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畫家潘玉良

傳奇畫家潘玉良:"一生背著妓女恥辱十字架"(組圖)






在歐洲留學了7年的潘玉良，1928年接受劉海粟的邀請回上海美專任教。誰料，在歐洲已經獲得承認的潘玉良，回國後仍然受到很多人的質疑，使她在“假畫風波”、畫展受辱之後不得不再次選擇離開。潘玉良在法國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回到祖國，然而直到她去世，這個心願也未能完成。所幸她的畫作最終回歸了祖國，從某種意義上說她的畫魂回來了。

回國任教引來假畫風波

潘玉良把她的得意之作《酒仙》和另外一幅裸女畫，送去參加了意大利國際美術展覽會。雖然沒有得獎，但是別具一格，所以引人注目。在那次展覽之後不久，她的作品就在別的展覽會上獲獎了。在一段時間裏，餓肚子的問題，起碼暫時地解決了。一個追求藝術的人，靠藝術竟然養活了自己。達到這個境界，我們說，她可以稱為畫家了。令人感慨的是，她回國以後卻被別人說成是騙子。

1927年，劉海粟到歐洲見到了潘玉良，就邀請她說，你回國吧，到我的學校去任教。潘玉良很高興。1928年，她回到了上海美專。當時她坐船到上海時，上海美專的很多老師到碼頭去接，包括王濟遠先生、洪野先生。在美專，一開始是老師，後來當了西畫係的主任。那時不僅是老師們歡迎她，而且老師們還為她舉辦了第一次的畫展，這個畫展的名字用得非常地響亮，叫做《中國第一位女西畫家畫展》。她成了當時西畫界引人注目的排頭兵之一。然而，社會上一些人始終不相信，說一個妓女一個小妾，居然能畫出這麽好的畫，社會上的風言風語特別多，有的人還提出一個證據，說這畫肯定是洪野先生畫的。理由是，潘玉良每個月都給洪野先生錢。其實當時洪野先生得了比較嚴重的肺病，孩子一直沒有工作。潘玉良報恩，她每一個月把自己工資的一半拿出，而且很準時地送到洪野先生家，所以洪野先生一家對她是非常感激的。麵對這種質疑，潘玉良該怎麽辦呢？在上海她舉辦第四次畫展的時候，她把她的一些比較得意的作品都拿出來了。畫展之前舉辦的記者會上，她遇到了一個麻煩，有一個記者居然站起來問她，“潘女士，這些畫據說都是別人畫的，你每個月還會給那個人錢”。全場安靜了，聽她回答。潘玉良這時做了一件事，她笑了一下，然後就走到了一個在臨摹她的畫的學生前，把畫板借過來，色彩借過來，當著記者的麵，自己對著玻璃窗子，畫自己的自畫像，唰唰唰，一會兒就畫好了，然後給大家看，下麵是一片掌聲。但是一個堂堂的教授被人逼得要當場作畫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屈辱啊。所以潘玉良心裏確實很鬱悶。

有一次開係務會議，作為一個主任, 她說，“前輩們有什麽意見？” 有些前輩們就說了: “我們這些前輩已經沒用了，現在都要從外麵過來的，有洋墨水的。”潘玉良還忍著，畢竟她自己還是學生出身。可是有一個人居然站起來說，“你有什麽了不起呢，你在這兒當一個什麽官，也不過就是我們這個學校叫‘鳳凰死光光，野雞稱霸王’”，還在點她的那個妓女出身。潘玉良站在那兒一句話沒有說，一記耳光就打上去了，這一記耳光打上去，可以說，她和上海美專決裂了。她寫了三封信。一封給遠在威尼斯的劉校長，表示辭職。第二封給了當時主持上海美專工作的王濟遠先生，表示自己要走。第三封信給了中央大學的徐悲鴻先生，答應到中央大學來全職應聘。什麽意思呢，就是說，我不再是跨兩個學校了，我到你這裏來工作了。

