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街景
在中國現代史上，有一個階級，它的活力突然消失，生命中止了，如同劃過夜空的流星。但是過了近三十年，它又驟然複活了，呈現蓬勃的生命力，發出眩目的光華。然而，這撥崛起的人和前一撥消失的人，基本沒有關係，甚至沒有一點家族的血緣，但它們同屬一個階級。
這個階級以前叫資產，或叫民族資產。現在叫民營企業家，或簡稱老板。
我的父親就是當年其中的一員。
我兒時的很多夥伴，家裏都是資產。上世紀的五十年代，上海有許多資產，大都住在上海的徐匯、靜安兩個區。
關於父親，我有很深的幾個印象。
一個是，我的妹妹當時隻有６歲，她和小朋友到淮海路上去玩，路過陝西路、淮海路口的公泰水果店，有一隻桔子滾出來，滾到她的腳跟邊。她覺得好玩，就撿起來，帶回來了。父親回家發現了，問清原委，就牽著妹妹的小手，穿過兩條馬路，走到公泰水果店，對營業員說，小囡不懂事，對不起了。
另一個印象是，公私合營後，我父親擔任南京路一帶十七個店的私方經理。現在我明白不過是做做樣子，沒有權利的。我當時不會懂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父親的基本權利就是寫思想改造。鍵盤敲到這裏，我麵前就浮起他的一張苦澀、尷尬的臉。
我記得父親是從來不用公家的信紙信封作私用的，他要寫信就到文具店裏去買的，往往派我去，是上海電影院旁的一家文具店，離我家不遠，他一喊，我就去。有意思的是，父親認為思想改造是他的私人事情，所以他寫思想匯報也一定要用買來的紙。那個時候，私信是很少的。所以，每次叫我去買信紙，我已經知道了它的用途，心裏就替父親難過。
我始終記得他寫思想改造的樣子，他躺在床上輾轉反側，在房間裏不停地徘徊，就像蒙了眼睛的驢子推磨。他的臉是有輪廓的，卻像被無形的門軋過一下，有點模糊。父親的字是很有味的，他寫的近似於草書，點劃不羈，現在回想，有點王鐸的意思。當時我不懂，還驕傲，以為他的字不好看，不如我寫的。現在想，他用那樣的字寫改造匯報，可惜了。更可惜的是，他那時的改造檢討，竟一份都沒有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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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是資產的人生大轉折。關於這個轉折，沒有多少留存的文字，隻有一些遙遠的零星的記憶。我曾經聽父親說起，那個時候，幾乎是送的，排起隊，搶著送廠送店，恨不得什麽都送掉，好當一個光榮的工人階級。事實上，早先的三反五反已經讓資產膽戰心寒，強權早已摧毀了資產的抵抗意誌，所以公私合營所到之處，幾乎是摧枯拉朽。
不過，政府也是聰明的，是有選擇的。我記得，那時的上海馬路旁，有一些煙紙店，做著非常薄利的小買賣，實際他們也就是城市貧民。他們一心想被合營，眼巴巴地渴望著，但是政府卻推出巴掌。於是，他們垂頭喪氣，隻能守著一家薄店，賣點針頭線腦、肥皂、草紙。後來都憑票了，針頭線腦也不能賣了，隻好賣一分錢一包的鹽金棗，上海的小孩很少有沒吃過鹽金棗的。煙紙店生意慘淡，他們在生存線上艱難地活著。
當然，也有個別資產不老實。我的姑父就是這樣的人，每年過春節，他們一家都要到我家來拜年，吃飯的時候，大家都埋了頭挾菜，他卻直著脖子高聲說話。他的太太皺眉頭說，你不講話，人家不會把你當啞子，你以為就是你有本事啊？
他低下頭吃飯，沒一會又把脖子直起來。
他是做橡膠生意的，早先已經吃過軋頭了，在1955年又說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惡運纏上他了。開了批判會，越開越激烈。一天，他消失了，不知上哪裏去了。全家人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我賴在被窩中沒有起床，有人敲門了，寒風鑽進來，刺骨地冷，我又往被子中縮了縮。來的是堂哥，他和父親嘀咕了一會，說找到了。父親穿戴好，匆匆出門了。
到傍晚父親才回家，他的臉色十分難看，好一會才說話。姑父的屍體找到了，他是跳黃浦江了，卻不知從哪個地方跳的，一路漂下去，一直漂到高廟，才被撐船的人發現。他們去認領時，屍體的腦袋腫得像一隻畚箕，認不出了，隻是根據身上的衣服才確定是姑父。自絕於人民，沒有話好說，姑姑還不敢大聲哭，低低地抽泣。第二天父親又趕去了火葬場，替他的妹妹料理了後事。
