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續）
● 陳恒舒
錢誌熙
比起老錢來，“小錢”的名聲恐怕沒那麽大。兩位錢先生的風格可以說是一種鮮明的反差。老錢豪放，小錢恐怕要算是婉約。老錢是講台上的俠客，小錢則有一身名士的風度。這也難怪：老錢是研究魯迅以及現代文學的，身上自然要帶點魯迅的俠客氣；而小錢的主要方向是古代，是先秦兩漢，是魏晉，是陶淵明，溫文爾雅自然是少不了的風度。第一次聽小錢先生講課，是一次講座，講的就是陶淵明，他稱陶淵明是“人生的詩人”，這個觀點對我後來的兩篇論文的思路有過很大的啟發。
大二的時候，小錢先生給我們開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一反原來我們所聽過的文學史的講授方式，沒有試圖建立完整的框架和線索，從“史”的角度來描述文學的發展，而隻是大致勾勒出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的脈絡，然後拿起一本作品選，一篇一篇地講下來。和老錢一樣，他也喜歡朗讀作品，聲音不大，而且帶著頗濃重的浙江口音，十分有味道——很多古韻，尤其是入聲字，是要用江浙方言才能讀出來的。一首讀下來，再給大家講，這首詩好，好在什麽地方，如此等等。和先生一起讀作品，確實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
小錢先生很重視讀作品。不光要讀，也強調要背誦，包括考試也有相關的內容。有一次翻看BBS上的原來的帖子，發現一次期末考試以後很多同學對小錢先生頗有微辭，理由是考試題出得太難了。我看了一下，似乎沒有什麽難的，隻是一些很普通的詩句的填空，竟有很多人答不上來。但小錢先生教我們的時候仍不改其舊，還對我們說，好的作品，要多讀，最好能背下來，而且要抓緊時間，趁著現在記憶力還好。又告訴我們，當年他在浙江讀書的時候，他的老師對他說，一個人20歲以前能背下來的東西，基本上這輩子都不會忘。後麵基本上就很難有如此好的記憶力了。我掐指一算，隻剩三個月了，很是有些悲切，於小錢老師真有些相見恨晚的感覺。的確，對於學習古代文學，多讀多記多背，總是沒有壞處的。張健老師後來講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時候也堅持讓我們多背，說現在的教育讓大家不要死記硬背，這不對，小時候趁著記憶力好，就應該多“死記硬背”點東西下來，考試出了整整一麵的背誦題，結果我答得慘不忍睹。這與小錢先生的想法基本是一致的。
記得那個學期期末考試之前，小錢先生安排了答疑。當時坐了滿滿一屋子人，大約都是抱著能套點什麽題出來的目的去的，去了就問，老師，這次考試考什麽？不考什麽？小錢先生含糊其辭地應付了幾句，他們也不好再問什麽，就在那兒坐著，一言不發。隻有我跟小錢先生扯些與考試不相關的事情。小錢先生突然問，大家有把某個作家的集子完整地讀過一遍嗎？我說我讀過陶淵明的集子。小錢先生又問，完整地讀下來了嗎？我說是的。小錢先生麵露微笑，啪地一拍桌子說，好啊，這對你肯定是有幫助的，雖然我這次考的是杜甫……我當時沒緩過勁兒來，回到宿舍有人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你啊，拐著彎地就把考題套出來了。我一想。哦，好像是這麽回事。結果期末真的考了一個與杜甫相關的大題。但我答得並不好，枉費了那日小錢先生的誇獎，至今仍覺得有些慚愧。
孔慶東
吳曉東先生曾經在課堂上說過，他當年剛進北大中文係的時候，就有一位師兄在那棟宿舍樓上竄下跳、以“教唆”為主要任務，這個人就是孔慶東。正如吳曉東先生所言，老孔在學生時代就是個活躍分子，當了老師更成了北大的風雲人物。關於老孔的事跡可謂鋪天蓋地，如果以後為中文係的老師們編一部《世說》，老孔肯定要占據相當大的篇幅。新出的一本《北大文學講堂》裏麵就有老孔的一篇講稿，基本是實錄，老孔很多幽默的言論被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了，那次課我是聽了的，現在看到這個講稿仍覺得非常有趣。但今天且不說老孔的幽默，且說說老孔嚴肅的一麵。
第一次接觸老孔的文章還是高二的時候，抱著一本《47樓207》笑得前仰後合，後來老孔又寫了不少書，但我覺得都不如那本《47樓207》。從那時候起就覺得老孔是個很好玩的人。後來老孔總說自己不幽默，又說自己的“滿紙荒唐言”背後都有“一把辛酸淚”。我在一次課後跑上去問，您的《47樓207》寫得那麽有趣，辛酸在何處呢？老孔很沉重地對我說，你要知道，那時候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是不一樣的，那時候的北大和現在的北大更是不一樣的。我突然發現老孔確實是個嚴肅的人。
