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1996年5月擔任《讀書》雜誌執行主編，
到2007年7月被三聯書店單方麵宣布卸任，
汪暉擔綱《讀書》已逾十年。
這十年，對中國知識分子是痛苦轉型的十年；
對《讀書》雜誌是喧囂熱鬧的十年；
對汪暉個人，是毀譽參半的十年。
《讀書》十年，是一個人、
一本雜誌和一個知識界的沉重故事。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北京報道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個本應該很平常的人事調動，
為什麽卻如此地引來那麽多人的關注？
不僅僅是它曾經有著值得驕傲的曆史，還因為汪暉在學術界的爭議，
也因為《讀書》這11年見證著中國思想界的變遷和分化，
它的承載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雜誌所能承載的內容。
7月10日上午10點，汪暉本想召集《讀書》編輯部的同事們開會，準備討論關於第九期《讀書》的編輯事宜。這個會議卻在即將召開之前中止。當天上午9點，三聯領導召集《讀書》編輯部編輯開會，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至此汪暉與《讀書》結束長達11年的關係，署有“執行主編汪暉”名字的《讀書》將截止到2007年第八期。突如其來的事情，汪暉覺得毫不意外，而讓他感到不悅的是，在最後一刻，他也沒有聽到三聯的領導當麵向他宣布這個決定。
7月11日，《中華讀書報》刊登對三聯書店領導的采訪，首次正式對外公開了《讀書》換帥的消息，一場讓外界持續了近一個月的猜測塵埃落定。可事實的公布，並未平息外界對《讀書》的討論，相反地，關於《讀書》和汪暉的討論卻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汪暉也瞬時成為媒體熱追的對象。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個本應該很平常的人事調動，為什麽卻如此地引來那麽多人的關注？不僅僅是它曾經有著值得驕傲的曆史，還因為汪暉在學術界的爭議，也因為《讀書》這11年見證著中國思想界的變遷和分化，它的承載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雜誌所能承載的內容。
汪暉接掌《讀書》
1979年4月，《讀書》的誕生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讀書無禁區”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對文化的摧殘，提出人民有讀書的自由。隨之，《讀書》聲名大噪。
在許多知識分子心中，《讀書》在80年代起著一種思想啟蒙的作用，它暗合著思想界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給經曆了將近二十年思想荒漠的年輕人送來了猶如甘飴的新知。而那時活躍的年輕知識分子們，也把《讀書》當成了展示自己才華和思想的舞台，許多人都在《讀書》上發表自己的文章，汪暉就是其中活躍的一位。《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在回憶起汪暉時說，“他很了不起，文章寫得很好。不僅給《讀書》寫稿，還經常參加編輯部的活動”。汪暉與讀書的緣分就始於那時，當時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和《讀書》的這種親密關係，成為他後來執掌《讀書》的一個原因之一。
經曆了80年代末的動蕩之後，知識分子在自我的思想上進行著反思。一方麵，隨著鄧小平1992南巡後經濟改革加速，市場經濟在中國全麵登場，知識分子對中國改革的現實、道路和發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同一性”不複存在。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附帶的社會問題也暴露出來，知識分子急切地尋找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96年沈昌文麵臨退休，《讀書》選擇怎樣的主編執掌，將決定著《讀書》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成為時任三聯總經理的董秀玉最著急的問題。
沈昌文時期的《讀書》在90年代前幾年，偏重文學領域和人文趣味的內容。和陳原、範用時代的《讀書》相比風格沒那麽尖銳，也避開了一些思想爭論。到了1996年，這樣溫和的風格引起了一些學術界的擔憂，在董秀玉選擇《讀書》新一任主編的過程中，學術界的一些知識分子向她反映，新時代的《讀書》缺乏了一些學理性，希望她能夠選擇學術背景較強的人擔任《讀書》主編。
董秀玉也意識到這一點，在經學界推薦、陳原麵試、社委會批準的情況下延請汪暉接任《讀書》主編。最初，汪暉並不願意擔任《讀書》的執行主編，在董秀玉的再三說服下才最後接受了邀請。
從創刊最初就定位為思想文化類雜誌的《讀書》在思想變革的浪潮中主動選擇了一位學者做主編，而這位主編又密切關心著社會的現實問題和思想界的討論，《讀書》在汪暉的領導下，勢必成為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焦點，並且見證著思想界不同觀點和理論的紛爭。
考古打響第一炮
汪暉接任後的《讀書》將會在思想界扮演怎樣一種角色？《讀書》會麵臨怎樣的改變？這是那個時候眾多《讀書》老讀者最為關心的事情。而為《讀書》做一些改變，也是汪暉接任後的想法。
“想做一些改變，這是毫無疑問的。我當時不僅是對《讀書》，對整個學術界、知識界以及各種思潮都有些想法，所以希望通過《讀書》來展開一些新的討論。”接手《讀書》後不久的汪暉，很快就開始了自己規劃的一些改變。1996年，他接任《讀書》後的第一年，便開始陸續發表了一些考古學家的考古學文章，這類文章，基本上是以前的《讀書》從未涉及到的領域。
為什麽以考古學打響改變的第一炮？汪暉認為，考古學在過去20年裏是中國學術領域發展最為迅速的一個學科，大量的發掘不斷湧現。“這些發掘到底對中國曆史的解釋提供了什麽，對古代曆史的爭論、學術的進展有什麽意義？因此，討論考古問題與當代曆史、與我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汪暉解釋，考古學是《讀書》很少涉及的領域，看起來離大家生活很遠，但《讀書》試圖把這些看起來很遠的東西與對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思考聯係起來。
考古學引入《讀書》的討論之後，一係列其它領域也漸漸進入汪暉和黃平執掌後的《讀書》。繼1996年10月發表《鄉土中國的當代圖景》之後， 1997年《讀書》又開辟了《田野雜記》欄目，為此後《讀書》能夠率先提出三農危機的討論提供了前提；黃萬裏關於黃河治沙的文章和有關生態主義和發展主義的討論，將生態環境問題引入了《讀書》的視野；幾乎與此同時，有關俄羅斯改革、性別、戰爭與民族主義和經濟學的社會角色的爭論也漸次展開…
一份由讀者為汪暉時期的《讀書》所作的數據顯示，從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讀書》共發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領域類別可以分為31類，包括思想文化、經濟學、法律、考古、亞洲研究、環境、醫學等等。和陳原和沈昌文時期相比，汪暉時代的《讀書》涉及了更多的領域，這是這個階段，《讀書》最重要的一個變化。
新左與自由派之爭
《讀書》擴大了討論的領域，這一點轉變在學術界和讀者中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回饋，但《讀書》的改變並不僅僅隻是涉足領域的擴大，它從沈昌文時期的人文趣味、風花雪月變得越來越貼近現實問題，越來越專業化和學術。
錢理群認為，中國那個時候的學術界對現實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思想上也越來越分化。不同的思想體係，在對待現實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很多學者在麵臨一些關於中國改革道路、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時，還存在迷茫和苦惱，在一些問題上其實本身也存在著很多疑問。而這種疑問就需要像《讀書》這樣的一個平台來討論。但隨著思想界分歧的擴大化，《讀書》上的爭論也有些劍拔弩張之勢。這種爭論，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分化開始之後，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雖然汪暉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於1997年發表在《天涯》雜誌、引起思想界很大震動的文章《當代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還是被一部分學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第一次的激烈交鋒。此後，汪暉陸續撰文寫了一係列關於中國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機等等一係列文章，拉開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既有學理上的，也有實踐中的；既有曆史的，也有現狀的；關於中國20年改革開放的看法，對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判斷，對今後中國道路的走向，對導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的原因，雙方都有重大分歧。而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它們自己本身也存在著內部的觀點分歧。
汪暉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編的《讀書》也順帶被自由主義學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陣營。《讀書》發表的關於蘇東改革、全球化問題討論的文章都被看成是新左派的言論，自由主義認為《讀書》喪失了包容性，成為一派學者的言論陣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觀點。
“做刊物的編輯，就應該采取價值中立，讓每一派都發出各種聲音，但汪暉卻違背了這個起碼的編輯應有的道德。”中山大學的教授袁偉時說。和袁偉時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讀書》老讀者說，《讀書》看起來似乎中立，也發表一些自由主義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導位置的絕對是“新左派” 的文章。
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平息，而爭議爆發的焦點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讀書》雜誌，發表美國學者高默波的文章《書寫曆史：〈高家村〉》，在這篇文章中，高默波寫自己的農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進展，而且還說到農民對於“文革”時代的看法不同於中國的精英階層。這篇文章在《讀書》的發表，立即遭到了許多人，特別是自由主義學者的反對。《南方周末》隨即發表了文章，對高默波的文章進行批評，許多文章都認為高默波的文章對“文革” 的看法很片麵，有失偏頗。甚至還有批評說汪暉和《讀書》發表此類文章是為“文革”翻案。而後不久，《讀書》被相關部門要求不再發表跟“文革”有關的文章。
盡管高默波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評，但汪暉卻表示高默波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書寫“文革”的曆史，其文章有值得發表的地方。他認為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它人的“文革”的敘述，隻是希望大家了解一個“文革”的多麵性。
高默波文章引發的爭論隻是《讀書》許多爭論的一個例子，雖然汪暉發表所有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袁偉時認為，汪暉在《讀書》期間宣揚的那一派理論看似頭頭是道，卻遠遠落後於時代要求之後，與中國現在的發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觀點都是胡說八道，沒有起到促進思想解放、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由於隻發表一派的觀點，有些文章甚至起了製造思想混亂、誤人子弟的作用。
這場爭論使得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越演越烈，甚至在一些爭論中，還出現了學術問題討論之外的攻擊。兩派的學者在各自的觀點上都毫不讓步，每一個學者在自己的觀點上幾乎都是固執地堅持著。
論戰升級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並不僅僅局限於具體的學術觀點上，而是泛化到了整個學術圈以及知識分子的公信力和知識分子的道德上。那些爭論，在你來我往的批評和反批評中，激起一波又一波與學術觀點沒有太多關係的波瀾。
這其中與《讀書》和汪暉相關的事情就有兩件：一件是“長江讀書獎”事件，一件是哈貝馬斯訪華引發的編輯手記事件。
於1999年啟動的長江《讀書》獎，由香港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資助、三聯書店《讀書》雜誌承辦，這個當時稱為“辦成最權威、最公正、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獎項”，卻因為汪暉的獲獎而遭遇了許多批評。最後演化成100位學者之間的爭論。
2000年，“長江讀書獎”在評出結果之後，汪暉的《汪暉自選集》獲得了其中的一個著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在《學術評獎的規則與學術批評的態度》一文中，對“長江讀書獎”的公信力提出了質疑，而肖夏林也指出該獎項的評委會，一部分人如甘陽等是和汪暉同立場的“新左派”人士，另一部分則是汪暉的同事，如黃平等。眾多的批評者都認為汪暉作為《讀書》的主編，應該嚴格回避這個獎項的評選，而不應該作為候選人參與評獎，這樣才能保證該獎項的公正。
汪暉本人也隻是表示他從未參與過這個獎項，也不是該獎的學術召集人，但不想多談這件事情的細節。而當時對長江讀書獎提出質疑的學者徐友漁也認為到了現在，再談那場七年前的爭議毫無意義。
“長江讀書獎”引發的100位學者之間的爭論更多地涉及到學術腐敗、學術的公正性等問題，卻少有涉及到具體的學術觀點。與其說它是一場與《讀書》有關的爭論。不如說它是由《讀書》引發，但實際上超越了《讀書》本身的風波。
2001年4月哈貝馬斯來到中國和中國的學者交流。其後不久，學者雷頤發文稱，哈貝馬斯在談到中國的新左派學者時，說他看過一些汪暉的文章，也和汪暉交談過，他感覺到中國新左派的觀點有為極權、專製服務，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傾向。
雷頤的這篇文章引起了汪暉等人的不滿，汪暉在2002年第五期的《讀書》編輯手記中，否認自己和哈貝馬斯見過麵，並且稱雷頤在散播不實際的流言，而對哈貝馬斯對新左派的評價也不能接受。
不久後，徐友漁專門為此事寫了一封信給汪暉，認為汪暉利用《讀書》的公共空間和身為主編的公共身份為自己做辯護。徐友漁在信中寫道：“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擔任了某種公共職務，就會受到限製，就必須謹慎行事，避免濫用職權，或避免有濫用職權的嫌疑。正如上次關於長江《讀書》獎的爭論，我的不同意見，不是出於與汪暉觀點對立，也不是出於認為他水平不夠，而是針對他的主編職位。”
《讀書》編輯手記事件的爭論問題更是沒有學術問題的爭論，所遭到質疑的一方是學者的誠信，而另一方是學者是公共權利。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之中，一些學者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很微妙，而《讀書》也在這種爭論中處於一種很尷尬的地位。
在中國思想界急劇變化的現實中，《讀書》選擇了承擔起“直麵現實問題，參與思想爭論”的擔子，但學術思想的爭論，又勢必使得《讀書》遭到批評和不滿，因為這種思想的分歧就體現在《讀書》上。不管是汪暉主編，或者是換一位自由主義學者主編，《讀書》絕不可能再像80年代思想同一性時，那麽和樂融融，一片讚好之聲。
而汪暉和這些學者之間的爭論，也不會因為汪暉不再主編《讀書》而停止。他們的思想爭論，是90年代直至現在的中國社會、思想界狀況所決定的，是一種命數。
《讀書》的未來
自三聯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而改由潘振平接任主編，吳彬和李學軍分別擔任執行主編和執行副主編之後，關於《讀書》換帥的猜測有各種各樣的聲音，而所謂的三聯編製問題，和《讀書》銷量問題都被普遍地看作是一個幌子。
