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突出的矛盾是“精英”與“平民”的利益衝突

中國的經濟總量即將超過德國，財政收入已入世界前三甲，但卻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據亞洲開發銀行8月8日在北京發布的數據：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增幅已是印度的兩倍，僅次於尼泊爾位居亞洲第二。盡管中國持有的外匯資產已高達1.3萬多億美元，財政收入直逼萬億美元，滬深股市市值超過GDP總值，但與此同時，粗放投入日複一日，投資饑渴日甚一日，資源環境日暮一日（竊以為，此三者才是中國最值得警惕的“泡沫”）。與之相伴的是，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不斷走高，房價、學費、醫療費節節攀升，普通勞動者提薪艱難，社會保障漏洞百出。　　不可否認，轉型中的國家必然會遭遇一係列前所未有的摩擦和衝突。當下中國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精英”與“平民”的利益衝突日益尖銳起來。以GDP為導向的地方政府競爭，本質上已經演變為官僚集團瘋狂追逐“升遷”的競爭；以利潤為目標的部門行業競爭，實際上已經蛻變為新富階層牟取“暴利”的競爭。權力及第＋金錢及第，便是“精英”對社會的壟斷。失去節製的“精英”壟斷必然走向墮落，而“精英”的墮落———就像人們已經在“黑窯奴工”中看到的那樣———最終會引致“平民”的墮落，最後是墮落的係統化、泛化，也即社會的普遍墮落。實際上，各路“精英”早已在經濟社會的轉型過程中利用其“秉賦”結成了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控製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但它們僅僅為自己的利益而“配置”這些資源。社會，就這樣分裂了。這極有可能把中國引向斜路引向歧途。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以傳統的“中庸”觀（“中庸”無疑是中國文化的一大傳統，可中國政治似乎又最缺少“中庸”）鑒之，中國正麵臨貧富分化導致社會騷亂和通貨膨脹導致經濟混亂的雙重風險；為今之計，是要勉力“執兩端而守其中”。否則，對社會整體的協調，就會遭遇特別的障礙和困難。　　《論語》凡二十篇，《堯曰》是《論語》治國安邦平天下思想的總結，其核心“民本”反映了孔子關於治理國家事務的基本要求；這不僅是先秦孔孟思想與後世儒家道統“禮教”的重大區別，而且蘊涵著現代國家管理“修齊治平”的巨大現實價值。梁漱溟先生說《論語》是“活潑的生活”，隻能算對了一半。“……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論語·堯曰》）竊以為，《論語》的另外一半———並且是核心的一半———應該是“自己”如何與“他人”協調的問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禮運》）但“道”既已一去不複返，自然就隻能“失道而後德。”（《老子·三十八章》）所以孔子是由“道”返“儒”，從對大多數人命運的深切關懷出發，竭力張揚“仁義道德”，由以推動社會整合和整體協調的實現。而後世“碩儒”之“經學”“理學”卻是由“儒”返“道”，以“禮教”為主要手段維護既定秩序也即“精英”利益格局，極言“天道”而無視對“平民”也即大多數人的人文觀照，事實上是拋棄了“孔學”的社會整合目標。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回到現實中，說“精英”們不知道“上下同欲”和“上下同樂”、在協調不同階層利益的基礎上謀求社會認同的道理，可能有失偏頗，但說他們並不真正懂得這個道理恐怕不算冤枉他們。試想，如果“平民”們過不了“好”日子，“精英”們能有“好”日子嗎？孟子早就告誡“精英”們要經常想一想“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梁惠王下》）用今天的話說也就是：“精英”們怎樣對待“平民”，“平民”們也就會怎樣對待“精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毛澤東把這個道理就說得更明白了：“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　　“載舟覆舟”之說以水喻民雖是古訓，但放在今日中國資源配置處於行政“分割”狀態、財富分配向上扭曲（以攫取非要素收入為主）、層層封鎖的信息壟斷和控製、“精英”們霸占話語權的轉型期，卻仍不失警示意義。“共生”或“寄生”與“宿主”的關係在現代社會就是這樣“對應”的：全體利害與共，“宿主”不存，“寄生”焉附？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並非後人附會的“平均主義”，其核心旨趣乃在不要排斥窮人！任何排斥窮人的地方都不可能安定，更不可能和諧！出於中國社會的整合、認同的需要，以建基於孔孟“民本”思想的“中庸”之見，隻有能夠體察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是如何從個人特別是作為“平民”的個人的生活基礎上產生的，才能於“以人為本”上明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之所在。8月4日，溫家寶總理到菜市詢價，便是一個信號：我們必須努力遏製貧富差距擴大防止貧富分化，必須努力平抑通貨膨脹增進民眾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