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
● 陳恒舒
劉浦江
寫中文係的事情，先要從一個非中文係的老師寫起——劉浦江先生。
不知道從哪一年開始，劉先生給中文係的本科一年級學生開設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他有兩點特別出名，一是要求嚴格，相傳中文係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學生抓得特別狠的那種，說法有很多個版本，但不管哪個版本，劉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據說有人重修了四次還沒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開學的第一節課都會說一這麽一句：“我一直覺得你們中文係的學生是比較沒有文化的……”當時聽到這句話，整個教室一片嘩然，盡管此前已經有師兄師姐給我們打了預防針。然後他就開始解釋為什麽說中文係的學生沒文化，大約是講了一些個人經曆，發現中文係的學生對於中國傳統的曆史文化知識是頗為匱乏的。於是在這個學期的課程中，他很注意對我們古代文化基本素養的訓練，比如幹支紀年甚至於紀月、紀日，比如讀寫繁體字，現在想想，對於日後的學習確實獲益匪淺，而當時那一句當頭棒喝對於剛剛進入中文係的洋洋自得的我來說也有相當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著我跑去聽他的第一節課，他看見我們倆坐在下麵，開始先敷衍了一些別的話，顯得有些拘謹，但後來還是沒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覺得你們中文係的學生比較沒有文化……”整個教室又是一片嘩然，隻有我和C君相視一笑——這大約也是新生與老生的區別之一吧。記得劉先生說完“中文係學生沒文化”之後還有一個補充，大意是說他的夫人也是中文係的，但是是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的，所以還算有點文化——後來我選擇了古典文獻專業，不能說沒有這句話的影響。
隨著這門課的深入，我才越來越覺得他說的話並非無稽之談。曆史課大家從小都學過，但中學的曆史教育為了適應考試的需要，把一些尚無定論的東西武斷地下了結論並強行灌輸給我們，同時還灌輸了不少陳舊甚至錯誤的結論。而劉先生在課堂上常常能為我們破除這些“虛妄”。有一次他拿起講義念道：“恩格斯說……”大家一聽是恩格斯的話，趕緊埋頭去記，等到記完手都酸了，這時劉先生放下講稿，慢條斯理地說：“現在的研究證明，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大家全崩潰了。當然，重要的不是結論，而在於你能夠運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這就是中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不同。而劉先生也很重視我們自己的觀點，在兩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靈活性也很大的題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據者都可得高分，我想這也是把我們從高中那套為了應試而死記硬背的學習方式下解放出來的重要環節之一吧。
如果一個老師僅僅能傳授知識，那便算不得好老師，充其量算個平庸之輩——因為這是所有的老師都可以做到的。而劉先生身上卻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及的是講什麽問題，他提到了92年經濟體製改革以後，一位北大的教授從某棟教學樓上跳下去了。這時下麵傳來了些許輕蔑的笑聲。劉先生麵色凝重地說：“你們不要笑！人家敢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們敢嗎？”聲音不大，卻把整個教室鎮住了。劉先生在那一刻突然變得高大無比。
劉先生在課堂上還有無數的妙語，我現在竟記不得幾句了。C君當年記筆記的時候，筆記本每一頁正麵記授課內容，背麵專記先生的妙語。後來C君跟我說，心情不好的時候，把這些妙語拿出來一看，能越看越開心以至於可以消愁解憂。還有一位Z君，自恃國學根底紮實，上課一句正經話不記，專門記劉先生的妙語。待到某一天把兩人的筆錄拿出來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錄》，定是一本極有趣的書 ——劉先生真正值得我們尊敬的人品與學品應該是在那裏的，而並非我拙劣的筆法可以勾畫清楚的。