對於汪暉離開《讀書》，不同的人給予了不同的反應。範用、沈昌文等老一輩的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出了對新執行主編吳彬的支持。除了在網絡上有不少對汪暉離開《讀書》叫好的網友外，也有不少支持汪暉的人，在網絡上對換帥事件表示了不滿。
而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學者都不願意對汪暉離開《讀書》的事情做出評說，而袁偉時是為數不多願意對《讀書》的換帥說出自己看法的人，他認為《讀書》這樣很好的雜誌，前輩們苦心經營的成果都在汪暉時代被糟蹋了，拋棄了《讀書》過去十幾年的光榮傳統。“汪暉離開《讀書》使這份雜誌擺脫了新左派的糟蹋，應該慶祝它的新生。”
和袁偉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出現在7月22日，一場關於《讀書》的討論會上。在這個由民間發起的討論會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參與者都對汪暉時期的《讀書》做出了肯定，並對《讀書》的換帥表示了不滿。甚至有少部分人，把導致此事發生的原因歸結到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上，和汪暉訪談中談到的一樣，他們認為這是多方勢力的一種合謀。
參與當天討論的錢理群，在會上做了最長時間的發言。他的發言實際上才真正值得我們思考。錢理群認為，《讀書》換主編的事情已然成為定局，現在重要的不是猜測換主編背後的真實原因，更重要的是應該從這件事情看到，也許知識界即將失去一個發言和論證的平台。“《讀書》這11年來，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對現實的關注和參與，它為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論爭。但我覺得這次換主編的事件，可能會使得我們失去這個討論的平台。”錢理群說。
就如汪暉在訪談裏所說，《讀書》在最近幾年來，一直麵臨著一些困難和壓力。在發表文章上受到一些來自於三聯集團領導的壓力。從此可以了解到，思想界的自由論爭，其實還受到另一方的限製。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讀書》換帥，其實是三聯對《讀書》實行管製的一步。這位知情人士表示：“《讀書》的主編如果是汪暉和黃平，他們兩位都不是三聯的人，三聯的領導想對《讀書》進行管理，總是要遇到一些阻力。所以才把他們換掉。而且換吳彬當執行主編，也很奇怪，她的年齡馬上就該退休了，在這個時候讓她當主編。也許是想她在退休之後，換一個從外麵來的其它人。”
而在22日那場討論上，前幾年發生在《冰點》的事件也被頻繁提起。“我們不希望《讀書》成為下一個冰點。”好幾個參與討論的人都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就如《讀書》的作者、中國戲曲學院的教授傅謹所說，他不是任何一個思想派別的學者，他關心的《讀書》這個討論的平台，以及從《讀書》11年的變遷中反映的中國學術史和學術發展的特點。“《讀書》這幾年的爭論，沒有什麽好與不好的。它已然發生了。《讀書》在全國影響很大，其實我們應該更加關注《讀書》未來持續的意義。”傅謹說。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長江讀書獎”事件
“長江讀書獎”由李嘉誠旗下的香港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捐資100萬，與《讀書》雜誌共同設立，旨在打造中國的Nobel Prize，設3個著作獎(每部獎金30萬元人民幣)，3個文章獎(每篇獎金3萬元人民幣)。
首屆“長江讀書獎”評獎工作從1999年10月啟動，特邀名譽主席為費孝通，負責評選的是為此次評選活動所設立的學術委員會，其召集人為《讀書》執行主編汪暉、黃平及學者汪丁丁，其常設執行機構工作室由《讀書》雜誌和港方基金會選派人員組成。
評獎結果出台後，學術界頗有微詞。引發人們非議的是獲“特別榮譽獎”的《費孝通文集》，獲“專家著作獎”的《汪暉自選集》和獲“文章獎”的錢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因為費孝通是特邀名譽主席，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錢理群是評審委員會成員。當時的評論中說：“有關的非議之一，是關於汪暉及其《自選集》應否得獎。汪暉先生的學術成就可以暫放一邊，汪暉先生的身份(《讀書》主編)就使他的獲獎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長江讀書獎”的爭論由此在學術界、文化界熱烈展開，以致最終演變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一場論戰。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貝馬斯訪華風波
2001年初，德國思想大師哈貝馬斯應邀訪華，在國內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轟動。哈貝馬斯離開之後，曆史學者雷頤發表文章稱，在一次小型聚會上，哈貝馬斯談到“我看過《讀書》主編汪暉的一些翻譯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訪談，我本人也與他交談過，我也讀過《讀書》另一個主編黃平的一些英文的東西。讀了他們的東西，我感覺到他們的觀點有為極權、專製服務，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傾向”；“我看他們常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總覺得用得不對勁，他們應該用其他理論來批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不要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此文一出，哈貝馬斯文集的譯著者曹衛東立即撰文指正，說“除了聚會一事之外，其餘均值得嚴正質疑”；“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哈貝馬斯和汪暉之間好像都沒有過直接的接觸。”
到2002年，汪暉在《讀書》第5期的“編輯手記”中重提此事：“沒有料到的是，我遠在異國，而一位‘曆史學者’竟然憑空考證出我們見麵的情況，還言之確鑿地引證哈貝馬斯對我的批評。思想的交鋒演變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暉的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學者批評為濫用《讀書》主編的職位和權力，在自己編輯的雜誌上以編輯手記的方式對他人進行反擊。
圍繞此事，兩派學者又打了一場筆仗。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讀書》換主編一事，自公布以來就受到了學界以及許多讀者的關注，很多關於《讀書》的討論此起彼伏。前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是邀請汪暉擔任《讀書》主編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著《讀書》的相關工作。並且，她是從《讀書》創刊一開始就參與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獨家專訪了董秀玉，就《讀書》換主編事件以及《讀書》過去所經曆的爭論采訪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訪後，對一些問題做了自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對《讀書》換主編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暉和黃平在《讀書》的11年的工作成績。
首先，對《讀書》換主編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講什麽。我這樣說也並非刻意回避，隻是因為“實在看不懂”它。我不懂為什麽太正常的一個主編交替的事，會搞得那麽不正常？社領導雷霆手段像辦大案要案；學術界笑的罵的一通亂仗。真不知是為什麽。
而對於和《讀書》有關的很多爭議我怎麽看也看不到具體觀點上明確的討論或爭論，滿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這些從西方引進的派別觀點是否契合中國，我尚有疑問，更不懂為什麽別人不承認，也一定要先給人家扣上這帽子。這使我想起反右，給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認，你就是右派！這是很可怕的情景。為什麽現在黨不給知識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識分子自己反而要給不同觀點的人扣帽子，並一副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樣子？我真的搞不懂。
《讀書》最近編的六本書，集中表現了這10年汪暉黃平主編期間的一些觀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裏。有哪些錯誤的、不同意的觀點，文風如何，都可以討論和批評，這樣的批評才是正常的、必須的。《讀書》創辦期間陳翰伯、陳原同誌就再三強調，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討論，但“隻用批評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評”，“反對打棍子戴帽子，反對廢話空話、幫腔幫調。”
至於“長江讀書獎”，這更沒什麽可說的了。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說程序等等有缺點，或者事先應考慮回避問題，這都對，我都可以接受和檢討。但如說這是陰謀，那是誣陷；如果說是汪暉以權謀私，那是典型的無中生有、人身攻擊。對這些我非常不齒，也隨時可以依靠法律還《讀書》一個清白。
對《讀書》的未來。我很奇怪為什麽有些媒體的大標題都不提新任主編潘振平。潘是一個正派的學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個有學術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銳度上再有加強，應當會把《讀書》編好，我對他有信心。
7月11日，三聯書店正式對外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
“換帥”傳聞終於得到證實。
然而，作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暉卻沒有再露麵。
關於《讀書》換帥背後的種種，外界猜測紛紜，
這時候最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汪暉卻沒有任何回應。
7月18日，卸去了《讀書》執行主編職務的汪暉接受了本報獨家長篇專訪。
一個月之前，本報記者在六卷《讀書》精選集出版之時專訪過旺暉，
那時候他還暢談了很多對《讀書》的種種設想。
沒想到，時隔一個月，我們的會麵談的卻是他的離開，和對《讀書》的總結。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北京報道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
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麽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問題是為什麽要采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
為什麽明明知道這麽做一定會造成震蕩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麽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
1、回應“換帥”
《讀書》在經營上並不失敗
南都周刊：《讀書》風格的這種變化，使得有外界評論《讀書》的老讀者逐漸喪失，這次換主編事件，也有外界猜測是因為雜誌發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暉：《讀書》的作者和讀者既有延續，也有變化，這是正常的。《讀書》在經營上也並不失敗。在我們編輯《讀書》的十一年中，《讀書》的發行量始終在十萬左右波動。在這份雜誌28年的曆史中，是處於發行量高的時期，而不是低的階段。就是今年，《讀書》的郵局征訂也是上升的，說明穩定的讀者多了。所謂下滑，是自發部分，確有一點下降。且不是指發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緩慢。據了解，是由於內部調整，三聯書店去年年底沒有再給《讀書》的發行定指標，今年發現問題後又沒有及時調整，也曾出現個別回款錯匯到其他賬戶的情況。這些問題需要多方麵協調解決，不能一蓋而論推到編輯工作上來。
有些以“好讀”為宗旨的同類刊物，發行量始終無法與《讀書》相比，這說明發行問題與他們所說的風格問題並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關係。說到底，《讀書》並不是以發行量為目的的思想評論刊物，這是創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說發行量的話，在同類型的雜誌中，《讀書》是唯一靠著發行量就能贏利的雜誌。當初董秀玉總經理規劃定位三聯的刊物，就明確《讀書》是嚴肅的高層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辦)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識刊物，《生活》則是文化大眾刊物。她依靠廣告把《生活周刊》支撐了起來，卻小心翼翼地限定《讀書》隻許做一點書的廣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個非商業化的純粹的思想刊物。
現在有些人把經營問題與刊物風格問題混為一談，我想是有人要為免除我們的職務找借口吧？
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聯領導們對外公布，說是因為編製問題，所以換掉你和黃平，那你接受這個理由嗎？
汪暉：過去幾年中，我們多次討論過退出《讀書》雜誌的問題。在抵製前任總編輯汪季賢對《讀書》的改組行動和出版所謂《讀書》公務員版的荒唐舉措之後，我們正式地與三聯書店領導談過離開《讀書》的問題。為了穩定汪季賢走後的局麵，三聯書店領導希望我們能夠留任，我們同意了，但建議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提前告知一個過渡時間表，以避免因為我們的離開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蕩。今年我們編輯出版了六卷《讀書》精選，部分的原因，也是為了回顧和總結這十年的工作，為過渡做準備。《讀書》編輯部的年輕編輯早已成熟了。
但這次三聯書店對《讀書》的改組卻完全沒有先兆。六月中旬，他們約我和黃平談話，由於黃平出差，我們約定六月二十一日會見。但這天上午《新京報》登出了“《讀書》換帥”的報道，讓我們十分驚訝。在這篇報道中接受了采訪的副總編輯樊希安事後對我說，他從未接受采訪，那完全是媒體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聯書店黨委書記和副總編輯約我兩次見麵，所談內容大致一樣，即根據新的規定和出版集團領導的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主編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談話中，他們又特別強調說，集團領導高度重視《新京報》的報道，擔心媒體炒作，因此要求盡快處理此事，立刻交接。黃平和我從未對離開《讀書》雜誌表示過異議，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從保護《讀書》出發，完成平穩過渡，但三聯領導和他們的上級顯然覺得哪怕晚一天完成過渡也會帶來不測，實在讓人費解。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麽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問題是為什麽要采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為什麽明明知道這麽做一定會造成震蕩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麽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遭到絕大多數編輯的反對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換掉你和黃平的原因是什麽，你知道嗎？
