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二十世紀的三大暴君。”顯然，這個論點和某些人把文化大革命運動比作是德國納粹主義運動的看法相表裏，是認識中國問題上的一種非常不好的方法，遺憾的是這種方法雖然不好，但是有一部分人卻對它趨之若騖，追究其中的原因，我看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樣作省力、省事，就是說我們中國人在批評中國的專製主義和中國的專製人物時，可以非常方便地借用西方“現成”的東西，因此在有了“現成飯”可以吃的時候，誰會想到會“起爐灶”“造飯”呢？
在胡平上述文章中，毛澤東和希特勒不僅是一夥人，甚至好象還比他壞：“把希特勒和毛澤東作比較頗有啟發意義。希特勒和毛澤東都是魅力型領袖，他們都曾經贏得人們的狂熱崇拜。在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方麵，在建立強大國家一雪曆史恥辱方麵，他們都曾經取得過□H的成就（在這些方麵，毛不如希，甚至遠不如希──想想大饑荒就夠了）。
他們的名字一度都成為國家和時代的象征。他們都是暴君，殺人無數，害人無數。但不同的是，希特勒殺的害的主要是外族人外國人，毛澤東殺的害的主要是本族人本國人。毛澤東一生殺死害死了至少六千萬以上的無辜蒼生，其中本族人本國人起碼占95％以上；還不是在戰爭時期，而是在和平時期，不是在打天下的時期，而是在坐天下的時期，不是對荷槍實彈的反叛者，而是對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包括自己的革命戰友。”
我們大家都知道，胡平先生不是一般的網絡寫手，他是中國民運人士中的幾位著名的多產作家之一，因此，他的言論之影響在民運隊伍中是不容低估的。既然是這樣，我的這一點批評性的文字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就完全的沒有把握了。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先不談我個人對中國社會上出現的“毛澤東熱”的態度，隻就毛澤東和希特勒是不是一類人物發表一點自己的陋見，當然，這樣的陋見如果被包容在一個討論的氣氛中，那豈不是民運中的一樁幸事。有鑒於被議論中的人物──毛澤東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所以，在這篇短文中我就不可能提出比較詳細的論點，隻能夠提出一個議論的提綱，並且對之做盡可能簡單的說明。
（一）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曆史傳統中的人物，希特勒呢？
從湯武革命起，中國社會就存在著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革命傳統，而正是這一傳統培養出了孫中山革命，而毛澤東本人，也是“繼承”孫中山革命而後走上了這一條傳統之路的──所有這些如果都是“事實”的話，那麽，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雖然也被他有時候解釋為“革命”，但是我就不知道這樣的革命在德國沒有類似的傳統，如果說我們在中世紀末的閔采兒基督教農民革命中，也看到了一種類似的“傳統”，但是納粹主義運動強烈的非傳統性質排除了它與德國傳統的關係，這卻是用不著證明的。
事實是：毛不僅僅是繼承了中國革命的傳統，而且使這一傳統在他的時代適應了世界變化的潮流，給了它一種“民主”的意義，並且用馬克思主義的西方語言使之與世界革命潮流和民主潮流“接軌”，盡管到今天為止我們對這種“接軌”的事實並不看好。這樣以來，我們就會發現，20世紀初當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因陷入了“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爭論而不能夠自拔的泥潭時，一個“文化”上的“門外漢”──拿“槍杆子”的毛澤東卻正在試驗中西文化能否“接軌”的事情就有一點“不等閑”的味道了。因此，嚴格地講毛是一個實驗型的人，用一個美國作家的話講，他長著“一對探索型的眼睛”──而所有這一切和一個完全的、典型的人類價值的瘋狂“破壞者”──希特勒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二） 毛澤東是“第二民主”中的人，希特勒是“反民主”的人，因此不存在可以類比的意義。在民主問題上，毛澤東是犯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有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是“天大”的，但是它總歸是一種與民主沾邊的“錯誤”，這種錯誤主要是把世界上現有的民主（也就是那時西方民主）當成為“資產階級民主”，認為在它之外存在著一個可以“超越”它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因此毛的許多作為如果不掛在了這個線上去批評和批判，那就談不上什麽科學性了。