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以下是範先生對老子生平和思想的一些論述，引自，其本人所著《中國通史（一）》，第五章，第六節。 題目是本人加的，希望可以方便閱讀，各位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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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五千言，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據《史記·老子列傳》所說，《道德經》的著者是楚國苦縣（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裏人李耳。李耳的兒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幹。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擊敗，魏使宗獻南陽求和。《史記·魏世家、六國表》與《戰國策·魏策》均有記載。宗（《魏策》作段幹崇）是戰國後期人，事無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兒子名注。注兒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在漢文帝時做官。假兒子名解，為膠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齊地住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崇尚黃老，《史記》在《老子列傳》記李耳世係，在《樂毅列傳》後記道家傳授，體例略同《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敘述李耳鄉裏世係及師弟傳授，如此明確，必有根據，決非虛構。
據《禮記·曾子問篇》，孔子師事老聃，是老聃確有其人。戰國諸子創學說，多依托古人，道家書依托尤多。《漢書·藝文誌》道家：《老子鄰氏經傳》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班固生在東漢初年，不曾懷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書有《伊尹》（商湯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師）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師）二十二篇，《管子》（齊桓公相）八十六篇，《黃帝四經》四篇，《力牧》（黃帝相）二十二篇。這些書都依托古代帝王師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師老聃，是不足為奇的。《黃帝四經》非黃帝作而世稱為黃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稱為老聃，事同一例。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關尹（《漢書·藝文誌》道家有《關尹子》九篇）環淵（《漢書·藝文誌》道家有《蜎子》（蜎音淵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鑿。莊子說孔子到東周，見道家思想的老聃問禮，接受老聃的教訓。莊子也說楊朱見老聃。按楊朱生在墨子後，孟子前，決無見老子之理，莊子說顯然不可信。《莊子》書本來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為真事，未免過於天真。《史記·老子列傳》列舉若幹荒誕不可通的說法以後，用“誰也不知道對不對”一句話把那些不可通的說法都否定了。司馬遷最後斷定說老子（李耳）是個隱君子，不是東周史官；他的兒子名宗，是魏國的將軍；李耳學說的宗旨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不是教孔子篤守古禮的那個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應根據《史記·老子列傳》與班固《漢書·藝文誌》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評當時各學派，沒有提到老子，這說明李耳學說流行在孟子後。荀子開始評論老子，說他隻看到屈的好處，沒有看到伸的好處。韓非子作《解老》、《喻老》兩篇，發揚老子學說。足見老子學說的傳播在戰國後半期。
老子是有極大智慧的古代哲學家。他觀察了自然方麵天地以至萬物變化的情狀，他觀察了社會方麵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與敗，存與亡，禍與福，古與今相互間的關係與因果，他發現並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個古代哲學家更廣泛更深刻。他把這種矛盾性稱為道與德。道是從一切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自然法則或規律。《老子》書中多用“一”代表道。“一”裏麵有正反兩麵對立著。有對立，才有變動，老子稱為“反者道之動”。反麵開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轉化到強大方麵去，取得正麵的地位。老子稱為“弱者道之用”，“柔弱勝剛強”。正反兩麵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老子稱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複為奇，善複為妖”。德是宇宙間一切具體存在著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稱為得。韓非子說“德者內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經》（即《老子》）說“德者得也”。從各個的德綜合為一般的道，從一般的道表現為各個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沒有德也就沒有道。韓非子稱為“道有積（積眾德成道）而德有功（實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離德）”（《解老篇》）。莊子說道在萬事萬物的裏麵，郭象注《莊子》說“道不逃於物”。老子以這些樸素的辯證法，講論“人君南麵之術”（統治術）與一個人（統治階級的人）如何立身處世的方法，全部學說貫穿著道德這個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則，特別是正反兩麵互相轉化的法則，成為老子學說的精髓。因為戰國時期，貴族領主正在沒落中，已沒落的企圖恢複失去了的特權，未沒落的企圖鞏固將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帶著消極、保守的色彩，老子學說正是這些沒落領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學說的精神，不是要發展矛盾，解決矛盾，向前推進，而是要阻止發展，保持原狀以至向後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應用他所了解的法則，大體有四類：一類是“抱（守）一”。