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前校長撰文 析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慣式思維模式 (圖)

近十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以超常的速度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同時也出現了諸多的問題，有些問題是十分嚴重的。教育界對於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曾從多方麵進行了討論，但鮮有人從思維模式上進行剖析的。作者首次提出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的“高、大、全”的思維慣式模式，列舉了它的種種表現，剖析了產生這種思維模式的認識、體製和文化的根源。
近十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以超乎尋常的速度發展，2008年大學毛入學率已達23％，大學生在校人數已達2700萬人，就其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居世界第一位。但是，無可諱言的是，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如學生質量下降、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學風浮誇、學費變相上漲、債台高築、教學評估弄虛作假、研究生質量泡沫化、等等。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和社會各界的廣泛的關注和輿論，甚至存在嚴重的不滿情緒。
這些問題是怎麽造成的呢？對此，論者頗多，有的認為是教育產業化，有的認為是大學體製問題，還有的人從大學理念、官本位和左傾冒進等方麵進行了分析。應當說，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我國高等教育存在問題的原因，也確有某些參考的價值。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尚沒有看到從思想根源上進行分析的，如果不刨根溯源，即使其他因素消除了，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高等教育上的問題。我所說的思想根源，就是“高、大、全”的思維模式，它已經成為國人的思維慣式，不僅根深蒂固，而且陳陳相因，幾乎滲透到一切方麵。因此，隻有轉變了國人的思維模式，不僅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國教育上的問題，而且還可以消除在諸如經濟、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科學和文化等方麵存在的痼疾。
（一）
乍看起來，“高大全”似乎是一個人名，但它不是人，而是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模式，而且已經似乎已成了一種思維慣式。
什麽叫思維慣式？我在文章中用了一個“慣”字，“慣”即習慣之意。所謂慣式思維，就是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模式。日本哲學家三本清（1897—1945）在談到習慣時說：“一般以為習慣是同樣行為的反複所造成的。”⑴一個民族的思維習慣，是在長期曆史發展中形成的，受著社會形態、群體生活方式、文字、語言等因素的影響。三本清甚至認為，“可以說東方的傳統文化是習慣文化。就如習慣是自然一樣，東方文化的基礎中存在的也是某種自然。”習慣是非純粹的精神形式，它們是在人們思考和行事的時候表現出來。
一般說來，慣式思維有以下的特點：第一是定勢型，即我們常常所說的“腦子不轉彎”。這種思維方法是從事發明創造最忌諱的，因為他們總是見怪不怪，把現存的一切都看成是天經地義的，從不想要去改變它們。持這種思維方法的人，當麵對多種並存複雜的事物時，不注意多種縱向線索之間的互相關係，往往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條線索進行精心處理，而忽視了其他可能性的選擇。
第二是趨同型，也即隨大流的思維方法。總體上，我國不少人有人雲亦雲、隨波逐流的毛病，以至於形成了一種保守的思維習慣。為什麽我國經濟或教育建設中出現重複建設，為什麽我國常常出現“熱點”，如下海熱、出國熱、考研熱、從政熱……這些都是趨同思維導致的結果。
第三是形而上學型，即隻圖表麵而不注重實質的思維方法。持這種思維方法的人，容易走極端，隻求數量而忽視質量，隻看形式不注重實質，隻圖表麵不顧內容。其實，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是一種省心的懶漢思想，對事物不作具體分析，抹殺事物的個性，用簡單化、程式化、固定化的思維看問題，從而抹殺了人們的創造性。
東西方各民族，由於種種因素的影響，如曆史進程、科學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個性等，他們的思維的特點是完全不同的。據我個人的觀察與歸納，中國人與歐美人在思維方法上至少有三點不同：中國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異，求穩不求變”，而西方人則恰恰相反。也有人說，中國人誇多識，而西方人誇新知，也許這正是我國知識分子缺乏創造性的原因。
