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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稱要以政策組合拳來遏製中國宏觀經濟'三過'  

(2007-08-13 12:53:24) 下一個
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美元濫發並發症
在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和存在嚴重結構問題的美國政府主導美元體係並濫發紙幣的背景下,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根本解決不了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問題
從根本上說,過剩的流動性是國內儲蓄投資缺口的反映,是全球經濟失衡、中國與美國結構調整不到位的產物。近期突出表現是中國政府儲蓄率過高,以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內需不足
"三過"問題,即貿易順差過大、投資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是集中反映了當前國民經濟運行中的特征與問題。對於"三過"問題的討論,在政府有關部門可能比
在學術界要熱鬧得多。因為討論三者的關係,到底誰為因?誰為果?不同的因果關係結論,涉及對部門成效的評價。
1 尋求因果關係的內外兩條思路
"三過"問題,如果用一個等式表示,可以是這樣:
經常項目順差=國內儲蓄-國內投資
即順差是儲蓄投資缺口的反映。從國民經濟核算角度看,此等式是恒等式,可以說等式中三個因素並不直接反映誰為因、誰為果。但是,從急迫解決當前國內經濟運行中的矛盾與問題的需求出發,又必須尋找原因,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
如何尋找?從理論邏輯分析,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思路。
一種思路是側重從我國經濟對外失衡的角度分析。外貿順差大→外匯流入多→流動性多→投資增長快。似乎失衡根源在對外,因此,要解決"三過"問題,關鍵要壓順差,要加快動匯率。
另一種思路是側重從我國經濟對內失衡的角度分析。國內收入分配問題→消費需求不足→出口比重大→外貿順差多→流動性多→投資增長快。似乎根源在國內的失衡,消費內需不足,因此,要解決"三過"問題,關鍵要調整收入分配關係,要盡快提高國內消費率。
筆者認為,如果從全球經濟角度出發,如果以較長曆史時期的眼光來看,當前中國經濟運行暴露的問題,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上帝給了中國機遇、上帝也給了中國挑戰"。因此,我們不應該也不必要驚慌失措。從短期經濟運行看,表現的是"三過"問題,從長期看,一是由於極短時間內的快速增長帶來了環境、資源的壓力;二是處理難度日益加大的國際摩擦與國際壓力問題;三是長期的淨順差引發了國內的流動性壓力和經濟的穩定問題。可以說,這是上帝給了中國機遇的同時,也給了中國的挑戰。
2 改善收入分配政策,確立市場化匯率體製
如果從當前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的角度出發,要徹底解決"三過"問題,那就是人民幣大幅升值,大幅壓順差。
但是,第一,人民幣到底升值多少合適?從理論上可以說能尋找到充分體現市場均衡的匯率水平,前提條件是人民幣資本項下要有充分的自由兌換,外匯供給與需求要充分的市場化,恰恰這一切條件在中國目前都不存在。
第二,按美國議員在今年國會聽證會上指責人民幣仍被低估40%的要求,再進行一次性、大幅度的升值,這對當前中國的高增長和就業將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將使中國錯失繼續發展的大好時機,對世界經濟也可以說是一場災難,肯定不可取。
第三,現在已經不是中國人士,而是更多的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學者都認識到,如果要保證不給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以顛覆性的衝擊,在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和存在嚴重結構問題的美國政府主導美元體係並濫發紙幣的背景下,人民幣的適當升值根本解決不了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問題。因此,純粹著眼於對外失衡解決"三過"問題,不現實。
如果從當前對內失衡的角度徹底解決"三過"問題,那就是盡快解決國內收入分配問題,提高國內消費,但這又談何容易?眾所周知,盡管政府最近在不斷地調整消費政策,包括支持"三農"的政策、社保政策、醫療政策、教育政策,也包括降低利息稅政策等,都是想直接與間接地擴大國內消費。今年上半年統計數據表明,消費增長也出現了好的轉機。但是麵對已經形成的麵向全球需求巨大的中國商品供給,短時間內大部分讓位於國內消費是不現實的。
換個角度,如果進一步分析"三過"問題的三者間關係。貿易順差過大,是引起外匯多、流動性多,流動性多又刺激投資增長偏快。但是由於國內對價值鏈最低端的嚴重耗能排汙企業的投資抑製政策不到位,匯率及流動性調控政策還不到位,自然又刺激了該壓的貿易未被壓下來,隻能進一步推動貿易順差的加大。在用出口換取美元的同時,把高資源消耗和重汙染留在了中國。因此很難說"三過"問題中貿易順差是主因。