父親是很少和我們談公私合營的，如果避不開了，都是說好的多，問深了，就沉默不語了。我想，纏繞他們心中的肯定是個強烈的問號。不是說好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麽？不也是說好的，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階段麽？怎麽說變就變，蒼狗白雲，貓兒的臉嗎？一夜之間，他們從同盟軍變成了革命的對象。
以前是炮火連天，後來據說進入了一個新時代，他們躊躇滿誌，還沒有施展拳腳，已經消亡。
大概某人隻是動了一個小手指，他看得太透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是軟骨頭，不堪一擊。
不留戀是不可能的。父親多次說過，上海的南京路是一個黃金地啊，他的店就在南京路上，櫃台裏擺垃圾都賣得掉。我相信，父親講的是實情。上世紀五十年代，哪像現在有如此發達的網購，而且很多小城市的商業都不發達，物流基本是零，所以，上海的南京路十足是一個購物的聖地，是父親失去的天堂。
我認為，有一個問題在理論界始終沒有弄清，為什麽1955年民族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是不應該的，為什麽三十年後，又允許、鼓勵另一批人掌握生產資料了呢？沒有人從理論上解釋過這個問題。同樣，沒有人為曆史的曲折反複而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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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就從1955年開始，自由經濟被最後扼殺了，計劃經濟徹底實施了。從此，溫和的時期過去了，中國逐步進入物質緊缺時代。票證時代應運而生。糧票、油票，肉票、魚票、豆腐票、菠菜票、粉絲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線票等等，這些年輕人從來沒有見識過的票證，將緊緊伴隨老百姓的生活。
民族資產階級被廉價贖買了。棉布大王、桐油大王、百貨大王、火柴大王都受招安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那時還是“不流血”的革命。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資本家可能是最好的結局。強大的專政工具在手中，卻不奪走你，而是贖買你，給你錢讓你過日子去，還能怎麽樣？盡管賣得便宜，但還是給你錢的呀。相比於幾年前腥風血雨的土改，地主一個個掉腦袋，民族資產抽了個上上簽。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反抗，連反抗的膽子都沒有。無論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前還是之後，他們都是在強壓下生存，這種強壓猶如是鐵籠子，嚴格限製了它長大長壯。它從來就是一個稚嫩的帶著病容的孩子，從來就沒有長成一個有模有樣的大人。
父親他們也樂得圖個清閑，我們的教科書早說了，資產階級是貪圖享受的階級。現在，他們的進取性被消解了，創造力也被取消了，但是手上還有幾個錢，所以，隻剩下一種享受衝動了。那時，如果有人指著一棟洋房對你說，這家人家是資產。那你反應基本上就是稱讚，是羨慕。
說實話，那時的資產是倒而不臭，或者說像上海的臭豆腐，聞聞臭，吃起來香。他們變著花樣享受。但是，當時的上海灘的享受極為有限，於是他們在狹窄的空間裏，使盡全力，最後也隻剩一個字：吃。
《上海的早晨》中寫過一個星期二聚餐會，寫得有聲有色，登場的資本家個個栩栩如生。可見，資產聚餐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我們的筆頭必然要涉及資產的另一個任務：寫改造匯報，寫檢討。這裏，我們不妨把視野放寬一點，寫檢討是中國的特色，那個年代，誰人能不寫？誰人能逃脫？現在年輕人不會知道，他們離那些太遠了。我也生得晚，隻是趕上寫檢討年代的尾巴，我在中學裏也寫過檢討，罪名是為剝削階級的父母翻案，寫得心裏一片淒涼。那時，寫檢討太是家常便飯了。這是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創造！可以進入吉尼斯紀錄。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是一個寫檢討、寫認罪書的年代。小至雞毛蒜皮，大到滔天罪行，無一例外，都要匍匐在地，誠惶誠恐。