然而，中文係從2004年開始卻不再給大一新生開設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了。我也再沒有機會去聽那句“中文係學生沒文化”的棒喝。有時和C君行走在校園裏，會忽然聽見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劉浦江先生麽？”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隻見一個蹬著自行車、跨著公文包、背有些微駝的熟悉的背影漸行漸遠。他的離開，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是一個天大的遺憾。中文係主管教學的老師不會不懂得“史外無學”的道理，也不會不明白中學曆史教育的誤區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對於大一新生來說，一位“精神導師”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劉先生絕對無愧於這樣的稱號。我想，還是重開中國古代史的課程吧，還請劉先生回來講吧，哪怕就憑他那句“中文係的學生沒文化”。
邵永海
很多人親切地稱邵永海先生為“邵哥”，而我獨稱先生為“邵公”。這兩個稱呼其實並不矛盾。“公”與“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兩個方麵：既嚴肅又不失活潑。
第一節古代漢語課我是站著上的，因為去晚了，沒有座位了，隻好靠在教室最後的暖氣上將就著。那節課遠遠地往過去，對講台上那個中年男子的印象無非三條：兩個小時板著臉沒有笑過；豎著寫繁體字；一下課就迫不及待地拿煙出來抽。從第二次課開始，C君幫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這位老師近距離地接觸。後來發現他也是笑的，隻是動作幅度極小，不易察覺。講課的時候極嚴謹，一絲不苟，但氣氛並不沉悶，也時不時地玩點幽默，有一次竟拿我開涮。當時他正講古代漢語的語法，說被動句有時會帶有貶義的感情色彩，要舉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掃，在我身上停住了，說：“比如我說‘陳恒舒同學被老師表揚了’，大家覺得挺別扭，但如果我說‘陳恒舒同學被老師批評了’，大家就覺得順理成章了，對不對？”當時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著他，他也衝我正笑著，露出兩排抽煙抽得發黃發黑的牙齒。
邵公確實不是一個古板的人，雖然看上去很嚴肅，不苟言笑，其實還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時會去他辦公室坐坐，同他閑聊，聽他說自己當年上大學時候的事兒，說何時開始抽煙，說打三天三夜的撲克牌不帶合眼，說聽朱德熙先生講的寫作課是多麽多麽開心，如此等等。有一次聽說他還踢球，就向他求證。他隻是輕描淡寫地一句：“哦，他們總不叫我。”後來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 他們”何以不叫他。比賽開始的時候，邵公穿著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現在守門員的位置上。開場不久對方一腳軟弱無力的射門，慢悠悠地貼著地麵滾過來，邵公一貓腰一伸手——球進去了，從兩腿之間鑽進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沒反應過來，直到邵公跑進門裏把球撿出來，對方才意識到：“哦，我們進球了。”於是才開始慶祝。又沒多久，對方又一次射門，是個半高球，輕飄飄的，邵公稍一屈膝，迎著來球一抱——球又進了。邵公終於沉不住氣了，換了個人替自己守門，跟著韓毓海、陳保亞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會兒，終於出現了一個機會：球從他麵前緩緩滾過，邵公掄圓了就是一腳，結果卻踢了個空，自己還險些跌倒。後來終於跑不動了被替換下場，自我解嘲地跟我們說：“沒辦法呀，好久不踢了……”賽後他騎著一輛很破舊的自行車在寒風中呼嘯而去——關於邵公的自行車，他自己聲稱“隻騎‘捷安特’”，“丟了十幾輛了”，但“丟了繼續買，非‘捷安特’不騎”。但是那天的車卻鏽跡斑斑，感覺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樣子，後座兒上還拴著半截麻繩。我們實在無法把這樣一輛車與200多塊錢一輛的“捷安特”聯係在一起。後來幾次想問，但終究沒有開口。
