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所認識的兩個當代俄羅斯著名作家
別列文在當代俄羅斯作家中的地位大概相當於村上正樹之於日本文學。他在歐洲尤其受歡迎，被列為世界上少數的值得關注的先鋒作家群體之一。大陸已經早就有了他的多部小說的譯本，隻是大陸文學批評界向來反應遲鈍，似乎未能及時地給予這位當代天才的文學大英雄一個與其身份相符的地位。
2004年在東京大學召開了一次日俄作家會議，別列文等一係列俄羅斯當代知名作家應邀來訪。我當時是一個在東大旁聽的學生，被分配到了一個類似於門童之類的工作。但當天起晚了，上午的研討會隻趕上了一個尾巴，大家就散席了。午飯的時候我正百無聊賴地在一個小書攤前麵發呆，身邊出現了一個穿著一身黑衣而且戴著墨鏡的家夥，像狗一樣用他的眼睛在每本書上掃來掃去。我們互相之間在心靈上都有點彼此介意。旁邊沒有別人，隻有我們兩個在盯著那堆爛書。而且敏感的人之間無需語言或目光交流就能明顯地感到彼此的戒備和敵意。我稍後才知道他就是別列文。
別列文行動迅猛，出語極快。因此日本人都說他像一隻老虎，而據他自己講他在歐洲常被稱作豹子。在會上有一位俄國學生站起來說到“作為一個讀者我希望你摘掉你的墨鏡”。別列文連一秒鍾都沒思考就回答道“作為一個作家我希望你脫掉你的褲子”。俄國人就是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就具有一種一擊必殺的本領，不像我們中國人，喜歡回旋和大事化小。（我相信在壇子裏如果我們都能彼此坦白地針鋒相對的話，壇子的水平隻會越來越高，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盆溫水，你好我好大家好。）
出人意料的是在席間別列文一再強調中國對於他的影響。他指的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和思想。一個在世界上當紅的俄羅斯作家應邀來日本的時候並沒有給主人麵子，而且大談特談中國因素，也不知道當時那些日本大學教授們作何感想。更有甚者，在第二天的擴大會議上（當時換了一個大講堂而且座無虛席），別列文當著日本知識界的男女老少們的麵以一個孩子般的天真地口吻問到“我們都知道日本民族在二戰的時候是一個進行過大規模屠殺的民族，所以，在這裏，我想知道現在的日本人對於殺戮是怎麽看的”。當然在場的日本人連屁也沒能放一個就把問題大事化小了。（在人類的生死、共同道德、基本尊嚴等等大問題上，我們中國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所以鄙人非常討厭壇子裏的那些和事佬。）
在晚上舉行的酒會上，由於我和另一位俄羅斯大作家索羅金早已成為朋友，在他的介紹下（索羅金對於鄙人的介紹詞可是“這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小夥子”），別列文又一次站在了我的身邊。他迅速地從褲兜裏掏出了，開始向我問上麵寫的中國話和他所理解的俄語是否一致。我隻記得其中的一句是老子的“名為萬物之始”。作為一個作客他鄉的中國人，而且是個學生，而且具有遠超教授們的會話能力，我當然不能喧賓奪主（咱們自始至終沒花過一分錢），和別列文說話過多。日本社會就是這樣，你必須成全花了錢的弱者。
別列文的代表作是《百事一代》。講述的是一個在改革中如夢初醒的貧窮青年，如何追逐著圍繞權力的思想一直向上而最終一不小心地登上了俄羅斯的權力頂峰的故事。小說影射的是葉利欽嗎？應該不是，因為小說更關心的不是誰能當“總統”，而是為什麽人人都要當總統這樣一個社會機製。
應該說這是俄羅斯地下文學的一大進步。它從簡單的、直截了當的抨擊現實發展到了探討現實的形成機製。有“追求”，這才是文學的希望。回想我們大陸的作家，有誰真正地質疑過鄧小平或是胡錦濤的合法性？如果作家們也要得過且過，那麽我們的道德重建就是毫無希望的。（就鄙人個人經驗而言，在國外的文明社圈裏，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和整體形象是最低最齷齪的。其形體的醜陋往往會引起你的憎惡。如果你理解所謂“文明人”的含義，你就會明白我指的是什麽。）