畫展受辱，家庭壓抑，玉良無奈再度出國

當時她根本就割舍不了她的母校，那裏有洪野先生、王濟遠先生，還有她的很多同事，特別是那地方是激情燃燒的歲月的地方，所以她割舍不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徐悲鴻和劉海粟之間的矛盾。劉海粟和徐悲鴻之間的恩怨，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是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兒，他們兩個人之間那場論戰，波及親人也好，朋友也好，畫壇也好，影響非常深遠，直到解放以後，周恩來總理專門給他們兩個人之間做調解。難題實際上就給了潘玉良。因為一個是她的老師，一個是她的學兄，所以他們之間怎麽個關係處理呢，兩邊都要求她來。所以她當時幹脆自己辛苦一點，兩邊跑。不過，這個奔波結束了，她離開了上海。她自己都沒有想到，她以為來了以後，回到家了。還有中大，中大可是當時的數一數二的全國的重點高校，再加上她的學兄在那兒，也是當時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可以有一番天地給自己來施展，但是南京卻又成了她的一個傷心之地。1936年的1月28號，她在南京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畫展，這一次畫展，應該說是她多年來一個總結。有兩幅畫最引人注目，一個叫做《人力壯士》，還有一個叫《大忠橋》。《人力壯士》這幅畫，整個畫麵可以說是裸體的一個男人，搬著一個大石頭，石頭下麵壓的是小草，請注意一下這個時間，1936年，正是9.18事變之後，日本人開始侵略中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她是把日本這個侵略看作是一個石頭，而把中國人要搬下這個石頭作為她的一個心願。《大忠橋》畫的是南京的秦淮河的大忠橋，實際上大忠橋是紀念當時明末黃道周所建的一座橋。這一幅畫就畫在1936年她畫展的1.28前的那幾天，她的目的很清楚，她告訴我們，就是要有一種民族精神，要有這種抗爭精神。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看了這個畫之後，給了一千大洋，要把它定走。其實不僅是買你的的這個畫，我要買的就是這個精神啊。可是第二天，把畫展的門一開，她驚呆了。那個已經被人家定了一千大洋的《人力壯士》上，不但被人家用刀劃破了，上麵還寫了幾個字。叫做妓女對嫖客的歌頌，為什麽呢，因為他是一個男性的裸體畫，所以潘玉良看到都呆住了。整個畫展是狼藉一片，有些人還把她的畫偷走了。《大忠橋》也不在了。這件事, 潘玉良受到了很大刺激。潘玉良的一生，有一個東西始終讓她擺脫不掉，在一些人眼中，她一生中都背著妓女那個恥辱的十字架。但是緊接著家裏麵的一件事也出來了。潘讚化的大太太來了。就是大老婆，這個正妻來了，這在古代、舊社會，對於小妾來說，這是一種沒有辦法擺脫的束縛。電影當中就有這個情節。雖然這麽一跪，完成了這個禮儀，但是她心中的屈辱和痛苦，可想而知。這個時候，潘玉良心裏別提多難受了，藝術上不被人理解，回到家，恐怕還要受到一定的壓抑。在這個時候，法國邀請她去，開畫展，她第二次離開了祖國。1937年潘玉良在黃浦江邊和潘讚化依依惜別之後踏上了去法國的郵輪，這一走就是40年。在法國，她被人們稱為"三不女人"，就是不戀愛、不入外國籍、不與畫廊簽約。前兩項好理解，那是她對愛情的忠貞和對祖國的赤誠，可這第三點不與畫廊簽約就意味著可能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因為和畫廊簽約就好比現在明星找經紀人，這是名利雙收的事情，她為什麽堅持不幹呢？可以說是因為人格的獨立，也可以說藝術的獨立。在1960年，她實際上已經搬到了法國的一個小鎮，叫做蒙巴拉斯。她自己也就住在小鎮的一個小閣樓上，經濟上比較窘困，她沒有單獨的畫室，把臥室當成畫室，她幾乎在那個地方一天都不下樓，繪畫。當時的中國和歐洲差距很大。福利上麵肯定就沒什麽太大問題了。但是她就是不入籍，為什麽，有一顆中國心。

