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日記（1954-1955）
● 段寶林
（1954 年）8 月31日
今天到了北京，是乘的上海—北京“新生北上團”專列，超員10%，人很多，組織得很好，一路說說笑笑，雖然走了三天三夜，但也並不感到累。
想到在上海乘三輪車到北火車站的路上，一路和年輕的車夫說話，這是我破天荒的第一次說這麽多話，而且大聲說話。他是我們蘇北老鄉，在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門前看到梁祝的電影招貼畫，他說他看過這電影，還知道是袁雪芬演的。他特別羨慕我能到北京上大學，還能見到毛主席。他把我一直送到車站的最裏麵，囑咐我“路上小心，一路平安”。他扶著車把，迎著太陽，眯著眼，仰著頭，目送我提著行李消失在人群之中。
9月7日
開學了，走進教室，在文史樓107朝北的小教室，遊國恩教授給我們講《中國文學史》（一）。多麽激動，多麽高興，一隻五千年的百寶箱，將要在我麵前開放。我激動，就像8月18日那天在解放日報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樣（發榜在報紙上）。我好像走進了花房，玫瑰和丁香在我眼前開放，我聞到了中國文學迷人的馨香。
9月8日
晚自習後從文史樓回來，多麽不想走，無奈圖書館的鈴聲老搖，不能不離開。走在路上感到特別幸福，又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
我總忘不了三輪車夫在告別時深情的目光。我是幸運者，要代表我的同齡人上大學。又想到上海的戰友們，他們此時可能還在辦公室為電報而加班，可能又要幹一個通宵。我是多麽幸福，如願以償上了北大，怎能不加倍努力，在肩上擔起他們的一份。
9月22日
劉紹棠向王磊說：“寫作不能間斷，如間斷了一個時期，筆就要生鏽了。”他是小說家，中學就寫小說，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有一篇還被葉聖陶選到高中語文課本中去。現在雖然一周32節課，他還是抽空寫小說的。
9月25日
（學蘇聯，“六節一貫製”，中午到一點多才吃午飯。）
中午趕到大飯廳，很多人擁在桌旁打菜，炊事員特別緊張，把勺子甩來甩去，忽然，大木桶“空、空”地響了，“菜沒有了，去拿！”卻好久也沒拿來，大概要重新做了。大家等得很苦，有的就罵開了，“怎麽搞的？……真糟糕”“事務長要打屁股！”我不理這些，咬著飯團幹吃起來，這樣就吃掉了半碗飯。邊吃邊想些愉快的事，我想到有一次舞會上，我和她跳完舞後，她對我仰著臉含情的一瞥，真使人神魂顛倒如入雲中，唱著柔美的歌，我周圍有多少世界上最美麗的姑娘，紮著小辮子穿紅絨線上衣，粉嫩的臉白裏透紅，白的或花的襯衫領子翻出來，眼睛總是活潑而天真的、智慧而多情的……想著想著，不禁微笑起來，這是多麽好的事，在人們著急、生氣的時候，我倒是極幸福的。
10月2日
昨天淩晨3點就起了床，吃了飯就集合到清華園乘火車進城，參加天安門國慶大遊行。最幸福的一刻，多年向往的一刻，令上海、南京的同誌們羨慕的一刻終於來到了。
我們高舉花枝，跳著、喊著毛主席萬歲，從天安門下走過，可惜眼不好，未能看清台上的貴賓們——赫魯曉夫、胸前滿是勳章的布爾加寧、金日成元 帥、貝魯特等外國領袖們，也沒找到朱德副主席、劉少奇和周總理，甚至連毛主席也沒有看清楚。我們走在第一路，最靠主席台，但人們把花舉得老高，擋住了視線，人們跳著，擠成一團，拚命喊“毛主席萬歲！”聽他們說，毛主席拿著帽子，向我們一共揮動了3次。我隻看到毛主席站在正中，他兩旁空著，很顯目，我一看就看出了他熟悉而巨大的身影，但就是看不清他的臉，天安門是太高，離得太遠了呀！