汪暉：我不清楚，也並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後，除了與潘振平先生較為熟悉之外，我們與三聯領導層、甚至分管領導之間幾乎沒有什麽交流。汪季賢時期在發稿問題上限製較多，我們有矛盾；現任領導的風格也大致如此，但我們之間並無直接衝突，主要是在稿件問題上出現分歧，在撤稿上，他們都是直接向編輯部發指示。我們不是三聯書店的編輯，對於主管領導而言，感覺“不好管理”大概是確實的。
三聯書店是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出版社，曆任的總編輯都注意與知識界、文化界的人溝通，但這樣的狀況自從董秀玉離開後就發生了變化。上麵派來的負責人往往與知識界完全無關，他們也沒有與學者或知識分子溝通的意願，對於《讀書》這樣的雜誌既無理解，也無尊重。說起來也有趣，現任黨委書記與現任主管《讀書》雜誌的副總編輯與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談，就是討論我們離開的事情，時間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聯社委會改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這種管理方式的效率實在是高。
《讀書》有自己的傳統和獨特的空間，我們發表文章的尺度相對而言是比較自由的。董秀玉擔任總編輯的時候，隻要碰到困難，她就會設法幫助我們解決，沒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獻，《讀書》雜誌不會有後來的局麵。但這樣的默契在後來的領導者那裏就完全沒有了。他們按照規定做事，但我們也不大懂得那些規定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們感到不滿，因為這對《讀書》的討論勢必造成傷害；他們感到為難，因為我們不那麽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給他們添麻煩。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讀書》在過去十年中發起過各種討論，也時時引起爭議。就像《新京報》的報道所顯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運動著的。但三股力量有無直接聯係，或者是怎樣匯聚到一起的，我並不清楚。我說的三股力量是：官僚體製加強統一管理的力量，總想奪取或取消《讀書》這個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諸如《新京報》這樣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還是市場的媒體力量。
“組織解決”讓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認為你離開《讀書》是好事，你怎麽看？心裏會不會不太能接受？
汪暉：對我個人而言，有更多的時間做研究，這是好事吧。過去十年中，為了《讀書》的討論，黃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勞。《讀書》成為某些思想討論的發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地區，都產生了影響。有人為這樣的討論而興奮，有人不喜歡這樣的討論，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這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是一次次發生的事情，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對於今天的變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彈冠相慶，大概都是自然的。我為思想討論最終訴諸“組織解決”而悲哀，但對離開這件事情早有準備。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預感之中，熟悉《讀書》是多年來的風雨道路的人，可以輕易地發現這裏麵的某種邏輯或軌跡。
南都周刊：對於《讀書》的未來發展會擔心嗎？
汪暉：《讀書》編輯部的各位編輯與我們共同奮鬥了十一年多，經曆了這一時期最為激烈的爭論和風雨。他們不但是優秀的編輯，而且也是對思想討論和文化事業抱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為守護這個思想空間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長期主持《三聯生活周刊》的工作，與學術界保持了密切聯係，由他來主持《讀書》，我樂觀其成。我會一直關注著這個空間，關注著他們的工作。
在《讀書》二十八年曆史的每個階段，這份雜誌都在回應時代變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變化是必然的。
最為重要的是：社會在變遷，《讀書》做過的許多工作已經生根，一切都不會倒轉的。
插圖：1996年第五期《讀書》封麵。從這一期開始汪暉接替沈昌文擔任執行主編。
2、回顧曆史
現實的聲音讓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思想界越來越多爭論，這一點在你接任《讀書》之後似乎表現得也很明顯。
汪暉：9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許多新的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如果80年代的主調是改革開放的話，現在我們麵對著改革過程帶來的各種新問題。沒有反思，便不可能有進一步的改革。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生態保護、私有化與勞動權利、市場化與社會保障體製，以致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如何理解現代的曆史，如何判斷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角色等一係列問題上，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重要的分歧。
歸根到底，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究竟走什麽道路？1989年以後，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關鍵所在。
許多知識分子認為全球化會把我們帶向大同社會、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釋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壟斷、霸權和戰爭，如何解釋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和東歐改革的全麵肯定，認為我們仍然應該“走俄國人的路”——這裏說的是葉利欽時代的俄國道路，也就是自發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葉利欽時代的改革？《讀書》就曾發表過一係列文章，分析自發私有化過程引發的社會分化，也討論過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過程被少數寡頭所操控的問題，這在資本與權力的關係日益密切的條件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中國知識界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來。不但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危機說不明白，對於中國為何能夠幸免於難也沒有給出真正的解答。這個狀況在我看來是新的教條主義的結果。我們約請許寶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學者做了比較透徹的分析。這些文章的觀點與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樣，但事後證明他們的分析是最有解釋力的。
1998年以後，圍繞著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問題，《讀書》也曾發表立場截然相反的文章進行爭論，那個時候火藥味已經很重了。到2004年前後，知識界圍繞私產入憲、物權法和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爭論趨於白熱化，《讀書》也發表了觀點和立場都很不一樣的討論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南都周刊：而當時思想界爭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分化。簡要地說：你覺得造成這種分化的原因是什麽？
汪暉：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個兩分法，這個說法是誤導性的。我認為這場爭論是批判的知識分子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自由主義的左翼如果不被這個思潮所裹脅，也就可能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和抵製。許多知識分子簡單地將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視為普遍的、絕對的價值，拒絕對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反思，其結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飾了這一過程帶來的嚴重社會分化、環境災難。
我前麵談到對俄羅斯的自發私有化的討論，這個討論其實是與對中國的私有化過程的反思密切相關的。從理論上看，批判的知識分子關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分析兩者在現實進程中的實際關係；而新自由主義者則從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出發，強調市場、私有產權的絕對道德優勢，而忽略市場化過程和所謂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他們強調效率優先，強調國家退出，強調麵包做大，卻無法麵對現實生活中資本與權力之間的複雜的關聯。這些口號的簡陋和由此引發的問題，在今天大概已經看得十分清晰了。
從1998年起，《讀書》開始持續地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1999年底，《讀書》開始了三農問題的討論；2003年以後，《讀書》發表了對於醫療體製改革的批評文章，與此同時，有關生態環境、私有產權、勞動產權、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一係列問題的討論也在展開。你們大概會記得溫鐵軍、李昌平、陸學藝等有關三農的討論，記得王紹光、陸廣莘等有關醫療改革和中醫問題的討論，記得崔之元、甘陽關於政治體製改革和產權問題的分析。他們的聲音影響較大，但並不在於聲音高、數量多，而在於觸到了敏感的神經。通過公共討論，這些想法對於國家的社會政策也產生了影響。我想這是許多自居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產生這些爭論的根本原因是現實的變化本身：三農危機、生態危機、貧富分化、改製過程中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過程中的霸權構造、戰爭和動蕩等等動搖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樂觀信念。我們必須麵對這樣的變化。
《讀書》不是某一派的陣營
南都周刊：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這些變化，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有分化，這個特點也表現在了《讀書》雜誌上，這是否也是《讀書》在你接手後，遭遇很多討論的原因？
汪暉：分化是必然的，爭論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歡簡單地用派別的觀點來對待爭論。
分歧最好在具體的問題上展開，一旦化約為派別，就往往是在爭輸贏，不是在討論問題了。《讀書》有自己的取向，但並不等於說就是某一派的陣地。你隻要看一看這十一年中為《讀書》寫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們不可能被劃在一個單純的派別裏，以經濟學而言，杜潤生、吳敬璉、張維迎、樊綱、梁小民、汪丁丁、秦暉、崔之元、王紹光、瞿宛文、許寶強、左大培、溫鐵軍、盛洪、張曙光、茅於軾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人文領域而言，金克木、黃裳、李澤厚、錢理群、甘陽、孫歌、劉禾、李零、何懷宏、陳來、葛兆光、張汝倫、陳嘉映、李陀、趙京華、曹衛東、楊念群、劉健芝、戴錦華、陳順馨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社會科學而言，費孝通、王銘銘、朱蘇力、信春鷹、錢永祥、夏勇、梁治平、郭於華、陸學藝等等，他們算是一個派別嗎？的確，崔之元、甘陽、溫鐵軍、王紹光的文章都引發過討論，但以比例論，他們發表的文章並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與其問為什麽我們要發表這些文章，不如問為什麽恰恰是他們的文章能夠引發爭論呢？其實，如今媒體和各類學報充斥了主流的聲音，為什麽就不允許《讀書》發表一點不同的聲音呢？對我來說，能夠提出真正的問題的文章就是值得發表的文章，無論有多大壓力，無論這樣的聲音是多麽孤立，我們都堅持發表。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文章討論，但絕不應該扼殺這樣的討論。
南都周刊：實際上，你接任《讀書》後，在讓它風格轉變後，並且積極地談論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後，它勢必要麵臨這些紛爭。所以說，這些討論和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會不會覺得這是你為自己和《讀書》挑上的一個沉重的擔子？
汪暉：我覺得這是《讀書》應該承擔的使命，我也願意麵對這樣的挑戰。在過去十多年中，有幾家雜誌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的不滿也包含對自己的不滿
南都周刊：你說到你對當時知識界的狀態不滿？
汪暉：我的不滿也包含了對自己的不滿。我希望拓展思想視野和知識視野。如果沒有三農問題的大討論，中國鄉村和農民的命運很難進入知識分子有關市場化、全球化的討論，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吧？我們談全球化，眼睛裏麵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國，我們有多少人從印度、越南、尼泊爾、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國呢？我們的開放是單向的開放，它的另一麵就是封閉。這個格局要打破。《讀書》雜誌發表了許多關於亞洲的討論，也發表了一些關於拉丁美洲、俄羅斯及東歐國家、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討論。我們希望從一個世界性的眼光來判斷中國的狀況，也希望通過對中國問題的探討，理解當代世界的狀況。為了擴展我們的視野，《讀書》邀請了日本、印度、韓國、東南亞、歐洲、美國以及台灣、香港的學者與大陸的許多重要學者一道討論，並發表文章。這些討論從一些側麵正在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但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南都周刊：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思想界麵臨著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很多西方的理論也在這時被陸續介紹到中國。新的問題、不同問題的爭論使得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應該是也處於一種迷茫期吧，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也許並不是知識界不想去解決和討論它？