流動性過剩,是刺激了投資增長過快,國內價格與經濟難以穩定。但是不要忘了,流動性的創造有其一定的內生性,不是完全由中央銀行隻身能憑空創造的。目前過剩的流動性存在央行對衝力度不夠的問題,但是從根本上說,過剩的流動性是國內儲蓄投資缺口的反映,是全球經濟失衡、中國與美國結構調整不到位的產物。近期突出表現是中國政府儲蓄率過高,以居民消費需求為主的內需不足。
投資增長過快,在中國經濟對外部需求較為依賴的背景下,會進一步推動貿易順差的加大。但是相對於我國國內的儲蓄率,相對於我國目前的要素供給,可以說當前的投資增長速度並沒有過快(上半年24.9%),當前中國經濟也並沒有出現嚴重的供給瓶頸。除食品以外的CPI也沒有出現大幅上漲,或者說CPI仍處於可控的範圍內。而且,近幾年固定資產價格指數一直保持較平穩的狀態。恰恰在連續幾年外部需求較為旺盛的情況下,由跨國大公司為主導的貿易格局推動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在連續五年保持20%以上的基礎上,今年上半年同比又增長約40%。相當部分的投資利潤進一步推動了流動性的急增,進一步推動了貿易順差的加大。
因此,通過仔細分析可以發現,"三過"問題中的三者間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一定程度上三者間既有因果關係,又有互為因果的關係。在中國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經濟、中美經濟結構又分別存在缺陷的情況下形成的循環圈中,可以說,要徹底地解決中國當前的"三過"問題,絕對不存在單一的、立竿見影的"關鍵政策"或者"核心政策",也不應該得出對內失衡是因,對外失衡是果的判斷。
中國"三過"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說是世界經濟失衡的一種反映,而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不是中國一國政策所能左右。因此,對中國決策者而言,重要的是,把握好從中國的利益出發,做好自己的事。尋求實現當前最大機遇的中短期政策,同時圖謀延長發展機遇的長期政策。因此,當前解決"三過"問題的最優政策,肯定不是單項的政策,而是組合政策,是中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的有效配合。
就長期政策而言,改善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國內消費、謀求以國內需求為主的發展戰略,是一個大國的立身之本。建立適應經濟需求和國民優質生存環境的資源、環境保障體製,是一國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基礎。配合國家和企業競爭實力的提高,確立與大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更加市場化的匯率體製和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是建立我國成熟市場經濟體係的最後底線。進一步完善各項稅收、社會保障和產權政策,做到社會公平、合理競爭,是市場經濟體係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這四項政策毫無疑問,是我們長期努力的方向,是中國走向大國市場經濟"彼岸"的基本構成要素,也是當前決策者需不斷努力研究,予以逐步落實的目標。
但是就中短期政策而言,目標就是直指解決當前的"三過"問題。在這過程中,除了部分長期政策的實施本身所不斷體現的對短期經濟運行產生效應外,仍然需要確立針對性極強的中短期政策。而且這些中短期政策是相互呼應而不是相互抵消的政策。就此,本人願重述去年匯改一周年在《第一財經日報》上提出的"改、疏、堵、衝、內"五字經,以緩解"三過"矛盾,並就當前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做些補充。
3 中短期政策:"改、疏、堵、衝、內"五字經組合
"改",就是改革匯率的形成機製和外匯市場本身。兩年多來,我們不是因為有外部壓力而改,也不是因為沒有外部壓力而不改,而是不斷、主動地進行匯率改革,圖謀逐步解決對外的失衡問題。人民幣匯率浮動幅度區間逐步放大、升值速度適當加快。當前重要的是,應進一步打破市場上已經形成的小幅、均幅、緩慢升值的可測算預期。在匯率升值的頻率與幅度上,應以時密時疏、疏密不均,時高時低、高低不均的方式進行調整。
麵對美國國會對中國政府施加的壓力,我們既要認識到美國政治體製的特點,繼續設法保持有利於世界經濟穩定發展需要的中美經濟良好合作勢頭,支持美國1028個經濟學者對美國議會製裁中國決議的抗議,抓住曆史賦予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機遇,埋頭發展經濟,又要防止美國國會可能采取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引導中國經濟政策的失誤。其間,要善於運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增加與美國議會"博弈"的籌碼,確保中國匯率改革的順利過渡。
