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臨終遺願讓朱德老淚縱橫

“爹爹進屋時一頭汗，他一看見我，沒有像康克清媽媽那樣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麵前，嘿嘿地笑。這個隻知道站在女兒麵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時既不是委員長，也不是總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親一樣，平實、厚道，歡喜地看著長大成人的女兒……”在幾個外孫的眼裏，朱德是一個慈愛的人。
在黨內，朱德是有名的厚道人，即使在“文革”最嚴酷的時期，“朱德的扁擔”被改編成“林彪的扁擔”，朱德也隻是詼諧地笑道：“扁擔可以先借給他用幾天，遲早還是要還的嘛。”
劉建是朱德的女兒朱敏的大兒子。他以彭德懷為例，進一步說：“比如在對待彭德懷的問題上，爺爺的態度很明白，他覺得那不是什麽錯，是一般性的認識問題。”
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嚴肅中肯地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引起了毛澤東的盛怒。經過半個月的猛烈批判，一紙《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撤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職務。之後，從8月16日到9月12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批判彭德懷的火力比廬山更強，目的是徹底肅清彭德懷在軍內的影響。
但是，厚道的朱德沒有人雲亦雲。在許多人表態批判彭德懷時，朱德還說：“彭總在生活方麵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彭總關心經濟建設，隻要糾正錯誤，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毛澤東對朱德的發言很不滿意，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批評朱德發言“未抓到癢處”。朱德知道自己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定，隻好沉默不語。“老糊塗”之說，不翼而走。
朱敏在《我的父親朱德》一書中說：
在會議最緊張的時候，爹爹和毛澤東談過一次話，這是後來康克清媽媽告訴我的，從中可見爹爹那種無私無畏正直的品格。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爹爹這麽一說，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
會議期間據說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在表決投票時，按照慣例，大家都要高舉臂膀，便於統計。而爹爹雖說也舉手了，但他彎曲著胳膊，那動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極不情願的情況下舉的手。散會以後，毛澤東在廬山散步時遇見爹爹，他對爹爹說：“你啊老總，舉手舉了半票！”爹爹笑答道：“反正我舉了手，至於手是怎麽舉的，我就不知道了。”
廬山會議後，倔強的彭德懷搬出了中南海永福堂住所，到京郊掛甲屯吳家花園離群索居，開始了讀書和務農的生活。但朱德還是惦記著自己的老戰友和兄弟，他不避嫌，不怕受牽連。
他常常去玉泉山居住，為的是方便看望居住在附近的彭德懷。朱德的每次來訪都給滿腹冤屈和苦悶的彭德懷帶來很大的安慰。
其實，他倆性格上還是有一致之處的，那就是寡言，兩人可以半天不作一聲。
於是，下棋成為他們交流的方式。這對戰場上的正副司令，一坐到棋盤前麵，楚河漢界，將帥對壘，寂寞的空氣裏，頓時就充滿了烽火歲月征戰的豪情和快樂。
朱敏回憶說，性格不同，兩人下棋的作派風格迥異。同樣是吃子，朱德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將對方的棋子掃開，然後把對方的棋子揀出棋盤，排成一溜，像展示戰利品一樣，如大河漫灘，不慍不火。而彭德懷則不同，他吃子的模樣同他的脾氣一樣嚇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對方棋子上麵，然後從下麵把棋子彈出來，把“俘虜”的棋子扔在一邊，似提刀四顧，舍我其誰。
