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的上山下鄉推動了世界醫療事業的發展
http://www.who.int/bulletin/volumes/86/12/08-021208/zh/index.html
本文轉載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中國的鄉村醫生發展迅速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的鄉村醫生極大地改善了中國農村衛生保健的可及性。Cui Weiyuan報道。
第86期，第12號，2008年12月，909-988
中國的赤腳醫生為當年初級衛生保健運動起到了主要鼓舞作用，導致後來於1978年在前蘇維埃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阿拉木圖召開的會議。這些衛生員住在他們服務的社區，側重預防工作，而不是治療。他們把西醫和傳統醫學結合起來，教育公眾，並提供基本的治療。
當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社會醫學教授Philip Lee醫生在1973年作為美國醫學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後，曾在《西部醫學雜誌》撰文，生動地描述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體係。他說，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到處可見的是流行病、傳染病和惡劣的衛生條件。“今天的狀況已顯著不同……死亡率持續下降，特別是嬰兒死亡率。主要流行性疾病得到控製……營養狀況得以改善，一直在開展大規模的健康教育和環境衛生運動。大量衛生員得到了培訓，建立了一個為絕大多數人提供一定程度衛生服務的體製。”
上海附近一個生產隊裏的三名赤腳醫生。中國農村衛生管理司副司長張朝陽醫生說，赤腳醫生這一製度對通過《阿拉木圖宣言》產生了巨大影響。“世衛組織在七十年代的研究發現了有關衛生成本負擔和衛生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為設法解決這一不平等問題，該組織在9個國家開展了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在中國的4個合作中心。中國的經驗激勵世衛生組織發起了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規劃。”
張說，由中央政府發起，但主要由地方進行管理的赤腳醫生製度，起源於五十年代。“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毛主席撰寫的社論後，赤腳醫生這個名字開始在六十年代後期流傳起來，”他說，“'赤腳醫生'這個名稱源自上海，因為南方的農民在水田裏幹活通常是打赤腳的。其實，中國鄉村醫生在此前早已存在。1951年，中央政府宣布基本衛生保健應由村衛生員和防疫人員提供。1957年，全國各地已有超過20萬名鄉村醫生，使農民每天可以在家和勞動地點接受基本衛生保健服務。赤腳醫生製度其實是六十年代醫學教育的改革產物。在那些缺醫少藥的地區，村醫要接受短期培訓（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才能返回各自村裏務農和行醫。”
張說，這個製度在過去幾十年裏不斷演化，盡管赤腳醫生這個詞已不再使用。“這個製度從未停止過。在八十年代初，國務院（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最高執行機關）指示，赤腳醫生通過考試後可以獲得'鄉村醫生'的資格。沒有通過考試的，可成為衛生員，在村醫的指導下工作。鄉村醫生和農村衛生員今天仍然在從事初級保健的大部分工作——預防、教育、孕產婦和兒童衛生保健、收集疾病信息等。農村醫生（提供的醫護）質量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不斷提高。”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項目主管Liu Xingzhu醫生在1975-1977年間曾是一名赤腳醫生。文化大革命期間他19歲，當時他所在的高中停課，要學習實用技術。“縣衛生局在我們學校組織醫學培訓，免費提供食宿。培訓教師是縣中心醫院各個領域最出色的。這些醫生中很多是“上山下鄉運動”中由城市醫院派來的（當時毛指示，'光榮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向工人和農民學習），職業素質極高。他們是最優秀的教師和醫生。”
“我在1975年6月份畢業後，在Suliuzhuang公社（在北京以南，山東省的西北部）作赤腳醫生，為1800名居民提供服務。盡管嚴格的培訓使我學到了知識，但是當時農村的條件和設備非常有限。我隻有一個包，裝著一些基本藥品、兩個注射器和10個針頭。”
這既說明了赤腳醫生製度的優勢，也說明了它的不足。它為農村貧窮人口提供了解放前不曾有過的衛生保健，但是醫生獲得的有限培訓以及設備和醫療用品的限製，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做太多工作。
Liu Yuzhong醫生是赤腳醫生隊伍中的另外一員，在43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在為村民提供基本衛生保健。他現今69歲，被患者看作是一位愛心和技術兼備的醫生。盡管他自己說，“我什麽都學到了一點，但什麽也不專。”他補充說，“赤腳醫生在村裏，有很多好處。患者都是我的鄰居。我了解每個家庭的情況、生活方式和習慣。由於我經常見到病人，即使我第一次診斷不夠準確，我可以密切跟蹤，下一次的診斷就更確切了。”
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經濟自由化的一個結果，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垮掉了，Liu Yuzhong被北京東郊的定福莊衛生中心聘用。“我很幸運，因為我在1981年通過了衛生部組織的考試，獲得了村醫行醫證書。”