汪暉：迷茫是探索過程中的常態，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新的思想封閉症的出現，也就是在討論中不承認自己的迷茫，總想拿自己的常識當絕對真理，甚至對別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敵視的態度。我在這裏隻是做一點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殺有關自發私有化及其危機的討論，我們的國企改革也許不致產生如此眾多的問題？假定在我們反思發展主義問題時，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將這些思考當做無關痛癢的胡言亂語，我們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分化也許不致如此嚴重？假定我們早一點對全球化過程的霸權的和壟斷的構造進行思考，也許我們在許多方麵上會做得更好一點？我提這些問題的意思不是別的，而是強調心靈開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識分子不願意麵對問題，而總是將矛頭對準展開討論的思想平台。在我看來，扼殺思想空間和拒絕反思是危險的。
南都周刊：這些是你對知識界的一些不滿意，你非常關注的一些話題。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換一個人當《讀書》的主編，可能這些問題就不會被關注，或者就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你個人的色彩在《讀書》……
汪暉：這並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雜誌就像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個性，這不是問題。如今沒有個性的雜誌，千篇一律的雜誌到處都是，他們或者是大眾性文化讀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發表批評和不滿。《讀書》有這麽多優秀的、傑出的作者，它的色彩來自這些作者，而不是來自編輯，編輯工作說到底隻是一種服務工作。除了在與編輯工作相關的場合，黃平和我很少以《讀書》編輯的身份活動；如果不是許多攻擊直接地針對我們個人，我們實在不願意以現在這樣的方式接受采訪。我們更願意安靜地做點服務工作，如此而已。
插圖：2007年第七期《讀書》封麵。再過一期，汪暉的名字將不再出現在“執行主編”一欄。
3、麵對批評
“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
南都周刊：你接任《讀書》之後，《讀書》和你本人都經曆幾次重要的風波，比如“長江讀書獎”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貝馬斯訪華引發的編輯手記事件。導致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們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
汪暉：這些事件背後有思想爭論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歸結為所謂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本來是一個正常的也是相當認真的評獎，偏偏因為我的得獎而遭到攻擊和非議。程序是由大家製訂的，結果是根據這個程序產生的，如果認為程序有問題就檢討程序。我人在美國，沒有參與這個獎項有關的任何工作。現在評獎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發懷疑，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參與其事的人有意誤導輿論，對我個人進行攻擊。坦白地說，我本來是準備起訴這些人的，但考慮到思想討論的氣氛可能因為訴訟而遭到進一步的打擊，我沒有這麽做。但這些事情使我對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動機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發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僅見的從農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讀過他對“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從未回避那個時代的悲劇。“文革”發生迄今四十年了，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視角大多也是國家的、高級官員的、知識分子的、下鄉知青的，我們很少聽到從農民的角度敘述的“文革”，也很少聽到從工人的角度敘述的“文革”。我們隻是希望通過發表這樣的文章引發進一步的討論。結果文章發表之後，《南方周末》發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謂“自由主義者”指控我們要為“文革”翻案。這些人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而是將矛頭對準發表文章的思想空間。他如願以償了：有關方麵的文件中提到了《讀書》的文章，我們不再能夠繼續這樣的討論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貝馬斯這樣的公共人物之口，攻擊《讀書》雜誌為“專製”辯護。與他們的觀點不同就是為“專製”辯護？這樣的邏輯未免過於荒謬。我當麵問過哈貝馬斯先生，他對這些人利用他來攻擊我們十分不解；曹衛東先生、黃平先生等在場的學者也專門寫文章證明他們的說法不過是造謠和謊言。他們攻擊的並不是黃平或我個人，而是作為《讀書》雜誌主編的我們，為了保護雜誌的聲譽，我們當然有必要對流言加以澄清。我實在不明白，這就是他們討論問題的水準嗎？這是對思想討論的傷害。
十一年中，圍剿《讀書》的事情發生過多次，為了打倒我們，那幾位似乎什麽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他們自己在討論中到底提出過什麽重要的問題，做過哪些認真的研究？他們的精力更多放在攻擊別人上。我覺得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思想的憲兵，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幹。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這種話題，它是充滿很多情緒性在裏麵的。而且尤其這個問題跟知識界、思想界是緊密聯係的。討論這樣的話題的時候，不是應該有更多的考慮嗎？
汪暉：可以有更多的考慮，但不能變成思想的禁忌。為什麽“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國外？因為我們的禁忌太多，有些是來自國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來自知識分子自身創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對曆史的體驗可以是不一樣的，但並不代表哪一種就是正確的。我們隻有把多方麵的東西呈現出來，才能夠看得更全麵一點，也才能把握住問題的關鍵。當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讀書》選擇了承擔
南都周刊：範用先生曾經說過，《讀書》雜誌創辦之初，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那麽大的影響，創辦之初的《讀書》所肩負的內容好像要輕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後，我覺得你似乎給《讀書》賦予了更多的責任，它所擔負的內容越來越重。
汪暉：這種責任從《讀書》創刊一開頭就有。《讀書》雜誌從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到王若水等人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討論等等都是嚴肅的理論探索，80年代中期關於存在主義和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也同樣如此。在80年代，《讀書》還起著一個介紹新知的作用，這個功能仍然在持續，但發生了變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譯格局和知識狀況下，隻是一般的介紹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適應著當時的社會轉化，《讀書》的取向有一些變化，但不能說這份雜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麵貌。相對而言，在80年代，改革開放就是基本意識形態，而隨著社會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識麵臨危機，這是需要獨立思考的時代，也是許多知識分子展開了他們的思想探索的時代。《讀書》必須反映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真實的大轉變。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危機的積累，沒有反思、一味地將所有文化空間當作文化消費的場所，這是很危險的。我不但認為《讀書》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而且還希望出現更多的討論空間。老實說，大部分媒體對於《讀書》的報道從未真正觸及到底我們做了怎樣的討論，為什麽需要這樣的討論。他們糾纏的就是什麽“好讀不好讀”或者“新左派”的話題，可悲的是，連許多學者也跟著這些話題起舞，實在讓人費解。
我從來沒有覺得滿意過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來你的很多觀點，還有《讀書》發表的一些觀點卻遭到很多人的批評，這些批評難道不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
汪暉：有批評難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嗎？知識分子的討論都和大眾傳媒一個調就是好事嗎？魯迅當年用“無聲的中國”描述當時的社會，所謂“無聲”不是沒有聲音，而是隻有一種聲音。聽起來嘈雜得厲害，但其實大同小異。今天的中國不是聲音太多，而是聲音太單一，那就是發展的聲音，消費的聲音，爭權奪利的聲音。中國有那麽多雜誌，能夠引發討論的並不多，這樣就好了嗎？批評總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如果這種聲音寫成了有質量的文章，我們就樂意發表。思想討論要追究的是誰對誰錯，不是有沒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再多，對的還是對的，錯的還是錯的。如果知識分子的思想討論都要用大眾傳媒來評勝負，那不是知識分子文化的沉淪嗎？
前兩天有一個記者問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還沒有得到大眾社會承認。但是，大眾社會是誰呢？它是根據自己的報紙來判斷這個大眾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報紙麵對的所謂大眾隻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領階層，這個大眾概念就很可疑，因為它是把絕大多數的大眾排除在外的大眾。你們調查過幾億的農民什麽看法嗎？你們調查過工人什麽看法嗎？以我有限的經驗和調查，工人、農民的看法與如今媒體中“大眾觀點”相差實在十分遙遠。我在談論這一點的時候，也沒有把《讀書》排除在外。我們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讀書》十年精選中，我們編了一本《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為什麽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這麽重要？因為我們的分歧不僅發生在具體的問題上，而且更發生在我們看待這些問題的不同視野之上。一個了解三農危機的人就不會對於城市的發展一邊倒地叫好，一個對俄羅斯和東歐改革當中的經驗和教訓做過研究的人，也不會對國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麽不切實際的(或過於實際的)幻想，一個研究了民主製度在不同社會中的經驗的人對於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會停留在奢談“三百年來人類的共同道路”的層次上。重構的過程是多元的、多樣的，不是一律的，但這個重構過程能夠擴展我們的視野，造成一個新的思考的空間。我們做得很不夠，但這是《讀書》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評我們的片麵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們的討論不夠深入，我完全樂意接受，也十分歡迎。但要是有人試圖取消這樣的討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顧十一年來看的話，總結一下你在《讀書》自己做的東西，大體上滿意嗎？
汪暉：我從來沒有覺得滿意過。我們討論的深度有待開掘，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真正地觸及，也希望在文體上不斷改進。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們的年輕編輯：我們在討論重大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也隻是在一部分人當中關注的問題；我們討論三農問題，也不等同於我們已經把幾億農民的聲音帶了出來。但認識到這些局限不是否定這樣的討論，而是要深化這些討論。在90年代以來的潮流和媒體環境下，《讀書》把這麽多不同的聲音推出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老實說，已經非常不容易。這不是《讀書》或者我們這些編輯有什麽功勞，而是那些真誠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貢獻。我在這裏要向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謝！
就像做人一樣，最重要的是不要丟了基本的格調。在今天的環境中，嘩眾取寵很容易，討好這樣的那樣的勢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堅持自己的思想格調反而是件很難的事情。我對《讀書》的編輯們在風雨中的認真和堅持有點兒自豪。
南都周刊特約撰稿 劉錚
美國
《紐約時報書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縮寫NYBR)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書評刊物，以往董鼎山、馮亦代等老先生在《讀書》上寫文章紹介海外新書，恐怕就常仰賴 《紐約時報書評》 ——沒讀過原著，光憑人家寫的書評，就能敷衍成文，也算是功夫罷。《紐約時報書評》 的長處是資訊快，緊跟熱點，有點 《中華讀書報》的意思。文學性書籍的評論倒還好，學術類著作的評論就非其所長了。應該說，它跟 《讀書》 麵向的讀者群不甚相同。
《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縮寫NYRB)在知識界影響大，不過許多人對它並非真的了解。首先，它一年出刊20期，周期比 《紐約時報書評》 長。其次，雖說它麵向廣大美國知識分子，但其編刊風格也顯示出一定的偏好及偏見，比如，它留給哲學的篇幅本來就相當少，而對歐陸哲學，如德裏達、齊澤克這類哲學家的著作，則是從來不予評論的；《紐約書評》 重視曆史，分量最重的是美國史，其次是歐洲史。第三，《紐約書評》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核心撰稿團隊，不像 《紐約時報書評》那樣想找誰寫就找誰寫，沒個準兒。第四，《紐約書評》 在政治上屬於中間偏右，它的幾位政治類核心撰稿人，如Timothy Garton Ash、Ian Buruma等，皆是如此。
《紐約書評》 與 《讀書》 的主要差異在於，盡管它也刊登一些一般性的評論，但絕大部分文章還是針對剛出版的新書的，不像現在的 《讀書》，似乎不怎麽談具體的新書，就算談，也每每隻當是作者自己發議論的由頭。在形式方麵，《紐約書評》 的文章篇幅都很長，能把新書評得比較透，《讀書》 “短長書”欄目裏那類短小的文字，在《紐約書評》 裏是找不到的。
英國
吳爾夫、艾略特給 《泰晤士文學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縮寫TLS)寫稿的時候，它是文學界最顯赫的評論刊物，如今，它已經有些淪落了。作者不甚齊整，關注點也不見新意，基本上成了一份純書評雜誌。
相比之下，《倫敦書評》 (London Review of Books，縮寫LRB)要耐讀些，它基本上就是一份“英國版 《紐約書評》 ”。
上麵提到的這四種雜誌，在裝幀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皆為“報紙本”，開本大，紙質粗。這跟 《讀書》 是不同的。