現在有兩種批毛的方式：一種是科學的批判式；另一種是非科學的“否定”式。因此毛的東西雖然已經在它的曆史中完全地暴露出了錯誤，但是，在“第二民主”的“試驗”期間卻給我們中國社會留下了民主的準備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已經留在了中國人民中間的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可以被當作是民主的“前價值”，而在中國目前出現的不間斷的“毛澤東熱”中，就是這種東西在起作用，因此在撈不到這個東西時，胡先生就免不了要為他批評中的現象而犯疑惑：“雖說今日中國的毛澤東熱到底有多熱不無爭議，但是，既然在第三帝國覆滅後的德國沒有希特勒熱，在蘇共二十大後的俄國沒有斯大林熱，而直到毛澤東死去三十年後中國卻還有毛澤東熱，可見毛熱確實是獨特現象，是需要我們分析和解釋的。
（三）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是以玩“民主牌”而得分的，希特勒呢？
如果我們的常識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還起作用的話，那麽希特勒這個家夥的最顯著和最突出的特征是他公然公開地反對和對抗民主，而他在這樣作的時候，完全地不念他自己是從脆弱的“民主票箱”裏爬了出來的人，因此他完全像人類中的“毒蛇”，一旦出殼，就把個曾經孵化他的蛋殼給破壞了。
如果我們對毛澤東作以曆史的、客觀的分析，那麽即可發現，那個使毛澤東在中國出了名的“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完全的中國版本的具有初級“民主”意義的本子。在這個本子中，毛澤東許諾了在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的主張，這樣的主張雖然沒有被後來的毛澤東“兌現”，但是在20世紀的30-40年代，它被毛提出已經是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農民可以懂的和可以接受的“民主”了，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這個時候的國際背景正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橫行歐洲之際，因此毛的這一個中國“民主”的“本子”恰恰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納粹主義陣營內的“產品”，對這樣的“產品”我們怎麽可以因為毛澤東後來的變“壞”而否認它的曆史存在和曆史價值呢？
正因為毛在延安出了一張毛澤東式“民主”的“牌”，所以他才引起了羅斯福總統的注意，他在邀請毛澤東訪問美國的計劃受挫後，向延安派出了“迪西克使團”，而這個“使團”在一頭紮進延安後就對“延安的民主”做了認可，難道這些不都是曆史事實嗎？試問這樣的事實和當時還活蹦亂跳的希特勒有什麽樣的關係呢？請讀者們說吧！
（四） 希特勒是在種族主義的狂熱中被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納粹主義運動推到政治“頂峰”的，而毛呢？
如果我們具有相當高的曆史批判的水平，那麽，我們在批判毛的時候，可以批評，說他在30-40年代出台的以“毛澤東思想”的名義包裝的“新民主主義論”是騙人的，那麽好，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毛承認了共產黨專製在“17年”（1949-1966年）的時間中對人民實行“壓迫”的事實，並且號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這樣的事情好象也沒有什麽錯誤。如果說共產黨“17年”專製，是好的，不值得批判，那麽毛就是錯誤的，可是，它如果值得批判，那麽毛即使運用了一個不準確的語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判它，批判之行為本身之價值就應該被“否定”嗎？試問希特勒對“第三帝國”──一個全世界最黑暗的製度做過類似的批判嗎？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在1966年，毛是因為對中國大陸的現實運用了批評和批判的語式才被人民群眾狂熱地推到了人在政治上所能夠達到的“頂峰”，這和希特勒建立“第三帝國”要統治全世界的事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難道這不是常識中的問題嗎？可是，民主隊伍中的知識分子們要在“常識”上犯錯誤，誰有辦法呢？難怪中國人不買這種“海外民主”的“單”？
在1966年（注意我沒有說1957年），毛說的是“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小官不滿”，“人民群眾受壓”，共產黨對人民實行“白色恐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在“統治人民”，“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凡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好了，希特勒說什麽著來？
