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氣
● 侯桂新
一
十八歲，出門遠行。
1995年金秋的一天，我背負行李，一邊是鋪蓋，一邊是皮箱，一半是興奮，一半是忐忑，“心裏頗不寧靜”，仿佛朝聖一般，去追尋自己的夢。
從一個偏僻的山村，鯉魚跳龍門，一下子來到京城。這一跳的幅度太大了，其間的落差，需要不少時日才能消化。從仰望到融入，其間有一條漫漫長路。
走出北京站，熙熙攘攘。嘈雜的廣場上，到處散落著人群，無數小商販在其中不住穿行。那時的北京，喧囂浮躁而充滿生機，貌似無序中，要比現在多幾分鄉土氣息。
從火車站到學校的路程是漫長的。103路電車在市中心左彎右拐，到了終點站動物園後，再換乘332路公共汽車，在狹窄的望不到頭的白頤路上顛簸。路的兩邊是整齊粗壯的大楊樹，騎車的行人遇見大車，幾乎沒有容身的空間，隻能往樹底下閃避。1995年的中關村還是偏僻的郊區，除了剛剛興起的電子一條街，似乎和市場經濟、現代商務等沾不上邊。隨著離學校越來越近，我腦海中一些不著邊際的想像受到了衝擊。原本以為北大會處在北京的中心，不管是地理、政治還是學術文化方麵；現在看路旁的景觀，甚至有馬車在緩緩行走，真疑心是到了另一個鄉下。
直到下車，找到了南門，抬頭望見毛澤東題寫的校名，一切想像才慢慢找到了附著的載體。校門並不高大雄偉，向裏邊看去，水泥道路兩邊的建築也都灰灰的，古色古香中顯出幾分簡樸。迎麵走來的學生，衣著大多並不鮮豔，卻都帶著怡然自得的神情。
我終於踏進了校門。那一刻，伴隨著心跳來臨，我成了北大人。雖然，北大人的身份不是一夜獲得的，北大人的意識更需長年累月的積澱。七年間，在北大吸收消化的一切，一點一滴融入自己的血液。七年後，我走出校門，猶自頻頻回顧，驀然發覺，作為一名北大人，這一身份的內涵仍在生成當中。
二
在報到的過程中，我遭遇到兩次意外。一是辦完注冊手續，在大禮堂參加完開學典禮，出門後突然發現錄取通知書丟了，驚出一身冷汗。還好，後來從沒有被要求出示過這一“入場券”，隻是遺失了一件頗為珍貴的紀念品，未免遺憾。二是報到時聽到消息，一年級的文科新生都要去昌平園分校呆上一年。海澱已經夠僻遠了，何況聞所未聞的昌平？在昌平讀書，能算北大人麽？心涼了一截。偏偏天空又不時下起淅淅瀝瀝的小雨，應和著某種類似被遺棄的情懷。
多年之後，對當年被“發配”外縣已不再耿耿於懷，對於其間得失亦能較理性地看待。昌平園是一個有點孤立封閉，卻又生機勃勃的小園子。出得園門，方圓一裏之內不見人煙。有人戲稱我們在此度過的一年是高四生活。這是從清苦奮進的高三生活向斑斕多姿的大學校園生活的一個過渡。當真正完全意義上的大學生活被延遲了一年，也就相當於提前一年結束，這究竟意味著什麽？僅僅是虧了？還是同時也獲得了某種緩衝和保護？外麵的世界太精彩，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去盡情擁抱嗎？我當然不會忘卻，在昌平園的一年，每逢約上同學“進城”觀光，在燕園的湖光塔影下流連一番後，離開時的依依不舍和惆悵無奈。不過，昌平園也有自己的風景。這裏的草木更深，綠色更多，園子的東部還有一大片土地，用來種植玉米。園子的周圍，山清水秀，景點眾多，十三陵、虎峪、老北京縮微景觀、八達嶺等，我都是在這一年間遊覽過的。尤其是虎峪等地，相信眾多北京人未曾耳聞，那裏山的堅硬與水的清亮，罕見地都異常純粹。我們看到兩塊巨大的岩石聳立在山穀間，據說便是穆桂英大戰遼兵時的拴馬石。
多數時候，從周一到周五，我們連園門都不出，因為哪怕是到昌平縣城，也有兩三公裏路途，需要乘坐當地農民出租的三輪車。園子裏的生活也並不那麽單調，各種社團活動爭奇鬥豔，吸引了大部分學生。我參加的是園刊《世紀風》。交了一篇落寞的散文應征，某日被班主任王宇根先生叫到他的房間，通知我被錄取了，並且表揚我的文字不錯，比較有底子，達到了大學生的水平。他也許不會想到，這幾句簡短的評價，日後我一直感念在心。
上課、讀書、寫稿編稿，生活其實也挺緊張，但相比後來，在昌平園的一年，時間的腳步還不是那麽“匆匆”。至少晚自習後從主樓返回宿舍的路上，可以在路燈底下踱步，把思緒放飛。那一年人特別善感，常常徘徊在思念、思索和思慮之間，“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這似乎有點境界不高。然而多年以後，踏入社會，碌碌辛勞中，連這一點咀嚼的空間和精力都沒有了，心靈越來越枯澀，便不免懷念昌平園那一條踏過不啻四五百遍的小路，以及清晨路邊的陽光露水，和深夜閃爍不定的昏黃燈光。
三