為什麽“高、大、全”是中國人的一種思維模式？因為自古到今，無論是官員或是老百姓，也無論是商人或是科學研究人員，他們崇尚“高、大、全”，我們隻要打開媒體看一看，冠以“高、大、全”或變相的最、快、多等詞句，簡直是滿天飛。既然“高、大、全”成了中國人思考問題和行事的出發點和追求的目標，那麽事實上也就形成了一種習慣的思維模式。
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1933—）曾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讀後感慨頗多。⑷作為一個日本人，居然通過中國近代小說，分析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我們至少應當感到愧疚，因為至今還沒有看到由我國學者寫出有一定力度的這類著作。在書中，她羅列了中國人思維上的弱點，如缺少立體思維、缺少好奇心、缺少虛幻思想、缺乏遊戲意思、缺乏幽默感等。她毫不隱諱地指出：“曆史上所謂的中華‘思想’阻礙了人們對未知世界的認識，這種阻礙滲透到小說中，使周遊異國的故事變得無聊乏味。”她進而說道：“與歐洲人常常為開拓認識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進行的魯莽旅行及冒險的傳統不同，中國人的倫理理念是把認識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觸摸的領域中……”。她的分析不僅說明了為什麽近代科學技術沒有誕生在中國的原因，而且也指出我國國民當今仍然缺少創造性思維的根源。
習慣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國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說：“但是假如個人的單獨的習慣其力量是很大的，那麽共有的聯合的習慣，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⑵對此，列寧也深有感慨地說：“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⑶因此，如果人的習慣一旦形成了一種思維模式，那麽它的破壞作用就是十分巨大的，我國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正是這種慣式思維模式所造成的。
（二）
在慣式思維模式中，“高”居於首位，它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所起的副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我這裏所說的“高”，是指在發展高等教育中所表現出來的高速度、高指標、高跨越等，以及在辦學過程中為數不少人所追求的“高級”（級別）、“高攀”、（高攀名校）“高峰”（高峰論壇）、“高規格”（建築和裝修）、“高職稱”、“高學曆”、“高學位”，等等。然而，卻偏偏忘記了高質量（教學）、高素質（人才）高標準（論文）、高難度（科學研究），而舍棄了這些真正意義上的高標準和嚴要求，隻能導致進行評估弄虛作假和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
近10年的大學擴招，最明顯不過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中高速度、高指標的指導思想。自1999年開始，我國大學開始以超常的速度擴招，當年高校招生160萬人，比上一年淨增加52萬人，增幅速度高達48％，相當於新建了52所萬人大學。這是典型的冒進，是1958年教育大躍進在新形式下的翻版。問題是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中，一直保持著較高的發展速度，平均增速為19．2％，頭7年的增速為25．3％。與此同時，研究生的招生也急劇增加，自200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為23．06％，最高年份增速為46．2％。
據國家教育部網站消息稱：“中國高等教育規模超過俄羅斯、印度、美國，成為是世界第一。經過短短數年的努力，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走完了其他國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既沒有經過產業革命，又沒有現代工業基礎，在高等教育基礎十分薄弱的情況下，用10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50到100年需要走的道路，這不是冒進又是什麽呢？在師資、設備條件很差的條件下，怎樣能夠保證教育的質量呢？可是，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的負責人竟然說，10年擴招沒有方向問題，但是政府投入不足嚴重的製約了教學質量。這絕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教育質量嚴重下降、學風嚴重浮誇、教學評估弄虛作假，這不是方向問題，那還有什麽是方向問題呢？