Liu Xingzhu認為，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農業實行私有化時，衛生保健服務的確受到破壞。“赤腳醫生的工資原來由公社集體支付，現已失去收入來源。許多人轉為務農或進入企業。最為直接的影響是，幾乎沒有人負責農民的接種或提供初級衛生保健服務。很多以往已經根除的疾病在農村再度出現。”
中國在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用戶付費製度，使很多人自掏腰包付費或無力負擔治療費用。最近幾年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提高衛生支出，促進製定新的醫療保險計劃，這可能反映了中國對初級衛生保健的特別承諾，即“出於社會平等，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可負擔得起的初級衛生保健，”張如是說。衛生部衛生政策法規司雷海潮醫生說，2003年建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現在已覆蓋8億多農民，衛生係統的公共資助已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張說，衛生保健的標準在中國不斷提高，部分原因是鄉村醫生和衛生員努力的結果，他們受到良好的培訓和支持。“中國農村的孕產婦死亡率從1949年前的每10萬人150下降到今天的每10萬人41.3。同期的嬰兒死亡率從每1000人200下降到18.6。中國現有88萬多名鄉村醫生，約11萬獲得許可證的助理醫生和5萬衛生員。”他相信，初級衛生保健在中國還會有助於減少貧窮。“隻有有了健康的身體，人們才可以從事教育和生產活動，改善生活標準。鄉村醫生在防止人們致貧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Zhang Lingling認為，盡管中國為全部13億人口提供現代醫療服務還麵臨很多挑戰，但是赤腳醫生和他們的繼承者仍可以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一條初級衛生保健方麵的道路。撰文參加由全球衛生研究論壇和《柳葉刀》雜誌讚助的“2007年衛生領域年輕人的聲音”論文競賽的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這位博士研究生說：“農村衛生保健服務中赤腳醫生帶來的影響今天依然存在。如今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決策者大多承認，很難讓人們到農村地區去工作。即使發達國家也有過讓醫學專業人員到農村去工作的艱難時期，因此，培訓當地人員看來是保持農村衛生保健可持續性的最佳解決方法。”
Liu Xingzhu還認為，中國的模式可用在其他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方式上。“中國的經驗表明，要發展初級衛生保健，關鍵的問題是人力資源和藥品。毛主席曾經倡導過，沒有必要進行五年培訓，培訓一個醫生一年就夠了。特別在農村或貧困地區，針對諸如抗病毒治療或產前保健等具體工作，做一些短期培訓就能滿足初級衛生保健的要求。”
本文轉載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中國的鄉村醫生發展迅速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中國的鄉村醫生極大地改善了中國農村衛生保健的可及性。Cui Weiyuan報道。
第86期，第12號，2008年12月，909-988
中國的赤腳醫生為當年初級衛生保健運動起到了主要鼓舞作用，導致後來於1978年在前蘇維埃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阿拉木圖召開的會議。這些衛生員住在他們服務的社區，側重預防工作，而不是治療。他們把西醫和傳統醫學結合起來，教育公眾，並提供基本的治療。
當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社會醫學教授Philip Lee醫生在1973年作為美國醫學代表團成員訪問中國後，曾在《西部醫學雜誌》撰文，生動地描述中國的初級衛生保健體係。他說，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到處可見的是流行病、傳染病和惡劣的衛生條件。“今天的狀況已顯著不同……死亡率持續下降，特別是嬰兒死亡率。主要流行性疾病得到控製……營養狀況得以改善，一直在開展大規模的健康教育和環境衛生運動。大量衛生員得到了培訓，建立了一個為絕大多數人提供一定程度衛生服務的體製。”
上海附近一個生產隊裏的三名赤腳醫生。中國農村衛生管理司副司長張朝陽醫生說，赤腳醫生這一製度對通過《阿拉木圖宣言》產生了巨大影響。“世衛組織在七十年代的研究發現了有關衛生成本負擔和衛生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為設法解決這一不平等問題，該組織在9個國家開展了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在中國的4個合作中心。中國的經驗激勵世衛生組織發起了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規劃。”
張說，由中央政府發起，但主要由地方進行管理的赤腳醫生製度，起源於五十年代。“1968年《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毛主席撰寫的社論後，赤腳醫生這個名字開始在六十年代後期流傳起來，”他說，“'赤腳醫生'這個名稱源自上海，因為南方的農民在水田裏幹活通常是打赤腳的。其實，中國鄉村醫生在此前早已存在。1951年，中央政府宣布基本衛生保健應由村衛生員和防疫人員提供。1957年，全國各地已有超過20萬名鄉村醫生，使農民每天可以在家和勞動地點接受基本衛生保健服務。赤腳醫生製度其實是六十年代醫學教育的改革產物。在那些缺醫少藥的地區，村醫要接受短期培訓（三個月、六個月、一年）才能返回各自村裏務農和行醫。”