英美國家雜誌數量龐大，專業的不提，像 《紐約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這類著名的綜合性文藝刊物裏，每期必登一兩篇書評，而英國的文化政治雜誌《旁觀者》(Spectator)則有半本的篇幅都登書評，再加上《哈德遜評論》(Hudson Review)、《威爾遜季刊》(Wilson Quarterly)之類的人文雜誌也有大篇幅的書評，因此，上麵四種專門的書評刊物盡管極有名，但並沒有在讀書界占據壟斷性地位。而在中國，《博覽群書》、《書城》、《中華讀書報》、《文匯讀書周報》等報刊似乎仍無法撼動《讀書》的龍頭位置。
法國
法國的《讀書》(Lire)跟中國的《讀書》實際上完全不是一碼事。法國的《讀書》是麵向最一般的讀者的，上麵每期都有即將問世的長篇小說的選段，中國知識分子氣息極重的《讀書》雜誌怎麽會登這類玩意兒呢？法國的《讀書》策劃的專題、訪問的作家也都是流行性的，缺乏深度。總體上說，它是本平庸的雜誌。
法國最好的書評類刊物或許是 《文學雜誌》(Le magazine litteraire)罷。它的標誌是每期一個專題大策劃，比如“加繆專號”、“印度專號”、“精神分析專號”等，占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剩下的則是新書評論和作家訪談。
法國的《讀書》和《文學雜誌》都是用精美的畫報紙印的，圖片極豐富，跟中國的《讀書》隻有文字和漫畫的素樸風格大相徑庭。與中國的《讀書》接近的倒是巴塔耶創辦的《批評》(La critique)雜誌，這份思想類雜誌原來比《讀書》厚一點，現在則比《讀書》薄一點，文字艱深，思想尖銳。要論形式，兩者接近；要論內涵，《讀書》瞠乎其後。
法國與《泰晤士文學副刊》類型一致的雜誌叫《文學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也是“報紙本”，純登新書書評。
德國
德國的書評雜誌也不少，有兩種非常接近的，一種叫《圖書雜誌》(Buchjournal)，一種就叫《書》(Bucher)，它們都跟法國的《讀書》很像，麵向大眾，主攻小說。
深入一些的是《文學》(Literaturen)雜誌，內容不僅限於文學，跟法國的《文學雜誌》很像。這三種都是用精美的畫報紙印的。看德法兩國的文化刊物，最讓人感慨的恐怕就是印得真漂亮。
歐美國家書評類刊物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文學給予極大的關注，最出風頭的肯定是小說家，照片到處登，他們的模樣老百姓都熟悉。中國的《讀書》就不同了，沈昌文時代的《讀書》對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還是相當重視的，到了汪暉時代，當代中國文學和當代外國文學這一翼幾乎完全割舍了。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出版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文類雜誌很多，綜合性雜誌更多，從《文藝春秋》到《新潮》，再到《文學界》，不管是綜合性雜誌，還是純文學雜誌，上麵都有書評的位置。相比之下，專業的書評刊物似乎影響甚微，在知識界不成什麽氣候。讀者較多的書評周刊是《周刊讀書人》，而由講談社出資創辦、兼有宣傳自己出版物任務的雜誌《本》也具一定知名度。但從影響大小和訂戶多寡的角度來講，《周刊讀書人》和《本》都沒法與中國的《讀書》相提並論。
也許，再也沒有一份思想文化類刊物能像《讀書》這樣牽動著中國思想界的神經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變動——擔綱《讀書》主編逾十年的汪暉先生日前卸任——也引來坊間異乎尋常的關注、猜測與解讀。
一份刊物受到異乎尋常的關注，與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關，更與刊物生存的特殊語境有關。
汪暉主政的《讀書》十年，既是《讀書》風格從大眾知識分子言說向學術性思想評論轉型的十年——這暗合了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整個思想界的風氣變遷——也是中國思想界分化最為深刻與劇烈的十年。
這十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從浮出水麵到持久較勁；這十年，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異軍突起；這十年，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結盟又各持己見，上演“三國演義”。
而在中國思想界呈現出來的十年複雜流變中，汪暉與他的《讀書》不僅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不僅僅提供了舞台，還表演了節目。十年《讀書》，是中國思想界十年流變的一方平台、一麵鏡子、一張標簽。
一份雜誌的汪暉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變遷不會結束。
借《讀書》換帥之機，我們邀請學者梳理與總結中國思想界十年，當然並不是為了紀念一份雜誌的變局。
看法·訪談 編輯 吳金 美編 康哲峰
到2007年7月被三聯書店單方麵宣布卸任，
汪暉擔綱《讀書》已逾十年。
這十年，對中國知識分子是痛苦轉型的十年；
對《讀書》雜誌是喧囂熱鬧的十年；
對汪暉個人，是毀譽參半的十年。
《讀書》十年，是一個人、
一本雜誌和一個知識界的沉重故事。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北京報道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個本應該很平常的人事調動，
為什麽卻如此地引來那麽多人的關注？
不僅僅是它曾經有著值得驕傲的曆史，還因為汪暉在學術界的爭議，
也因為《讀書》這11年見證著中國思想界的變遷和分化，
它的承載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雜誌所能承載的內容。
7月10日上午10點，汪暉本想召集《讀書》編輯部的同事們開會，準備討論關於第九期《讀書》的編輯事宜。這個會議卻在即將召開之前中止。當天上午9點，三聯領導召集《讀書》編輯部編輯開會，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至此汪暉與《讀書》結束長達11年的關係，署有“執行主編汪暉”名字的《讀書》將截止到2007年第八期。突如其來的事情，汪暉覺得毫不意外，而讓他感到不悅的是，在最後一刻，他也沒有聽到三聯的領導當麵向他宣布這個決定。
7月11日，《中華讀書報》刊登對三聯書店領導的采訪，首次正式對外公開了《讀書》換帥的消息，一場讓外界持續了近一個月的猜測塵埃落定。可事實的公布，並未平息外界對《讀書》的討論，相反地，關於《讀書》和汪暉的討論卻大有越演越烈之勢，汪暉也瞬時成為媒體熱追的對象。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個本應該很平常的人事調動，為什麽卻如此地引來那麽多人的關注？不僅僅是它曾經有著值得驕傲的曆史，還因為汪暉在學術界的爭議，也因為《讀書》這11年見證著中國思想界的變遷和分化，它的承載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雜誌所能承載的內容。
汪暉接掌《讀書》
1979年4月，《讀書》的誕生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讀書無禁區”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對文化的摧殘，提出人民有讀書的自由。隨之，《讀書》聲名大噪。
在許多知識分子心中，《讀書》在80年代起著一種思想啟蒙的作用，它暗合著思想界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給經曆了將近二十年思想荒漠的年輕人送來了猶如甘飴的新知。而那時活躍的年輕知識分子們，也把《讀書》當成了展示自己才華和思想的舞台，許多人都在《讀書》上發表自己的文章，汪暉就是其中活躍的一位。《讀書》前主編沈昌文在回憶起汪暉時說，“他很了不起，文章寫得很好。不僅給《讀書》寫稿，還經常參加編輯部的活動”。汪暉與讀書的緣分就始於那時，當時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和《讀書》的這種親密關係，成為他後來執掌《讀書》的一個原因之一。
經曆了80年代末的動蕩之後，知識分子在自我的思想上進行著反思。一方麵，隨著鄧小平1992南巡後經濟改革加速，市場經濟在中國全麵登場，知識分子對中國改革的現實、道路和發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同一性”不複存在。另一方麵，隨著經濟的發展，許多附帶的社會問題也暴露出來，知識分子急切地尋找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96年沈昌文麵臨退休，《讀書》選擇怎樣的主編執掌，將決定著《讀書》未來的發展方向，這成為時任三聯總經理的董秀玉最著急的問題。
沈昌文時期的《讀書》在90年代前幾年，偏重文學領域和人文趣味的內容。和陳原、範用時代的《讀書》相比風格沒那麽尖銳，也避開了一些思想爭論。到了1996年，這樣溫和的風格引起了一些學術界的擔憂，在董秀玉選擇《讀書》新一任主編的過程中，學術界的一些知識分子向她反映，新時代的《讀書》缺乏了一些學理性，希望她能夠選擇學術背景較強的人擔任《讀書》主編。
董秀玉也意識到這一點，在經學界推薦、陳原麵試、社委會批準的情況下延請汪暉接任《讀書》主編。最初，汪暉並不願意擔任《讀書》的執行主編，在董秀玉的再三說服下才最後接受了邀請。
從創刊最初就定位為思想文化類雜誌的《讀書》在思想變革的浪潮中主動選擇了一位學者做主編，而這位主編又密切關心著社會的現實問題和思想界的討論，《讀書》在汪暉的領導下，勢必成為思想文化界關注的焦點，並且見證著思想界不同觀點和理論的紛爭。
考古打響第一炮
汪暉接任後的《讀書》將會在思想界扮演怎樣一種角色？《讀書》會麵臨怎樣的改變？這是那個時候眾多《讀書》老讀者最為關心的事情。而為《讀書》做一些改變，也是汪暉接任後的想法。
“想做一些改變，這是毫無疑問的。我當時不僅是對《讀書》，對整個學術界、知識界以及各種思潮都有些想法，所以希望通過《讀書》來展開一些新的討論。”接手《讀書》後不久的汪暉，很快就開始了自己規劃的一些改變。1996年，他接任《讀書》後的第一年，便開始陸續發表了一些考古學家的考古學文章，這類文章，基本上是以前的《讀書》從未涉及到的領域。
為什麽以考古學打響改變的第一炮？汪暉認為，考古學在過去20年裏是中國學術領域發展最為迅速的一個學科，大量的發掘不斷湧現。“這些發掘到底對中國曆史的解釋提供了什麽，對古代曆史的爭論、學術的進展有什麽意義？因此，討論考古問題與當代曆史、與我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關的。”汪暉解釋，考古學是《讀書》很少涉及的領域，看起來離大家生活很遠，但《讀書》試圖把這些看起來很遠的東西與對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思考聯係起來。
考古學引入《讀書》的討論之後，一係列其它領域也漸漸進入汪暉和黃平執掌後的《讀書》。繼1996年10月發表《鄉土中國的當代圖景》之後， 1997年《讀書》又開辟了《田野雜記》欄目，為此後《讀書》能夠率先提出三農危機的討論提供了前提；黃萬裏關於黃河治沙的文章和有關生態主義和發展主義的討論，將生態環境問題引入了《讀書》的視野；幾乎與此同時，有關俄羅斯改革、性別、戰爭與民族主義和經濟學的社會角色的爭論也漸次展開…
一份由讀者為汪暉時期的《讀書》所作的數據顯示，從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讀書》共發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領域類別可以分為31類，包括思想文化、經濟學、法律、考古、亞洲研究、環境、醫學等等。和陳原和沈昌文時期相比，汪暉時代的《讀書》涉及了更多的領域，這是這個階段，《讀書》最重要的一個變化。
新左與自由派之爭
《讀書》擴大了討論的領域，這一點轉變在學術界和讀者中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回饋，但《讀書》的改變並不僅僅隻是涉足領域的擴大，它從沈昌文時期的人文趣味、風花雪月變得越來越貼近現實問題，越來越專業化和學術。
錢理群認為，中國那個時候的學術界對現實問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思想上也越來越分化。不同的思想體係，在對待現實問題的看法上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很多學者在麵臨一些關於中國改革道路、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時，還存在迷茫和苦惱，在一些問題上其實本身也存在著很多疑問。而這種疑問就需要像《讀書》這樣的一個平台來討論。但隨著思想界分歧的擴大化，《讀書》上的爭論也有些劍拔弩張之勢。這種爭論，在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分化開始之後，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雖然汪暉從來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於1997年發表在《天涯》雜誌、引起思想界很大震動的文章《當代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還是被一部分學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第一次的激烈交鋒。此後，汪暉陸續撰文寫了一係列關於中國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機等等一係列文章，拉開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
這場爭論所包含的內容極其廣泛，既有學理上的，也有實踐中的；既有曆史的，也有現狀的；關於中國20年改革開放的看法，對當今中國社會狀況的判斷，對今後中國道路的走向，對導致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社會問題的原因，雙方都有重大分歧。而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它們自己本身也存在著內部的觀點分歧。
汪暉被認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編的《讀書》也順帶被自由主義學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陣營。《讀書》發表的關於蘇東改革、全球化問題討論的文章都被看成是新左派的言論，自由主義認為《讀書》喪失了包容性，成為一派學者的言論陣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觀點。
“做刊物的編輯，就應該采取價值中立，讓每一派都發出各種聲音，但汪暉卻違背了這個起碼的編輯應有的道德。”中山大學的教授袁偉時說。和袁偉時有類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讀書》老讀者說，《讀書》看起來似乎中立，也發表一些自由主義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導位置的絕對是“新左派” 的文章。
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平息，而爭議爆發的焦點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讀書》雜誌，發表美國學者高默波的文章《書寫曆史：〈高家村〉》，在這篇文章中，高默波寫自己的農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進展，而且還說到農民對於“文革”時代的看法不同於中國的精英階層。這篇文章在《讀書》的發表，立即遭到了許多人，特別是自由主義學者的反對。《南方周末》隨即發表了文章，對高默波的文章進行批評，許多文章都認為高默波的文章對“文革” 的看法很片麵，有失偏頗。甚至還有批評說汪暉和《讀書》發表此類文章是為“文革”翻案。而後不久，《讀書》被相關部門要求不再發表跟“文革”有關的文章。
盡管高默波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評，但汪暉卻表示高默波的文章從另一個角度書寫“文革”的曆史，其文章有值得發表的地方。他認為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它人的“文革”的敘述，隻是希望大家了解一個“文革”的多麵性。
高默波文章引發的爭論隻是《讀書》許多爭論的一個例子，雖然汪暉發表所有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袁偉時認為，汪暉在《讀書》期間宣揚的那一派理論看似頭頭是道，卻遠遠落後於時代要求之後，與中國現在的發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觀點都是胡說八道，沒有起到促進思想解放、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由於隻發表一派的觀點，有些文章甚至起了製造思想混亂、誤人子弟的作用。