我進中文係以後好像一直沒看見老孔開過專業課，猜想大約是老孔太有名了，專業課課堂都要擠爆，肯定影響教學質量。老孔已經連開了四五個學期的通選課，從魯迅講到金庸講到老舍講到中國現代戲劇，麵向全校本科生尤其是非中文專業的本科生，講得十分通俗易懂，也堅持了他寫文章的一貫幽默的風格，課堂一直很火爆。有一次我發郵件跟他說，您課堂裏恐怕是看熱鬧的人居多吧。他很嚴肅地給我回了一封郵件，說，確實，看熱鬧的人是多數，但是真正的人才往往是從看熱鬧的人裏成長起來的，我們既要滿足高層次人才的需要，也要照顧看熱鬧的俗眾，不能蔑視和拋棄他們。我時常聽到一種對於老孔的批評，說他上課隻講笑話不講學問，我覺得這大約是沒有聽懂老孔的課，我去聽過，我覺得不僅僅有熱鬧可看，也還是頗有門道可聽的。至於老孔的這種講法，自有他的道理，我們也不宜妄加否定吧。
老孔有時候看起來很“憤”。講現代文學，跟當下的狀況已經算是拉開一點距離了。但他總是堅持“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動輒把今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某人某事拉出來嬉笑怒罵一番。用他自己的話說，乾嘉諸老也未必不關心現實，隻是我們現在把他們解釋成“純學者”而已，不關心現實，什麽學問都是做不大的。當然，老孔並不是個一般的“憤青”，他號稱要堅持“韌的戰鬥，不求勝利，隻求好玩，在‘韌’中體會戰鬥的快感。這樣戰鬥，或者會更加持久，也更加不怕失敗。”老孔寫了那麽多文章，嬉笑怒罵，或許正是他所謂“韌的戰鬥”吧。所以老孔的“憤”，我寧願把它理解成一種強烈的現實感，記得第一次聽老孔的課，他揮舞著手臂對我們大呼：“你們現在如果還在為將來的衣食考慮，這是沒有出息的表現！你們現在應該考慮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 ’！”我想，這也會是一句激勵我一生的話。
李家浩
我在大三上學期選修了李家浩先生的“《說文解字》概論”。第一周上課之前，我去得早，趴在第一排睡覺，突然聽見一個炸雷般的聲音，我噌的一下就從桌子上竄起來了，當時沒聽清說的是什麽，後來回味了一下，大約是“我們現在開始上課”。李先生每次上課幾乎都是如此，悶著頭不聲不響地進來，不聲不響地拿出講稿，一點預備動作都沒有，直接把音量開到最大。這樣倒也好，上課聽著這麽大嗓門的講授，無論如何是不會打瞌睡的。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李先生是湖北人，口音極重，南方人聽著還好，北方的同學頭幾次課根本聽不懂。記得第一次課課間休息時，一位北京的同學上去跟李先生說，您的口音我實在不大適應，能看一下您的講稿麽？李先生笑嗬嗬地把講稿遞過去，說，不好意思，我的字比較潦草。那位北京同學翻了兩頁，又還了回去，說，我還是聽您講吧。
李先生自己的講稿寫得潦草，但寫板書絕對是一筆一劃一絲不苟，正如傳說中他治學的態度一樣嚴謹。尤其是一些近似圖畫的古文、籀文和小篆字形，他都要照了自己的講稿畫了又畫，改了又改，半點也不馬虎。每講一個例子，必旁征博引諸家之說，寫滿滿一黑板，最後參以己見，有根有據，誰要是有這門課完整的筆記，當是一份極好的學術範例。可惜我當時太懶，很多繁瑣的東西實在不願動筆去記，現在想想，實在是後悔死了。
李先生在學術上要求嚴格是出了名的。據說有一次給一個本科生指導畢業論文，很多先生指導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都是很宏觀地給一些意見，李老師卻批改得極為細致，讓那個學生七易其稿，眼看第二天就可以交定稿了，那學生才鬆了一口氣，晚上突然接到李先生一個電話：“我剛剛又發現一則新材料，你明天過來，我們把它加進去……”我想這位師兄當時肯定要崩潰了，但能得到這樣一位老師如此悉心的指點，卻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極幸福的事。