在昌平園的時候，同級的文科新生，男女相加，總共不過六七百人，都住在一棟宿舍裏，加之隻有一棟教學樓，一個食堂，常常低頭不見抬頭見，因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有印象，盡管未必能叫出名字。在路上遇見了，認識不認識的，一般都會含笑打個招呼，這一份熟悉和親切的感覺，往後不會再有了。記憶中，那時人的笑臉特別明媚。
這種感覺很快流失了。一年過去，我們回歸燕園，這一個魂牽夢縈的所在。就像一股溪流匯入一條大河，昌平園的熟人們四散開去，無聲無息，大部分竟然永遠消失在視野之外。燕園太大了。
經過一番打散重組，我們重新上路，開始真正觸摸和融入北大的傳統和現實。
二年級的時候，部分同學還是保持著對學生社團的興趣，我也加入了北大校刊，成為一名學生記者。三年級以後，大家對校園活動似乎普遍失去了熱情，更加關注個人的生活和出路問題。就自身而言，除了讀書和寫點東西，我長久得以維持的興趣，便是聽講座。
北大的講座文化，可能是全國首屈一指的。這當然和它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有關。一般來說，憑借它的聲望，被邀請者不管名氣多大，職位多高，都不會拒絕。於是，北大的學生有福了，可以見識到各個領域最優秀的思想者。
我在北大聽過的講座和座談不算少，印象比較深的卻隻有幾場。
一是張承誌先生的。一個秋日的下午，他在三教最東邊的一個大教室，201或301，以考古學者的身份講西北草原。能夠容納100多名學生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不少路過的人從門外踮著腳尖，透過一群人腦袋的縫隙，想要往裏看個究竟。對於中文係的學生來說，張承誌的形象非常高大，是一個以筆為旗抵抗流俗的鬥士。以是，當我在教室裏第一次看見他本人時，非常驚訝。一個中等個子的中年人，衣著樸素，頭發稀疏，尤其和我在書上照片看到的年輕時的濃密不同。這一場考古學講座的內容如今在我腦海中隻餘下個標題的大概內容，而張承誌黝黑的皮膚、平實的語調和卷曲的頭發則時時浮現眼前。
二是王蒙先生的。這位曾經當過文化部部長的 “ 五七 ” 一代老作家，對中文係的師生很有吸引力。或許是為了避免擁擠，座談被安排在五院中文係的會議室，有幸參與的差不多都是中文係師生。我又一次感覺到想像和現實的錯位。王蒙，這樣一位充滿睿智和幽默、文筆如長江大河奔流不息的長者，就是眼前這位其貌不揚不聲不響的幹瘦小老頭嗎？那一天他的興致好像不高，幾乎沒說什麽，他的話，我是一句也想不起來了。
三是餘華先生的。聲勢很大，被安排在一教的 101 ，一個可以容納 400 多人的大階梯教室。但還不夠大，講台左右和門口內外都擠滿了人。作為先鋒作家的主將，餘華的外貌並不先鋒，壯健的身軀，飽滿的麵龐，雙眼炯炯有神。談話比較幽默，同學提問踴躍。講座結束後，爭相合影者眾。遺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時無影無蹤了。
四是李歐梵先生的。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在新落成不久的理科教學樓一樓的某個大教室。由本係的陳平原教授擔任主持。李歐梵先生其時是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那天的講座以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為主要內容，放了許多幻燈片。當時，他那本後來反響很大的《上海摩登》大約已經完成英文稿。不過還在讀本科的我並不清楚其治學理路，隻留下一個文質彬彬的學者印象。更加意料不到的是，幾年之後，我能和他在香港再會，並成為他的學生 —— 許子東教授 —— 的學生。
外校的學生常常跑到北大來追星。對於北大自己人來說，隻要你有意，隔三差五總能見到各行各業的社會名流。見得多了，漸漸習以為常，在不斷拓寬視野開闊心胸的同時，不知不覺間打破了偶像崇拜的心理，從而有意識地尋找自己的定位。北大精彩紛呈的校園文化對學生的熏陶，這一點應是最大的功用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慶的日子，空中微微飄著雨絲，我在微雨中沿著未名湖北岸散步。不經意間，一輛中巴無聲地從身邊駛去，車窗內一張熟悉的臉龐一閃而過。好幾秒鍾後，我才意識到，那是江澤民總書記參加校慶來了。我一邊想著剛才看得太不清楚，一邊繼續沿著湖邊散步。
四
相對於這些不時光顧的外來名人，北大校內則是名師薈萃，文采風流。“漂亮的女生”無時不有，而“白發的先生”更是北大的價值所在，可遇而不可求。予生也晚，進入北大已是二十世紀末，前輩師長津津樂道的一些“北大舊事”——諸如在王瑤先生的煙鬥熏陶中增長學問，在未名湖畔追隨宗白華先生進行“美學散步”，在大禮堂前將時任副校長的文化泰鬥季羨林先生當作校工、讓其幫忙看管行李等 ——已無由得見，隻能從口耳相傳的各類軼聞中懷想當年。經曆過五四時代的老先生們大多仙逝，王力、吳組緗等教授都隻聞其名了；碩果僅存的幾位也早已遠離課堂，深居簡出，輕易不得相見。