張說，這個製度在過去幾十年裏不斷演化，盡管赤腳醫生這個詞已不再使用。“這個製度從未停止過。在八十年代初，國務院（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最高執行機關）指示，赤腳醫生通過考試後可以獲得'鄉村醫生'的資格。沒有通過考試的，可成為衛生員，在村醫的指導下工作。鄉村醫生和農村衛生員今天仍然在從事初級保健的大部分工作——預防、教育、孕產婦和兒童衛生保健、收集疾病信息等。農村醫生（提供的醫護）質量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不斷提高。”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福格蒂國際中心項目主管Liu Xingzhu醫生在1975-1977年間曾是一名赤腳醫生。文化大革命期間他19歲，當時他所在的高中停課，要學習實用技術。“縣衛生局在我們學校組織醫學培訓，免費提供食宿。培訓教師是縣中心醫院各個領域最出色的。這些醫生中很多是“上山下鄉運動”中由城市醫院派來的（當時毛指示，'光榮的'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向工人和農民學習），職業素質極高。他們是最優秀的教師和醫生。”
“我在1975年6月份畢業後，在Suliuzhuang公社（在北京以南，山東省的西北部）作赤腳醫生，為1800名居民提供服務。盡管嚴格的培訓使我學到了知識，但是當時農村的條件和設備非常有限。我隻有一個包，裝著一些基本藥品、兩個注射器和10個針頭。”
這既說明了赤腳醫生製度的優勢，也說明了它的不足。它為農村貧窮人口提供了解放前不曾有過的衛生保健，但是醫生獲得的有限培訓以及設備和醫療用品的限製，意味著他們不可能做太多工作。
Liu Yuzhong醫生是赤腳醫生隊伍中的另外一員，在43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在為村民提供基本衛生保健。他現今69歲，被患者看作是一位愛心和技術兼備的醫生。盡管他自己說，“我什麽都學到了一點，但什麽也不專。”他補充說，“赤腳醫生在村裏，有很多好處。患者都是我的鄰居。我了解每個家庭的情況、生活方式和習慣。由於我經常見到病人，即使我第一次診斷不夠準確，我可以密切跟蹤，下一次的診斷就更確切了。”
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經濟自由化的一個結果，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垮掉了，Liu Yuzhong被北京東郊的定福莊衛生中心聘用。“我很幸運，因為我在1981年通過了衛生部組織的考試，獲得了村醫行醫證書。”
Liu Xingzhu認為，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農業實行私有化時，衛生保健服務的確受到破壞。“赤腳醫生的工資原來由公社集體支付，現已失去收入來源。許多人轉為務農或進入企業。最為直接的影響是，幾乎沒有人負責農民的接種或提供初級衛生保健服務。很多以往已經根除的疾病在農村再度出現。”
中國在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用戶付費製度，使很多人自掏腰包付費或無力負擔治療費用。最近幾年政府認識到有必要提高衛生支出，促進製定新的醫療保險計劃，這可能反映了中國對初級衛生保健的特別承諾，即“出於社會平等，每個人都可以享受到與社會和經濟發展相適應、可負擔得起的初級衛生保健，”張如是說。衛生部衛生政策法規司雷海潮醫生說，2003年建立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現在已覆蓋8億多農民，衛生係統的公共資助已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張說，衛生保健的標準在中國不斷提高，部分原因是鄉村醫生和衛生員努力的結果，他們受到良好的培訓和支持。“中國農村的孕產婦死亡率從1949年前的每10萬人150下降到今天的每10萬人41.3。同期的嬰兒死亡率從每1000人200下降到18.6。中國現有88萬多名鄉村醫生，約11萬獲得許可證的助理醫生和5萬衛生員。”他相信，初級衛生保健在中國還會有助於減少貧窮。“隻有有了健康的身體，人們才可以從事教育和生產活動，改善生活標準。鄉村醫生在防止人們致貧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Zhang Lingling認為，盡管中國為全部13億人口提供現代醫療服務還麵臨很多挑戰，但是赤腳醫生和他們的繼承者仍可以為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一條初級衛生保健方麵的道路。撰文參加由全球衛生研究論壇和《柳葉刀》雜誌讚助的“2007年衛生領域年輕人的聲音”論文競賽的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的這位博士研究生說：“農村衛生保健服務中赤腳醫生帶來的影響今天依然存在。如今無論是研究人員還是決策者大多承認，很難讓人們到農村地區去工作。即使發達國家也有過讓醫學專業人員到農村去工作的艱難時期，因此，培訓當地人員看來是保持農村衛生保健可持續性的最佳解決方法。”
Liu Xingzhu還認為，中國的模式可用在其他國家解決初級衛生保健問題的方式上。“中國的經驗表明，要發展初級衛生保健，關鍵的問題是人力資源和藥品。毛主席曾經倡導過，沒有必要進行五年培訓，培訓一個醫生一年就夠了。特別在農村或貧困地區，針對諸如抗病毒治療或產前保健等具體工作，做一些短期培訓就能滿足初級衛生保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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