邵公實在是個性情中人，即便在學術上也是如此。他講課毫不掩飾自己的好惡，屢次在課堂上表現出對孔子可愛之處的讚賞，而對於總喜歡板起臉來教訓人的孟子則頗有微詞。有一次課上講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講完的時候他很激動，頗有感慨地跟大家說：“這篇文章寫得多好啊，我們期末考試就從這裏麵出一段標點翻譯，大家說好不好？”大家說好，於是考試還真出了這麽一段。還有一次，他在辦公室裏給我和幾個同學講《詩經 • 豳風 • 七月》，講完之後順帶說起中國的農民問題。 他一臉嚴肅地甚至略帶些悲憤地跟我們講現在農民的負擔是如何之重。後來我聽C君說，邵公來自山東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對於這個問題有著切身的體驗。邵公不是那種鑽進象牙塔裏不問世事的學者，他的學問實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熱的而非冷的。C君說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著不僅是就學問和氣質而言，邵公身上實在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悲天憫人的現世精神。單憑這一點，我想還是尊稱他“邵公”吧。
吳曉東
第一次聽吳曉東先生講課是大一上學期期末的時候。當時中文係開設了一門“現當代文學名篇賞析”的課程，由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諸位先生們輪流出來講。好像是倒數第二次課輪到吳曉東先生，講的是中國30年代的現代派詩歌。記得那天他很早就坐在教室裏，安詳地翻閱著自己的講稿，一派儒雅的風度。他在這次課上分析了現代派詩歌的幾個要素，頭一個就是“分行”。舉了一個例子，說一張便條，連著寫下去就是便條，分了行就變成詩了。這個提法在當時看來很有趣也很新鮮，尤其是對於我這種根本不懂新詩的人來說——雖然我現在仍然根本不懂新詩。他說念詩也是一門學問，有人能把壞詩念好，也有人能把好詩念壞，並很謙虛地說自己是那種“把好詩念壞的人”，但我到現在還覺得他朗誦的功夫是一流的，盡管略帶一點東北口音，然而他在現代文學史的課堂上背著手踱著步在教室裏朗誦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的時候，我竟在前排哭得稀裏嘩啦的。
大一下學期的現代文學史是我們這一級的本科生接觸的第一門正式的文學方麵的必修課。吳先生課堂上妙趣橫生的講解我現在都不大記得了——或許回頭翻翻當時的筆記會想起一些。但是這門課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課堂的氣氛。中文係的絕大多數課程，都是老師從頭講到尾，滿堂灌，有問題課下單獨討論。但這門課不是，吳曉東先生給了我們很多課堂討論的機會，頭幾次大家似乎還有點拘謹，似乎大家還沒有從高中那種沉悶的課堂氣氛中解放出來，後來慢慢地都踴躍了起來，我們聽到自己的同學各種各樣的想法和意見，有些還是很有啟發性的，課堂不再是老師的“一言堂”——這對於一直缺少相互學術問題的交流的我們年級本科生來說更彌足珍貴。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裏，我們討論過“五四”時期小品文興盛的原因，討論過鬱達夫的小說、冰心的散文、馮至的詩……每個人發言之後，吳先生都要做幾句精彩的極有啟發性的點評，可謂循循善誘，學術自由的氣氛彌漫著整個課堂。直到最後的期末考試也很有特點，題目大致分兩類：一類是死得不能再死的題目，比如考魯迅的生年之類的文學史常識，一點不能含糊的。魯迅的生年我當時還真答錯了，C君竟也沒有答上來。另一類則是極開放的題目：讓你就自己讀過的一篇作品最有感觸的一點寫一段文字之類，最後竟還出現了這樣的題目：如果鬱達夫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請代擬一篇授獎詞。沒有任何強製我們寫他觀點的題目，這大約也是我不大記得他講授內容的原因吧。
我上的最後一節現代文學史是2003年4月中旬某個星期四的下午，當時“非典”已經襲來，大家都有些懷疑那天下午的課還能不能照舊。平日爆滿的教室那天大約隻坐了三分之一，而吳曉東先生仍按時趕到了。他進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了教室前麵相對的兩扇窗戶，說現在非典鬧得厲害，要注意通風。然後走上講台，說，今天還能來這麽多人，我覺得很開心。然後先不入正題，而是講了很長一段時間中外文學經典中的瘟疫和疾病，最後談到了加繆的《鼠疫》，說大家去讀讀吧，一切瘟疫都是可以戰勝的。大家都聽得很興奮。我說我正看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吳先生哈哈笑道，別看那個，那個太恐怖了。在這之後的大約第二天，我離開了北京。此後吳先生所講的，我都沒有機會聆聽，隻是上網的時候聽一些仍堅守學校的同學零零星星地轉述。據說魯迅那部分講得極精彩，然而我竟沒能聽到——這或許是我大學四年裏最大的遺憾之一。