當然，真要想見這些“活著的傳奇”也不難。以個人名義請教學問、以社團名義邀請講座、以學生組織名義請求題詞或贈送禮物等，都是正當理由。不過，多數學生內心不願意去打擾這些老人，尤其是當知道他們仍然很忙或身體不佳的時候。此外，心裏必然也含有幾分敬畏。
燕園的西南角有一片獨立的世界，一片麵積不大的地方，四周有圍牆，裏麵安安靜靜，林木蔥蘢，稀稀落落散布著幾棟雙層小樓。這便是燕南園，一個園中之園。住在園子裏的，是少數幾位教授中的教授，年紀和聲望都很高，譬如有中文係退休教授林庚先生，一個充滿童心的學者詩人，三十年代即已成名，從事研究過程中，將盛唐詩歌的風格特色高度提煉為“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兩個精辟傳神的短語。我認真讀過林庚先生的部分詩歌，用心體會其中情懷，但從未想到登門求教。事實上，直到研究生畢業，我從未進入這個園子，從未攪擾過它的安寧。隻是一年一度春秋，路過的時候，常常去看那伸出牆外怒放的紅花，以及秋風中搖曳的勁草。
“那個某某是你們學校的吧？”常常有人這樣問我。“是的。”我說。“你見過他嗎？”人家再問。“沒有。”我老老實實。“很有名啊，怎麽不去見呢？”對方有點惋惜了。“沒什麽事。”我說。“嗯？”疑惑不解的神情。“嗯。”見怪不怪的淡然。
知情者會說我不懂得充分利用學校的資源。當年要是多去拜訪一些人，拍個合影，留個談話記錄，以後出本書不是很容易嗎？是的，離開學校後，心中也有些遺憾，不過全然不悔。
最善於利用北大資源的，往往是一些北大的邊緣人。這批人跑到北大聽過幾場講座，加入過學生組織，有事沒事到校園裏晃蕩，逮住名人就合影，有的還索取過名人手劄，自居名教授的非正式弟子。這以後，他們就開始談論北大了，大談特談，從曆史到文化，從傳統到現實，從精神到學術。當然，其中必然抬出北大某某名人，以作後盾。有的還創辦所謂的文化公司，將“北大”二字鑲嵌進公司名稱。有的神通廣大，不知怎麽就和團委之類的搞上了關係，打著北大的旗號在外到處招搖。
須知，真正的北大人是不怎麽談北大的，更不會整日把北大掛在嘴上炫耀出身。魯迅在北大任教有年，卻“向來也不專以北大教員自居”，隻是當北大二十七周年紀念之時，在學生會的力邀下才寫了短短的幾句話，如“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之類。當北大和你血肉相連，成為自身的一部分，酸甜苦辣樣樣俱全，真不知從何談起？我至今未見同學間有寫過回憶北大的長篇文章的。不是愛不夠，常因情太深。這就像父母，恩重如山，然而我們有幾個人會想到要為他們寫點什麽？要談，要寫，除了一些陳年趣事，也多是反思多於廉價的讚美，否則不成了自吹自擂嗎？北大形象的某些方麵近年受損，北大邊緣人的某些空洞浮華敘事難辭其咎。
五
上個月，一個本科同學來香港出差。我們難得一見，因此雖然時間很緊，我還是在夜裏來回兩個多小時，和他相見，聊了一個多小時的天。這位同學當年讀的是古典文獻專業，本科畢業後被保送到上海某大學上研，之後又讀直博。如今回顧，他坦言到了上海後，就學不到什麽東西了，因為讀碩士時開的課，他早在北大讀本科時便學過了，而且老師講得更深。到了讀博士時，更主要靠個人鑽研了。
我的一個老鄉兼師兄曾對我戲稱，北大中文係是全世界最好的中文係。初聽我頗愕然，繼而恍然大悟。北大中文係作為國內學科最為齊全、師資最為豐富的中文係，在於中國執牛耳的同時，自然也便高居世界第一了，否則才怪了。
北大中文係能開出最多的課，卻偏偏不開文秘、寫作之類的實用課程，而開出一些古典文獻選讀、小說的藝術之類的非實用課程。其目標，號稱是打好基礎，提升素質，實現人的全麵發展。任憑社會如何日趨功利，中文係的學生一般來說，還是能夠把握好“有用”和“無用”的辯證關係。文科不夠實用甚至沒用是社會上廣泛存在的偏見，多年來，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出自清華、上海交大等理工科院校，人們對於北大這樣占有文科優勢的綜合性大學在社會上的地位逐漸產生懷疑。然而，據《南方周末》統計，截至2007年5月底，擁有北大教育背景且在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多達57人，遠遠超出清華出身的37人。昔日的“北大荒”，搖身一變為“北大幫”。這意味著更多文科背景的官員開始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文科無用論”可以休矣。