我交往更多的是另一位俄羅斯作家索羅金。他曾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而我當時恰好在那裏念書。索羅金出身於權貴之家，卻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於俄羅斯地下文學。我讀過他在蘇聯時代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大意是一對新人邁著神聖的步伐走進了婚姻登記處的殿堂。殿堂裏作為工作人員的老婦女甚至懶得看他們一眼，就在結婚證上敲上了代表政府的印章。然而就在手續辦完了的一霎那，這個老婦女偶然地瞥見了新娘的臉——這實際上是一個幹淨的屁股，中間有一道溝，在應該是嘴的地方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洞。老婦人頓時被嚇死，而一對新人卻邁著同樣堅定的步伐走出了這個殿堂。
這篇小說帶有明顯的地下抗爭文學的特點——在文學上它是不成熟的；然而在政治上它卻是旗幟鮮明的。這讓我想到了當今大陸的當紅垃圾作家餘華的《現實一種》。（我在壇子裏說過餘華之流最多隻能得諾貝爾和平獎。）《現實一種》也因為急於暴露而嚴重地損害了小說所應具有的文學性（在這裏我指的是文學訴求，把文學隻當作藝術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的那種追求）。但是索羅金並沒有停止於此。在其九十年代發表的長篇小說《羅曼》裏，作為主人公的羅曼經曆了很典型的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可是小說的最後是這樣結尾的——“羅曼站起來了，站起來了……，羅曼開始嘔吐了……，羅曼開始拉褲子了……”這樣的語句一直持續了好幾十頁，直到最後。我們知道在俄語裏“羅曼”的發音和“長篇小說”一樣。在這裏索羅金想探討的是不是人駕馭語言的力量，而是相反，語言自己變得瘋狂了以後開始駕馭人的力量。“語言左右思想”——這是維特根施坦的命題。
索羅金常跟我提起他所崇拜的中國文學的形象——李逵的那兩把斧子。的確，他把一般人所理解的長篇小說的形象給砍了。
然而文學是要有追求的。重建更重要。在2000年以後的索羅金的作品裏，出現了《藍色脂肪》這樣的SF大作。其中有希特勒和曼德爾斯塔姆的克隆在西伯利亞雞奸的情節。（我隻讀過片斷。）對比我們大陸的作家們，莫言、蘇童等等的作品早早地就出現了未老先衰的現象。
索羅金回國以後給我打來電話，說中國的昆侖出版社想翻譯出版他的《藍色脂肪》，問我昆侖出版社是個什麽樣的東西。操！誰他媽知道。我自己的小說還不舍得在大陸出版呢。
別列文在當代俄羅斯作家中的地位大概相當於村上正樹之於日本文學。他在歐洲尤其受歡迎，被列為世界上少數的值得關注的先鋒作家群體之一。大陸已經早就有了他的多部小說的譯本，隻是大陸文學批評界向來反應遲鈍，似乎未能及時地給予這位當代天才的文學大英雄一個與其身份相符的地位。
2004年在東京大學召開了一次日俄作家會議，別列文等一係列俄羅斯當代知名作家應邀來訪。我當時是一個在東大旁聽的學生，被分配到了一個類似於門童之類的工作。但當天起晚了，上午的研討會隻趕上了一個尾巴，大家就散席了。午飯的時候我正百無聊賴地在一個小書攤前麵發呆，身邊出現了一個穿著一身黑衣而且戴著墨鏡的家夥，像狗一樣用他的眼睛在每本書上掃來掃去。我們互相之間在心靈上都有點彼此介意。旁邊沒有別人，隻有我們兩個在盯著那堆爛書。而且敏感的人之間無需語言或目光交流就能明顯地感到彼此的戒備和敵意。我稍後才知道他就是別列文。
別列文行動迅猛，出語極快。因此日本人都說他像一隻老虎，而據他自己講他在歐洲常被稱作豹子。在會上有一位俄國學生站起來說到“作為一個讀者我希望你摘掉你的墨鏡”。別列文連一秒鍾都沒思考就回答道“作為一個作家我希望你脫掉你的褲子”。俄國人就是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就具有一種一擊必殺的本領，不像我們中國人，喜歡回旋和大事化小。（我相信在壇子裏如果我們都能彼此坦白地針鋒相對的話，壇子的水平隻會越來越高，而不是像現在這樣，一盆溫水，你好我好大家好。）
出人意料的是在席間別列文一再強調中國對於他的影響。他指的主要是中國古典文學和思想。一個在世界上當紅的俄羅斯作家應邀來日本的時候並沒有給主人麵子，而且大談特談中國因素，也不知道當時那些日本大學教授們作何感想。更有甚者，在第二天的擴大會議上（當時換了一個大講堂而且座無虛席），別列文當著日本知識界的男女老少們的麵以一個孩子般的天真地口吻問到“我們都知道日本民族在二戰的時候是一個進行過大規模屠殺的民族，所以，在這裏，我想知道現在的日本人對於殺戮是怎麽看的”。當然在場的日本人連屁也沒能放一個就把問題大事化小了。（在人類的生死、共同道德、基本尊嚴等等大問題上，我們中國人也好不到哪兒去。所以鄙人非常討厭壇子裏的那些和事佬。）