如果碰到彭德懷悔棋，朱德會敏感地抓住對方手腕，眼睛瞪得滾圓：“不能賴棋，放下。”
彭德懷則梗著脖子：“你是偷吃，不算。”
朱德說：“吃你的子，還要發表聲明嗎？戰術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
兩人孩子一樣寸步不讓……
1974年11月，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朱德，他一次一次地向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朱德。直到彭德懷逝世後，朱德才知道彭德懷的臨終心願，他頓時老淚縱橫，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三年困難時期，他堅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
朱德說：“是兄弟們省吃儉用，供養我讀書。沒有那些在家吃苦的兄弟，就沒有今天的我。”
解放後，朱德決定讓家鄉親族每家送一個年齡小的孩子來北京讀書。這樣既可以減輕親人們的負擔，又可以讓這些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將來成為建設國家的有用人才。
當年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領袖，定的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四百多元。絕大多數人的工資，都是隨著參加工作的年限而遞增，而這幾位最高領袖，又響應了毛澤東的倡導，工資實行“遞減製”。
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要稍微高些。朱德功高德劭，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由，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這樣一來，他和康克清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才頂一個元帥的工資。兩位老人日常生活，再加上十幾個孩子的吃、穿，上學的費用，還要接濟家鄉的親戚等，日子就變得緊巴巴了。
外孫劉武回憶說：“我記得是七十年代，爺爺曾感歎地說：我這一輩子沒吃過飽飯！我不理解是什麽原因，就問我媽說，爺爺生活條件這樣子，總比老百姓要好一點，他自己為什麽說他吃不飽飯呢？後來，我媽媽解釋說，因為戰爭年代，不管長征也好，抗日戰爭也好，解放戰爭也好，沒什麽吃的。解放以後他又得了糖尿病，想吃也不能吃了。”
當年，經常在中南海食堂吃飯的中央領導有劉少奇、楊尚昆和朱德三家，楊尚昆一家隻有四個人，老兩口和老二楊紹明、女兒妞妞。而朱家則是老少十幾個，相比較朱家的飯菜質量自然要差很多，隻能吃大鍋菜，而且常常不見葷腥。康克清為了保證朱德的營養，每次給他單獨做一點相對好一點的菜。結果，菜一上桌，十幾雙小眼睛立刻饞巴巴地望著，朱德就分了，每個孩子吃一點。有時，鄰桌的楊尚昆看到這種情況，便主動過來：“來來來，換一換，把你們家的菜給我一些。”就把自家的扒拉著給了一群孩子。
三年困難時期，家裏由於來往客人多，糧食虧了五十多斤。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朱德堅決不同意。他堅持和全家一起吃菜糊糊，硬是用“瓜菜代”的辦法把所虧糧食補了回來。
元帥唯一的一次使用“特權”
朱敏出生後不久，被送到四川老家，跟著外婆生活，14歲到延安後，才見到父親朱德。然後，又和毛澤東的女兒李敏等一群孩子遠赴蘇聯求學。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抓到集中營，飽受非人折磨和摧殘，給朱敏的身體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
又是一個十年，1950年暑假，朱敏回國再次見到父親時，已從一個麵黃肌瘦的少女，出落成一個美麗可人的大姑娘，一名莫斯科列寧師範學院的大學生。
朱敏細致描寫了十年後，她在中南海家裏再次見到父親的情景：
爹爹進屋時一頭汗，背脊絲綢短衫上也印了一塊深色汗跡。他一看見我，沒有像康克清媽媽那樣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麵前，嘿嘿地笑。
這個隻知道站在女兒麵前“嘿嘿地笑”的人，此時既不是委員長，也不是總司令，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親一樣，平實、厚道，他們沉默地愛著，歡喜地看著長大成人的女兒……