如果我們認為在分類問題上，民主的語式是一種批判的語式的話，那麽在1966年，毛個人放棄了對共產黨的一貫的“歌功頌德”的方式，而采用了它，這就是希特勒所不能夠比擬了。現在我發現，在世界範圍內的毛澤東的研究中，惟獨我們中國“專家”們把毛劃在了希特勒、墨索裏尼的線內，而在那麽多的外國“專家”中，我卻沒有發現幾個。
張戎的批毛的書，是博得了布什總統的誇獎，可是呢？美國那麽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專家”們的有關毛的研究成果為什麽沒有引起布什的誇獎呢，這其中的原因有待於我們中國人細猜？在美國，這些“專家”有費正清、斯拉姆、特裏爾、麥克法誇爾、索爾伯裏茲等等，但是這其中沒有一個人不把毛澤東不放在“革命人物”的係列中去研究，也沒有一個人在“人物分類”上犯胡平的錯誤，把毛澤東和希特勒扯在一起。
（五）毛是一個思想家，希特勒是嗎？
雖然希特勒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製作者之一，但是世界上所有研究希特勒的人中間，沒有一個人認為希特勒的東西可以達到人類“思想”的標準，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研究者認為希特勒是一個思想家，而這樣的情況在世界範圍內的毛澤東研究中就沒有發生過，幾乎可以說所有對毛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的人都把毛看成是一位“思想家”，不過有的人認為他是“民粹主義的思想家”，有的認為他是“中國農民主義的思想家”，有的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還有的認為它是“第三世界的思想家”等等。
“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有一個“三M”的提法，是指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這個三人的並列，他三人的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M，可見，毛澤東在這個思想的係列中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舍過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提法，我自己不認為毛就是一位成功的思想家，但是我把他放到了失敗的思想家的隊伍中去觀察，也不至於錯誤吧。在這一篇文章中，我不想用我自己的話來評論毛這樣的思想家，我引用顧準的話一段話，讀者們可以三思：“所有一切人類思想，都曾經標誌著人類或者一部分人所曾經處過的階段，都對人類進行到目前狀況作出過積極的貢獻。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就沒有進步。”
因此我們即使把毛澤東思想放到“最有害的思想”一欄中去解讀的話，那麽，它也分明與顧準說的“人類進步”有關，而這一切是希特勒可以比擬的嗎？希特勒在實現自己政治野心的時候，有一套綱領、有一套計劃，這都是事實，但是我們怎麽也尋找不到一種“思想”。如果我們要尊重曆史的話，那麽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得勢的那個年頭上中國社會上的普通人──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產生出了對“思想”的興趣──這恐怕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在“民主”的“天平”上，普通人的“思想”的“這一頭”，不是可以放上“毛澤東思想”的“另一頭”嗎？
（六）“領袖”崇拜與“元首”崇拜
如果說與“領袖”一詞對應的是“群眾”，而“元首”一詞對應的是“國家”的話，那麽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崇拜的性質就可以區分。如果“元首崇拜”的行為已經為現代文明國家所共同拋棄的話，那麽，“群眾”中間的崇拜現象，現代文明不但“禁止”不了，而且可以說是“製造”它，不要說中國和世界各國都出現了狂熱的“追星族”，一個影視明星就可以帶一出甚至一個與中等國家人口相當的“星族”，就是湖南電視台搞出來的“超女”官方欲禁不能也都是事實的。
