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異端
● 朱靖江
我幾乎無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掛著藏青色的大風衣，頭發亂蓬蓬地撅在額前，眼鏡後麵是一張自以為滄桑得要命的年輕麵孔。和那些誤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也曾誤以為我們或能在一個信仰迷失的年代裏，攪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讓一曲異端的歌謠自此流傳——雖然時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異端早已湮滅，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歌謠倒的確是流傳了下來。在我們險些被從北大一擊出局的前夜，同夥許秋漢寫下了一首憂憤的曲子：“ 讓螢火蟲在黑暗的夜裏放把火，” 伴隨著酒瓶擲出窗外的破裂聲，他曾在一間黑黢黢的宿舍裏唱著，“ 讓我在燭光下唱歌” 。十多年後，這首名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的時代挽歌居然成了北大舞台上青春無敵的大合唱，讓縮在觀眾席中的我不禁啞然失笑。
我的北大終究是一場十六年前的舊夢，隻夠自己在煙氣騰騰的家裏偶然回想。那個時代的憤懣、張狂和波希米亞式的放浪形骸，幾乎成了一種無法言說的話語屏障， 阻隔著我對於往事的客觀描述。與洋溢著物欲氣息和網絡符咒的新世紀相比，我們身處的北大多少殘存了一些 80 年代的烏托邦氣質，又適逢中國社會的轉型之痛與人文精神的觸底反彈，因此在 90 年代的前幾年，以學生社團為主導的北大校園文化竟顯得有些離經叛道。
三兩年間，正統和非正統的北大新社團狼煙四起，山頭林立，打著學術、搖滾、延安思想、氣功、國情調查等五花八門的旗號，每天都在三角地的布告欄中彰顯他們的力量——雖然在那個年代裏，破爛的招貼版上張貼的內容遠比今日更為火爆，隱約嗅得出危險的味道，但“整飭校園環境，拆除三角地”的偉大念頭還從沒有被擺在台麵上。老牌的“五四文學社”也正是在那個時候（1993 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為“未名湖詩會”的正日子，而北大詩人們遽然擺脫了校園文化的青澀滋味，從詩藝和做派上都明顯江湖孟浪了起來。
90 年代初期那段騷動不安的校園史，或許部分源自1989－1993年間對北大新生軍訓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嚴苛漫長的軍政訓練沒能讓“奉公守法”成為北大學生內化的行為準則，倒讓不少正處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發憎惡被束縛、被壓抑的生存狀態。以致於我所在的法律係不得不經常舉行“遵紀守法大會”，拉一些違規的學生上台給大家“作報告”。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體製在這一時期迅速瓦解，也讓更多非主流的邊緣文化進入北大學生的視野之內。除了法國學校的藝術電影、歌德學院的文化講座之類西洋舶來品，除了正當紅的搖滾樂隊如黑豹、唐朝和眼鏡蛇之外，《流浪北京》、《我畢業了》、《北京雜種》之類的地下電影開始鬼祟流傳，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遠的圓明園村落裏的流浪藝術家群落，也用他們貧困、混亂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那一時期北大校園的文化氣質。
2005 年末，中國《美術觀察》雜誌在其視角宏大的《30 年美術大事記》中以編年體的體例記述：“（1993 年）12 月3 日，應北京大學‘九十年代社’之邀，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露天現代藝術展。” 在畫家們自己整理的《圓明園畫家村大事記》中，對這次畫展描述得更加詳細：“由北京大學學生社團‘九十年代’出麵邀請、經北大團委批準，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了《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大展》。引起北大及社會各界的反響，被稱為‘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這也是近幾年在全國高校中舉辦的首次較大規模的藝術展覽。