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誰非任評說
在人們的眼光中看來，貪官與賢相之間肯定是對立的關係，奸相與貪官才是一對，但是熟讀曆史後，就會發現居然也有著名的賢相是大大的貪官。
這個貪官加賢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敵國的，而且操守也有問題，他與朋友一起做生意，卻自己卷款獨吞，他上戰場，卻逃跑在前，但他卻是公認的賢相，他締造了齊國的霸主地位。
還有一個這樣著名的人物，就是張居正，他是明朝中興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要升職也得買了名妓給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轎子，轎子裏麵有文案和書童丫鬟。但是張居正也是公認的賢相。
細想起來，這些貪官為什麽能夠成為賢相呢？關鍵是他們對於國家的興衰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這些貢獻比他們的那一點的財產大得太多了，所以曆史上對於他們的行為就采取了相對包容的態度。
曆史上抄沒官員的財產，是不區分合法財產和非法財產的，其實很多官員的財產來源還在於官商行為，比如和紳就是壟斷經營米、絲綢等行業，和紳的巨額資產大部分是他的經營所得。
以前官員的收入比現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為有基本合法的陋規收入，官員收取陋規的所得，一般僅僅是道德上的譴責。在陋規方麵，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當於稅收的十分之一，這筆錢全部歸官員個人支配，是非常可觀的。陋規還有冰敬、炭敬、節敬、紅包等等。
古代針對官員的腐敗有一點與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為貪贓枉法和貪贓不枉法二類，如果是貪贓沒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贓或革職，而且革職還會有機會再次啟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為，就是重罪。但是現在是反過來的，隻要受賄就是大罪，無論是否枉法，反而如果僅僅是徇私枉法沒有受賄，在中國卻是非常輕的事情，而且經常是集體領導而不了了之。
所以對於古代的官員，是輕易不敢有枉法行為的，因為那時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員枉法有可能會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腦袋不說，而且還要連累家人。因此官員是輕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員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況。中國古代的問題是沒有法，法不健全，而現在有法不依的問題卻是沒有的，因此對於老百姓之間的問題還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於百姓與皇家貴族之間。
官員隻要不枉法，雖然有一定的貪，但是對於老百姓的基本底線還是存在的，問題的關鍵是吏的貪汙機會不多，而且吏貪汙就視為官員貪汙，控製住了惡吏的貪汙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畢竟與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還是各種吏。
現在吏的貪汙是非常厲害的，某市的規劃局，一個項目在窗口隻是收取文件的人員與規劃局局長的紅包是一樣的，因為你不給他足夠的錢，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億的項目，被他挑二個月的毛病利息怎麽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萬去，他沒有任何審批簽字的權利，而真正審批的局長隻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麽錢。還有自來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調表改表的權利，本來是最底層的工人，一年下來也可以貪汙到100萬以上。
現在這些惡吏的貪汙行為他的領導所承擔的責任基本是缺位的，現在老百姓的情緒也主要來自他們，那些城管、公安相當於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稅務相當於錢穀師爺，那些法官相當於刑名師爺，等等。古代能夠成為賢相的，均很好的控製了吏的貪汙枉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更有力的控製了惡吏，所以關鍵在控製與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關的人不枉法。
中國有坊間的說法是部級官員貪汙1000萬以內不追究，局級幹部貪汙200萬元以內不追究，初聽起來非常令人憤怒，但是細想一下，為官10年1000萬，不過是百萬年薪而已，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部長，百萬年薪一點不為過，而一個局長20萬年薪也合理，關鍵是官員有沒有違法和創造價值，像紅塔集團儲世健董事長那樣的貪汙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現在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所有去做公務員的人都是窮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業，而高幹的子女也多經商，每個進入政府機構的人均有改變自己和家族經濟條件的重任，均要經過長期的論資排輩消磨了棱角，同時枉法的處罰還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貪，也給家人徇私枉法，這也與以往有很多貴族、書生為官的情況不同。
同時有一點要說的是曆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曆史的爭議是很大的，他們的正麵形象時間並不太久，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問題的，雖然他們清廉的不得了，各種陋規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據，但是要不是他們這樣的清廉，他們早就被政敵搞死了，這也不失為一種保身之道。
因此控製貪汙沒有控製枉法重要，沒有比確定責任重要，一個在法製盛行的社會，貪汙的土壤就少得多，評價一個官員也是多方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