李先生有時候也很“憤”，記得有一次他瞪大了眼睛在課堂上拍著講桌大吼：“做老師的怎麽可以敲學生竹杠呢！”至於什麽緣由，全然不記得了，仿佛當時是很突兀地就冒出這麽一句。李先生還很忿忿不平地說過他在圖書館的一次經曆。他說自己當初給朱德熙先生當助教的時候，到圖書館善本室去查一條重要材料，去之前怕會碰釘子，還特意拿了副校長的批條。結果卻遭到一個管理員的無端阻撓，盤問了一大堆，最後很不情願地答應了，末了還問了一句：“你不查不行嗎？”李先生說到這兒大家都笑了，李先生自己也笑了，笑得十分無奈。“我再不敢去圖書館了，尤其是善本室。”他會對他的每一屆學生講這句話，差不多講了該有一二十年了吧，還是那麽“憤”——其實北大的善本室大約已經不是這種情形了，葛兆光先生說他那會兒可以把線裝書借回宿舍去看，我上個學期去那兒，竟也借閱到了清代的抄本。記得幾個月前看過一篇漆永祥先生的文章——《究竟是“圖書館”還是“藏書館”》，寫他在蘇州圖書館的遭遇，其實很李先生很像，也是求書一觀而不得，甚至遭到工作人員的百般奚落。文章寫得義憤填膺，後來此事被稱作“蘇圖事件”，還頗引起一陣學術界的軒然大波。漆先生最終也沒能看到他想看的書，想必至今乃至將來的很多年內也會為這件事而“憤”。不過從這種“憤”裏，我確實看到了真正的學者們對於學術的摯愛。
上次看見李先生還是暑假去幫忙整理古文字資料室的時候。當時那個資料室長期沒有人管理，雜物亂堆，塵土滿地，狼藉不堪。我們才進去沒一會兒，李先生到了，一進來二話不說抄起門口的一杆拖布就開始拖地，我趕緊上去搶，我說李先生您不用親自動手，我來就行，誰知李先生手攥得那麽牢，竟然搶不下來。李先生還一邊把我推開一邊笑著說：“我簡單弄一下就好，我簡單弄一下就好。”說是“簡單弄一下”，我卻看見他弓著腰在房間裏忙活了半個多鍾頭，其間我又幾次想把拖布搶下來，竟未遂。這又實實在在地讓我對李先生又崇敬了一把。
上個學期，裘錫圭先生和沈培先生去了複旦，一度傳聞李先生也要走，但李先生最終留下來了。這個學期開了兩門課——“文字學 ”和“說文解字”概論，每周六個學時，辛苦得很。我突然想到了羅大佑的兩句歌詞：“孤單單的身影後寂寥的心情，永遠無怨的是我的雙眼。”是的，我又想起了李先生上課時的目光，那樣專注而執著。
張鳴
張鳴先生是個絕可愛的人物，相信和他接觸過的人都會這麽說。或許對於中文係別的老師大家會由於個人的喜好有不同的褒貶，但是對於張鳴先生則是幾乎眾口一詞地說好。
第一次見到張鳴先生是在2003年中文係的元旦聯歡會上。張鳴先生穿著一襲灰色布衫、一雙黑色布鞋出現在會場的時候，很多高年級的同學都起立鼓掌，甚至歡呼，我們這幫大一的小娃娃們則眼前一亮，心說中文係竟然還有如此古怪的人物。晚會進行到中段，張鳴先生在有一次為他而起的歡呼與掌聲中走向會場中央，說我今晚給大家表演個節目，我要唱蘇軾的《念奴嬌 • 赤壁懷古》。我們當時都一愣：知道宋詞當年就是用來唱的，但沒想到今天還有人能唱。結果他是真個唱了，第一次聽的感覺怪怪的，因為用的是古曲，是民國時候楊蔭瀏先生從古代的曲譜轉譯過來的，但因為新鮮，也還是跟著鼓掌叫好。後來聽張先生講宋元文學史，講宋詞的時候也在課堂上唱過，後來還舉行了一個“唱詞會”，那時候才漸漸聽出一些味道來。2005年的元旦聯歡會上，張鳴先生又一次登場了——據稱他從未錯過任何一次中文係的元旦聯歡會，每次必出席，出席必唱詞，這次唱的好像是薑夔的一首，甫一開口，布置得頗現代化的會場竟彌漫起一種莊嚴肅穆的古典氣氛。張先生的白發、灰衫、布鞋在淺藍色燈光的籠罩下更顯出一種古代書生的雅氣來。音律和諧如高山流水，聽者無不擊節稱歎。其實也聽過一些配上現代流行音樂的宋詞演唱，感覺也不錯，但和張先生所唱的古雅之音相比，也未免有些俗氣了——其實在詞當初流行演唱的時候，也隻能算是俗文學呢。
張先生在教學方麵是極認真負責的。首先表現為他的課堂容量極大。每次上課必提早十分鍾到課堂，還企圖盡可能地提前上課。每次還沒到點他就敲著前麵的講桌讓大家安靜下來。課上到大約一個小時的時候他總要問一句：“還要休息嗎？”那意思就是：“咱甭休息了，接著講下去吧。”下麵隻要沒什麽太大動靜，他就會說：“那咱們接著講吧。”這時候下麵就會出現較大的騷動，這時他才很無奈地放下講稿，說：“好吧，休息五分鍾。”——其實課間應該休息十分鍾的。每次臨下課的時候，他都會習慣性地看一下表，然後作驚訝狀，說：“喲，還有十分鍾了。”然後很無奈地看著大家說：“怎麽辦呢，這樣吧，我把這個問題講完咱們再下課好不？”也由不得我們說“不好”，他便一直講下去，往往都要拖上五到十分鍾。開始我們還以為是偶然現象，後來發現次次課都是如此——原來這是張先生的“慣用伎倆”，這樣累計下來，他每個學期都能多爭取到一次課的時間。另外就是他對學生論文的批改。我們隻交過一次三千字的讀書報告。事隔一個月以後，作業發下來，我們驚奇地發現每個人的文章後麵都有一串長長的評語，多則兩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還有紅筆的勾畫和隨文點評，想來是看得十分細致。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不管分數高低，張先生評語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稱讚這篇文章的好處，缺點也很鮮明地指出但並不占太大分量，這是一種以鼓勵為主而非以教訓為先的方式——張先生不僅負責，也是很懂得為人師之道的。
