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被中國人遺忘得太久

年抗戰，遺忘得太久

抗戰紀念日，中國大陸悄無聲息。

中國人似乎不樂意和自己的曆史發生密切關係。由此出現一個尷尬的情形：抗戰將士後人找不到親人的遺骸，敬重抗戰英烈的年輕人找不到"一個給英雄下跪的地方"。

下跪的地方有。一個紀念為國捐軀英烈的忠烈祠就在南嶽衡陽風景區內，這個由國民政府在大陸建造的唯一一處紀念抗戰烈士的大型陵園，祠內設"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卻乏人問津。因為人們不知道在八路軍華北敵後抗日和江南新四軍遊擊之外，還有當時國民政府領導的22次正麵大型作戰。

遺忘，改寫，甚至惡搞。

對抗日戰爭，中國大陸一直懷有複雜的態度。因為共產黨是通過抗日戰爭贏得了統治權，但八年抗戰又是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指揮之下。由"寇"一變而為"王 "，難言之隱使其無法照實敘說曆史。誰領導中國人趕走日本人，誰就具有統治的合法性。琢磨出爭取民心的高招後，就開始爭奪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在一個封閉的時空裏，中共對抗戰曆史的改寫相當成功，一代又一代受教育者被植入了那個偉大的神話：共產黨積極抗日，國民黨消極避戰，經過敵後根據地人民的浴血奮戰，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蔣介石被醜化為一個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的陰險之徒，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共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才是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一大批影片，從《地道戰》、《地雷戰》到《鐵道遊擊隊》等，無一不在塑造抗日神話。敵人總是不堪一擊，人民的覺悟總是那麽高昂，一個計謀就能置敵人於死地。每個作品裏，都回響著勝利的主旋律。

 從不容置疑，到半信半疑，再到懷疑。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事實，才逐步浮出水麵。

淞滬抗戰，台兒莊大捷，花園口決堤，三次長沙會戰，常德保衛戰，衡陽保衛戰，駝峰航線，遠征軍，重慶大轟炸，芷江受降，一連串恢複了真實記憶的地名，促使人們思考一個問題：那八年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答案很簡單：隻要說明白中共邊區政府跟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說清楚八路軍、新四軍的來曆，由誰供養，受誰指揮，就一目了然。在中國軍隊之外，不存在一個什麽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至於在戰爭後期，國共勢不兩立，始有共產黨軍隊的說法。但並未有相對應的國民黨軍隊的說法。國軍指的是國民政府之部隊，而非國民黨之部隊。因為倘若如此，就無法解釋中華民國政府管理國家的事實，以及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曆史。即使共產黨撤出國民政府，那個政府依然是一個合法的聯合政府。所以，必須糾正這種以勝利者的口吻改寫曆史的傾向。從聯合抗戰那一天起便標榜"獨立性"，並不能夠為自己取得道德的優勢，而恰恰凸顯了不道德的麵目。

現在的影視劇，恰恰在幾個方麵顛倒曆史，為共產黨抹上不道德的黑灰。

戲說，破綻百出的故事，隻因為政治正確，電視台輕鬆過關，老百姓熱情追捧--"隻要是打日本鬼子，我們就喜歡看。"（見《新民周刊》第二十六期）。時評家讚美說，看《我的兄弟叫順溜》"人們可以一邊大罵日本兵，一邊享受劇集帶來的充分喜感。"（見《精品閱讀》第三期）化慘痛為一笑，消費"抗日情緒"。

矮化日軍，一支占領中國八年、讓中國人民付出巨大代價的軍隊，在中國大陸導演手裏，變成了不堪一擊的草包。而八路軍新四軍，宛如天兵，刀槍難入，國民政府的其他部隊則見死不救，各有盤算。這種戲說，使所有浴血奮戰的官兵不再有價值，而且，借用崔衛平女士的話，是第二次殺死了他們。

我們試圖在自己主宰的影像裏獲得自尊。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幾乎主導了所有抗日題材的製造。殘酷血腥的戰爭成了施展智謀的背景，集中發掘的一個個民間精豆式的人物，躍升為抗日主角，好像在暗示：正是他們戰勝了日本人。那更像一個弱者對苦難的曆史撒嬌。一個個無中生有的民間智慧符號，掩蓋得了民族整體沉淪的事實嗎？

我們沒有從戰爭中得到一絲長進。

《亮劍》《江南集中營》《八路軍》《新四軍》《我的團長我的團》《我的兄弟叫順溜》，諸如此類電視劇，一切努力都極力想把自己與國民政府割裂開來，對立起來，凸顯自身的正當性及正義性，暗示彼可取而代之的必然性。在真實的曆史麵前，這種行徑是可恥的。