這場爭論使得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越演越烈，甚至在一些爭論中，還出現了學術問題討論之外的攻擊。兩派的學者在各自的觀點上都毫不讓步，每一個學者在自己的觀點上幾乎都是固執地堅持著。
論戰升級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間的爭論並不僅僅局限於具體的學術觀點上，而是泛化到了整個學術圈以及知識分子的公信力和知識分子的道德上。那些爭論，在你來我往的批評和反批評中，激起一波又一波與學術觀點沒有太多關係的波瀾。
這其中與《讀書》和汪暉相關的事情就有兩件：一件是“長江讀書獎”事件，一件是哈貝馬斯訪華引發的編輯手記事件。
於1999年啟動的長江《讀書》獎，由香港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資助、三聯書店《讀書》雜誌承辦，這個當時稱為“辦成最權威、最公正、最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獎項”，卻因為汪暉的獲獎而遭遇了許多批評。最後演化成100位學者之間的爭論。
2000年，“長江讀書獎”在評出結果之後，汪暉的《汪暉自選集》獲得了其中的一個著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在《學術評獎的規則與學術批評的態度》一文中，對“長江讀書獎”的公信力提出了質疑，而肖夏林也指出該獎項的評委會，一部分人如甘陽等是和汪暉同立場的“新左派”人士，另一部分則是汪暉的同事，如黃平等。眾多的批評者都認為汪暉作為《讀書》的主編，應該嚴格回避這個獎項的評選，而不應該作為候選人參與評獎，這樣才能保證該獎項的公正。
汪暉本人也隻是表示他從未參與過這個獎項，也不是該獎的學術召集人，但不想多談這件事情的細節。而當時對長江讀書獎提出質疑的學者徐友漁也認為到了現在，再談那場七年前的爭議毫無意義。
“長江讀書獎”引發的100位學者之間的爭論更多地涉及到學術腐敗、學術的公正性等問題，卻少有涉及到具體的學術觀點。與其說它是一場與《讀書》有關的爭論。不如說它是由《讀書》引發，但實際上超越了《讀書》本身的風波。
2001年4月哈貝馬斯來到中國和中國的學者交流。其後不久，學者雷頤發文稱，哈貝馬斯在談到中國的新左派學者時，說他看過一些汪暉的文章，也和汪暉交談過，他感覺到中國新左派的觀點有為極權、專製服務，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傾向。
雷頤的這篇文章引起了汪暉等人的不滿，汪暉在2002年第五期的《讀書》編輯手記中，否認自己和哈貝馬斯見過麵，並且稱雷頤在散播不實際的流言，而對哈貝馬斯對新左派的評價也不能接受。
不久後，徐友漁專門為此事寫了一封信給汪暉，認為汪暉利用《讀書》的公共空間和身為主編的公共身份為自己做辯護。徐友漁在信中寫道：“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擔任了某種公共職務，就會受到限製，就必須謹慎行事，避免濫用職權，或避免有濫用職權的嫌疑。正如上次關於長江《讀書》獎的爭論，我的不同意見，不是出於與汪暉觀點對立，也不是出於認為他水平不夠，而是針對他的主編職位。”
《讀書》編輯手記事件的爭論問題更是沒有學術問題的爭論，所遭到質疑的一方是學者的誠信，而另一方是學者是公共權利。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之中，一些學者之間的關係也變得很微妙，而《讀書》也在這種爭論中處於一種很尷尬的地位。
在中國思想界急劇變化的現實中，《讀書》選擇了承擔起“直麵現實問題，參與思想爭論”的擔子，但學術思想的爭論，又勢必使得《讀書》遭到批評和不滿，因為這種思想的分歧就體現在《讀書》上。不管是汪暉主編，或者是換一位自由主義學者主編，《讀書》絕不可能再像80年代思想同一性時，那麽和樂融融，一片讚好之聲。
而汪暉和這些學者之間的爭論，也不會因為汪暉不再主編《讀書》而停止。他們的思想爭論，是90年代直至現在的中國社會、思想界狀況所決定的，是一種命數。
《讀書》的未來
自三聯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而改由潘振平接任主編，吳彬和李學軍分別擔任執行主編和執行副主編之後，關於《讀書》換帥的猜測有各種各樣的聲音，而所謂的三聯編製問題，和《讀書》銷量問題都被普遍地看作是一個幌子。
對於汪暉離開《讀書》，不同的人給予了不同的反應。範用、沈昌文等老一輩的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出了對新執行主編吳彬的支持。除了在網絡上有不少對汪暉離開《讀書》叫好的網友外，也有不少支持汪暉的人，在網絡上對換帥事件表示了不滿。
而記者在采訪過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學者都不願意對汪暉離開《讀書》的事情做出評說，而袁偉時是為數不多願意對《讀書》的換帥說出自己看法的人，他認為《讀書》這樣很好的雜誌，前輩們苦心經營的成果都在汪暉時代被糟蹋了，拋棄了《讀書》過去十幾年的光榮傳統。“汪暉離開《讀書》使這份雜誌擺脫了新左派的糟蹋，應該慶祝它的新生。”
和袁偉時截然不同的態度出現在7月22日，一場關於《讀書》的討論會上。在這個由民間發起的討論會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參與者都對汪暉時期的《讀書》做出了肯定，並對《讀書》的換帥表示了不滿。甚至有少部分人，把導致此事發生的原因歸結到了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爭論上，和汪暉訪談中談到的一樣，他們認為這是多方勢力的一種合謀。
參與當天討論的錢理群，在會上做了最長時間的發言。他的發言實際上才真正值得我們思考。錢理群認為，《讀書》換主編的事情已然成為定局，現在重要的不是猜測換主編背後的真實原因，更重要的是應該從這件事情看到，也許知識界即將失去一個發言和論證的平台。“《讀書》這11年來，最大的貢獻恐怕就是對現實的關注和參與，它為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論爭。但我覺得這次換主編的事件，可能會使得我們失去這個討論的平台。”錢理群說。
就如汪暉在訪談裏所說，《讀書》在最近幾年來，一直麵臨著一些困難和壓力。在發表文章上受到一些來自於三聯集團領導的壓力。從此可以了解到，思想界的自由論爭，其實還受到另一方的限製。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讀書》換帥，其實是三聯對《讀書》實行管製的一步。這位知情人士表示：“《讀書》的主編如果是汪暉和黃平，他們兩位都不是三聯的人，三聯的領導想對《讀書》進行管理，總是要遇到一些阻力。所以才把他們換掉。而且換吳彬當執行主編，也很奇怪，她的年齡馬上就該退休了，在這個時候讓她當主編。也許是想她在退休之後，換一個從外麵來的其它人。”
而在22日那場討論上，前幾年發生在《冰點》的事件也被頻繁提起。“我們不希望《讀書》成為下一個冰點。”好幾個參與討論的人都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就如《讀書》的作者、中國戲曲學院的教授傅謹所說，他不是任何一個思想派別的學者，他關心的《讀書》這個討論的平台，以及從《讀書》11年的變遷中反映的中國學術史和學術發展的特點。“《讀書》這幾年的爭論，沒有什麽好與不好的。它已然發生了。《讀書》在全國影響很大，其實我們應該更加關注《讀書》未來持續的意義。”傅謹說。
1999年10月-2000年6月 “長江讀書獎”事件
“長江讀書獎”由李嘉誠旗下的香港長江集團李嘉誠基金會捐資100萬，與《讀書》雜誌共同設立，旨在打造中國的Nobel Prize，設3個著作獎(每部獎金30萬元人民幣)，3個文章獎(每篇獎金3萬元人民幣)。
首屆“長江讀書獎”評獎工作從1999年10月啟動，特邀名譽主席為費孝通，負責評選的是為此次評選活動所設立的學術委員會，其召集人為《讀書》執行主編汪暉、黃平及學者汪丁丁，其常設執行機構工作室由《讀書》雜誌和港方基金會選派人員組成。
評獎結果出台後，學術界頗有微詞。引發人們非議的是獲“特別榮譽獎”的《費孝通文集》，獲“專家著作獎”的《汪暉自選集》和獲“文章獎”的錢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因為費孝通是特邀名譽主席，汪暉是學術委員會召集人，錢理群是評審委員會成員。當時的評論中說：“有關的非議之一，是關於汪暉及其《自選集》應否得獎。汪暉先生的學術成就可以暫放一邊，汪暉先生的身份(《讀書》主編)就使他的獲獎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層浪，關於“長江讀書獎”的爭論由此在學術界、文化界熱烈展開，以致最終演變成為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一場論戰。
2001年4月-2002年底 哈貝馬斯訪華風波
2001年初，德國思想大師哈貝馬斯應邀訪華，在國內思想界造成不小的轟動。哈貝馬斯離開之後，曆史學者雷頤發表文章稱，在一次小型聚會上，哈貝馬斯談到“我看過《讀書》主編汪暉的一些翻譯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訪談，我本人也與他交談過，我也讀過《讀書》另一個主編黃平的一些英文的東西。讀了他們的東西，我感覺到他們的觀點有為極權、專製服務，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傾向”；“我看他們常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總覺得用得不對勁，他們應該用其他理論來批評中國的改革開放，而不要用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此文一出，哈貝馬斯文集的譯著者曹衛東立即撰文指正，說“除了聚會一事之外，其餘均值得嚴正質疑”；“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中國，哈貝馬斯和汪暉之間好像都沒有過直接的接觸。”
到2002年，汪暉在《讀書》第5期的“編輯手記”中重提此事：“沒有料到的是，我遠在異國，而一位‘曆史學者’竟然憑空考證出我們見麵的情況，還言之確鑿地引證哈貝馬斯對我的批評。思想的交鋒演變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暉的這一文章很快被一些學者批評為濫用《讀書》主編的職位和權力，在自己編輯的雜誌上以編輯手記的方式對他人進行反擊。
圍繞此事，兩派學者又打了一場筆仗。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讀書》換主編一事，自公布以來就受到了學界以及許多讀者的關注，很多關於《讀書》的討論此起彼伏。前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是邀請汪暉擔任《讀書》主編的人，而直到2002年她退休之前，她一直也管理著《讀書》的相關工作。並且，她是從《讀書》創刊一開始就參與其中的人。因此，本刊獨家專訪了董秀玉，就《讀書》換主編事件以及《讀書》過去所經曆的爭論采訪了她。而董秀玉也在接受采訪後，對一些問題做了自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表示自己對《讀書》換主編的事“看不懂”，她也肯定了汪暉和黃平在《讀書》的11年的工作成績。
首先，對《讀書》換主編的事情我真是不想講什麽。我這樣說也並非刻意回避，隻是因為“實在看不懂”它。我不懂為什麽太正常的一個主編交替的事，會搞得那麽不正常？社領導雷霆手段像辦大案要案；學術界笑的罵的一通亂仗。真不知是為什麽。
而對於和《讀書》有關的很多爭議我怎麽看也看不到具體觀點上明確的討論或爭論，滿眼都是“新左派”、“自由派”。這些從西方引進的派別觀點是否契合中國，我尚有疑問，更不懂為什麽別人不承認，也一定要先給人家扣上這帽子。這使我想起反右，給右派分子扣帽子，不管你承不承認，你就是右派！這是很可怕的情景。為什麽現在黨不給知識分子扣帽子了，有的知識分子自己反而要給不同觀點的人扣帽子，並一副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樣子？我真的搞不懂。
《讀書》最近編的六本書，集中表現了這10年汪暉黃平主編期間的一些觀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放在那裏。有哪些錯誤的、不同意的觀點，文風如何，都可以討論和批評，這樣的批評才是正常的、必須的。《讀書》創辦期間陳翰伯、陳原同誌就再三強調，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討論，但“隻用批評的武器，不用武器的批評”，“反對打棍子戴帽子，反對廢話空話、幫腔幫調。”
至於“長江讀書獎”，這更沒什麽可說的了。這件事是由我主持的，如果說程序等等有缺點，或者事先應考慮回避問題，這都對，我都可以接受和檢討。但如說這是陰謀，那是誣陷；如果說是汪暉以權謀私，那是典型的無中生有、人身攻擊。對這些我非常不齒，也隨時可以依靠法律還《讀書》一個清白。
對《讀書》的未來。我很奇怪為什麽有些媒體的大標題都不提新任主編潘振平。潘是一個正派的學者型的出版人，他是一個有學術能力的人，在思想性和敏銳度上再有加強，應當會把《讀書》編好，我對他有信心。
7月11日，三聯書店正式對外宣布汪暉和黃平不再擔任《讀書》執行主編，
“換帥”傳聞終於得到證實。
然而，作為事件的核心人物，汪暉卻沒有再露麵。
關於《讀書》換帥背後的種種，外界猜測紛紜，
這時候最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汪暉卻沒有任何回應。
7月18日，卸去了《讀書》執行主編職務的汪暉接受了本報獨家長篇專訪。
一個月之前，本報記者在六卷《讀書》精選集出版之時專訪過旺暉，
那時候他還暢談了很多對《讀書》的種種設想。
沒想到，時隔一個月，我們的會麵談的卻是他的離開，和對《讀書》的總結。
南都周刊記者 甘丹 北京報道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
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麽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問題是為什麽要采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
為什麽明明知道這麽做一定會造成震蕩仍一意孤行，
到底有什麽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
1、回應“換帥”
《讀書》在經營上並不失敗
南都周刊：《讀書》風格的這種變化，使得有外界評論《讀書》的老讀者逐漸喪失，這次換主編事件，也有外界猜測是因為雜誌發行量下滑的原因。
汪暉：《讀書》的作者和讀者既有延續，也有變化，這是正常的。《讀書》在經營上也並不失敗。在我們編輯《讀書》的十一年中，《讀書》的發行量始終在十萬左右波動。在這份雜誌28年的曆史中，是處於發行量高的時期，而不是低的階段。就是今年，《讀書》的郵局征訂也是上升的，說明穩定的讀者多了。所謂下滑，是自發部分，確有一點下降。且不是指發行量，而是零售回款緩慢。據了解，是由於內部調整，三聯書店去年年底沒有再給《讀書》的發行定指標，今年發現問題後又沒有及時調整，也曾出現個別回款錯匯到其他賬戶的情況。這些問題需要多方麵協調解決，不能一蓋而論推到編輯工作上來。
有些以“好讀”為宗旨的同類刊物，發行量始終無法與《讀書》相比，這說明發行問題與他們所說的風格問題並不是他們想象的那種關係。說到底，《讀書》並不是以發行量為目的的思想評論刊物，這是創刊伊始的宗旨。但如果要說發行量的話，在同類型的雜誌中，《讀書》是唯一靠著發行量就能贏利的雜誌。當初董秀玉總經理規劃定位三聯的刊物，就明確《讀書》是嚴肅的高層次的文化思想刊物，《新知》(待辦)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結合的中等程度的知識刊物，《生活》則是文化大眾刊物。她依靠廣告把《生活周刊》支撐了起來，卻小心翼翼地限定《讀書》隻許做一點書的廣告，能不做更好。希望保留一個非商業化的純粹的思想刊物。
現在有些人把經營問題與刊物風格問題混為一談，我想是有人要為免除我們的職務找借口吧？
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
南都周刊：三聯領導們對外公布，說是因為編製問題，所以換掉你和黃平，那你接受這個理由嗎？
汪暉：過去幾年中，我們多次討論過退出《讀書》雜誌的問題。在抵製前任總編輯汪季賢對《讀書》的改組行動和出版所謂《讀書》公務員版的荒唐舉措之後，我們正式地與三聯書店領導談過離開《讀書》的問題。為了穩定汪季賢走後的局麵，三聯書店領導希望我們能夠留任，我們同意了，但建議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提前告知一個過渡時間表，以避免因為我們的離開而造成不必要的震蕩。今年我們編輯出版了六卷《讀書》精選，部分的原因，也是為了回顧和總結這十年的工作，為過渡做準備。《讀書》編輯部的年輕編輯早已成熟了。
但這次三聯書店對《讀書》的改組卻完全沒有先兆。六月中旬，他們約我和黃平談話，由於黃平出差，我們約定六月二十一日會見。但這天上午《新京報》登出了“《讀書》換帥”的報道，讓我們十分驚訝。在這篇報道中接受了采訪的副總編輯樊希安事後對我說，他從未接受采訪，那完全是媒體的炒作。7月3日和7月10日，三聯書店黨委書記和副總編輯約我兩次見麵，所談內容大致一樣，即根據新的規定和出版集團領導的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主編的存在。在第二次的談話中，他們又特別強調說，集團領導高度重視《新京報》的報道，擔心媒體炒作，因此要求盡快處理此事，立刻交接。黃平和我從未對離開《讀書》雜誌表示過異議，我們唯一的希望是從保護《讀書》出發，完成平穩過渡，但三聯領導和他們的上級顯然覺得哪怕晚一天完成過渡也會帶來不測，實在讓人費解。
