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個不一樣的地方
● 苗振亞
何兆武先生以《上學記》為書名，書寫他的口述自傳。看得出來，那段學校生活的確令他不能釋懷。作為缺乏那段經曆的後來人，讀起這類書籍，同樣感 到有趣、過癮，難以釋卷。是什麽東西讓何先生難以釋懷?是什麽讓我們難以釋卷?原因當然很多，而其中最讓讀者心向往之的一點是，那時的大學校園，和校門外 的社會相比，真的是個不一樣的地方。
有哪些不一樣呢?
何先生很小的時候，就常常跟著大學生到天安門集會，經曆的學生運動很多，包括“一二·九”運動。當時，他二姐在北大化學係讀書，是地下黨，“一二· 九”遊行中被抓。過了兩天，他父親收到北大校長蔣夢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說，你的女兒被抓起來了，不過請你放心，我一定盡快把她保釋出來。果然，沒過幾天人 就放回來了。蔣夢麟當時身兼北大校長與教育部長兩職，屬政府官員，公然出麵保釋學生，在今天難以想像。在當年，卻屬傳統。此前的“五四”運動期間，時任北 大校長的蔡元培就是這樣，學生被捕以後，他向政府提出趕快把學生放了，然後又帶著教師和學生歡迎他們回來。
讀蔣夢麟的《西湖》，我們知道，就個人觀點來看，他是不讚成學生運動的。他曾經在一個學生團體的歡迎大會上說過：“千百年來，經多少學問家累世不斷的 勞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呐喊之運動所可比?……故救國當謀文化之增 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但是，不讚成學生運動是一回事，學生出事了要出麵營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職，比別人更明白，大學裏的事情與 大學外的事情是不一樣的。這時，他政府官員的身份淡出，大學校長的身份亮出，保護學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同樣，蔡元培也是不讚成學生運動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學生因運動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最後，被抓的學生回來了，“五四”風潮停歇了， 他卻辭去校長職務，悄然離開了北京。原因是：學生為運動勝利而陶醉，不容易維持紀律了，學生嚐到權力的滋味，欲望難以滿足了，北京大學的管理成了問題。也 許，這正是他擔心的事情，也是他不讚成學生運動的一個理由。
校長們之所以能夠讓大學與外麵不一樣。不是這些校長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結，而是因為，比校長更大的角色，也能認可大學是個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方麵，大學校長劉文典和當時國家元首蔣介石的一段往事，最能說明問題。劉文典完全是放浪形骸的舊文人習氣，可他學問大，資格老，北伐時期照樣被請 上安徽大學校長的位子。不知是他那“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的風骨在作怪，還是他相信丘吉爾所說的：“大學校長擁有種種連首相也沒有的權力。”就在 他任校長期間，蔣介石到安徽視察，在與社會名流會麵時，問他：“你就是劉文典嗎?”沒人會想到，他竟回了一句：“你就是蔣介石嗎?”也許，劉認為蔣直呼其 名，對他這位大學校長太失禮了，蔣認為劉目無領袖，太不給自己麵子了。這一下把蔣介石惹惱了，又經過幾句評議衝撞，一怒之下，就把他抓了起來。後經蔡元 培、吳稚暉等元老保釋，才又放了出來。我想，蔣介石不過是想以此挽回麵子，並不是真的要怎麽樣他。真要怎麽樣他，能保得出來嗎?顯然。蔣介石明白，處置一 位大學校長，同處置一位官員不一樣，對待校園內的人和事，與對待校園外的人和事也應該不一樣。
後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一身油漬斑斑的破長衫，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依然放浪形骸，狂傲脾氣不見收斂。在課堂上，他公開鄙薄沈從文，說什麽：“要講教 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隻能值一分錢。”抗戰勝利後，他因留戀雲腿與雲煙，未隨聯大回遷，去了雲南大學，一九五七年未逃過 右派一劫，這當然已是後話。
因為大學是個不一樣的地方，老師教書也就會變得不太一樣。