1964年底，朱敏參加北京師範大學派出的工作組，到山西晉東南長治地區的武鄉縣搞“四清”運動。朱敏工作的地方是深山區，一次晚上走路，她失足跌下十米深溝，當人們找到她的時候，她滿臉是血，已經昏迷不醒了。隨隊醫生簡單處理後表示，要挽救朱敏的生命，唯一的辦法是趕緊轉院治療，可是，他們當時離最近的縣城醫院也要走七八個小時，怎麽辦？情急之下，工作組領導想法撥通了中南海的電話，把朱敏受傷的情況告訴了朱德。“她到底怎麽了？”朱德著急地問。
“恐怕有生命危險，我們建議派架直升飛機，不然，時間來不及。”
話筒那邊沉默不語。“老總啊，朱敏的身體一直不好，這您是知道的，拖下去很難……”
“好！馬上派直升飛機。”朱德終於同意了。
三個小時後，直升飛機把朱敏接到了北京。昏迷著的朱敏不知道，快80的老父親早早就等在醫院的門口，女兒的傷讓他揪心呀！
這次事故導致朱敏右眼失明，落下腰椎間盤突出症。為保住左眼，她隻好摘除了右眼。
朱德一直為女兒少年時所受到的苦難深感內疚，一直對他沒有給女兒更多的父愛留有遺憾。也可能正是這種摯愛，讓朱德行使了一次特權，下令用直升飛機救女兒一命。
郭沫若說：“元帥在上，老郭不敢談詩”
朱德喜歡養蘭花，喜歡書法，喜歡寫詩。這些文人的雅興，卻偏偏與一個揮師禦敵、沙場百戰的元帥結緣了。朱德的書法愛好，啟蒙於私塾，他在回憶中曾說：
剛開始寫字時，名曰“描紅”，其實是“描黑”。因為印刷的紅字，隻有有錢人家的子弟才能買得起，像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隻好“描黑”了。
他說的“描黑”，就是由老師以正楷在竹紙上寫一首詩，名曰“字格”，學生將“字格”套在麻頭紙內，依照映出來的字影描寫，當時這種方法叫“寫仿”。
習字成了習慣，朱德每到外地視察，都要攜帶“文房四寶”。他特製有一個扁木箱，將筆墨硯以及墨盒、墨水分放在大小長方不同的格子內，並以小木楔固定。字帖和紙張等放在上邊。外出時，無論乘車乘船，打開木箱，隨時可以寫字。
少年功夫老始成。從柳公權的《神策軍碑》再到北碑，從顏真卿到再學黃庭堅，朱德的書法化人為我，日漸精進，他的字肉豐而蒼勁，態濃而意淡，秀出於偉，別具一格。
朱德也是一位詩人。1940年春天，身為八路軍總司令的朱德親赴洛陽與國民黨軍談判，行至河南濟源縣王屋山，環顧山河，耳聽日寇炮聲，朱德馬上揮毫，寫下了著名的《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
詩言誌，歌詠情，朱德的詩大氣磅礴，棱角分明，精脈貫通。
1962年4月，在陳毅元帥倡議下，《詩刊》社在人民大會堂組織了一次詩歌座談會。朱德興致勃勃地到會與五十多位詩人一同談詩論作。
朱德謙虛地說：自己時有所感，寫上四句八句的，說詩不像詩，隻是完成了表現的欲望。)
他轉頭對著郭沫若說：“我經常要拜郭老為師，當個徒弟，他就是不收。”
郭老聞言而起，插話：“元帥在上，老郭不敢談詩。”
一陣痛快的大笑，吹散了元帥和詩人之間的無形隔閡。
“你們要接班，不要‘接官’”
中南海的樹黃了又綠，綠了又黃，幾個外孫慢慢地長大了，開始有思想，有主意了。朱德再和孩子們交流，會主動講一些帶有人生哲理的話，也會提出明確的要求。
劉建參軍了，他穿著新軍裝去看望爺爺時，老人家像對一個新兵一樣，嚴肅地對他說：“到部隊後，要服從命令，聽從指揮，不要在別人麵前擺架子，不要當‘兵油子’。”
劉康被分配到工廠，爺爺高興地對他說：“當工人好，就是要當工人、農民，人類隻有通過勞動才能創造財富，才有飯吃，不要想當官，要當普通勞動者。”
他還問外孫劉武：“你長大了去當農民，好不好？農業重要啊！”
他又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接班，不要‘接官’。接班就是接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本領。現在還有這樣的人，隻想著自己的名譽、地位，這樣的人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劉建講了他自己親身經曆的一件事：
“我是1970年才當的兵。有一次，我們的師長，他專程打電話請示，意思就是要提我當幹部，後來奶奶轉達了爺爺的專門指示，說讓他再多當兩年兵，好好體會體會。所以我當了5年兵啊，人家一般都是兩三年就提起來了，我當了5年兵。”
“當時部隊上下也知道你的身份？”
“都知道，但是那個時候一是自己從來不主動講。第二，我們也不敢提出讓爺爺為你去講話。他要求你就是老老實實去幹工作。像我弟弟他們調到北京來工作的事，他知道了以後發脾氣，用拐棍杵地板。他說：我不要孝子賢孫，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說得非常嚴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