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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於民國卅八年占據大陸以後,即特定八月一日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軍節”,軍帽上的帽花,也用著“八一”兩字;同時在江西南昌將以前的所謂“中正橋”、“介石公園”,以及“中正大學”“中正路”等,都一律將中正、介石等字樣鑿去,而冠以“八一”二字,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八一”二字的重視。尤其是在江西,這個“八一”的符號更其來得特別普遍,等於民國廿年前後的剿匪時期,無論是公園也好,馬路也好,乃至於學校等等,到處都可看到“中山”、“中正”二字一樣。事實上中共這個“建軍節”,便發源於南昌,即眾所周知的“南昌暴動”的一幕;但在江西本省人口中,則直稱為“七、卅一”事變。原因是“南昌暴動”,實發生於七月卅一日的晚上,後來中共舍棄“七、卅一”,而用上“八、一”,大概還是脫不了一點“唯心”史觀的迷信心理,不用“晦”日而用“朔”日了。
由偷偷摸摸到明目張膽
中共對於“南昌暴動”所以特別重視的主要原因,則因中國共產黨自陳獨秀、李大釗等領導以來,隻有政治宣傳,而沒有軍隊武力,到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雖然有了一些軍隊武力,但也隻是依附寄生於國民革命軍身上,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七月卅一日朱德與葉挺、賀龍所策動的“南昌暴動”,中國共產黨才開始第一次以正式武裝部隊而暴動,這便是中共重視這一天而定為建軍節的主因。
當民國十六年南京和武漢(簡稱為寧、漢)分裂,實則即是蔣、汪的不合作,這時長江中遊以下各省,無論是黨、政、軍各方麵,都極端混亂,原因是,從北伐開始以後,共產黨潛伏在黨、政、軍各方麵的勢力,日趨壯大,凡屬國民革命軍所能到達的地方,他的勢力也就隨之而到達、而深入、而根深蒂固,這是中共組織力量所發生的特有效果,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那時江西省的主席為朱培德(益之),這位革命而沒有革心的主席,雖然是國民黨卻有點左傾,他眼見國民黨中寧漢分裂的局麵尚未明朗化,便一直呆在九江觀看風色,省府方麵的行政、治安事務,卻分別交由民政廳長薑濟寰和衞戍司令王均負責,薑雖是朱培德的湖南同鄉,但卻是個十足的老共產黨,而且是江西方麵的重要負責人,這時江西的一切行政大權,都操在薑一人手中,有這樣送上門的機會,安有不大幹特幹之理,於是,人事的安排、計畫的策動,漸漸地由偷偷摸摸而變為明目張膽了。至於王均雖然是朱培德的老部屬,而且又以第七師師長兼衞戍司令,有時冷眼旁觀薑的這些舉動,不大順眼,伹這時局麵混亂,又摸不透朱培德的心理,也就未便造次,雖然他可以用治安方麵的武力來幹涉控製,但朱德手中既握有兩個教導團而兼任江西公安局長,人槍三千餘,力量也就不可輕侮,因此,便眼開眼閉的聽其自然了。
江西省黨部變成空架子
這時國民政府遠在南京,正鬧著分裂,對於江西的黨政軍問題,除了上層的省黨部外,其他都已自顧不遑、鞭長莫及了。共產黨便趁此機會混水摸魚,他見省黨部無法控製,便用全力注重下層工作,把南昌市黨部和各工會、農會等地方實力全部掌握著,於是,省黨部便成為一種不著地的空架子了。這時省黨部稱為“省執行委員會”,設常務委員十一人,段錫朋以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後任教育部次長及中央訓練團副主任委員),程天放兼宣傳部長(現任台灣考試院副院長),洪軌兼青年部長(現在台灣),李人祝兼工人部長(現居香港),王禮錫兼農人部長(後參加閩變,現在大陸),鄧鶴鳴兼商人部長,此外尚有不兼部的常務委員如周利生(後任中委失明)、薑伯彰(現任台灣立法委員),王鎮寰(已逝)。共產黨所掌握的下層組織,則有南昌市黨部的常委賀益譽、汪功宏、馮惠中等,工會的常委蕭努鋒,農會的常委方誌敏(後於四次圍剿被俘)、邵式平(現任中共的江西省長)等。這時雙方壁壘森嚴,每一個機關、學校、社團,都有著兩個組織,而且名稱亦同,因此,都設有糾察隊,準備隨時動武的。那時筆者尚在中學一年級念書,根本不懂什麽叫政治,什麽叫階級鬥爭,隻是糊裏糊塗的,天天跟著開會、叫囂、簡直是盲從一團糟!