我們擔任了11年多的兼職編輯，如果按照現在的規定或領導意見，不再允許兼職，也不是什麽問題。我們從未提出過希望留任。問題是為什麽要采用這種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誌利益的方式？為什麽明明知道這麽做一定會造成震蕩仍一意孤行，到底有什麽隱情？這個事情上我覺得很氣憤，也不可理解。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遭到絕大多數編輯的反對是必然的。
南都周刊：那真正換掉你和黃平的原因是什麽，你知道嗎？
汪暉：我不清楚，也並不在意。董秀玉退休之後，除了與潘振平先生較為熟悉之外，我們與三聯領導層、甚至分管領導之間幾乎沒有什麽交流。汪季賢時期在發稿問題上限製較多，我們有矛盾；現任領導的風格也大致如此，但我們之間並無直接衝突，主要是在稿件問題上出現分歧，在撤稿上，他們都是直接向編輯部發指示。我們不是三聯書店的編輯，對於主管領導而言，感覺“不好管理”大概是確實的。
三聯書店是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出版社，曆任的總編輯都注意與知識界、文化界的人溝通，但這樣的狀況自從董秀玉離開後就發生了變化。上麵派來的負責人往往與知識界完全無關，他們也沒有與學者或知識分子溝通的意願，對於《讀書》這樣的雜誌既無理解，也無尊重。說起來也有趣，現任黨委書記與現任主管《讀書》雜誌的副總編輯與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談，就是討論我們離開的事情，時間是今年7月3日，也即三聯社委會改組方案落款的那一天。這種管理方式的效率實在是高。
《讀書》有自己的傳統和獨特的空間，我們發表文章的尺度相對而言是比較自由的。董秀玉擔任總編輯的時候，隻要碰到困難，她就會設法幫助我們解決，沒有她的支持、理解和默默奉獻，《讀書》雜誌不會有後來的局麵。但這樣的默契在後來的領導者那裏就完全沒有了。他們按照規定做事，但我們也不大懂得那些規定到底是什麽意思。我們感到不滿，因為這對《讀書》的討論勢必造成傷害；他們感到為難，因為我們不那麽好掌控或管理，可能給他們添麻煩。這可能是一個因素吧。
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讀書》在過去十年中發起過各種討論，也時時引起爭議。就像《新京報》的報道所顯示的，不同的力量是一直在運動著的。但三股力量有無直接聯係，或者是怎樣匯聚到一起的，我並不清楚。我說的三股力量是：官僚體製加強統一管理的力量，總想奪取或取消《讀書》這個思想平台的某些人物的力量，以及諸如《新京報》這樣的你弄不清是官方的還是市場的媒體力量。
“組織解決”讓人悲哀
南都周刊：也有不少人認為你離開《讀書》是好事，你怎麽看？心裏會不會不太能接受？
汪暉：對我個人而言，有更多的時間做研究，這是好事吧。過去十年中，為了《讀書》的討論，黃平和我都付出了很多辛勞。《讀書》成為某些思想討論的發源地和中心舞台，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地區，都產生了影響。有人為這樣的討論而興奮，有人不喜歡這樣的討論，也有人希望取而代之，這在過去十年中已經是一次次發生的事情，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對於今天的變局，有人感到痛心，也有人彈冠相慶，大概都是自然的。我為思想討論最終訴諸“組織解決”而悲哀，但對離開這件事情早有準備。這一切既出乎意料，又在預感之中，熟悉《讀書》是多年來的風雨道路的人，可以輕易地發現這裏麵的某種邏輯或軌跡。
南都周刊：對於《讀書》的未來發展會擔心嗎？
汪暉：《讀書》編輯部的各位編輯與我們共同奮鬥了十一年多，經曆了這一時期最為激烈的爭論和風雨。他們不但是優秀的編輯，而且也是對思想討論和文化事業抱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為守護這個思想空間而努力。潘振平先生長期主持《三聯生活周刊》的工作，與學術界保持了密切聯係，由他來主持《讀書》，我樂觀其成。我會一直關注著這個空間，關注著他們的工作。
在《讀書》二十八年曆史的每個階段，這份雜誌都在回應時代變化，完成自己的不同使命。變化是必然的。
最為重要的是：社會在變遷，《讀書》做過的許多工作已經生根，一切都不會倒轉的。
插圖：1996年第五期《讀書》封麵。從這一期開始汪暉接替沈昌文擔任執行主編。
2、回顧曆史
現實的聲音讓一些人不舒服了
南都周刊：上世紀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的思想界越來越多爭論，這一點在你接任《讀書》之後似乎表現得也很明顯。
汪暉：90年代中期，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化，許多新的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如果80年代的主調是改革開放的話，現在我們麵對著改革過程帶來的各種新問題。沒有反思，便不可能有進一步的改革。在效率與公平、發展與生態保護、私有化與勞動權利、市場化與社會保障體製，以致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如何理解現代的曆史，如何判斷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角色等一係列問題上，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重要的分歧。
歸根到底，這些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究竟走什麽道路？1989年以後，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思考的關鍵所在。
許多知識分子認為全球化會把我們帶向大同社會、永久和平，但如何解釋今天全球格局中的壟斷、霸權和戰爭，如何解釋全球化過程所產生的新的不平等？也有知識分子對俄羅斯和東歐改革的全麵肯定，認為我們仍然應該“走俄國人的路”——這裏說的是葉利欽時代的俄國道路，也就是自發私有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如何看待葉利欽時代的改革？《讀書》就曾發表過一係列文章，分析自發私有化過程引發的社會分化，也討論過如何才能避免民主化過程被少數寡頭所操控的問題，這在資本與權力的關係日益密切的條件是必然會發生的問題。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中國知識界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解釋來。不但對於東南亞國家的危機說不明白，對於中國為何能夠幸免於難也沒有給出真正的解答。這個狀況在我看來是新的教條主義的結果。我們約請許寶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等學者做了比較透徹的分析。這些文章的觀點與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看法很不一樣，但事後證明他們的分析是最有解釋力的。
1998年以後，圍繞著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角色問題，《讀書》也曾發表立場截然相反的文章進行爭論，那個時候火藥味已經很重了。到2004年前後，知識界圍繞私產入憲、物權法和國企改革等問題的爭論趨於白熱化，《讀書》也發表了觀點和立場都很不一樣的討論文章，其中一些文章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南都周刊：而當時思想界爭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分化。簡要地說：你覺得造成這種分化的原因是什麽？
汪暉：我一直不同意“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個兩分法，這個說法是誤導性的。我認為這場爭論是批判的知識分子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爭論。自由主義的左翼如果不被這個思潮所裹脅，也就可能對新自由主義思潮進行批判和抵製。許多知識分子簡單地將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視為普遍的、絕對的價值，拒絕對這一過程所產生的問題進行反思，其結果不但是忽略了而且是掩飾了這一過程帶來的嚴重社會分化、環境災難。
我前麵談到對俄羅斯的自發私有化的討論，這個討論其實是與對中國的私有化過程的反思密切相關的。從理論上看，批判的知識分子關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分析兩者在現實進程中的實際關係；而新自由主義者則從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出發，強調市場、私有產權的絕對道德優勢，而忽略市場化過程和所謂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他們強調效率優先，強調國家退出，強調麵包做大，卻無法麵對現實生活中資本與權力之間的複雜的關聯。這些口號的簡陋和由此引發的問題，在今天大概已經看得十分清晰了。
從1998年起，《讀書》開始持續地討論教育改革的問題；1999年底，《讀書》開始了三農問題的討論；2003年以後，《讀書》發表了對於醫療體製改革的批評文章，與此同時，有關生態環境、私有產權、勞動產權、國企改革、知識產權等一係列問題的討論也在展開。你們大概會記得溫鐵軍、李昌平、陸學藝等有關三農的討論，記得王紹光、陸廣莘等有關醫療改革和中醫問題的討論，記得崔之元、甘陽關於政治體製改革和產權問題的分析。他們的聲音影響較大，但並不在於聲音高、數量多，而在於觸到了敏感的神經。通過公共討論，這些想法對於國家的社會政策也產生了影響。我想這是許多自居為主流的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吧。
產生這些爭論的根本原因是現實的變化本身：三農危機、生態危機、貧富分化、改製過程中的大規模腐敗和不平等，以及全球化過程中的霸權構造、戰爭和動蕩等等動搖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形成的一些樂觀信念。我們必須麵對這樣的變化。
《讀書》不是某一派的陣營
南都周刊：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這些變化，不同觀點的學者也有分化，這個特點也表現在了《讀書》雜誌上，這是否也是《讀書》在你接手後，遭遇很多討論的原因？
汪暉：分化是必然的，爭論也是必然的，但我不大喜歡簡單地用派別的觀點來對待爭論。
分歧最好在具體的問題上展開，一旦化約為派別，就往往是在爭輸贏，不是在討論問題了。《讀書》有自己的取向，但並不等於說就是某一派的陣地。你隻要看一看這十一年中為《讀書》寫作的人的名字就可以了，他們不可能被劃在一個單純的派別裏，以經濟學而言，杜潤生、吳敬璉、張維迎、樊綱、梁小民、汪丁丁、秦暉、崔之元、王紹光、瞿宛文、許寶強、左大培、溫鐵軍、盛洪、張曙光、茅於軾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人文領域而言，金克木、黃裳、李澤厚、錢理群、甘陽、孫歌、劉禾、李零、何懷宏、陳來、葛兆光、張汝倫、陳嘉映、李陀、趙京華、曹衛東、楊念群、劉健芝、戴錦華、陳順馨等等，能說是一個派別嗎？以社會科學而言，費孝通、王銘銘、朱蘇力、信春鷹、錢永祥、夏勇、梁治平、郭於華、陸學藝等等，他們算是一個派別嗎？的確，崔之元、甘陽、溫鐵軍、王紹光的文章都引發過討論，但以比例論，他們發表的文章並不比其他的一些作者多。與其問為什麽我們要發表這些文章，不如問為什麽恰恰是他們的文章能夠引發爭論呢？其實，如今媒體和各類學報充斥了主流的聲音，為什麽就不允許《讀書》發表一點不同的聲音呢？對我來說，能夠提出真正的問題的文章就是值得發表的文章，無論有多大壓力，無論這樣的聲音是多麽孤立，我們都堅持發表。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文章討論，但絕不應該扼殺這樣的討論。
南都周刊：實際上，你接任《讀書》後，在讓它風格轉變後，並且積極地談論社會問題、思想問題後，它勢必要麵臨這些紛爭。所以說，這些討論和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會不會覺得這是你為自己和《讀書》挑上的一個沉重的擔子？
汪暉：我覺得這是《讀書》應該承擔的使命，我也願意麵對這樣的挑戰。在過去十多年中，有幾家雜誌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我的不滿也包含對自己的不滿
南都周刊：你說到你對當時知識界的狀態不滿？
汪暉：我的不滿也包含了對自己的不滿。我希望拓展思想視野和知識視野。如果沒有三農問題的大討論，中國鄉村和農民的命運很難進入知識分子有關市場化、全球化的討論，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吧？我們談全球化，眼睛裏麵就是西方，主要是美國，我們有多少人從印度、越南、尼泊爾、非洲、拉丁美洲的角度回望中國呢？我們的開放是單向的開放，它的另一麵就是封閉。這個格局要打破。《讀書》雜誌發表了許多關於亞洲的討論，也發表了一些關於拉丁美洲、俄羅斯及東歐國家、歐洲一體化進程的討論。我們希望從一個世界性的眼光來判斷中國的狀況，也希望通過對中國問題的探討，理解當代世界的狀況。為了擴展我們的視野，《讀書》邀請了日本、印度、韓國、東南亞、歐洲、美國以及台灣、香港的學者與大陸的許多重要學者一道討論，並發表文章。這些討論從一些側麵正在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但我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這些工作需要大家一起來做。
南都周刊：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思想界麵臨著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很多西方的理論也在這時被陸續介紹到中國。新的問題、不同問題的爭論使得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應該是也處於一種迷茫期吧，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也許並不是知識界不想去解決和討論它？
汪暉：迷茫是探索過程中的常態，這不是問題。問題是新的思想封閉症的出現，也就是在討論中不承認自己的迷茫，總想拿自己的常識當絕對真理，甚至對別人的思想探索采取敵視的態度。我在這裏隻是做一點假定：假定十多年前，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否定或扼殺有關自發私有化及其危機的討論，我們的國企改革也許不致產生如此眾多的問題？假定在我們反思發展主義問題時，知識界的主流不是將這些思考當做無關痛癢的胡言亂語，我們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分化也許不致如此嚴重？假定我們早一點對全球化過程的霸權的和壟斷的構造進行思考，也許我們在許多方麵上會做得更好一點？我提這些問題的意思不是別的，而是強調心靈開放的重要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有些知識分子不願意麵對問題，而總是將矛頭對準展開討論的思想平台。在我看來，扼殺思想空間和拒絕反思是危險的。
南都周刊：這些是你對知識界的一些不滿意，你非常關注的一些話題。你有沒有想過如果換一個人當《讀書》的主編，可能這些問題就不會被關注，或者就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你個人的色彩在《讀書》……
汪暉：這並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雜誌就像人一樣，也有自己的個性，這不是問題。如今沒有個性的雜誌，千篇一律的雜誌到處都是，他們或者是大眾性文化讀物，甚至也可能是核心期刊，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發表批評和不滿。《讀書》有這麽多優秀的、傑出的作者，它的色彩來自這些作者，而不是來自編輯，編輯工作說到底隻是一種服務工作。除了在與編輯工作相關的場合，黃平和我很少以《讀書》編輯的身份活動；如果不是許多攻擊直接地針對我們個人，我們實在不願意以現在這樣的方式接受采訪。我們更願意安靜地做點服務工作，如此而已。
插圖：2007年第七期《讀書》封麵。再過一期，汪暉的名字將不再出現在“執行主編”一欄。
3、麵對批評
“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
南都周刊：你接任《讀書》之後，《讀書》和你本人都經曆幾次重要的風波，比如“長江讀書獎”事件，比如高默波事件和哈貝馬斯訪華引發的編輯手記事件。導致這些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多人把它們看成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