所謂“抱一”，就是一方麵“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緩和另一方麵的反對，使事物常常保持原來的情狀，不讓矛盾發展起來。老子以為治民做事，最好象“嗇”（農夫）種田，隻許田上有一種禾，不許有別種草。國君能在危機未起前去危機，亂事未起前除亂事，國家可以長久。做事情始終如一（“慎終如始”），可以免於敗壞。一類是“取”。其方法是“將欲歙（音係xì 縮小）之（對方），必固（定要）張（擴大）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自方處於柔弱地位，使對方處於剛強地位，剛強已極，就要轉化到它的對麵，歸於失敗。這個道理叫做“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一類是“守”。既然正反兩麵要易位，已在正麵的人，如何能常得而無喪（失），常利而無害呢？韓非子在《解老篇》裏解釋禍福的關係說，“人有禍害，心裏恐懼，心恐懼則行為端正，行為端正則思慮周到，思慮周到則明白事理。行為端正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明白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長壽，必成功則富貴。長壽富貴叫做福，而福本於有禍，所以說，禍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貴，富貴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驕心生，驕心生自然行為淫邪，舉動違理。行為淫邪自然要短命，舉動違理自然無成功。短命無成功叫做禍，而禍本生於有福，所以說，福兮禍之所伏。”這裏說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要常保正麵，不轉到反麵，必須“知止、知足”，必須“去甚、去奢、去泰”，必須“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正麵不完全脫離反麵，正麵就會保持常態。例如王公大人自稱孤、寡、不穀（不善），表示貴不棄賤，高不棄下，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高脫離賤、下，貴、高也就不能存在。劉向《別錄》論道家“秉要執節（關鍵），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柔弱）”；《漢書·藝文誌》班固論道家說，“秉要執本（道、德），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麵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能謙遜退讓）。”這都是說，老子善於守高貴地位，是統治階級最有用的學說。一類是“無”。老子闡發無的妙用，是老子學說獨到的見解。老子以為“有無相生”，“有生於無”，例如房屋，當門窗處無牆壁，這個無對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無當作最高的理想。他說，學道應天天進益，行道應天天減損，減損又減損，一直到無為。無為才能無不為。想取天下，一定要無為，如果有為，就不能取天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劇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靜休息，老子所說無為、清虛、靜止，正是當時取天下的一個方法。無為政治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西漢前期便是明證。
老子應用無的學說在階級矛盾上，對統治階級主張無為。他說，民為什麽饑餓，因為統治者食稅太多；民為什麽難治，因為統治者喜歡有為。又說，朝廷很奢華，民間一定田荒食虛，所以“損有餘（統治者）而補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對被統治階級主張愚民。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要“虛其（民）心（無知），實其腹（有飯吃），弱其誌（無欲），強其骨（能勞動），常使民無知無欲”。事實上愚民是困難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國寡（少）民的遠古時代去。那裏用不著各種器械，不要舟車，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結繩就行了。這一國望得見那一國，這一國聽得到那一國的雞狗聲，國與國間居民自給自足，一輩子不相往來。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統一的社會為定型的和分離的無數小點，人們被拘禁在小點裏，永遠過著極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沒有接觸的機會，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願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這種反動思想，正是沒落領主的思想，他們不敢向前看，隻好回頭看那遼遠的後麵，幻想在那些小點裏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美滿生活。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保守。儒家複古，隻複到西周，道家卻想複到“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遠古。社會向前發展，在地主階級的儒家看來，隻要加以節製，不使變動太快、離舊禮製太遠，就可以了；在沒落領主的道家看來，則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天地篇》載一段故事，說子貢在路上看見一個種菜老人，抱甕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當然是寓言，但正表現道家的極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曆史的，就其深刻地觀察了當時社會各方麵的矛盾，發見了若幹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卻是極可珍貴的。老子生在戰國時期，對辯證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認識，雖然古代的辯證法必然是不完備的、自發的、樸素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傳入中國以前，古代哲學家中老子確是傑出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哲學家。
老子的唯物論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隻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他說“天地不仁（無情），以萬物為芻狗”，所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草）、狗（獸）、人都是天地間自然生長的物，獸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規律，天地並不幹預獸食草，人食狗，所以聖人也不幹預百姓的各謀其生活，所謂“聖人無常心（成見），以百姓心為心”，與“以百姓為芻狗”，用意相同，歸根還是無為，任自然的意思。後來法家引申這種思想為極端的專製主義，就是君主製訂法令，臣民絕對服從，象服從自然規律一樣。