女校長遊街中途產鱗兒
到了四月二日,南昌的共產黨奉到武漢方麵的密令,策動一次廣泛的暴動,於是由賀益譽、馮惠中、邵式平、蕭努鋒率領著工人、農人、學生和各工團的糾察隊近千人,於上午十時左右,由市黨部出發,一路喊著:打倒國民黨的走狗段錫朋、程天放……的口號,蜂擁著直衝進省黨部,見人就打,見了門窻什物便搗毀,直如瘋狂了一般。這時省黨部的人員,跑的跑,逃的逃,有逃跑不及的,便在石塊、木棍、拳、腳交加下,打了個死去活來。記得有位先生頭上蓄著個東洋裝,發長長的梳向腦後,因一時逃跑不及,被暴徒抓住了,這暴徒也不先打他,卻一伸手將他向後梳的頭發從腦後倒披過來,把雙眼全遮住了。之後,便你一拳,我一腳的亂打亂踢,而這位先生在自衞與反抗的本能下,也手足齊來,但因雙眼被發遮住,毫無目標,於是,對方瘋狂的拳腳交加,他的手腳便也拚命的向空亂舞,直如狂人跳舞一般,那情形實在滑稽之至,連其餘的暴徒也都住手圍攏來看這幕滑稽劇了。這時段錫朋、周利生諸人,見不是路,便紛紛星夜向贛東逃往南京,就中隻有程天放、羅時實(秘書)、王冠英(國民黨的農民協會委員)諸人沒有走脫,竟先後被共黨捉了去,此外,還有一位女子職業學校的校長曾華英(女性立委)也被抓住了,一起關在市黨部內,第二天,便一個個的戴著兩尺多高的高帽,簇擁著沿街遊行,而這位女校長曾華英因大腹便便,卻竟在這遊行中臨盆,產下了一個男孩,這隻是“七·卅一”事變的前奏。
實行清黨下鮑羅廷解聘
到了五月初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鑒於湘、鄂、贛等省,屢次發生暴動,到處散發標語傳單,共黨勢力一天天的膨脹,乃決定在湘、鄂、贛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負責秘密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各民眾團體的言論、書報等,不到幾天,竟先後發現了許多第三國際指示共黨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有:以暴力方式解決土地問題。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和五萬工農份子……。這一來把國民黨迫得非下決心不可了。七月中旬,便決定實行“清黨”,一麵解聘鮑羅廷的顧問,一麵通飭各級政府機關,準許共產黨員一律自動退出各機關,一麵又通令各軍事部隊長官,將共產黨人一律遣走,並改組政治部。如此一來,所有共產黨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武力,便如熱鍋上的螞蟻,大有走頭無路之概。
朱德逃竄前大繳警察械
這時張發奎第四軍建製下葉挺的第二十四師,和賀龍的第二十軍一部份便秘密結合,不受張發奎的節製,由九江秘密開抵南昌,和南昌的公安局長朱德會合,並分別部署,葉挺的部隊分布於牛行車站一帶,以迎張發奎由南潯線來追的部隊,賀龍的部隊則分布於進賢門外城郊,以防南麵國軍夾擊,朱德的兩個教導團(屬於王均第七師的)和省會警察,則擔任解除王均部的武裝,和占據省政府衞戍司令部各機關。他們分撥已定,遂於七月三十一日午夜發動,實行所謂第一次的武裝暴動。斯時槍聲四起,全城已陷於混亂狀態,王均第七師的城防部隊,早已被朱德的教導團暗中監視住,等到他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已來不及抵抗,全部繳械了。朱德在得手後,城中已沒有了顧慮,於是一麵占領著省政府,高懸起紅軍的旗幟,一麵與薑濟寰、邵式平一些原在南昌的共產黨人組織蘇維埃政府,居然發號施令起來。可是好景不常,等到八月七日,張發奎已帶著第四軍的繆培南、李漢魂、許誌銳等三師兵力,由九江直撲南昌,待抵達南潯線的牛行車站時,南昌已是空城,葉挺、賀龍、朱德以及原先在南昌的一部份共產黨員,已帶著部隊向進賢、臨三、宜黃等縣逃竄而去,而且朱德在決定逃竄的前夕,召集了全體警察攜帶武器在總鎮坡的總公安局訓話,就在這訓話中,把全部的警察武器也繳去了。因為槍枝武器才是他們鬥爭暴動的本錢,非一並擄走不可。
朱毛初會合落草井崗山
這時寧、漢分裂問題,已告解決,朱培德亦隨同張發奎部隊進入南昌,辦理善後,並依照中央決策,將留在南昌未走的共產黨人歡迎離境,而轟動一時的“南昌暴動”,至此亦告一段落。不過這時的朱德,年齡雖比葉挺賀龍為大,論地位卻隻是一個團級軍官,遠不若葉、賀已是正式的將領,因此,他們由贛東臨川一帶經由贛南而竄入廣東的潮州、惠州,一切還是依從葉、賀的意思居多,到了這年底,他們在張發奎的部隊追擊下便決定分散,朱德隻好又帶著殘餘的實力跑到湘、贛邊區打遊擊。恰值這時,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運動失敗,也帶著殘部退到贛西,於是,他們便很自然會合起來。在湘、贛交界處有個井崗山,屬於武功山脈,在江西方麵,與遂川、永新、寧崗接壤,在湖南方麵,則毗連攸縣、酃縣等,山勢險要,又屬邊區,因此,經常成為小股土匪的巢穴,這時朱德、毛澤東在逃竄苦戰之餘,實在需要喘息,可是井崗山上,早已被王佐、袁才所據有,雖純是山匪,卻也擁有二三百人槍。毛澤東見有現成的巢穴,又有識途老馬做向導,這是一個值得利用的條件,乃派人和王佐等接洽,願意大家合夥,禍福與共。王佐本是個少見世麵的土匪,更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居然一拍即合,但自合夥之後不到半年,王、袁的實力便全被朱德漸漸地吃掉了。從此以後,朱德與毛澤東便開始高揭“紅軍”的旗號,盤據井崗山,勢力也一天天的壯大起來,於是,“朱、毛”“紅軍”之名,便遍傳於中外了。
1.妓女罷工(打中國革命史名詞一)謎底:抗日.
2.妓男罷工(打中國革命史名詞一)謎底:南昌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