當時大多數‘ 圓明園畫家 ’都參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畫展被公認為圓明園畫家村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以至於不少曾經參展後來發跡的畫家總要在藝術履曆上記它一筆，但“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卻注定是此路不通。北大的新文化在推倒南牆之後，迅速追隨著時代浪潮向教育產業化轉型，而曇花一現的“九十年代社”也早已湮沒在曆史的塵埃中，唯一對它做過漫畫式回憶的，是一篇流傳在互聯網上的文章《我在北大的土鱉文學青年生涯》。
“‘九十年代’為北大民間校史留下了大批具有昆廷 • 塔倫蒂諾氣質的素材。他們不知從那裏搞來了一個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讓他在北大的講壇上舌戰群儒，弘揚迷宗的歡喜大法；他們以提高校衛隊的文化素質為名，騙取校方的信任為校衛隊進行文化補習……”如今已是北大副教授的作者胡續冬用他一貫潑皮惡搞的語言風格調侃著，“得虧有這個鳥組織，俺才見識了一大批的鳥人。1992 年底該組織搗鼓了一次現代藝術展，把還未到鼎盛時期的圓明園畫家村一幫蓬頭垢麵、歪瓜劣棗的前衛中青年們弄到了北大三角地，以致於三角地的柿子林快成了這幫藝術家的虱子林。 ”
翻檢舊帳，1992 年10 月開張，第二年5月解散的“九十年代”在它短暫的存活期還是幹了幾票有價值的陣仗。時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蕭蔚雲教授曾受邀開講“香港立法風雲——兼評彭定康限製法案”；沉默數載的台灣哲學家陳鼓應教授也在他重返台大之前，由“九十年代”邀請演講了“古典文明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中國社科院的金燦榮先生登台縱論“從克林頓上台看中美關係”；當然還有胡續冬在文章裏提到的大談維特根斯坦的和尚：廣濟寺的純一法師來講說“禪與九十年代”。那些演講在今天的北大或許不再會引發轟動，但彼時的北大多少有些草木皆兵。
這個“鳥組織”曾經狂熱地抗議北大學生會張羅的校園選美活動，抵製每天清早必須圍著校園西牆晨練的“早操票”製度，呼籲高傲的校圖書館增加本科生的借書額度，還自費印發1500 多份調查問卷求證北大的前途與積弊，“九十年代”甚至“脅持”了新當選的學生會主席團在蔡元培像前鞠躬致辭，為蒙灰已久的銅像擦洗塵埃……最終，在北大95 周年校慶的當夜，它用一張摹寫了《精神的魅力》卷首語並貼滿三角地布告欄的通欄海報，和一次喧騰熱烈卻被多重讀解的“燭光草坪搖滾晚會”，在狂歡的最高潮宣告了它自爆式的終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名為“九十年代”的社團，是北大校園裏一個學生氣和草莽氣都十足的行動組織，它或許隻能出現在北大理想主義傳統斷裂的90 年代初期， 回光返照般地在燕園的雪地上撒點野。“這真是一塊聖地。數十年來這裏成長著中國幾代最優秀的學者，豐博的學識，閃光的才智，莊嚴無畏的獨立思想，這一切又與先於天下的嚴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銳的抗爭精神相結合。”謝冕先生在《精神的魅力》開篇寫下的這段文字，成就了我們在那個時代的思想與行為指南。雖不成功，至少我們盡力地“勇銳”過了。
作為“九十年代”的始作俑者之一，我在離開北大的許多年裏一直緘口不言。它短暫的存在像是一根紮入手指的芒刺，被隨手拔除之後自然萬事大吉。北大校園的大拆大建也不斷地磨損我對往事的追憶：曾經四處漏風卻舉辦過無數次學術講座的老二教變成了設施先進卻如迷宮一般複雜巨大的新二教；圖書館前的大草坪縮水一半，也少有人再坐在上麵彈琴鼓噪；而曾經攪動過無數是非的三角地，也在老房子拆歿、柿子林伐淨以及百年紀念講堂開光之後，終於被視作曆史的闌尾，徹底摘除掉了。
但偶爾走進北大的學生宿舍區裏，望著依稀如舊的灰色磚樓和那些匆匆略過的年輕麵孔，又能想起當年那些被熱血、理想和二鍋頭頂得雙眼發紅的“九十年代”老友們，聽到木吉他鏗然的旋律，也會恍惚看到十六年前某個陽光燦爛的中午，蹬上一輛破自行車的我在校園的街角一晃而過，溜出西校門，朝向通往圓明園畫家村的鄉村小路悠然地騎去……
（朱靖江，北大法律係 1991 級。現為獨立製片人，有著譯書籍數部。）
（本文摘自《尋找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