讓你寫檢討，已經證明你有錯有罪，首先打掉了你的自尊和自信，讓你在嚴峻殘酷的鬥爭中立時落了下風。於是，你就會盡量地作踐自己，弄髒自己。原來你內心可能還有一點不服，但經由這種無底線的作踐，很快讓大多數人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資本家更是難逃了，他們有剝削的原罪，這是娘胎裏帶來的罪惡，讓你寫一輩子檢討，寫到咽氣的最後一刻，是天經地義！
為了彌補這種巨大的驚恐，取得心理平衡，資產們別無他法，隻能用手中僅剩的錢抓緊吃。
我的一些少年夥伴，圍在一起回憶，都會提到，那年月，父輩們最熱衷的事，就是趕來趕去吃飯。他們中間常常傳遞一些消息，這家店的響油鱔糊呱呱叫，上海灘數它第一家。那家店的清炒蝦仁好，食材新鮮，大師傅手藝高。這家店的牛排嶄！他們趕過來，趕過去，沒有黃包車了，擠公共汽車，外加１１路兩條腿。
新雅、梅龍鎮、杏花樓、燕雲樓、老正興、揚州飯店、黃寶和等；西式的有紅房子、德大、天鵝閣、萊茜等；買奶油蛋糕的有哈爾濱食品廠、上海食品廠、老大房、凱斯林。他們如數家珍，他們是這裏的常客。有時還竄到七寶，竄到龍華。那個時候，上海灘上象點樣的飯店，不可能沒有資產的腳印。
吃啊吃，那是個舌尖享受的時代。
走進花園洋房的弄堂，從玉蘭樹下會傳出叮叮咚咚的鋼琴聲，有的人家還把女兒送去學芭蕾舞，老師是俄羅斯人，住在南昌大樓裏。俄羅斯老師非常嚴厲，拿一把戒尺，女孩跳得不好，就朝她光裸的小腿上抽。
啊，羅曼蒂克，那時環境還算寬鬆，資產在營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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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夢不長，紅色的狂飆興起了。資產的美夢瞬間破滅了。資本家成了橫掃的對象。黑五類他們幸運逃脫，黑七類把他們一網打盡。那時，我們那裏的弄堂天天敲鑼鼓，敲到哪家人家停下來，紅衛兵、造反派就一擁而入。因為住的大都是資產和有問題的人家，有些弄堂幾乎是挨家挨戶抄。抄過之後，安靜下來了，過一段辰光，鑼鼓又敲來了，原來換了一批紅衛兵，前麵是別人抄的，他們沒有挨上，覺得吃虧了，不甘心，又上門來了。
我們家是從海外回來的，又是資本家，遭受了殘酷的迫害。我在《為了忘卻的記憶》中有詳細的記載，此處省略。而父親店裏的職工，則是溫良恭儉讓，因為父親平時對他們不薄，逢年過節還備下一份禮，他們還都記得，所以遲遲不來抄家。
而母親在的體校，一些造反派凶惡殘暴，用鐵鏈抽瞎母親一隻眼睛，還逼她自殺。他們前後來兩次抄家，還打電話給父親單位的職工，讓他們一起采取行動。職工們不得不來，但隻是做做樣子，虛張聲勢喊兩句，暗中還保護父親和我們孩子。
我有一個朋友，家裏也是資產，他們家被抄了整整八天八夜。整幢樓的地板全撬開了，花園草皮也給翻了個遍。造反派還是不甘心，目光瞥到了竹籬笆上，可已經累得不行，就讓我的同學兄弟幾個一起幹。於是，紅衛兵、造反派和資產階級狗崽子肩並肩，把竹籬笆全拆了，一根一根剖開，看裏麵是不是藏有金銀財寶。
這算個有趣的案例。後來，工總司司令王洪文把他家當行宮，有天夜深人靜，忽然開進他們的家，進了後樓，臨時住一、兩天，這是嚴格保密的，外麵誰也不知道，我的同學一家也不知道，隻知道有個大人物。後來看見了，才知道是王洪文。不過，王洪文也沒有為難他們，他住進來，反倒太平了。
等文革結束，抄家物質還回來了，其實隻是象征性地給一點。我家的清單上寫著：一顆貓眼作價10元，一顆碧綠的翡翠鑽戒100元。有一次，母親意外踏進一家翡翠店，險些昏倒，那些貨比她的不知差多少，都標價幾萬幾十萬。而她的都是頂級貨。從此她再不進這類店。
惟有一隻鑲有３點95克拉的大鑽石、九顆小鑽的鑽戒，折價2819元8角。
但我們兄弟姐妹，沒有一個人多想，算了，計較什麽，沒送掉命就是大吉。至於我們，應有自己的前程。