根據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不是不可以適當擴大招生的規模，但必須與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市場對人才的需要相適應。可是，我國在擴大招生問題上，既違反了經濟的規律又違反教育發展的規律。在具體執行擴招時，又犯了一刀切的錯誤，重點大學本是肩負提高的任務，完全不應該擴招，但也下達高指標的擴招計劃，以至於造成了師資、設備、圖書館、宿舍、運動場所等嚴重緊張的局麵。
為什麽曆時10年的擴招運動能夠得以順利地推行呢？除了跟風的同向思維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驅使，因為擴招會給大學帶來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學費收入。
據我所知，全國隻有中國科技大學例外，該校10年不擴招，每年招生的數字是1860人，它被認為是一個恒數。在全國大合並、大擴招和搞大而全之風盛行的情況下，中國科技大學是個另類，他們不跟風、不合並、不擴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保持自己的辦學特色，這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有了這種獨立精神，還愁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和做出創造性的成果嗎？
（三）
阿爾溫·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是美國著名未來學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對“好大狂”的思維模式，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好大狂’也受到了攻擊。‘大就是好’的鼓吹者從來沒有象現在那樣受到‘小就是漂亮’鼓吹者的非難。隻是到了七十年代，一本《小就是漂亮》為題的書，才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為極有影響的暢銷書。”⑸
隨著新的技術革命的深入，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轉變，樹立了“小就是好”的生產、消費理念和審美觀點，而拋棄了“好大狂”的思維方法。可是，我國雖然初步實現了市場經濟體製，但大多數人的觀念仍然停留在工業文明初期階段，抱著“大就是好”的老觀念不放。從曆史上看，中國人對“大”情有獨鍾，它幾乎滲透到一切領域裏。例如，講朝代要加上“大漢”、“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街道要命名為大街、大道；樓房要叫“大廈”、“大樓”；破舊立新要叫“大破大立”；整風遠動叫“大鳴大放”；形容有智慧的人叫“大智大勇”；結婚叫“大婚”，出自傳叫“大傳”；有關“大開發、大跨越、大發展”的標題，在各種媒體上屢見不鮮。建設現代化的城市，也是高喊“大上海”、“大武漢”、“大西北”、“大都市”。1990年提出了國際化，於是就有47個城市要建國際化的大都市。這是明顯的浮誇，西方發達國家一般也隻有一兩個國際化的大都市，中國怎麽可能建成這麽多的國際化的大都市呢？⑹近年大興“論壇”和“講壇”之風，但覺得不過癮，又紛紛推出了各種“高峰論壇”、“百家大講壇”、“世紀大講壇”、“和諧社會發展大講壇”、“健康大講壇”、“長江美聯大講壇”等。甚至連月餅、保健品包裝盒越來越大，書刊的版本也越來越大，街心花園和草坪也越來越大。每思及此，我都感到心痛，國人的這種思維方法是多麽的不合時宜呀！
同樣地，我國在發展高等教育上“好大狂”的思想表現得尤為突出。自1992年開始的大學改名、升格和合並浪潮，就是“好大狂”典型的表現。據統計，自1992年到2000年，曆時8年進行大學的大調整、大合並，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60多個部委參與了這次合並遠動，全國900多所大學受到這次浪潮的衝擊。大學合並始於1992年，把江西大學和江西工業大學合並為南昌大學，目的是要擠進“211工程”，打造全國的名校。接著，1998年把浙江農業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並，從而掀起了全國大學合並的浪潮，2000年達到了高潮。當時，似乎已經造成了一種輿論：“合並則興，不合並則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麵，強行進行合並，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並。
值得指出的是，這次高校大合並的指導思想是值得懷疑的。指導思想之一是所謂的實現“強強”聯合，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因為很多被合並的大學並不是重點大學，甚至把一些專科學校和幹部管理學院合並進來，這怎麽是“強強”聯合呢？相反地，真正的重點大學並沒有實現合並，所以很顯然合並的指導思想強調的是“大”，而並非是“強”。
