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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臨終遺願讓朱德老淚縱橫

(2007-08-20 13:14:57) 下一個

“爹爹進屋時一頭汗,他一看見我,沒有像康克清媽媽那樣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麵前,嘿嘿地笑。這個隻知道站在女兒麵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時既不是委員長,也不是總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親一樣,平實、厚道,歡喜地看著長大成人的女兒……”在幾個外孫的眼裏,朱德是一個慈愛的人。
在黨內,朱德是有名的厚道人,即使在“文革”最嚴酷的時期,“朱德的扁擔”被改編成“林彪的扁擔”,朱德也隻是詼諧地笑道:“扁擔可以先借給他用幾天,遲早還是要還的嘛。”
劉建是朱德的女兒朱敏的大兒子。他以彭德懷為例,進一步說:“比如在對待彭德懷的問題上,爺爺的態度很明白,他覺得那不是什麽錯,是一般性的認識問題。”
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嚴肅中肯地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引起了毛澤東的盛怒。經過半個月的猛烈批判,一紙《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撤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之後,從8月16日到9月1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批判彭德懷的火力比廬山更強,目的是徹底肅清彭德懷在軍內的影響。
但是,厚道的朱德沒有人雲亦雲。在許多人表態批判彭德懷時,朱德還說:“彭總在生活方麵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關心經濟建設,隻要糾正錯誤,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毛澤東對朱德的發言很不滿意,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批評朱德發言“未抓到癢處”。朱德知道自己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定,隻好沉默不語。“老糊塗”之說,不翼而走。
朱敏在《我的父親朱德》一書中說:
在會議最緊張的時候,爹爹和毛澤東談過一次話,這是後來康克清媽媽告訴我的,從中可見爹爹那種無私無畏正直的品格。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爹爹這麽一說,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
會議期間據說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在表決投票時,按照慣例,大家都要高舉臂膀,便於統計。而爹爹雖說也舉手了,但他彎曲著胳膊,那動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舉的手。散會以後,毛澤東在廬山散步時遇見爹爹,他對爹爹說:“你啊老總,舉手舉了半票!”爹爹笑答道:“反正我舉了手,至於手是怎麽舉的,我就不知道了。”
廬山會議後,倔強的彭德懷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掛甲屯吳家花園離群索居,開始了讀書和務農的生活。但朱德還是惦記著自己的老戰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牽連。
他常常去玉泉山居住,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懷。朱德的每次來訪都給滿腹冤屈和苦悶的彭德懷帶來很大的安慰。
其實,他倆性格上還是有一致之處的,那就是寡言,兩人可以半天不作一聲。
於是,下棋成為他們交流的方式。這對戰場上的正副司令,一坐到棋盤前麵,楚河漢界,將帥對壘,寂寞的空氣裏,頓時就充滿了烽火歲月征戰的豪情和快樂。
朱敏回憶說,性格不同,兩人下棋的作派風格迥異。同樣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將對方的棋子掃開,然後把對方的棋子揀出棋盤,排成一溜,像展示戰利品一樣,如大河漫灘,不慍不火。而彭德懷則不同,他吃子的模樣同他的脾氣一樣嚇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對方棋子上麵,然後從下麵把棋子彈出來,把“俘虜”的棋子扔在一邊,似提刀四顧,舍我其誰。
如果碰到彭德懷悔棋,朱德會敏感地抓住對方手腕,眼睛瞪得滾圓:“不能賴棋,放下。”
彭德懷則梗著脖子:“你是偷吃,不算。”
朱德說:“吃你的子,還要發表聲明嗎?戰術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兩人孩子一樣寸步不讓……
1974年11月,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逝世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的臨終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三年困難時期,他堅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
朱德說:“是兄弟們省吃儉用,供養我讀書。沒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沒有今天的我。”
解放後,朱德決定讓家鄉親族每家送一個年齡小的孩子來北京讀書。這樣既可以減輕親人們的負擔,又可以讓這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將來成為建設國家的有用人才。
當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領袖,定的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四百多元。絕大多數人的工資,都是隨著參加工作的年限而遞增,而這幾位最高領袖,又響應了毛澤東的倡導,工資實行“遞減製”。
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由,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這樣一來,他和康克清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才頂一個元帥的工資。兩位老人日常生活,再加上十幾個孩子的吃、穿,上學的費用,還要接濟家鄉的親戚等,日子就變得緊巴巴了。
外孫劉武回憶說:“我記得是七十年代,爺爺曾感歎地說:我這一輩子沒吃過飽飯!我不理解是什麽原因,就問我媽說,爺爺生活條件這樣子,總比老百姓要好一點,他自己為什麽說他吃不飽飯呢?後來,我媽媽解釋說,因為戰爭年代,不管長征也好,抗日戰爭也好,解放戰爭也好,沒什麽吃的。解放以後他又得了糖尿病,想吃也不能吃了。”
當年,經常在中南海食堂吃飯的中央領導有劉少奇、楊尚昆和朱德三家,楊尚昆一家隻有四個人,老兩口和老二楊紹明、女兒妞妞。而朱家則是老少十幾個,相比較朱家的飯菜質量自然要差很多,隻能吃大鍋菜,而且常常不見葷腥。康克清為了保證朱德的營養,每次給他單獨做一點相對好一點的菜。結果,菜一上桌,十幾雙小眼睛立刻饞巴巴地望著,朱德就分了,每個孩子吃一點。有時,鄰桌的楊尚昆看到這種情況,便主動過來:“來來來,換一換,把你們家的菜給我一些。”就把自家的扒拉著給了一群孩子。
三年困難時期,家裏由於來往客人多,糧食虧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朱德堅決不同意。他堅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辦法把所虧糧食補了回來。
元帥唯一的一次使用“特權”
朱敏出生後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著外婆生活,14歲到延安後,才見到父親朱德。然後,又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等一群孩子遠赴蘇聯求學。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抓到集中營,飽受非人折磨和摧殘,給朱敏的身體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
又是一個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國再次見到父親時,已從一個麵黃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個美麗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的大學生。
朱敏細致描寫了十年後,她在中南海家裏再次見到父親的情景:
爹爹進屋時一頭汗,背脊絲綢短衫上也印了一塊深色汗跡。他一看見我,沒有像康克清媽媽那樣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麵前,嘿嘿地笑。
這個隻知道站在女兒麵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時既不是委員長,也不是總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親一樣,平實、厚道,他們沉默地愛著,歡喜地看著長大成人的女兒……
1964年底,朱敏參加北京師範大學派出的工作組,到山西晉東南長治地區的武鄉縣搞“四清”運動。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區,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溝,當人們找到她的時候,她滿臉是血,已經昏迷不醒了。隨隊醫生簡單處理後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辦法是趕緊轉院治療,可是,他們當時離最近的縣城醫院也要走七八個小時,怎麽辦?情急之下,工作組領導想法撥通了中南海的電話,把朱敏受傷的情況告訴了朱德。“她到底怎麽了?”朱德著急地問。
“恐怕有生命危險,我們建議派架直升飛機,不然,時間來不及。”
話筒那邊沉默不語。“老總啊,朱敏的身體一直不好,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難……”
“好!馬上派直升飛機。”朱德終於同意了。
三個小時後,直升飛機把朱敏接到了北京。昏迷著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親早早就等在醫院的門口,女兒的傷讓他揪心呀!
