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儒學之政道

中國儒學涵蓋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是一部浩瀚的社會學說。筆者在此僅僅對儒學在政治上的作用，作個簡單的描述。我們知道，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殷周的宗法貴族社會被蓬勃興起的民間勢力逐漸瓦解，由“學而優則仕”製度代替了代表宗法社會的國野製度與世卿製度，從此士和庶人就可以晉升至大夫乃至卿相。中國文化進入鼎盛時期正是在儒學與其它學術團體之間的“百家爭鳴”造就出來的，同時“君子”不再是作為身份的限製，而被引申進政治領域。有政治抱負，嚴守人生典律之士和庶人，可以通過求學，為進入仕途奠定條件，擴大了政治參與。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由於儒學思想具有原始的民主意識，在政治上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就不足為奇了。而荀子更是把君王看成一種職業，說“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王霸篇》中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闡明了如果君王不盡職，不行仁，就會被取代的道理。在新出土的《語叢三》中有“友，君臣之道也”一說，君不以友待臣，臣就沒有理由不臣，道出了當時的輿論、庶民以及臣僚群體對君王的製衡作用，為孔子的“君君，臣臣”被後人誤以“君為臣綱”而平了反。荀子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的思想，解釋了君王與民的關係，君王隻有融入於民這個群中，才不能分的道理。 　　儒學道統是對專製權利製衡的力量 　　專製製度自秦封建王朝的建立開始。秦王朝建立後，因儒學的民主化傾向束縛專製製度的發展，在一場焚書坑儒的運動中，自商周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確立的“百家爭鳴”以及由之產生的道德文化，遭到嚴重破壞，中國社會剛剛產生的民主意識就在那場運動中被壓製。而到了漢代，統治階級又分割了儒學的實質，將儒學的民主思想統統拋棄，歪曲孔子的君臣說，也就是後來被冠之於“君為臣綱”說。在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也就失去了儒學的真實。 　　至於儒學被統治階級強暴成為統治階級為其統治服務的工具，“君臣友道”的觀念從元典中消蹤匿跡。但是，儒學並不是專製的主要思想源泉，這還是在曆代學術界被廣泛認同。自古就有“儒表法裏”或“陽儒陰法”的說法，為這一認同作了理論依據。雖然儒學在漢以來被專製利用，但並不能完全根除儒學的製衡作用。董仲舒的“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氣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就以“天人感應”、“災異之變”的方式來製衡皇權的專製。到了後來韓愈、二程和朱熹等人開創宋明道學，用“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主張道統，甚至把道統淩駕於“政統、皇統”之上。利用“道統”幹預“政統”，這就使儒士對皇權專製構成了事實上的製衡。 　　從儒學對專製的製衡作用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儒學不是建立民主的障礙，而是滋生民主的溫床。現在那些一味地扛著西式民主的人，往往扯起自由憲政主義大旗，對儒學進行挖苦嘲弄和否定，卻殊不知他們引以為自豪而津津樂道的自由憲政主義裏麵的思想，大部分生長點都可以從儒學中發掘出來。 　　如果說西方的民主是“善政”的話，那麽“善治”就是儒學的長處。在當今這個東西方文化碰撞得十分強烈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從儒學中吸取“善治”精髓，結合“善政”去開始一個新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