這有什麽關係，我作為群眾的一份子，來參加遊行是為了慶祝國慶五周年，慶祝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是為了慶祝我們祖國第一部憲法 勝利通過，慶祝我們的驕傲——共產黨領袖們勝利當選，慶祝日內瓦會議的勝利。我們在外國貴賓麵前表示中國人民的友誼與保護和平的決心與力量，表示我們解放台灣的堅決意誌，我們是六億中國人民的代表，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毛主席麵前走過的，我又想起上海那個三輪車夫的話：“這些事是不敢想的呀！”我也代表著他，代表著千千萬萬工農大眾及其他熱情而純樸的人民。我們是多麽幸福啊。
隊伍從南池子經過北海與中南海之間的石橋到西四牌樓即散了，我們又走回到紅樓去休息。北海的石橋較窄，人多，天安們觀禮的首長們乘汽車回中南海，看得很清楚。
在紅樓主廣場，看到一匹馬在地上打滾，古爾巴紮爾是我輔導的蒙古留學生，他指給我說：“你看，這馬在做體操鍛煉身體呢！？”晚上到天安門去參 加聯歡晚會，經過東單中國書店，發現很多“四部叢刊”的影印繕本書，並不貴。即買了二本：《分類補注杜工部詩》（後來又去買了李白和蘇東坡的詩）。
在長安街上，看到很多去參加晚會的人。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門前，看到一隊打腰鼓的年輕人，那英雄氣概真是把人羨慕死了。那高大英俊小夥子， 頭上是白毛巾打的英雄結，穿滾邊的白綢子中裝，用紅綢子把腰鼓束在腰間。目光炯炯，鼓聲咚咚，那動作特別優美強勁，打幾下，右手抬過頭頂亮相，有力而英武，充分體現出新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令人永遠難以忘懷。
我們5點鍾就到了天安門廣場，狂歡的人們已圍起一個個圈子，在跳集體舞。我們也進去跳了一通，盡情地跳，忘了害羞。今天我穿了在上海做的花 式夾克衫。吃飯時張聖康大感新奇，唐沅向他擺手，施澤群說：“當一天花花公子！”我不管他，這是我最美的衣服，他們都說好看，一定要我穿！就當一天“花花 公子”吧。想繞廣場一周看看全景，但剛出圈兒就擠得透不過氣來，不少圈子裏有專業文藝團體在演出，水平很高的。我們扶著前麵人的肩膀，結成一條龍，應著音樂聲，跑著前進。
夜8點，隨著咚咚的炮聲，天安門前五彩繽紛的焰火就連續不斷地在天空開花。有四個台子，每隔十幾秒就放一次，中央則是不斷噴發的焰火噴泉，有紅有綠有白有黃，顯得特別明亮。四周有強力的探照燈在空中形成一束束光柱，有時聚會在一起，有時又分散開來，特別好看。五彩繽紛，心花怒放。每一顆火珠代表一顆心，代表中國人民千千萬萬閃光的心。它又使人想到戰鬥想到為革命獻身的千千萬萬烈士的紅心。我們是多麽幸福，滿懷信心地高舉烈士留下的旗幟，為消滅貧窮落後，建設理想的幸福家園而奮發前進。
同誌們，向太陽向自由
向著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滅，
萬丈光芒在前頭。
雖然很累，但仍然高昂地唱著歌，踏上了歸途。
11月8日
到中國作家協會去聽立陶宛詩人的報告。跑著到中文係辦公室去拿票，差一點人家就下班了。是作協的請柬，和馮文元一起去，忘了拿眼鏡，又跑回來取，跑得滿頭大汗。他在汽車站等過了兩輛汽車，著急了。一位好心的北京人告訴我們，到南河沿不要乘一路，乘三路可以直達。
11月12日
張虹（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說我在《馬列主義基礎》筆記本的扉頁上描寫了祝老師（她是從複旦剛畢業的年輕的女教師，輔導此課），她在檢查筆記時看到了，哭了，反映到係裏和團總支，你怎麽把筆記交給她自己看呢？是有意的嗎？你描寫人家“小輔導員太忙了，一個輔導八九個班。圓圓的臉漸漸尖了下巴，……是啊，變了，不太美了，但品質上不知美了許多倍，多美的人，這樣努力於黨交給的任務。”對老師怎麽能這樣寫呢？這是侵犯了別人的人格，不尊敬師長，不可容許的疏忽。