合並指導思想之二是建設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學，這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因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與學校的規模沒有線性關係。大並不意味著強，這是人所共知的淺顯道理，為什麽國家主管教育的領導人就不明白呢？問題在於，他們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強，而是“好大狂”。
指導思想之三是中國大學多了，不便管理，所以需要調整、合並，這也是與事實不符的。真的中國大學多了嗎?結論是否定的。美國隻有2．81億人，有4000所大學，而13億人口的中國隻有1900所大學，怎麽能說我國大學多了呢？到底是分散超大型大學好管理擬或是小型大學好管理，道理也是很明顯的，這隻不過是強詞奪理而已。
我們不妨看一看幾個具體的例子。例如，吉林大學是由原吉林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科技大學、長春郵電學院、解放軍軍需大學等6所大學合並的，合並後的吉林大學分散在6個校區、9個校園，占地661萬平方米，在校學生7萬多人，堪為全國第一。白求恩醫科大學是一所既有特色又有紀念意義的大學，為什麽把她取消？當地群眾諷刺地說，要找長春市就到美麗的吉林大學校園裏去找。更為荒唐的是在遙遠的珠海，建立一個分校，占地居然達到330萬平方米，這到底是辦教育還是搞創收？合並後的吉林大學，水平和效益到底是提高呢抑或是降低了呢？事實事實勝於雄辯，除了規模居全國第一以外，剩下的恐怕就是30億的高額債務了。
另一個例子是貴州大學，她是經過幾次合並，最後由6所大專學校合並的，其中專科和幹部管理培訓機構就占了4所。合並後的貴州大學，有24個學院、101個專業，在校本科生為45000多人，研究生3030人，一下子進入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之列。據說，合並後順利地進入了“211工程”，如果不合並就進不了。這是典型的拉郎配，是純粹“好大狂”的表現，明顯的是以功利主義推動大學的合並。
對於這場大學改名與合並，輿論紛紛，反對者亦眾。但是，當政者置群眾的輿論於不顧，完全由上而下，由長官意誌拍板決定。為了指導大學的改名與合並，國家教育部製定了大學改名的7個必備條件，規定學生在8000人以上，正教授在100人以上，碩士點需要10個以上，必須具備3大門類學科，等等。正是在這種“求大”的指導原則下，掀起了大學改名的浪潮，並導致了全國範圍內各大學追求大、求多的風氣。
目前，專科學校都改成學院，而學院統統改成大學了，而大學的名稱是一改再改。縱觀這場改名與合並的浪潮，反映出了“求大”的普遍規律：一是地名越改越大，如由城市、省名、大區（如華東、中南、西南等）直到冠以“中國”才罷休；二是學科內容涵蓋越廣越好，如原來的工學院改為理工大學，後又改為科技大學；三是原來的化工、煤礦、石油等學院，也都改成“工程大學”了。
隨著大學的改名，大學中的係也水漲船高，統統地升格為學院了，如數學—數學與統計學院，物理—物理與技術學院，化學—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生物係——生命科學學院、環境科學係——環境資源學院、中文係——文學院，曆史係——曆史學院（也有改為旅遊學院）、經濟係—經濟與管理學院、圖書館學係—信息情報學院、政治學係——行政公共關係學院、哲學係——哲學學院、新聞係——新聞與傳播學院……不一而足。
這場轟轟烈烈的大學改名與合並遠動，是世界從沒有的先例，完全是違背科學和教育規律的。如果按照中國教育官員的邏輯，那麽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威廉·瑪麗學院和法國的巴黎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巴黎高等工業專科學校、巴黎行政管理學校等，早就應該改名了，但他們卻堅持不改名。可是，這些學校，有的是擁有“媒體實驗室”的發明創造的搖籃，有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大戶，有的卻囊括了世界最多的菲爾茲獎（7人），有的培養了多名總統。然而，即使中國擁有再多的“航母型”的大學，與包括上述那些大學在內的世界著名大學相比，也是難以望其項背的。從與國外大學辦學思想的對比看出，中國人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是多麽的嚴重，“好大狂”的思想又是何等的狂熱啊！
與大學合並的同時，國內又掀起了一股“人為造城”的運動。自1999年北京外企投資建設廊坊東方大學城奠基開始，又拉開了大建大學城遠動的序幕。⑺據不完全的統計，到2003年12月，全國已建成和正在建設的大學城共有54座，占用耕地1646萬畝，占我國耕地麵積減少的65．6％。這股人為的“造城運動”有以下上個特點：
第一，相互攀比，規模越來越大。最初，上海鬆江大學城隻有幾平方公裏，可是後來大學城的規模越來越大，如廣州大學城一期工程是17平方公裏，二期工程又擴大到43平方公裏；嶽麓山大學城是44平方公裏，湖北黃家湖大學城占地50平方公裏，陝西西部大學城占地400公頃，遼寧大學城占地543公頃，而重慶和江南大學城占地居然達到5萬平方公裏。據說，南京市的大學城的規模相當於26個北京大學，嚴重的供大於需。
第二，追求時髦，越來越洋氣。一些大學城中建設了度假村、娛樂設施，東方大學城中居然建了占地6640平方米的高爾夫球場。