能否把自己還原於當時的情境中呢？一個是願意與否，一個是有無能力。

影片《南京！南京！》走向另一個極端。美化並不存在的人性的覺醒，一個是中國民眾的赴死犧牲，另一個是侵略者的良心大發現。一場慘烈的大屠殺，成為導演塗抹自己偉大發現的符號。批評家崔衛平發表在第十八期《鳳凰周刊》的文章說，影片"赤裸裸"的主題就是不再追究戰爭的責任，在一場大屠殺中，人性覺醒的收獲，勝過血腥和強奸。"沒有人需要為戰爭、屠殺及其帶來的創傷負責，沒有一方是在承擔、承受戰爭的重負。"從這樣的戰爭讚美詩裏，中國觀眾能獲得怎樣的記憶呢？

恢複戰爭記憶的，是《這是湖南。1937-1945》。這篇刊登於張立憲主編的連續出版物《讀庫》第三期上的長文，為作者鄒容在2005年5月至10月實地考察的碩果。深入抗日戰爭期間湖南幾次重大戰役遺址現場，通過當事人和知情人的講述與追憶，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立體可感的戰爭圖景。1942年新年的第三次長沙會戰，薛嶽將軍統帥的第九戰區，以傷亡兩萬八千人的代價，使日軍遭受毀滅性打擊，傷亡總數超過五萬。這場被世界公認的戰役，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勝利，提振了整個太平洋反法西斯戰場的士氣。常德血戰，彭士量、許國璋和孫明瑾三位師長壯烈殉國。衡陽保衛戰，方先覺將軍率領陸軍第十軍堅持四十七天，造成敵人重大傷亡，讓日寇心寒膽顫。日本戰史稱："第十軍官兵，皆以必死之心負隅頑抗，寸土必爭，其孤城奮戰的精神，實在令人敬仰。"

遺憾的是，即使在這樣的文章裏，仍處處可見"國民黨部隊""國民黨第八十二師"的字樣。我們已經偏離事實太多。這些部隊番號前麵唯一能加的隻有"中國陸軍"，不可能出現《我的兄弟叫順溜》裏"國民黨陸軍五十五師"的荒唐招牌。

1949年後，新政權采取諸多手段，消滅曆史的印痕。依照鄒容的這篇報道，最早自1953年3月，湖南省就責令南嶽管理局"迅速清除各處所有的‘反動遺跡 '"。到當年六月，忠烈祠內一百餘處國民政府軍政要員讚頌陣亡將士的題刻，就悉數被毀。緊接著，1958年的大躍進，碑斷墓毀，毀屍揚灰，到1966年文革時期，國民政府存在的遺跡基本上被消滅殆盡。蔣介石題的"忠烈祠"僥幸保存下來，據說是由於老百姓取下當剁豬菜的案板而幸免於難。大陸隻剩下幹幹淨淨的紅色標語。割斷與曆史的所有聯係，才能把自己置於救世主的神壇。遺留在大陸的抗戰老兵及其眷屬，屢受磨難。許多人死於非命。

至今尚未有一份抗戰英烈名錄。原有的譜牒遺失之後，後人難以接手，隨著時間的推移，無名的真的無名了，有名的也有意無意被遺忘了。

以紀實作品《雪白血紅》著稱的作家張正隆，給出了另一種無名者的秘密。他在采寫東北抗聯事跡時得知，抗聯有規定，戰士都沒有名字，隻有號碼，所有場合隻叫號數，幹部隻稱呼職務，頂多加上個姓。他在第二十六期《南方人物周刊》的專欄文章說，這樣做為的是防備奸細和叛徒。平時聊天時也不準談個人及家庭情況。他們犧牲後，也就隻有一個數字在人間，供後人揣摩數字背後那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好漢姚振山率領的吉東義勇軍六百餘人全部戰死，留下姓名的僅有他和兩位營長。 "這是一場需要把姓名都犧牲了的戰爭"。作家感歎道。

毀滅記憶最終是徒勞的。

我們能否嚐試，在楊靖宇、趙一曼、王二小、小兵張嘎之外，記住史恩華、王超奎等先烈的名字？在日本軍人敬重的對手靈前，獻上我們遲到的敬意與感激。

衡山上的忠烈祠，在每年七月七日抗戰爆發那一天，都會有一場莊重的公祭。自1949年3月29日，民國政府最後一次春祭之後，烈士們已經靜悄悄等待了很久，"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林徽因《悼三弟》一詩中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