錢理群
我2002年入校的時候，老錢剛剛退休。我們都以為自己無緣聽這位名聲顯赫的“魯迅研究專家”講課，然而“現當代文學名篇賞析”的課程計劃發下來，老錢的名字竟赫然在列。這大約是老錢在北大課堂上的謝幕之作。記得那天是個陰天，寒風在窗外呼嘯著，電教的燈光頗有些昏暗，整個教室一派肅穆，甚至有點陰冷。曾經看過一些人回憶老錢的文章，說老錢無論在生活中遇到多麽不順心的事情，一到講台上就精神煥發情緒激昂，而且總是樂嗬嗬的，越講越開心，甚至常常朗聲大笑，他講課往往是用自己的情緒來感染聽眾。此言不虛。老錢這次講的是《野草》，通過《野草》講魯迅的人生哲學。老錢果然講得極投入極起勁，沒過多久就講得滿頭大汗——不是因為緊張或者熱，是因為講得太帶勁了。他大聲地朗讀著《野草》中一個又一個漂亮的句子甚至段落，講道《臘葉》一文中“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這個奇特的比喻時，還瞪大了眼睛，不停地拿手比劃著——如此投入的表情讓我終生難忘。
幾個月之後，老錢又回來了。這次是一個大型講座，題目是“毛澤東與魯迅的幾次相遇”，地點在英傑交流中心。我和C君提前了一個多小時，一邊啃著包子一邊趕過來，到了才發現門已經鎖上了，工作人員說裏麵人已經太多了，正在協調。當時已經是深冬了，北風肆虐，但門外仍聚集著一群執著的聽眾，而且越聚越多，有人甚至振臂高呼：“我們要看錢理群！”把門捶得咣咣響。等門開了，我們踉踉蹌蹌地擠進去，剛想跟著往樓上擠——因為講座本來是安排在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裏進行——但突然有通知說由於人數太多，講座改在一樓的陽光大廳內進行。我們趕緊奔過去，發現大廳還是空蕩蕩的，就趕緊揀了第一排靠中間的位置——用C君的話就是“頭版頭條”的座位——坐下，然後回頭一看：樓上的人正像瀑布一樣傾瀉下來，門外的人正如潮水一般湧入，轉眼間能容納幾百人的場子就座無虛席了。但還是有人不斷地湧入，座位旁的邊邊角角也都擠滿了人，第一排座位與講台之間的空間整整齊齊地碼了三排人，後來連講台的邊沿也坐了一圈。晚上7點，一束強光打在紅地毯上，老錢明星般地登場了。場下掌聲雷動，老錢一邊往講台中央走一邊向大家抱拳示意。還是那個笑嗬嗬的大胖老頭，還是那雙充滿了智慧的小眼睛，隻是頭發好像又稀疏了。老錢激情依舊，依舊越講越開心越講越激昂，依舊滿頭大汗，聽眾們的熱情也一起燃燒起來，掌聲、笑聲、喝彩聲此起彼伏。老錢就是那晚的陽光大廳裏的紅日，一切寒意都被驅盡了。正如C君所說，那是我們在北大幾年聽過的最精彩的演講之一。
第三次聽老錢的講座已經是事隔兩年以後了，在北大西南門外的國林風書店，講《故事新編》。可笑的是，國林風書店竟很沒文化地把條幅上的“故事新編”印成了“新編故事”，從此讓我對這個書店再沒什麽好印象。這次講座受環境所限，人比較少，老錢卻說他很喜歡，因為坐得離聽眾近了，便於交流。老錢說，為什麽講《故事新編》呢，因為大家原來對魯迅大都有一種誤會，覺得魯迅一動筆就是談什麽國民性之類的嚴肅話題，一副板著臉教訓人的樣子，其實不是那麽回事，其實魯迅是個很有趣的人，他也寫一些很好玩的東西，或者說是把一些很嚴肅很深刻的主題用一種幽默的形式表達出來，比如說這本《故事新編》。他大聲地朗讀著《故事新編》裏的故事，穿插著自己的講解，我們對這本書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步——當年自己讀的時候，為什麽沒有發現這麽多樂趣呢？老錢說他離開北大以後去了南京 一家中學教書，給那裏的孩子講魯迅的時候，不用別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大聲讀，讓他們體會閱讀魯迅的快感，正如他自己大聲朗讀一樣。當年讀過老錢等人編著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就覺得十分有感觸，現在發現老錢絕對不是紙上談兵。老錢在北大講魯迅，啟蒙了多少學生的心智，離開了北大，又回到中學去講魯迅，把孩子們從多少年的誤區中帶出來，“引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老錢為了中國的文化事業，絕對算得上是鞠躬盡瘁了。
（未完待續）
（陳恒舒， 1984 年 5 月 24 日生於湖北十堰， 2002 年考入北大中文係，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在讀。）
（本文摘自《尋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