第三，上行下效，中等城市也建大學城。例如人口不到200萬人的鄭州，僅有20多所大學，規劃要建4座大學城。其他的還有：甘肅渝中大學城占地18——24平方公裏，無錫大學城占地10平方公裏，常州、泰州、大慶等也都爭先恐後地建設大學城。
值得指出的是，“大學城”這個名稱是從國外舶的，但我國對大學城的理解的片麵的，建設大學城的方向是錯誤的。國外的大學城是曆史逐漸形成的，是圍繞著大學自然形成的為學校服務的社區。我國大學城是人為建造的，是政府與開發商聯手促成的，開發商是為了賺錢，而政府是為了炫耀政績。所以，群眾諷刺說，大學城中沒有大學，大學城不是為學生服務的，像這樣的大學城恐怕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
（四）
在中國傳統思維模式中，求全是其中之一。成語“十全十美”，是形容事物完美無缺，把它作為人們追求理想的目標，當然也是無可指責的。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所以任何完美無缺的事物是沒有的。同樣地，在創辦世界一流大學中，盲目追求“高”和“大”是是不可取的，而求全也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近10年高等教育大發展中，一股追趕時髦和貪大求全之風盛極一時，又掀起了一股“大辦文科的遠動”。⑻例如，關於發展法學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文革以前，我國大學中隻有6個法律係。可是，在恢複和發展法學教育時，又出現了一哄而起的情況，不僅普通綜合大學、工科大學統統建立了法學院，而且師範大學、農業大學、海洋大學以及各民辦大學，也都建立了法學院。據統計，目前我國已有600多所法學院（係），培養的畢業生嚴重過剩，大約隻有30％的畢業生能夠就業。這是貪大求全思想造成的。有人諷刺說，全國砍掉60％的法學院，也不會影響法學教育的生態平衡。
再一個例子是生命科學學院，這是在“21世紀是生命科學時代”口號的導向下出現的一窩蜂現象。其實，所謂的生命科學學院，絕大多數都是由原來大學中的生物係升格而建立的，現在全國幾乎沒有一所大學沒有生命科學學院。生命科學涵蓋極其廣泛，包括植物、動物、微生物、病毒、遺傳學、分子生物學、農業、醫學、人體科學、古人類學等。實事求是地說，現在各大學裏的生命科學學院絕大多數都名不副實，充其量隻是掛一漏萬而已。目前，不僅普通大學都建立了生命科學學院，甚至出現了“院中院”的現象，如九江學院生命科學學院、湖南文理學院生命科學學院、湖州師範學院生命科學學院、臨沂師範學院生命科學學院、佛山科技學院生命科學學院、中國計量學院生命科學學院……其實，這些所謂的生命科學學院多是由師專或中專升格而建立的，如果由他們來培養生命科學的人才，那怎麽能夠保證質量呢？
在大學辦學的過程中，求全的表現是多方麵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表現之一是，什麽是熱門就上什麽專業，如隨著開放，為了迎合人們出國的心理，又出現了大辦國際經濟、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財會等專業的熱潮。表現之二是，什麽時髦就辦什麽專業，如WTO（World Trande Organization）學院、國際軟件學院、藝術學院、城市學院、邊界學院等。表現之三是，什麽吃香就上什麽專業，如藝術、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一時很吃香，於是不少大學爭先恐後地上這些係科，甚至連一個藝術教授也沒有，也要辦藝術係，這是求全的思想作怪。
國際著名大學的辦學經驗表明，建設研究型和一流水平的大學，並不要求規模大和學科齊全。在這方麵，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堪為一個成功的典範。雪莉·蒂爾曼（Shirley Tilgman）是該校建校260年曆史上的第一位女校長，她認為：“規模不大，學科不全，恰好是我們的優勢之所在，正因為我們不需要什麽都做，我們才能夠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資源來幹兩件事：一是非常嚴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學術化的研究生教育。我們把這兩件事情做到了極致。我認為，小就是一種美！”⑼令人難於想象的是，普林斯頓大學居然沒有被認為最熱門的醫學院、商學院和法學院，這正是他們獨特性的表現。對此，蒂爾曼認為：“不設這三大學院的理由是，一旦設立，會分散我們的精力，幹擾我們從事最主要的工作。”
我相信，國外這些大學的經驗，我國大學的校長們不可能不知道，“小而精”的道理也不是不懂。但是，為什麽還要追求“高、大、全”呢？這充分的說明，形式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對他們影響是多麽的巨大，已經深深陷入到了傳統的“高、大、全”的思維模式而不能自拔的地步！
（五）