我解釋我是在上課前老師未到時隨手作的素描寫的感想，本是寫給自己看的，絕不是給她看的，誰知她要檢查筆記，我也就交上了去，當時早把這事給忘了。沒想到會產生如此後果，實在太意外了，太突然了。張虹很嚴肅，她是從部隊來的，原則性很強，說我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形式主義的美學觀點，不尊敬老師……我隻有低頭反省。而她的批評卻聲色俱厲，使我膽顫心驚，隻好全部承認，說自己是犯了一個錯誤，她說你平時表現還不錯，作風踏實，社會工作負責，這還不能說是品質問題，但要引起嚴重注意。
組委華炎卿找我談話，他同意我的意見，但又說要向支部反映。不要再追究了。可是晚上即開支部大會對我進行批判。大家聲色俱厲地批評我：“上課時胡思亂想，不好好學習。”“用輕薄的語言描寫老師，還送給老師看……簡直不能容忍……”我實在接受不了，也不好解釋，隻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吧。
張鍾（總支書記）在全年級大會（200 人）上又講了我的事。我成了“名人”了。新聞係都知道了。
11月25日
想到在外文樓聽蘇聯著名作家卡達也夫、斐定等人的報告，他們說在高爾基文學研究院教學中有一個規律，凡是達到優秀成績的人並不是在寫作時感到容易的人，而是在寫作中感到困難的人。因為隻有不回避困難，才能想一切辦法克服困難，提出對自己最嚴格的要求，才能寫得好！
對初學寫作者來說：寧肯少，但要好，是最關鍵的，並不是人人都樂意這麽做。
12月31日
除夕晚會，迎接1955年新年。
請外國留學生一起吃晚飯，這是團年飯，蒙古、朝鮮、羅馬尼亞的留學生都來了。他們都穿上了節日盛裝，到大飯廳來會餐，雖然菜並不多，但大家吃得很開心，很熱鬧。
吃完晚飯，去文史樓開聯歡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來錄音。
楊晦教授（係主任）也趕來參加，他還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談得很隨便，句句話都那麽親切，而且有深意。他說，以前在快樂時不能談進步，好像那是不適宜的，對不上頭來，而現在就要談，隻有進步才能真正快樂，不進步又如何快樂呢？……最後他以“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結尾，祝新年進步、快樂。然後是留學生講話，朝鮮留學生都照講稿念，羅馬尼亞的江東妮卻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人走了以後才講，她說怕錄音，她的北京話很流利、很生動，深情地說，和你們在一起過年才幸福，你們就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樣……。最後她引用一位蘇聯藝術家來北大訪問時講的一句話作結：“幸福是什麽？幸福就是當他感到他的祖國需要他。”孫波同學講話，講他從工農速成中學來到北大，同學們都熱情幫助他學習，老師們像自己的爸媽——遊國恩先生像媽媽，很耐心，細微，照顧得無微不至，而周祖謨先生則像爸爸，很嚴格，發現我們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嚴肅地指出……這位從小參加革命部隊的文藝團員——大學生，懷著激動的淚水向大家拜年，表示衷心感 激之情。
文娛節目開始。朝鮮同學跳起了“道拉基”雙人舞，他們柔和的手一彎一曲、一轉一動，都那麽優美、有力，激動人心，我們有節奏地拍手、唱歌，為她們伴奏，李金素和金貞素跳得真好。古爾巴紮爾唱了很有草原風味的蒙古民歌。江東妮唱了兩個中國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在那遙遠的地方》，她 唱得那樣自在、俏皮，引起陣陣掌聲。
劉紹棠講了一個故事《喬太宗亂點鴛鴦譜》，他說中國的短篇小說很少，但很好。他把馮夢龍《三言》中的這個段子看了6遍，從頭到尾，把這個故 事講得頭頭是道，曲折動人，許多語言似乎是小說原有的，可見他“背書”下了多大的功夫。都說他是“天才神童作家”，而他自己說，這全靠自己下苦功夫。他看 了6遍，這耐心是驚人的，而出於愛好，並不太累。劉紹棠記憶力極佳，他複習聯共黨史，看了幾遍，就可以講得頭頭是道。
