她們一起共有五個女學生同去延安,其他四人先後由康克清大姐做媒,嫁給了四位老紅軍,解放後又成了將軍夫人。五十年代她們就享受洋房警衛專車電話生兒育女幾乎享了一輩子清福。唯獨她因為革命需要嫁給了一位國民黨駕機起義的飛行員。共產黨對國民黨起義人員向來不重用,多年來他在軍隊裏從事顧問工作,當然給起義人員作夫人也得不到人們的尊敬了。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每天是沒完沒了的審查批鬥,好歹命留下來了,機長劉善本就是咽不下這口窩囊氣,文革剛開始就服毒自殺了。好不容易輪到改革開放,在這位大姐的再三活動下,當了個北京地方政協委員,也算參與國家大事了,其一對兒女出國留學還是靠國民黨舊部辦的。我曾在此人手下幹過幾年,人還老實,但才學實在一般。最使他津津樂道的是飛重慶--貴陽--上海航線,他們常常合夥先去貴陽販煙土,然後飛上海賣出換回金條,回重慶後再在黑市上拋出。這種投機買賣幹多了,不跑也得給抓起來。也有“愛情價更高”的,我們同學孫清的母親就是一個,她母親對我說她原是中央軍委外事局俄文翻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見到她的時候仍是十分端莊秀麗,就是因為組織上給她介紹了一位老幹部沒有同意,她愛的是同班同學,後來受到轉業處理到了山東泰安農學院,孫清也成了泰安人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中關村似乎也吸引了不少女大學畢業生,似乎在這裏奮鬥的年青經理們也成了她們追求的偶像,高科技的發明項目產生的巨大經濟效益似乎更加堅定了她們追求的信心。當然這裏的人也是魚龍混雜,有的確有真才實學,有的想試試拳腳想幹一番事業,有的是出國前在這裏淘點金,有的則靠嗅款過日子,騙來的錢就吃,養得一副好下水。當北京普通市民還不知道什麽叫卡拉OK的時候,這些人早已是每天設飯局,養“蜜”泡妞。我的好朋友金希和黃列英屬前者,黃列英是北大博士研究生,通過她我認識了金希和;汪漢柏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開封雷達團當過兵,但他屬後者,前麵用到嗅款的“嗅”字兒就是從他那兒學的。我的第一個大合同就是他通過北大電子廠與上海總工會簽的,他一個月內把六萬人民幣的定金全部糟掉。那時好像每天都有公司開張,每天都有公司倒閉,後來我投靠了短命的奧林匹克公司做項目經理。總經理張天任是國家體委派來的,他曾是六十年代中國男籃主力前鋒。那段時間我主持開發的“計算機外語教學係統”雖然如日中天,但也覺得朝不保夕,因為公司裏混混兒太多。一天公司來了位女職員,剛剛大學畢業不久,性格十分活潑,也想在這裏淘點金。她十分欣賞這裏的快節奏,羨慕這裏的弄潮兒。我發現她逐步鎖定自己的目標,開始有點兒為她擔心了,生怕她傍上一個嗅款經理。我常常暗示她,女兒不可選擇自己的父親,但可選擇自己的丈夫,這裏的人多是錦囊在外但敗絮其中。後來幹脆直接勸她,還是考托福出國算了,國外的天地也許比這兒好,那天我一直把她送回了家。
我的話她聽了一半。後來得知她為了出國與外地一位研究生草草成婚趁著動亂去了美國。
想不到十年後我竟在美國New Haven的中國教堂裏碰到了這位女學生。此時的她早已為人妻為人母學業全無。不但如此,我還聽說她還是一位隻陪讀不打工不為五鬥米折腰堅強女性。這種性格叫誰碰上誰都會每天觜仗不休,生活上天天磕磕碰碰,但還好家庭還算完整,還在過日子。她的性格沒變,說起話來還是那樣熱耳酸心,第一次見麵我們竟沒認出來。我問她:“先生在Yale做什麽的?”“Postdoc!”她隨口說出。我又問:“什麽叫Postdoc?”因為剛到美國,確實搞不懂什麽叫Postdoc。這下她可來勁了:“Postdoc就是博士後,什麽呀!連這兒都不知道!”我那天差點兒沒給噎死。
在後來的一個星期裏我反複在記憶中搜索,總覺得在哪兒見過她。
在接著的一個星期日我們在教堂外又相遇,她竟一下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也叫出她的名字。
“想不到會在New Haven遇到你!”六歲的女兒接著說:“好巧啊!”“公司後來怎樣?那些人呢?”她問。
“你離開後三個月公司就垮了,董事長養的小“蜜”財務主管一口氣把剩下的幾萬塊卷到深圳,總經理不知去向,據說現在也在美國。”
“原來是這樣!那你呢?”她接著問。
“我也難逃破產命運,大家都是一樣,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我現在在我妹妹的餐館裏做Shusi。”
“你很快就會起來的,我了解你!”說完竟頭也不會地開車走了,永遠消失在New Haven,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
06/0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