汪暉：這些事件背後有思想爭論的因素，但事件本身不能被歸結為所謂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長江讀書獎”是一個悲劇。本來是一個正常的也是相當認真的評獎，偏偏因為我的得獎而遭到攻擊和非議。程序是由大家製訂的，結果是根據這個程序產生的，如果認為程序有問題就檢討程序。我人在美國，沒有參與這個獎項有關的任何工作。現在評獎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發懷疑，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參與其事的人有意誤導輿論，對我個人進行攻擊。坦白地說，我本來是準備起訴這些人的，但考慮到思想討論的氣氛可能因為訴訟而遭到進一步的打擊，我沒有這麽做。但這些事情使我對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動機產生了根本的懷疑。
發表高默波的文章本是很平常的事情。高默波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是僅見的從農村的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我讀過他對“文革”的研究文章，是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從未回避那個時代的悲劇。“文革”發生迄今四十年了，我們的研究集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反思的視角大多也是國家的、高級官員的、知識分子的、下鄉知青的，我們很少聽到從農民的角度敘述的“文革”，也很少聽到從工人的角度敘述的“文革”。我們隻是希望通過發表這樣的文章引發進一步的討論。結果文章發表之後，《南方周末》發表了一大版文章，有位所謂“自由主義者”指控我們要為“文革”翻案。這些人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而是將矛頭對準發表文章的思想空間。他如願以償了：有關方麵的文件中提到了《讀書》的文章，我們不再能夠繼續這樣的討論了。
更可笑的是利用哈貝馬斯這樣的公共人物之口，攻擊《讀書》雜誌為“專製”辯護。與他們的觀點不同就是為“專製”辯護？這樣的邏輯未免過於荒謬。我當麵問過哈貝馬斯先生，他對這些人利用他來攻擊我們十分不解；曹衛東先生、黃平先生等在場的學者也專門寫文章證明他們的說法不過是造謠和謊言。他們攻擊的並不是黃平或我個人，而是作為《讀書》雜誌主編的我們，為了保護雜誌的聲譽，我們當然有必要對流言加以澄清。我實在不明白，這就是他們討論問題的水準嗎？這是對思想討論的傷害。
十一年中，圍剿《讀書》的事情發生過多次，為了打倒我們，那幾位似乎什麽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他們自己在討論中到底提出過什麽重要的問題，做過哪些認真的研究？他們的精力更多放在攻擊別人上。我覺得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思想的憲兵，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幹。
南都周刊：比如“文革”這種話題，它是充滿很多情緒性在裏麵的。而且尤其這個問題跟知識界、思想界是緊密聯係的。討論這樣的話題的時候，不是應該有更多的考慮嗎？
汪暉：可以有更多的考慮，但不能變成思想的禁忌。為什麽“文革”的研究最多的是在國外？因為我們的禁忌太多，有些是來自國家的禁忌，但也有很多是來自知識分子自身創造的禁忌。不同的人對曆史的體驗可以是不一樣的，但並不代表哪一種就是正確的。我們隻有把多方麵的東西呈現出來，才能夠看得更全麵一點，也才能把握住問題的關鍵。當然，打破禁忌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思想的能力和深入的研究。
《讀書》選擇了承擔
南都周刊：範用先生曾經說過，《讀書》雜誌創辦之初，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那麽大的影響，創辦之初的《讀書》所肩負的內容好像要輕一些。而在你接任之後，我覺得你似乎給《讀書》賦予了更多的責任，它所擔負的內容越來越重。
汪暉：這種責任從《讀書》創刊一開頭就有。《讀書》雜誌從李洪林的《讀書無禁區》，到王若水等人關於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討論等等都是嚴肅的理論探索，80年代中期關於存在主義和現代化問題的討論也同樣如此。在80年代，《讀書》還起著一個介紹新知的作用，這個功能仍然在持續，但發生了變化，原因是在如今的翻譯格局和知識狀況下，隻是一般的介紹恐怕不能起作用了。90年代前期，適應著當時的社會轉化，《讀書》的取向有一些變化，但不能說這份雜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麵貌。相對而言，在80年代，改革開放就是基本意識形態，而隨著社會的分化，到90年代改革共識麵臨危機，這是需要獨立思考的時代，也是許多知識分子展開了他們的思想探索的時代。《讀書》必須反映這些思想探索。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真實的大轉變。迅速的發展也伴隨著社會危機的積累，沒有反思、一味地將所有文化空間當作文化消費的場所，這是很危險的。我不但認為《讀書》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而且還希望出現更多的討論空間。老實說，大部分媒體對於《讀書》的報道從未真正觸及到底我們做了怎樣的討論，為什麽需要這樣的討論。他們糾纏的就是什麽“好讀不好讀”或者“新左派”的話題，可悲的是，連許多學者也跟著這些話題起舞，實在讓人費解。
我從來沒有覺得滿意過
南都周刊：然而一直以來你的很多觀點，還有《讀書》發表的一些觀點卻遭到很多人的批評，這些批評難道不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
汪暉：有批評難道不是正常的事情嗎？知識分子的討論都和大眾傳媒一個調就是好事嗎？魯迅當年用“無聲的中國”描述當時的社會，所謂“無聲”不是沒有聲音，而是隻有一種聲音。聽起來嘈雜得厲害，但其實大同小異。今天的中國不是聲音太多，而是聲音太單一，那就是發展的聲音，消費的聲音，爭權奪利的聲音。中國有那麽多雜誌，能夠引發討論的並不多，這樣就好了嗎？批評總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聲音，如果這種聲音寫成了有質量的文章，我們就樂意發表。思想討論要追究的是誰對誰錯，不是有沒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再多，對的還是對的，錯的還是錯的。如果知識分子的思想討論都要用大眾傳媒來評勝負，那不是知識分子文化的沉淪嗎？
前兩天有一個記者問我，某些作者的一些看法還沒有得到大眾社會承認。但是，大眾社會是誰呢？它是根據自己的報紙來判斷這個大眾的吧。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報紙麵對的所謂大眾隻是很有限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中的白領階層，這個大眾概念就很可疑，因為它是把絕大多數的大眾排除在外的大眾。你們調查過幾億的農民什麽看法嗎？你們調查過工人什麽看法嗎？以我有限的經驗和調查，工人、農民的看法與如今媒體中“大眾觀點”相差實在十分遙遠。我在談論這一點的時候，也沒有把《讀書》排除在外。我們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
在《讀書》十年精選中，我們編了一本《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為什麽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這麽重要？因為我們的分歧不僅發生在具體的問題上，而且更發生在我們看待這些問題的不同視野之上。一個了解三農危機的人就不會對於城市的發展一邊倒地叫好，一個對俄羅斯和東歐改革當中的經驗和教訓做過研究的人，也不會對國企改革、土地私有化抱有那麽不切實際的(或過於實際的)幻想，一個研究了民主製度在不同社會中的經驗的人對於政治改革的看法大概不會停留在奢談“三百年來人類的共同道路”的層次上。重構的過程是多元的、多樣的，不是一律的，但這個重構過程能夠擴展我們的視野，造成一個新的思考的空間。我們做得很不夠，但這是《讀書》努力的方向。
如果有人批評我們的片麵性、局限性，或者指出我們的討論不夠深入，我完全樂意接受，也十分歡迎。但要是有人試圖取消這樣的討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南都周刊：回顧十一年來看的話，總結一下你在《讀書》自己做的東西，大體上滿意嗎？
汪暉：我從來沒有覺得滿意過。我們討論的深度有待開掘，還有很多問題沒有真正地觸及，也希望在文體上不斷改進。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和我們的年輕編輯：我們在討論重大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也隻是在一部分人當中關注的問題；我們討論三農問題，也不等同於我們已經把幾億農民的聲音帶了出來。但認識到這些局限不是否定這樣的討論，而是要深化這些討論。在90年代以來的潮流和媒體環境下，《讀書》把這麽多不同的聲音推出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老實說，已經非常不容易。這不是《讀書》或者我們這些編輯有什麽功勞，而是那些真誠的思考者和研究者的貢獻。我在這裏要向這些思考者和研究者致敬和感謝！
就像做人一樣，最重要的是不要丟了基本的格調。在今天的環境中，嘩眾取寵很容易，討好這樣的那樣的勢力很容易，趣味向下滑落很容易，但要堅持自己的思想格調反而是件很難的事情。我對《讀書》的編輯們在風雨中的認真和堅持有點兒自豪。
南都周刊特約撰稿 劉錚
美國
《紐約時報書評》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縮寫NYBR)是中國人比較熟悉的書評刊物，以往董鼎山、馮亦代等老先生在《讀書》上寫文章紹介海外新書，恐怕就常仰賴 《紐約時報書評》 ——沒讀過原著，光憑人家寫的書評，就能敷衍成文，也算是功夫罷。《紐約時報書評》 的長處是資訊快，緊跟熱點，有點 《中華讀書報》的意思。文學性書籍的評論倒還好，學術類著作的評論就非其所長了。應該說，它跟 《讀書》 麵向的讀者群不甚相同。
《紐約書評》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縮寫NYRB)在知識界影響大，不過許多人對它並非真的了解。首先，它一年出刊20期，周期比 《紐約時報書評》 長。其次，雖說它麵向廣大美國知識分子，但其編刊風格也顯示出一定的偏好及偏見，比如，它留給哲學的篇幅本來就相當少，而對歐陸哲學，如德裏達、齊澤克這類哲學家的著作，則是從來不予評論的；《紐約書評》 重視曆史，分量最重的是美國史，其次是歐洲史。第三，《紐約書評》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核心撰稿團隊，不像 《紐約時報書評》那樣想找誰寫就找誰寫，沒個準兒。第四，《紐約書評》 在政治上屬於中間偏右，它的幾位政治類核心撰稿人，如Timothy Garton Ash、Ian Buruma等，皆是如此。
《紐約書評》 與 《讀書》 的主要差異在於，盡管它也刊登一些一般性的評論，但絕大部分文章還是針對剛出版的新書的，不像現在的 《讀書》，似乎不怎麽談具體的新書，就算談，也每每隻當是作者自己發議論的由頭。在形式方麵，《紐約書評》 的文章篇幅都很長，能把新書評得比較透，《讀書》 “短長書”欄目裏那類短小的文字，在《紐約書評》 裏是找不到的。
英國
吳爾夫、艾略特給 《泰晤士文學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縮寫TLS)寫稿的時候，它是文學界最顯赫的評論刊物，如今，它已經有些淪落了。作者不甚齊整，關注點也不見新意，基本上成了一份純書評雜誌。
相比之下，《倫敦書評》 (London Review of Books，縮寫LRB)要耐讀些，它基本上就是一份“英國版 《紐約書評》 ”。
上麵提到的這四種雜誌，在裝幀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皆為“報紙本”，開本大，紙質粗。這跟 《讀書》 是不同的。
英美國家雜誌數量龐大，專業的不提，像 《紐約客》(New Yorker)、《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這類著名的綜合性文藝刊物裏，每期必登一兩篇書評，而英國的文化政治雜誌《旁觀者》(Spectator)則有半本的篇幅都登書評，再加上《哈德遜評論》(Hudson Review)、《威爾遜季刊》(Wilson Quarterly)之類的人文雜誌也有大篇幅的書評，因此，上麵四種專門的書評刊物盡管極有名，但並沒有在讀書界占據壟斷性地位。而在中國，《博覽群書》、《書城》、《中華讀書報》、《文匯讀書周報》等報刊似乎仍無法撼動《讀書》的龍頭位置。
法國
法國的《讀書》(Lire)跟中國的《讀書》實際上完全不是一碼事。法國的《讀書》是麵向最一般的讀者的，上麵每期都有即將問世的長篇小說的選段，中國知識分子氣息極重的《讀書》雜誌怎麽會登這類玩意兒呢？法國的《讀書》策劃的專題、訪問的作家也都是流行性的，缺乏深度。總體上說，它是本平庸的雜誌。
法國最好的書評類刊物或許是 《文學雜誌》(Le magazine litteraire)罷。它的標誌是每期一個專題大策劃，比如“加繆專號”、“印度專號”、“精神分析專號”等，占去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篇幅，剩下的則是新書評論和作家訪談。
法國的《讀書》和《文學雜誌》都是用精美的畫報紙印的，圖片極豐富，跟中國的《讀書》隻有文字和漫畫的素樸風格大相徑庭。與中國的《讀書》接近的倒是巴塔耶創辦的《批評》(La critique)雜誌，這份思想類雜誌原來比《讀書》厚一點，現在則比《讀書》薄一點，文字艱深，思想尖銳。要論形式，兩者接近；要論內涵，《讀書》瞠乎其後。
法國與《泰晤士文學副刊》類型一致的雜誌叫《文學半月刊》(La Quinzaine litteraire)，也是“報紙本”，純登新書書評。
德國
德國的書評雜誌也不少，有兩種非常接近的，一種叫《圖書雜誌》(Buchjournal)，一種就叫《書》(Bucher)，它們都跟法國的《讀書》很像，麵向大眾，主攻小說。
深入一些的是《文學》(Literaturen)雜誌，內容不僅限於文學，跟法國的《文學雜誌》很像。這三種都是用精美的畫報紙印的。看德法兩國的文化刊物，最讓人感慨的恐怕就是印得真漂亮。
歐美國家書評類刊物有一個共性，那就是對文學給予極大的關注，最出風頭的肯定是小說家，照片到處登，他們的模樣老百姓都熟悉。中國的《讀書》就不同了，沈昌文時代的《讀書》對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還是相當重視的，到了汪暉時代，當代中國文學和當代外國文學這一翼幾乎完全割舍了。
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出版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文類雜誌很多，綜合性雜誌更多，從《文藝春秋》到《新潮》，再到《文學界》，不管是綜合性雜誌，還是純文學雜誌，上麵都有書評的位置。相比之下，專業的書評刊物似乎影響甚微，在知識界不成什麽氣候。讀者較多的書評周刊是《周刊讀書人》，而由講談社出資創辦、兼有宣傳自己出版物任務的雜誌《本》也具一定知名度。但從影響大小和訂戶多寡的角度來講，《周刊讀書人》和《本》都沒法與中國的《讀書》相提並論。
也許，再也沒有一份思想文化類刊物能像《讀書》這樣牽動著中國思想界的神經了，即便是一次看似平常的人事變動——擔綱《讀書》主編逾十年的汪暉先生日前卸任——也引來坊間異乎尋常的關注、猜測與解讀。
一份刊物受到異乎尋常的關注，與刊物本身的特殊性有關，更與刊物生存的特殊語境有關。
汪暉主政的《讀書》十年，既是《讀書》風格從大眾知識分子言說向學術性思想評論轉型的十年——這暗合了上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整個思想界的風氣變遷——也是中國思想界分化最為深刻與劇烈的十年。
這十年，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從浮出水麵到持久較勁；這十年，以新儒家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異軍突起；這十年，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結盟又各持己見，上演“三國演義”。
而在中國思想界呈現出來的十年複雜流變中，汪暉與他的《讀書》不僅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不僅僅提供了舞台，還表演了節目。十年《讀書》，是中國思想界十年流變的一方平台、一麵鏡子、一張標簽。
一份雜誌的汪暉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變遷不會結束。
借《讀書》換帥之機，我們邀請學者梳理與總結中國思想界十年，當然並不是為了紀念一份雜誌的變局。
看法·訪談 編輯 吳金 美編 康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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