會後到大飯廳去參加聯歡舞會。
當1955年新年的鍾聲敲響的時候，幕布拉開，馬寅初校長滿麵紅光，在舞台上向大家拜年。他說：“兄弟剛從中南海參加團拜回來……祝大家身體健康”，他還介紹了自己洗冷水澡和到頤和園爬山鍛煉的經驗，說先用熱水泡，然後用涼水一激，把髒東西都從毛孔裏擠出來了，血管的彈性也得到了鍛煉。他還說已寫了一篇文章談這個問題，可是學報主編翦先生不讓登，你看他身體那麽瘦弱，還不重視體育……表示不滿意。
（1955 年）1月24日
考試完畢，有驚無險。考《馬列主義基礎》遇到麻煩，第一次抽考答兩個題回答得滾瓜爛熟，王玖芳先生還不放心，讓我再抽一簽，又爛熟如泥，隻好給予“五”分（優等）。文學史感到輕鬆，但還是出了小問題，又重考才得優等，遊先生要求很嚴，自己有些麻痹了。俄語是輕車熟路，在備考的三天中，還抽兩天看了一部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進城玩了一天，見到所有從華東局調到中央來的同誌（當時華東一級機關要取消），又到故宮參觀。寶貝太多，記不住，記住十分之一就好了。
晚上在第三閱覽室看雜誌，對麵坐著兩個姑娘，一個用書蓋著臉在哭，一個卻在大笑，我看到那個哭的是個腿不好的殘疾人，那個笑的則是每天推著她上課的同學，她們似乎比姊妹還親，每當在路上看到她們，我就想：我們時代的青年，是曆史上最好的青年……但她為什麽哭呢？可能是看小說感動得哭了，而另一位卻在笑她，見我發現了她們，她笑得更起勁了，我禁不住也跟著笑了起來。而我旁邊一位鄰座卻正埋頭看他的英文書，並沒有覺察到眼前這一幕有趣的活劇。
2月9日
丁玲來北大作報告。她說二十多年前她想上北大，進不來，隻能偷偷聽課，現在你們的校舍比城裏更漂亮，你們太幸福了，怎麽還有人感到枯燥呀！
她介紹了到蘇聯參加作家代表大會的情況，說會開得很民主。發言時並不說什麽“基本同意”，而是一開口就提批評意見，你什麽地方不對，什麽地方沒講到。大家對愛丁堡意見比較多，蘇爾柯夫的報告也批評他，但他就是“不同意”。他白發蒼蒼，聽到批評一點也不緊張，很安閑地上台反駁。“反批評又來 了”，他似乎無所謂。
蘇爾柯夫、西蒙諾夫的報告都受到批評。肖洛霍夫批評西蒙諾夫什麽都寫就是創造不出人物。老作家革拉特柯夫（《士敏士》的作者）、法捷耶夫都批評他，但他無所謂，不理不問。蘇聯詩人發言的多，兒童文學作家有30多個，發言的也不少。波列伏依作兒童文學的報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普通一兵》、《真正的人》……都列入兒童文學之中，範圍比中國廣。孩子們吹號打鼓列隊上台，講話先是感謝，然後就指名道姓地批評作家：“馬爾夏克同誌，你在幹什麽呢？”……不斷引起笑聲。
會場上還有漫畫壁報，一幅是“作家考試”，考官是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下麵應考的是一個很小的形象，當代作家。可能是別林斯基說：“你口試很好，就是筆試不行。”還有一幅叫《批評家》，穿理發師的衣服，手拿一把大剪刀，長椅子上坐著一排人，有高有矮，有男有女，有光頭有燙發 的，他不管什麽三七二十一，一剪刀下去把他們剪得一樣齊……
丁玲批評公式化、幹巴巴，不敢寫私生活和感情。說《夏伯陽》中的政委就對妻兒很有人情味。說她這次回湖南就是因為寫的一個人物還差一點點，要寫一個明朗的人，到生活中去再體驗一下（在老家有這樣的人）。不過很忙，最近又要寫批胡風的文章。她說她不同意胡風“哪裏有生活哪裏就有鬥爭”。過去胡風在重慶寫的文章不大好懂，不過要學習就要看他的文章，他是庸俗社會學……
（未完待續）
（段寶林，退休幹部，現居上海，以上資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本文原載《天涯》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