潘玉良到了法國以後，一直把回國作為她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一直到她八十多歲的時候，她還是不斷地見人就說我要回國。漂在外國的學子，他回不回國，怎麽回國，除了自己的信念之外，和我們國內的一些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係。就說潘玉良，在1949年到1951年的時候，她多次說要回國，但那時她的信念還不是很堅決，因為她覺得自己還沒有那麽特別地成功。到了1958年的時候，她在法國舉辦的一個中國畫家潘玉良夫人的美術展覽會獲得了成功，她在高興之餘準備回國了。這時，有人給她看了一份報紙。報上說，中國正在大規模地進行反右鬥爭，而且報上麵還點名說劉海粟成了大右派。潘玉良在法國，她第一不懂什麽叫右派，第二，她根本就不知道這個劉海粟變成大右派是什麽概念，所以她就寫信問潘讚化。潘讚化在回信中告訴她右派就是敵人，而且說，現在劉海粟是右派，所以劉海粟就是敵人。下麵還有一句話，他說，現在潘牟也是個右派。所以，潘牟也是個敵人。這個潘牟是潘讚化和大太太的兒子，長子。看到這樣的信，潘玉良心裏想，怎麽潘牟也成了敵人，劉海粟後來發展成什麽樣子，她不敢說，但是潘牟她是知道的，當時他們曾經在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感情很好。再看信的下麵，潘讚化可以說話中有話了。說你現在是一個老太太了，長途跋涉很勞頓，天氣又冷了，暫時就不要回國。這個天氣冷了是不是雙關語啊？看來潘讚化依然還在用自己的愛支撐著、支持著潘玉良，這也許是潘玉良後來不斷向藝術高峰攀登的一個動力吧。因為在1959年巴黎市長為潘玉良頒發了"多爾烈獎"，同時宣布，她的那尊張大千塑像被巴黎現代美術館收藏，這是這個藝術館第一次收藏東方女性作品，這個榮譽對她來說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很高的榮譽，潘玉良很高興，當天她就拍了一張照片寄給潘讚化，照片上寫著"今天獲巴黎大學多爾烈獎，此係授獎時與巴黎市市長留影。讚化兄惠存。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這個時候，潘玉良一方麵想得到潘讚化的誇獎，另一方麵，她真的要回國了。但是又沒有回成。因為1960年她得到了潘讚化去世的消息。這個對她打擊很大，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她再也不提回國的事情。所以，有人說像潘玉良這樣的女子，往往是一腳幸運一腳蹉跎，幸運的是她的藝術道路，蹉跎的是她的情感曆程。如今一生當中最重要的男人潘讚化已經走了，這個時候我們恐怕要轉一個話題，那就是在她最經典，最得意的兩件雕塑作品當中，除了一件張大千塑像之外，還有一件是王守義塑像。有人說王守義是潘玉良在巴黎的情人，是這樣嗎？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王守義是潘玉良在法國生活期間一個重要的人物，是闖入她後半生生活的一個男人。王守義1919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之後開了一家中餐館，出國前他結過婚還有個孩子。1937年潘玉良再次來法國時，他們相識了。那時潘玉良生活極其窘迫，一次王守義去看望她，發現她餓得臉色很難看，於是臨走就悄悄地將20美元塞在了潘玉良的門縫中。當時，20美元算得上是一筆大數目了，為此潘玉良非常感動，從次兩人的關係漸漸密切起來。但這麽多年，潘玉良一直在惦記著潘讚化。也正因為這樣她,  (潘玉良)心中有一種愧疚之情，她開始塑他的頭像，而且王守義的像塑造出來後，她不是送到博物館去，她也不是把它送到外麵去展覽，而是放在自己臥室。後來，潘玉良是把王守義作為一種情感傾訴的對象，有什麽內心苦惱都和他說，生活上的困難也請他幫忙，王守義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直到1977年她的去世。1977年潘玉良去世後，王守義出錢在巴黎蒙巴納斯墓園買了一塊墓地，王守義親手寫的墓碑的文字:潘玉良藝術家之墓。其實最終潘玉良身體沒有能回來，但後來她的畫作實際上是回來了，這又是怎麽回事呢？潘玉良臨終之前，交代守在旁邊的王守義，可以說是臨終遺言，她有三個要求。第一，死後為她換上一套旗袍，表明她還要做一個中國的女人。第二，她留下了兩個遺物，一個是掛著一個雞心盒的項鏈，盒子打開裏麵是一張照片，是當年潘讚化和潘玉良結婚時的一張小照。一直掛在自己的脖子上。另一個是一塊懷表，是她第二次到法國的時候，潘讚化把她送到江邊時給她的。這兩樣東西，她交給了王守義，她交代一定要把這兩樣東西再轉交給潘家的後代。第三件事情，就是她的夙願，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1978年，王守義回國找潘家的後代，結果，潘牟這個時候已經不在了。他在黃埔江邊，國慶節前夕，把潘玉良的兩份遺物交給了潘家的媳婦。王守義回到中國之後，本可以不走，但他還是回法國了，為的是把潘玉良的作品帶回國。但是天不助人，回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的耳朵後麵好像有一個腫塊，到醫院去查，是一個惡性腫瘤，所以很快他在醫院裏麵十多天就去世了。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家人主要是在中國大陸，他的後事都是靠他的朋友們幫助料理的。由於沒來得及買墓地，王守義後來被葬在了潘玉良的墓穴中，墓碑上麵又加上了王守義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王守義真正做到了在最後的歲月中，以及以後的歲月中，一直陪伴潘玉良。可是王守義離開了，潘玉良的作品該怎麽樣回國呢？國家和政府，經過中法之間政府的交涉，到1984年，潘玉良的作品開始陸陸續續地回來了，一共有四千多幅，全部回到了祖國，而且大多數都藏在現在的安徽博物館。後來潘玉良的作品，得到了世界的承認，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會上，潘玉良畫於1949年的一幅自畫像以人民幣1021.8萬元成交，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價格。有人說，潘玉良是中國的女梵高。梵高的畫像之所以得到那麽高的評價，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梵高的身世非常地曲折，也令人感歎，潘玉良同樣如此。在現在美術史上，研究潘玉良，無外乎兩點，一點，潘玉良的藝術確實有她的特色，因為她是屬於西學東鑒的藝術結合過程的一個代表人物。更重要的一點，是潘玉良身上那種不屈的奮鬥精神，這個更值得人們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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