在晚上舉行的酒會上，由於我和另一位俄羅斯大作家索羅金早已成為朋友，在他的介紹下（索羅金對於鄙人的介紹詞可是“這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小夥子”），別列文又一次站在了我的身邊。他迅速地從褲兜裏掏出了，開始向我問上麵寫的中國話和他所理解的俄語是否一致。我隻記得其中的一句是老子的“名為萬物之始”。作為一個作客他鄉的中國人，而且是個學生，而且具有遠超教授們的會話能力，我當然不能喧賓奪主（咱們自始至終沒花過一分錢），和別列文說話過多。日本社會就是這樣，你必須成全花了錢的弱者。
別列文的代表作是《百事一代》。講述的是一個在改革中如夢初醒的貧窮青年，如何追逐著圍繞權力的思想一直向上而最終一不小心地登上了俄羅斯的權力頂峰的故事。小說影射的是葉利欽嗎？應該不是，因為小說更關心的不是誰能當“總統”，而是為什麽人人都要當總統這樣一個社會機製。
應該說這是俄羅斯地下文學的一大進步。它從簡單的、直截了當的抨擊現實發展到了探討現實的形成機製。有“追求”，這才是文學的希望。回想我們大陸的作家，有誰真正地質疑過鄧小平或是胡錦濤的合法性？如果作家們也要得過且過，那麽我們的道德重建就是毫無希望的。（就鄙人個人經驗而言，在國外的文明社圈裏，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和整體形象是最低最齷齪的。其形體的醜陋往往會引起你的憎惡。如果你理解所謂“文明人”的含義，你就會明白我指的是什麽。）
我交往更多的是另一位俄羅斯作家索羅金。他曾在東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而我當時恰好在那裏念書。索羅金出身於權貴之家，卻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於俄羅斯地下文學。我讀過他在蘇聯時代寫的一篇短篇小說。大意是一對新人邁著神聖的步伐走進了婚姻登記處的殿堂。殿堂裏作為工作人員的老婦女甚至懶得看他們一眼，就在結婚證上敲上了代表政府的印章。然而就在手續辦完了的一霎那，這個老婦女偶然地瞥見了新娘的臉——這實際上是一個幹淨的屁股，中間有一道溝，在應該是嘴的地方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洞。老婦人頓時被嚇死，而一對新人卻邁著同樣堅定的步伐走出了這個殿堂。
這篇小說帶有明顯的地下抗爭文學的特點——在文學上它是不成熟的；然而在政治上它卻是旗幟鮮明的。這讓我想到了當今大陸的當紅垃圾作家餘華的《現實一種》。（我在壇子裏說過餘華之流最多隻能得諾貝爾和平獎。）《現實一種》也因為急於暴露而嚴重地損害了小說所應具有的文學性（在這裏我指的是文學訴求，把文學隻當作藝術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的那種追求）。但是索羅金並沒有停止於此。在其九十年代發表的長篇小說《羅曼》裏，作為主人公的羅曼經曆了很典型的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可是小說的最後是這樣結尾的——“羅曼站起來了，站起來了……，羅曼開始嘔吐了……，羅曼開始拉褲子了……”這樣的語句一直持續了好幾十頁，直到最後。我們知道在俄語裏“羅曼”的發音和“長篇小說”一樣。在這裏索羅金想探討的是不是人駕馭語言的力量，而是相反，語言自己變得瘋狂了以後開始駕馭人的力量。“語言左右思想”——這是維特根施坦的命題。
索羅金常跟我提起他所崇拜的中國文學的形象——李逵的那兩把斧子。的確，他把一般人所理解的長篇小說的形象給砍了。
然而文學是要有追求的。重建更重要。在2000年以後的索羅金的作品裏，出現了《藍色脂肪》這樣的SF大作。其中有希特勒和曼德爾斯塔姆的克隆在西伯利亞雞奸的情節。（我隻讀過片斷。）對比我們大陸的作家們，莫言、蘇童等等的作品早早地就出現了未老先衰的現象。
索羅金回國以後給我打來電話，說中國的昆侖出版社想翻譯出版他的《藍色脂肪》，問我昆侖出版社是個什麽樣的東西。操！誰他媽知道。我自己的小說還不舍得在大陸出版呢。
非常喜歡村上正樹！可以介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