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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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62)
2022 (116)
2023 (95)
有人提出,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同樣造成重大死亡,日本人怎麽就不抱怨批評政府沒事先發出預報?中國汶川地震時,怎麽中國人就質疑批評可能漏報?
答案是,日本人不會認為政府隱瞞震情;沒報,是因為真的沒有預測到。而中國政府卻有預測到而不報的前科。1976年的中國唐山大地震,本來可預報,卻因當時批鄧反孔政治運動而人為不報。現任中國國家地震局長陳建民曾明確承認“唐山地震漏報是事實”。這九個字背後,是24萬人死亡,70萬人受傷!
2009年中國汶川大地震時,地震局長陳建民在意大利旅遊,接到請示,問要不要發地震預報,他回答說,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要報,否則影響奧運火炬正常傳遞(又是政治)。結果汶川地震造成近九萬人死亡!
而在民主的日本,如果當局有意隱瞞,不要說首相得下台,內閣會垮台,當事人還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人命關天,這是“天”大的事!
而在中國,專製政權向來草菅人命,政治的需要、政府的需要從來都排在老百姓人命的前麵。
對兒童隻拍背影或鞋子
從日本麵對這場大地震和海嘯的反應,更可看出中日兩國在製度、媒體、精英和大眾等很多方麵的不同:
第一,政府反應不同。日本政府在第一時間就接受外部援助。而中國政府不要說當年唐山地震時拒絕外援,32年後的汶川地震,在急需救人的黃金72小時內仍是一如既往地“殘忍”!拒絕一切外援,連震災救人很有經驗的日本和台灣救援隊也被拒。有報道說,中國政府所以這樣做,是擔心當地的軍事設施被暴露。但日本這次地震海嘯,二十多架戰鬥機被衝毀,核電廠受損。戰機和核子等更是“機密”,但日本卻馬上接受全球35國救援,僅美國就開去14艘軍艦,包括裏根號航空母艦。怎麽日本就不怕軍事和核子秘密暴露?因為民主的日本更看重人的生命,救人高於一切!
第二,媒體反應不同。日本媒體沉著冷靜的專業化報道,被普遍稱譽。在NHK等電視上,沒有報道者的煽情,沒有渲染受難家屬的情緒失控,對受訪兒童,也隻拍背影或鞋子以示尊重。而中國媒體,別說按當局口徑,甚至為獲收視率而有意缺德。例如上次汶川地震時,官方電視記者竟要求對砸在下麵的幸存者別搶救,先拍攝采訪,然後再救人。這種做法簡直是圖“媒”害命!
中國遇到大災難,媒體對政府官員所謂“領導搶救”的歌功頌德更是司空見慣,甚至夥同當局造假。例如上次青海玉樹大地震時,溫家寶趕去視察。他剛到現場,當地“群眾”就打出條幅“總理辛苦了”,新華社發的照片顯示,標語是正楷毛筆大字。在那種急需救人的緊張時刻,幸存者哪有閑心寫這種條幅?而且在滿目蒼痍中,到哪兒找宣紙、毛筆和墨汁?明擺著,是當地官員(夥同新華社)造假。而中國官方媒體就熱衷報道這種“地震新聞”,諂媚權力者。
廣場上一個垃圾也沒有
第三,大眾反應不同。這次日本地震和海嘯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麵對巨大災難日本人表現出的鎮靜、守法和有條不紊。沒有嚎啕大哭,沒有驚慌失措,沒有怨天尤人,人們從電視畫麵看到的是,在公用電話亭前,在地鐵站口,在領取用水和購物時,日本人安靜地排著長隊,井然有序。連中國新華社記者發自日本的報道都說,“盡管到處是紛亂的震後痕跡,但社會秩序仍保持良好。雖然紅綠燈已因停電癱瘓,也沒有警察指揮車輛,但車輛通過路口時,仍多會相互禮讓。災難並未擊垮人們的心靈。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對麵走來的時候都會互相問候,叮囑——‘要小心啊’!”
