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為什麽犯罪的很少？

40歲以上的人都能感覺出，毛澤東時代的犯罪率很低，這個我就不說了。那麽為什麽那時的犯罪率那麽低呢？解放前的幾千年裏，犯罪率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偷搶拐騙遍地都有，響馬、土匪、什麽黑幫、什麽會等多如牛毛，幾乎家家村村都備武器自衛；改革後不幾年，犯罪率又開始恢複，一次又一次的嚴打，是越打越多，越治越腫，為什麽單單那幾十年的犯罪那麽少呢？是毛澤東會教育？是毛澤東有什麽獨門密技？都不是，毛澤東沒有什麽獨門密技，那個也不是靠教育能解決的；原因是製度不同。 田地裏的野草，是越鋤越多，永遠都鋤不盡，而道路上，你想讓它長草都長不出來，為什麽？就是因為“製度”不同。 毛澤東時代的製度不同，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 那時成年人人人都有活幹，城市人上班，農村人種地，都有穩定的收入；年輕人都上學，誰有心思去犯罪？ 二 那時人人平等，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我沒有轎車，你也沒有；你能吃飽，我也能吃飽；我吃不飽，你也吃不飽，這樣大家就沒有攀比，沒有攀比就沒有犯罪。 這兩個方麵中，第二個是主要的。 市場經濟就不一樣了。市場經濟裏一是有失業的和無業的，這些人沒有收入，沒有工作，天天到處遊蕩，不想歪點子弄兩個才怪呢。第二，市場經濟把有限的一點資源和生產力大都用在生產高檔消費品上，給少數人享用了，這樣少數人就有轎車、豪宅等等，其他人必然要和他們攀比。而你要想不讓人攀比，是不可能的，這是人的天性，不管你怎麽進行什麽什麽教育都沒有用，連大教育家孔子都承認。他說“穿著破棉衣和穿著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敢到羞恥，幾乎沒有人能做到。”他還說：“別的士大夫出門都有車，我沒有車也不行。”這樣一攀比，就必然有人想歪門邪道掙錢，掙了錢也買轎車、豪宅等。這樣犯罪就必然出現了。 計劃經濟則是先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使大家的基本需要都差不多，然後再視情況而定。如果資源和生產力許可，就生產高檔消費品，去滿足大家的高級需求。如果資源和生產力有限，那麽就不單個去滿足人民的高級需求，而是生產高級的公共用品，讓大家都能享用到。例如，沒有能力生產轎車，可以生產公共汽車，大家都能座。沒有能力給每家建造豪宅，可以建造豪華一點的公共俱樂部，大家都可以去玩樂，免費的。這樣誰還有攀比呢？誰還去犯罪呢？ 就假設這時還有個人想偷，我們看他能偷什麽。他如果到私人家裏去偷，那麽他隻能偷一些基本生活用品，而他又不缺這個，所以他不偷這個；如果他偷錢，因為高級生活用品都是公共品，根本沒有賣的，所以他也隻能買基本生活用品，而他還是不缺這個，所以也就沒有人想偷了。這是反證法，很可信的喲！ 所以說，正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製度和市場經濟製度不同，才造成了犯罪少的現象。毛澤東並沒有刻意地去教育人民遵紀守法，也沒用獨門密技刻意地去消滅犯罪，隻是改變了製度，犯罪就少了。這正是：我不滅犯罪，而犯罪自滅。 當然啦，因為毛澤東時代還沒有實行完全的計劃經濟，還有商品存在，所以還有少量的犯罪。等實現了完全的計劃經濟後，那時犯罪的（與錢財有關的犯罪），就可能成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