中國傳統的“高、大、全”的思維模式，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破壞作用是巨大的。要轉變這種思維模式，就必須要剖析產生這種思想的根源，采取必要的和堅決有力的措施。那麽，產生“高、大、全”的思維模式的原因究竟是什麽呢？通過學習與思考，我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認識的原因。一般認為，人類的認識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以邏輯分析為代表的言傳認識，西方人的邏輯分析發達，故言傳認識論較強；東方人直覺領悟源遠，故會意認識論較強。劉仲林先生認為：“一個民族的語言，潛含著這個民族思維的全部奧秘。談到中華傳統思維，我們不能不談及中華的語言，特別是漢字。”⑽眾所周知，中國的文字起源於象形文字，在5000多年的發展曆史中，對華夏民族的智慧與思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從整體上說，中華傳統思維可以稱為“象思維”，或“意象思維。中國人的思維方法直接或間接地受《周易》影響很大，意象思維不僅是貫穿於《周易》思維的主線，也是貫穿於中華思維的主線。這種思維的特點，是從形式上用相似、象征的手段進行思維的一種方式，這就很容易演變成為“高、大、全”的思維模式。本來，長於”象思維“的民族，其想象力很豐富，應當富有創造精神。但是，由於長期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專製製度和經文化，就形同“三道緊箍咒”，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得死死的，從而失去了由傳統思維向現代思維轉變的活力，同時也喪失了創造精神。
其次是體製的原因。我國近代大學起源於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期間，是在“中體西用”的實用主義思想下從西方舶來的，從一開始就被置於集權統治之下。1952年院係調整，取消了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使公辦大學成為獨霸的一統天下，教育集權的體製不僅沒有改變，而且是越來越嚴重了。目前，我國教育依然是“大一統”的領導體製，它的特點是：教育領導部門壟斷了一切教育資源，把持了一切教育的決策與管理大權。這種體製最大的弊端是“政出一門”，剝奪了大學本來應當具有的獨立自主權。實際上，這種集權教育體製是與國家的集權政治體製相一致的，它們相輔相成。
十分可怕的是，一旦教育主管領導部門的決策錯了，那麽各級學校都會跟著犯錯誤。事實上，我國高等教育所出現的諸多問題，都是主管部門錯誤政策所造成的。例如，大學合並、學院升格、大學改名、係升格為學院、大學擴招、興建大學城、教學假評估、特聘教授假引進，以及用計劃經濟指導思想製定的許多“教育工程”，沒有一項不是出自教育主管部門，或是由他批準和倡導的。在官本位盛行的情況下，如果領導部門不轉變觀念，這些錯誤是很難糾正的，甚至會用新的錯誤來掩蓋舊的錯誤。這就從反麵說明，教育當局必須盡快徹底放權，實行大學獨立自主，即使大學自己決策有了失誤，他們不難進行自我調整和糾正。
再次是文化的原因。在我國曆史上，“高、大、全”一直是文學創作的指導思想，無論是帝王或是聖賢、領袖人物、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的象征。由於受文學作品的熏陶，大多數人都有追尋聖人的足跡，立誌做一個完人的願望。於是，在國人的心目中，聖明都是完人，如孔聖人、孟賢人、諸葛孔明、關聖人、神醫華佗，等等。在這種視野之下，國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扭曲，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占據了主導地位，要麽肯定一切，要麽否定一切。這是一種簡單化、程式化的思維方式，扼殺了人們的創造性，具有極大的破壞性，我國高等教育出現的種種問題，就是這種思維模式造成的。
冰凍三日，非一日之寒。“高、大、全”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循舊性的慣性思維方式，是中國人劣根性的一種表現，它是通過陳陳相因、代代相傳沉澱而形成的，根深蒂固。“高、大、全”是傳統思維中的三種表現，它們不是孤立的，往往是你中有我，而我走有你，相互影響，並由它們衍生出其他種種表現。由於慣性的作用，要克服這種傳統思維模式是極其困難的。我們必須要從幼兒教育抓起，趁他們思維尚沒有定勢以前，培養他們的創造性的個性，訓練他們的創造思維方法，並把這一教育原則貫穿到各各級各類學校中。唯有如此，才能開發我中華民族本具有的創造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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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許紀霖：反思高校的‘大辦文科運動’，《中國新聞周刊》，2004（6）。
⑼唐勇．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專訪，《環球時報》（N），2006-04-11.
⑽劉仲林著：《新思維》，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87頁。

[舞動的雙手]

從照片看是我們的老校長劉道玉，高校教育改革的先鋒，為頑固保守派所不容，六四後被借機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