在西南聯大，教師在課堂上是自由的。講什麽，怎麽講，完全由教師自己掌握，沒有什麽統一的規定要他們去遵循，甚至於削足以適履。於是，自成一家的課堂氣 氛就出現了：陳寅恪夾著一包書進課堂，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數家珍地信口講，一包書並不打開；雷海宗教學沒底稿，上課連一個紙片也不帶，可他記憶力驚 人，學識淵博也驚人，一提起某個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發生在哪一年，全都脫口而出；陳福田講授西洋小說史，隻從十七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 福講起，似乎挺沒章法，可也沒人幹涉；向達教的是印度史，兩個學期下來，隻講到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湯用彤好比哲學係裏的曆 史學家；雷海宗仿佛是曆史係裏的哲學家……每個教師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領，不受羈絆，盡情發揮，真有點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講授在今天看來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師們也沒有忌諱，還是該怎麽講就怎麽講，決不違背良知與學理。
何先生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教政治學概論的老師周世逑，上第一節課時，首先解釋什麽叫政治學。政治學就是研究政治的學問。那麽，什麽叫政治呢?按照孫中山的經典定 義：“政者，眾人之事；治者，管理。”這也等於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可周先生告訴大家，這個定義是完全錯誤的。證據是：“你們在食堂吃飯，有人管夥 食賬；你們借書，有人管借書條；你們考試，注冊組要登記你們的成績。這些都是眾人之事，但它們是政治嗎?”這種在課堂上公開拿革命導師的話當靶子，進行批 駁，在當時算不得什麽勇氣，也沒人會感到這是大逆不道。
另一個例子是，講授政治思想史的張奚若先生，從當時的政治傾向上看，他多少還是擁護國民黨政權的，但他卻把馬克思著作當成一門學術來研究，在給學生開 出的必讀書中，就有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針對有人喊“蔣委員長萬歲”，他不止一次在課堂上大發感慨：“現在已經是民國了，為什 麽還老喊‘萬歲’?那是皇上才提的。”而這也不犯禁，更不能證明他在替誰說話，立場有什麽問題，有無政黨背景。這道理很簡單，那就是教師學生都明白，政治 學和政治是兩碼事，學校裏的學術與校門外的政治是不一樣的，沒人會把兩者混淆成一個東西，蠻不講理地給你上綱上線。
教師能在課堂上自由發揮，受益的自然是學生。學生從老師的自由發揮中，不僅能獲得書本以外的知識，更能獲得思想的啟迪與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時的學生也與今天的學生不一樣。
何先生順手拈來幾件小事，讀來頗耐人尋味。
有一次，他看到物理係的兩位大才子，楊振寧與黃昆在高談闊論。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說看了。黃又問，你以為如何? 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的樣子：“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一個物理係的在校學生，評價當代物理學界大宗師的文章，就像 評價一位同行的文章，感到不好就直接說出來，一點不帶仰視的成分，今天的物理係學生恐怕不僅做不到，也難以想像那時學生的胸懷竟是如此雄闊。楊振寧以後成 為世界級物理學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由此也可看出端倪。金嶽霖的邏輯課，艱深難懂，有一個年齡很大的湖北同學，總是在課堂上同金先生辯論，動不動就是： “啊，金先生，您講的是……”而其他同學沒那個水平，隻有旁聽的份兒。理學院有位姓熊的同學，上周培源的力學課，每次下課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裏辯論，周先 生說他根本就沒有聽懂，可他還是不依不饒地辯下去。引來很多同學駐足觀看，都成了校園一景。還有一位數學係的學生，在一次考試中，用了一種新方法解題，老 師認為他做錯了，他就在學校裏貼了一張小字報，證明自己沒有錯，真是特立獨行，戛戛獨造，決不放棄獨立的內心世界而隨波逐流。
這些事，隻可能發生在大學生身上，也隻能出現在大學校園裏。當然，這也都是自由學術空氣熏陶的結果。
這些年，不斷有人寫文章，懷念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北大、清華，懷念物質條件那麽差的西南聯大。人們懷念的是什麽呢?懷念的是大學和外麵不一 樣。對今天的大學來說，從辦學條件上，從政府對學校的關心上，都是那時的大學所不能比的，但人們對今天的大學，總有那麽多的不滿意。不滿意在哪裏呢?我以 為，不滿意在現今的大學和外麵太一樣了。
本文摘自《讀者》2007年第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