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另一個對於北大人的偏見是認為北大人太“狂”，太獨，不善於待人處世，與人合作。這種本質化的論斷其實是相當淺薄無知的。凡是斷言北大人如何如何的，都不可信。因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穿梭於校園裏的幾萬學生，個個不同，在兼容並包的寬鬆氣氛下，發展出多元並存的文化豐富性。社會上關注北大，常常拿北大說事，其實那不時發生的個案，未必就是北大的典型，不具有充當三段論前提的意義。包括對北大的各種宣傳也是，多數來自所謂的校園精英，他們並不能代表同樣生活於北大的“沉默的大多數”和“中國的脊梁”。
今年六月，在北大中文係的網頁上突然看到係主任溫儒敏教授致07屆畢業生的一封公開信。信比較長，重點之一，便是提醒大家步入社會後不要過於“清高和任性”，要懂得必要的收斂和妥協。溫老師固然是有感而發，外人就此批評北大卻並無根據。從來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拿出可靠數據，證明北大的畢業生真的就比別校的“張揚”和“怪異”。北大人也是聰明人，要說他們連基本的人際關係都處理不好，其中又怎麽可能有57人成為了副省部級以上高官？
認為北大人“狂傲”的人，很可能是無法懂得“傲氣”和“傲骨”的區別。“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一百多年來的挨打和落後，對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是一個重創，時至今日仍未複原；具體到微觀層麵，便是某一社會群體乃至個體的不自信。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北大人的強烈自信和傲骨，在部分國人看來便成了眼中刺，心高氣傲啦，狂啦，太自我啦，特立獨行啦，不好合作啦，都成了莫須有的瑕疵。
然而，在我看來，懷有充分的自信正是北大人最可寶貴的品質。這種自信是由北大的獨特曆史傳統和整體文化氣氛熏陶出來的，名師雲集，名流往來，藏書巨富，都是構成這種校園文化氣氛的因素。在北大，隻要一個人有所追求，他就能夠感覺得到某種“精神的魅力”，尋找得到必要的豐富資源，海納百川，將其化入自己的靈魂，並在潛移默化間獲得某種沉穩而恢弘的氣度。
歸根到底，北大能夠饋贈給它的子民的，最重要的是什麽？我的碩士導師曹文軒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背景》，標題的兩個字便說明了一切：北大作為一個巨大的背景，給予北大學者特殊身份，成為他們的無形資產，使其感到富有，收獲自信與勇氣。作為從北大走出的一名普通學生，我願意用另外兩個字表達北大對於我的意義：底氣。對於多數北大學生，我想這個詞也是適應的。
六
2006年，在離開北大四年後，我放棄了重回母校攻讀博士的機會，南下香港求學。過去一年來，常常思念北大。由於有了新的參照，更加認識到北大某些方麵的可貴，以及它在個人精神建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時對它的一些弊端也看得更為清楚。北大從來不是完美的，盡管它在中國幾乎是一個神話。當局者迷，有一部分師生意識不到問題的嚴重，仍陶醉於“北大真大”的快感中。固然，相對於一般高校，北大風氣更好，進取心更強，但如看不到它的種種局限，或者雖然看到卻遲遲不幹實事去解決，對於北大未來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有時聽到外人說，幸虧還有個北大，北大人就不會怎樣怎樣，北大就不會有什麽什麽問題，感到很欣慰。但有時也聽到本校的老師說，中國未來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就係於北大一身了，隻要北大不倒，中國就有希望。這種坐井觀天的自大狂言論，又讓人很悲哀。
真正的北大人還是應當更清醒些。不要有那麽強的優越感。不卑不亢永遠是最好的。
北大的路正長。
（侯桂新，北京大學中文係1995級本科生，1999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200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係2006級博士研究生。）
本文摘自《尋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