這次事故導致朱敏右眼失明,落下腰椎間盤突出症。為保住左眼,她隻好摘除了右眼。
朱德一直為女兒少年時所受到的苦難深感內疚,一直對他沒有給女兒更多的父愛留有遺憾。也可能正是這種摯愛,讓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權,下令用直升飛機救女兒一命。
郭沫若說:“元帥在上,老郭不敢談詩”
朱德喜歡養蘭花,喜歡書法,喜歡寫詩。這些文人的雅興,卻偏偏與一個揮師禦敵、沙場百戰的元帥結緣了。朱德的書法愛好,啟蒙於私塾,他在回憶中曾說:
剛開始寫字時,名曰“描紅”,其實是“描黑”。因為印刷的紅字,隻有有錢人家的子弟才能買得起,像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隻好“描黑”了。
他說的“描黑”,就是由老師以正楷在竹紙上寫一首詩,名曰“字格”,學生將“字格”套在麻頭紙內,依照映出來的字影描寫,當時這種方法叫“寫仿”。
習字成了習慣,朱德每到外地視察,都要攜帶“文房四寶”。他特製有一個扁木箱,將筆墨硯以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長方不同的格子內,並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紙張等放在上邊。外出時,無論乘車乘船,打開木箱,隨時可以寫字。
少年功夫老始成。從柳公權的《神策軍碑》再到北碑,從顏真卿到再學黃庭堅,朱德的書法化人為我,日漸精進,他的字肉豐而蒼勁,態濃而意淡,秀出於偉,別具一格。
朱德也是一位詩人。1940年春天,身為八路軍總司令的朱德親赴洛陽與國民黨軍談判,行至河南濟源縣王屋山,環顧山河,耳聽日寇炮聲,朱德馬上揮毫,寫下了著名的《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
詩言誌,歌詠情,朱德的詩大氣磅礴,棱角分明,精脈貫通。
1962年4月,在陳毅元帥倡議下,《詩刊》社在人民大會堂組織了一次詩歌座談會。朱德興致勃勃地到會與五十多位詩人一同談詩論作。
朱德謙虛地說:自己時有所感,寫上四句八句的,說詩不像詩,隻是完成了表現的欲望。)
他轉頭對著郭沫若說:“我經常要拜郭老為師,當個徒弟,他就是不收。”
郭老聞言而起,插話:“元帥在上,老郭不敢談詩。”
一陣痛快的大笑,吹散了元帥和詩人之間的無形隔閡。
“你們要接班,不要‘接官’”
中南海的樹黃了又綠,綠了又黃,幾個外孫慢慢地長大了,開始有思想,有主意了。朱德再和孩子們交流,會主動講一些帶有人生哲理的話,也會提出明確的要求。
劉建參軍了,他穿著新軍裝去看望爺爺時,老人家像對一個新兵一樣,嚴肅地對他說:“到部隊後,要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不要在別人麵前擺架子,不要當‘兵油子’。”
劉康被分配到工廠,爺爺高興地對他說:“當工人好,就是要當工人、農民,人類隻有通過勞動才能創造財富,才有飯吃,不要想當官,要當普通勞動者。”
他還問外孫劉武:“你長大了去當農民,好不好?農業重要啊!”
他又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本領。現在還有這樣的人,隻想著自己的名譽、地位,這樣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劉建講了他自己親身經曆的一件事:
“我是1970年才當的兵。有一次,我們的師長,他專程打電話請示,意思就是要提我當幹部,後來奶奶轉達了爺爺的專門指示,說讓他再多當兩年兵,好好體會體會。所以我當了5年兵啊,人家一般都是兩三年就提起來了,我當了5年兵。”
“當時部隊上下也知道你的身份?”
“都知道,但是那個時候一是自己從來不主動講。第二,我們也不敢提出讓爺爺為你去講話。他要求你就是老老實實去幹工作。像我弟弟他們調到北京來工作的事,他知道了以後發脾氣,用拐棍杵地板。他說:我不要孝子賢孫,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說得非常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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