又開始吃，但資產已經衰老了，早已沒有當年那股吃勁了。這是一個沒有出息的階級，他們生不逢時，不可能有出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生命早已結束，他們的生理生命也進暮年了。又過了十多年，他們都沒來得及和新一代資產階級交接，就匆匆離世了，喪鍾早為他們敲響。
我們描述的對象已經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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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新的資產階級。他們的誕生，是那麽的突然，沒有一點預兆，他們似乎是從地下突然冒出來的，星星之火，一夜之間就在上海灘燎原，在中華大地燎原。最初他們販賣羊毛衫，做水產生意，倒賣國庫券、票證。發財的幾乎都是無業人員，其中不少是剛從監獄裏出來。因為他們一無所有，膽子最大。接下來才是創業發財，科技發財。三十多年，中國經濟創造了奇跡，民營企業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又過去三十多年了，現在人們開始聲討他們了，指責他們為富不仁，說他們奢侈糜爛，揮金如土。指責他們套空上市公司，甩賣股票。我相信，有這樣的人，但不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大多數民營企業家是勤勉的。而驕奢的則是少數，人大都是暴發戶，他們天生缺少教養，發財後還沒有好好學習。
老話說，三代出貴族。培養貴族之氣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新資產看不到前景，“消滅私有製”的聲音不絕於耳，始終有惶惶不安的危機感，那麽，他們怎麽會不窮奢極欲？又如何寧靜而致遠，培養他們的貴族之氣呢？又怎麽會不出逃呢？
當下又到了關鍵節點。讓他們像前輩一樣，在1955年消亡，還是讓他們帶錢出逃，還是讓他們鳳凰涅盤？曆史很快會作出選擇。
那麽，回顧這段充滿艱難和黑色幽默的曆史，我們可以引出什麽樣的教訓和經驗呢？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會不會逃脫他們前輩的命運？
首先要問的是，當年的剝奪是否有理，今天民營企業再生又依據了什麽？兩者必居其一。兩者必有一項是錯的。不要以為都可以含糊其詞。這是對民營企業命運的定奪，是對市場經濟的定位。
我們講的民營企業，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自發形成的，這和利用權利租借、巧取豪奪的特權集團是兩回事。
前段時間，又有好事者跑出來說，民營企業到它退出的時候了，消滅私有製的口號也不絕於耳。這麽做，就不僅是國進民倒，而是民族企業徹底覆滅，是國營企業的高度壟斷。曆史的事實教訓早就清清楚楚擺在眼前，這些好事者的眼睛沒有毛病吧？
鼓吹的是些什麽人，到底是什麽用心？他們以為還是什麽年代？逼著高層也出來辟謠，以正視聽。
為什麽每每關鍵時刻，必出這樣的怪論？深刻的曆史淵源在哪裏？
對於民營企業家來說，什麽才是他們未來的發展空間，是無邊的藍天，還是有形無形的鐵籠子？換句話說，我們是不是依然堅定地認為，消滅私有製是我們的初心，或者稱為終極目標？如果這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權宜之計，那麽，當權宜之計不再需要的時候，是不是我們又要故態複萌？
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營企業是手段，還是目的？
這些必須依靠憲法和法律，而不是由多變的朝三暮四的政策來決定。
對於部分民營企業家的驕奢淫逸，對於官商勾結，隻有靠製度和信仰解決。
行業都要有信仰的。做商業的就要有商業信仰。應該有充分的時間，讓民營企業家來培養他們的貴族氣，養成好善樂施、服務社會的習慣。
宋人葉紹翁的詩說：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我們由不住想，春色滿園怎樣才能關不住？民營企業真的能一枝紅杏出牆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