廣東中山大學副校長陳春聲在東京親曆地震返回中國後,講述了他的經曆: “地震來了大家都不是馬上打電話給家人,即使是有來電也不接。”日本規定在地鐵和公交車裏麵不準打移動電話,大家都嚴格遵守。地鐵站裏沒有一個人尖叫或者不鎮定。在東京大地抖動的三分多鍾裏,街頭的交通秩序也很井然,並沒有闖紅燈的現象。他跟很多人疏散到廣場,安靜地坐在地上,人們沒有很慌張。大家都很相信政府。震完了大家哪裏來就哪裏去,“廣場上一個垃圾也沒有”。
東京華文報紙《日本新華僑報》的記者描述說,“沒有人驚慌,隻偶爾聽到繈褓中嬰兒的哭聲;公交車全部停駛,乘車的人們都安靜地排著長隊等候。”他還特別提到,與報社在同一樓工作的日本人“使勁頂住安全出口的門,讓我們這些中國人先逃生。”
有這點力氣,何不搶中南海
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人地處災難中心,都在購買和領取食物時秩序井然,食品價格依舊,商家沒有乘機哄抬物價,民眾也沒有搶購囤積;反而在沒有地震、沒有海嘯的中國深圳等好幾個大城市,出現民眾搶鹽的風潮。商家也乘機哄抬物價,原來一袋鹽幾塊錢,現在漲到三十多元,還買不到了。網絡有人氣憤地嘲諷說——全世界都看在眼裏:一邊是五十壯士“我不回來了。”另一邊是瘋狂搶鹽。聽說連醬油,豆瓣醬和雞蛋都開始搶了。有這點力氣,何不幹脆搶中南海!而在東京和整個日本,都沒出現搶鹽風潮,日本人稱中國人搶鹽不可思議。
中山大學那位副校長感歎說,“麵對日本民眾在此次大災難中所表現出來的教養和素質,難道不值得我們中國人汗顏、羞愧、無地自容嗎?”
第四,精英反應不同。麵對大災難,日本的社會名流和精英沒有乘機作秀,更沒有立刻成立什麽基金會而斂錢。在日本推特上,那些跟隨者數萬的藝人、職棒球員等,實實在在地傳播一些地震救援知識,如避難前要先關閉電力與瓦斯,把壓在建築物下的傷者拖出來之前要注意什麽。日本推友還相互提醒,一定要在路上避難過程當中協助那些不會說日文的外國人,特別要照料高齡者與婦女,對獨居的鄰居也別忘記去敲門。
七百億捐款肥了貪官
而在中國,我們看到的是電視上的捐款秀:一些企業和名流們,舉著標明數額的一包包現金,點一個名,往箱子裏扔一包。這麽個“秀”法,都不覺得難為情。更有不少名流的表現醜陋不堪。汶川地震時,廳局級的前上海戲劇學院院長餘秋雨聲稱捐款20萬,被媒體廣泛報道。但最後查明他根本沒捐錢,是用他的書等頂替。電影明星章子怡還到海外募款,最後不知是一百萬還是多少美元,也沒有如數交給災民。還有那個要中國人接受政府管製的成龍,也是高調搞什麽募捐。最後那些錢都到哪裏去了,外人無法得知。
而在日本,名流還是企業界,是默默地做些實在的救援工作。例如,地震發生五分鍾之後,全部日本的電話亭都變成免費,連打國際長途也隻需一百日元。日本著名三得利飲料公司宣布,其旗下所有自動販售機的罐裝飲料都免費,隻要按鍵即出。便利連鎖企業“7-11”和“全家”等還免費提供食品和飲水。公用電話不僅免費,通訊商還免除網絡通信費,以便民眾及時通過網絡獲得聯絡和信息。
日本企業每逢大災難,除紛紛捐款外,還向大眾公布“責任報告”。而中國地震時那些捐款,最後很多去向不明。汶川地震後,中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捐款流向做了半年的調查,結果發現,高達 767億元的大眾各界捐款等,80%流入政府的財政帳戶。在中國幾乎無官不貪的現狀下,這麽多捐款,實在是給了貪官們機會。
一場大災難,最能反射出一個國家的製度、文化和道德等很多問題。中日兩國對比,更讓人看出民主製度的優越性。而隻有在民主製度下,才會有公民文化,才會有真正的秩序,道德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