"疏",就是疏導多餘的外匯資金加以積極運用。這是既減輕對外失衡壓力、同時趁機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政策措施。去年本人具體提出:保留7000億~8000億美元外匯儲備,其餘的應藏匯於民、藏匯於企業,發展QDII,鼓勵企業走出去。國家運用適當外匯進口關鍵設備、原材料,支持技術創新;支持對海外能源、關鍵性原材料企業的參股並購活動,並且不排除對國際金融機構的並購;在適當價位擇機增持黃金儲備,適應正在崛起的大國需要等。在當前,這方麵的行動雖已起步,但在美、德等國都企圖立法警惕主權投資基金的背景下,關鍵是中國外匯投資公司的行動要迅速,方式要靈活。
"堵",就是要進一步加強外匯管理,堵住違法違規外匯資金的流入。這是基於目前全球和中國流動性過剩壓力、中國經濟看好、金融體係仍較脆弱狀況,解決對外失衡的一項迫不得已的政策。為此,中國開放政策的策略要適度調整。改革開放政策現在是、將來仍然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開放政策不可逆。但是在目前國內流動性過剩壓力下,中國經濟更歡迎的應該是引進有助於吸納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水平的外資。為此,要梳理多年來在外資缺乏年代製定的各項政策。有幸的是,去年以來,政府有關部門開始抓緊了包括外貿政策、招商引資政策、海外上市政策、房地產政策和並購政策等在內的調整。
還有稅收政策、海外企業境內融資政策、外匯管理政策,在體現"堵"的精神方麵,都可以有所作為。
"衝",是指央行公開市場上的對衝操作。這是基於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和人民幣匯率徹底市場化需要一個過程,中國政府迫不得已的選擇。應該承認並肯定,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在於經濟內外失衡,而且,這幾年央行在對衝操作方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國際收支的嚴重不平衡,並沒有引起基礎貨幣的大投放。但是當前仍需重點指出的是:(1)要看到近幾年貨幣供應的擴大壓力,相當部分來自於微觀金融改革後貨幣乘數的提高;
(2)近3萬億元央行發行的對衝票據,隻不過是用期限較長的央行負債替代了流動性較強的貨幣,但央行票據仍具有商業銀行超額儲備性質相同的一定的潛在信用擴張能力,因此要認識到央行的對衝空間在縮小,時間是有限的;
(3)近幾年央行不斷努力的對衝操作,國內流動性仍然偏多,就貨幣政策操作技術而言,根子可能在於用利率平價理論簡單套用於中國的實踐,一邊努力進行對衝操作,一邊恐怕"熱錢"湧入更多,人為壓低、維持較低水平的市場利率,其結果抵消了央行的政策操作效應,換到的是流動性偏多的代價;
(4)加上貨幣供應調控目標仍是基於過去經驗的判斷,未進行適時的調減,自然出現市場上普遍感覺流動性偏多。因此,要解決"三過"問題,在貨幣政策的調控上,必須基於上述認識與判斷,作出相應的調整。超儲比率是央行調控的操作目標,並非中介目標。眼下超儲比率的下降,並不完全意味央行的對衝操作已經達到了理想的狀態,也不能認為解決流動性問題已經出現了"拐點"。如果說有"拐點",恰恰是當出現商業銀行迫於資產調整而開始出售央行票據時。
"內",就是加快以消費需求為主的內需戰略的落實。這是既有利於解決當前的"三過"問題,也是著眼於長遠解決我國經濟對內失衡的重大政策。在這方麵,政府近年來進行了一係列的政策調整,包括社保、醫療、就業、教育、農民工等政策。當前重要的,要盡快係統地研究稅收政策,減少政府儲蓄;加快國有壟斷企業利潤分紅製度的落實,提高財政公共產品的供應,同時起到壓投資、促消費的作用。加快消費需求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應該鼓勵與支持國民創業辦企業。提高社保水平是解決國民的後顧之憂,對當期消費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其資金更多的仍是用於投資領域。而支持國民創業是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從而可以提高其消費水平。
以上是就解決當前"三過"問題的組合政策,圍繞"五字經"進行的議論。就當前經濟局勢,如果在針對"投資增長過快"問題上進行補充,需要重點指出的是,要關注投資增長速度有些偏快的勢頭,但不應是簡單地采取行政調控手段,而是重點除上述加強力度對衝過多的流動性、適當壓順差之外,應該盡快根據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資源、環保困難,以法律、資源稅等手段,從節能、環保、技術標準、安全生產、土地政策、最低工資等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內也普遍要求的內容出發,製定嚴格的市場準入門檻。
"三過"問題是當前國民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分析"三過"問題,可以從經濟學角度,可以從短期平衡角度推導出極其簡明的實質性概念,但是鑒於實際經濟事務的複雜性和從一個大國崛起中必然遇到的國際矛盾出發,著眼於國家利益,解決問題的措施往往不可能是唯一的、單項的,而是長短期政策的組合,內外經濟政策的組合。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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