在希特勒的“元首崇拜”中，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納粹主義這三樣貨色混在一起，醞釀成了德國和世界人民的一場苦難，而毛澤東的崇拜現象卻是中國人民在政治不成熟時期的一種政治嬉鬧，完全地應該用放鬆的方式去對待的才好。我們大家都習慣把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人對毛的崇拜現象叫“造神運動”，好，我就這些說吧，我強調的是：這是我們中國人的“造神運動”，因此由它“造”出來的“神”帶著我們中國人的特點，這一點許多的人都沒有注意到，因此我說是一個疏漏。我們一想到毛這樣的“神”就把它容易同基督教的“耶穌”和佛教中的“佛”混同起來，以為他可以永遠地抓住信仰他的人，並且使信仰可以代代相傳，而完全忽視毛澤東這個“中國式”的“神”是一個類似於“關王爺”的神，對於這樣的神，你信，就給他磕頭燒香，不信了呢？他把你就沒有辦法了，你甚至罵他，他也懲罰不了你，因為這樣的“中國式”“神”沒有製造出如佛教中的“十八層地獄”，好家夥，那裏有抽筋間、剝皮間和用鋸子鋸人骨頭的車間，人一聽就頭發倒立，誰不害怕呢？也沒有製造出如基督教中的那種“地獄之火”，它“有這樣的一種性質，那就是它永遠地把它燃燒的東西保存下來，所以，盡管它難以形容地強烈的瘋狂燃燒著，它卻可以永遠瘋狂地燃燒下去”（詹姆斯、喬伊斯《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正因為沒有這些恐懼，所以我們中國人在不信毛這個“神”的時候，就不會出現內心的痛苦和不安，不怕死後下地獄，被活燒，會很自然地把他“還原”成為人。在這裏，不是陳雲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的話有威力，而“神”和“人”在中國沒有嚴格的“位格”上的區別，人很容易成“神”，“神”也很容易變人。
可不是嗎？在1966年，那麽多的人信毛，但是到了1971年，信的人就不多了，到了1976年，這個“神”不但沒有幾個人信了，而且罵他的人成千上萬啊！因此，在1976年的全民性“斥毛活動”中，毛澤東不就是象我們普通人一樣地被氣死了嗎？因此你若提起對毛的“信”，你一定不要把基督教和佛教這些偉大的宗教運動曾經發生過的那種圖象套在它上麵，以為世界上所有的“造神運動”都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對毛澤東這樣的“神”的信，可以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說，“中國婦女沒有小孩就信菩薩，生了小孩就不信了”，人們用不著認真。
（七）毛是“悲劇”中的人物，希特勒不是！
悲劇是什麽？一個日本的哲學家好象說過，就是把價值的毀滅端出來讓人看。因此所有我們說的“悲劇人物”都可能多多少少地牽連著一點價值，這和那些個經過人類正義法庭的公審已經宣判為人類敗類的希特勒之流是不應該混淆的。
毛澤東臨死的時候，沒有欺騙我們中國人，他留下了“走資派還在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對反動派造反有理”這樣一些話語，如果說我們現在要批判共產黨的話，那麽這些話語也不是就完全沒有用處的。在1989的民主運動中，就有人打出了“凡鎮壓學生運動都沒有好下場”的巨大橫幅。至於說到死的問題，毛澤東是在唐山大地震和吉林隕石雨的悲劇氣氛中死的，其死也賺去了中國人的幾滴眼淚；而希特勒呢？他的死，是歐洲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之日啊！
當然，如果用上述方法繼續下去，還可能再續出幾個問題，我以為到此為止的原因是要說明，隻要我們在批判毛的時候，不要把它靠掛在那些和他根本不同的人物的身上時，就可以的了。1993年，我在寫作《無奈樓論毛》的書稿中，建立了毛在他的時代是一個獨立的人物兼獨立的人物群的論點，因此如果說到毛的話，世界和中國就他一個“品種”，對他的批評、批判是考驗我們中國人智慧的一快試金石。
在毛那裏，價值的東西和非價值的東西是連皮帶肉地粘連在一起，因此對於任何一個想批判他的人來說都得自己“創造”一種方式，在目前當這樣的“創造”性方式在我們這個膚淺的時代中不可能形成的，所以，我們最方便的方法是把他看成希特勒或者斯大林，這樣以來世界各民族對他們倆的批判所產生的那些現成的方式和方法就可以被我們順便地拉過來，這樣的行為雖然說不上是“拉虎皮，當大旗”，但是可以說是“拉狗皮，做褥子”。
最後，關於毛澤東的這一種“奇妙”價值，我們可以在胡先生所說的“毛澤東熱”中去觀察，那就是在今天中國工人、農民抗議共產黨當局的民主隊伍中，我們常常發現毛澤東的畫像，對於這樣的事情胡先生的解釋沒有深度，說服不了人，在中國有畫像的人多著呢？為什麽抗議者不打鄧小平的畫像？為什麽不打胡耀邦或者趙紫陽的畫像（這兩個人被“精英”們說成是“民主的楷模”）？偏偏是毛的呢？我看那個沒有被解讀出來的價值就是：1966年毛澤東主張對共產黨當權派“造反有理”！這一個“理”──我的看法是，在共產黨沒有倒台時，就不會過時。
我提出的問題是：民主需要拒絕上述價值嗎？姑且不說此一種價值在普及時期，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啊！我的回答是：民主不可以拒絕這種價值，而是收取它，並且創造出高於它、超越它的價值，就是說，不但“造反有理”，而是普通人參與民主的建設有理！
推進中國的民主運動有理！使中國最終地實現民主製度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