張先生是個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好玩”。他課堂容量大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據他自己說就是：“這個東西講起來太長，不講呢，又太可惜了，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好玩……”有時候說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們下麵還沒反應過來呢，他自己先大笑起來，因為他覺得“好玩”。但這種心態並不妨害他的學術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樂趣。他總穿著一襲布衫來給我們上課，有人戲稱之為“長衫”，張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說我穿的不是“長衫”，為什麽呢，魯迅先生的《孔乙己》裏麵說了，“隻有穿長衫的，才踱進點麵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沒有這樣闊綽”的“短衣幫”，最後特別聲明，階級一定要劃分明確。這一番解釋把大家都逗樂了。但這身衣服確實給張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氣息，包括那幾次唱詞表演，實在讓我們覺得張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時候我會去試著想象張先生“細雨騎驢入劍門”或是“晴窗細乳戲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別“好玩”的。
但張先生也並非一個把自己封閉在書齋裏的學者，甚至覺得他與現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時候也會“憤”，但也“憤”得十分可愛。他會在課堂上批評現在的辯論賽是搞“人格分裂”，批評有些老師在研究生麵試的時候跑出去接電話，批評有些茶樓酒店附庸風雅亂用繁體字把“餘秋雨”寫成“餘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說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聽說他這個學期給03級本科生開課，其中一次課用的是一個多媒體教室，他拿著話筒在台上講了一個多鍾頭，一邊講一邊埋怨這個話筒有多麽多麽不好，多麽多麽不方便，結果快到下課了才發現那個話筒根本沒打開。每周的另一次課本來安排在一個很大的報告廳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幹了，說這麽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課的地方，硬是給換了個小教室。這次課本來是隻有單周上，換了之後就變成雙周了，這樣一來他又多爭取了一次課的時間，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笑著跟03級的同學說，你們又讓張先生“陰謀得逞”了。
據說張先生是極少發表論文更不願意寫書的。確實，我在書店裏隻見過他選編的一本《宋詩選》，再無其他。和很多整天靠著論文數評職稱、靠著出暢銷書和四處講課賺外快的所謂“學者”來說，張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學者，一個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學術的學者。可以說，他已經把學術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開玩笑地跟我說，三十年後，你大概就和現在的張先生一個樣兒。我搖搖頭說，張先生的境界是我這輩子都無法企及的。
（本文摘自《尋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