儒道兩家是封建統治階級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學說。儒家是一條明流，它擁護貴賤尊卑的等級製度，使統治者安富尊榮；道家是一條暗流，它闡明駕馭臣民的法術，使統治者加強權力。秦漢以後曆朝君主，凡善於表麵用儒，裏麵用道，所謂雜用王霸之道的國常興盛，不善用的國常衰亡。儒經和道經也為曆朝士人所必讀，成為學術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與老子兩大學派，一顯一隱，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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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五千言，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據《史記·老子列傳》所說，《道德經》的著者是楚國苦縣（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裏人李耳。李耳的兒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幹。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擊敗，魏使宗獻南陽求和。《史記·魏世家、六國表》與《戰國策·魏策》均有記載。宗（《魏策》作段幹崇）是戰國後期人，事無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兒子名注。注兒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在漢文帝時做官。假兒子名解，為膠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齊地住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崇尚黃老，《史記》在《老子列傳》記李耳世係，在《樂毅列傳》後記道家傳授，體例略同《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敘述李耳鄉裏世係及師弟傳授，如此明確，必有根據，決非虛構。
據《禮記·曾子問篇》，孔子師事老聃，是老聃確有其人。戰國諸子創學說，多依托古人，道家書依托尤多。《漢書·藝文誌》道家：《老子鄰氏經傳》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班固生在東漢初年，不曾懷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書有《伊尹》（商湯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師）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師）二十二篇，《管子》（齊桓公相）八十六篇，《黃帝四經》四篇，《力牧》（黃帝相）二十二篇。這些書都依托古代帝王師相，李耳所作依托孔子師老聃，是不足為奇的。《黃帝四經》非黃帝作而世稱為黃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稱為老聃，事同一例。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關尹（《漢書·藝文誌》道家有《關尹子》九篇）環淵（《漢書·藝文誌》道家有《蜎子》（蜎音淵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鑿。莊子說孔子到東周，見道家思想的老聃問禮，接受老聃的教訓。莊子也說楊朱見老聃。按楊朱生在墨子後，孟子前，決無見老子之理，莊子說顯然不可信。《莊子》書本來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為真事，未免過於天真。《史記·老子列傳》列舉若幹荒誕不可通的說法以後，用“誰也不知道對不對”一句話把那些不可通的說法都否定了。司馬遷最後斷定說老子（李耳）是個隱君子，不是東周史官；他的兒子名宗，是魏國的將軍；李耳學說的宗旨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不是教孔子篤守古禮的那個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應根據《史記·老子列傳》與班固《漢書·藝文誌》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評當時各學派，沒有提到老子，這說明李耳學說流行在孟子後。荀子開始評論老子，說他隻看到屈的好處，沒有看到伸的好處。韓非子作《解老》、《喻老》兩篇，發揚老子學說。足見老子學說的傳播在戰國後半期。
老子是有極大智慧的古代哲學家。他觀察了自然方麵天地以至萬物變化的情狀，他觀察了社會方麵曆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與敗，存與亡，禍與福，古與今相互間的關係與因果，他發現並了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個古代哲學家更廣泛更深刻。他把這種矛盾性稱為道與德。道是從一切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自然法則或規律。《老子》書中多用“一”代表道。“一”裏麵有正反兩麵對立著。有對立，才有變動，老子稱為“反者道之動”。反麵開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轉化到強大方麵去，取得正麵的地位。老子稱為“弱者道之用”，“柔弱勝剛強”。正反兩麵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老子稱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複為奇，善複為妖”。德是宇宙間一切具體存在著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稱為得。韓非子說“德者內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經》（即《老子》）說“德者得也”。從各個的德綜合為一般的道，從一般的道表現為各個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沒有德也就沒有道。韓非子稱為“道有積（積眾德成道）而德有功（實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離德）”（《解老篇》）。莊子說道在萬事萬物的裏麵，郭象注《莊子》說“道不逃於物”。老子以這些樸素的辯證法，講論“人君南麵之術”（統治術）與一個人（統治階級的人）如何立身處世的方法，全部學說貫穿著道德這個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則，特別是正反兩麵互相轉化的法則，成為老子學說的精髓。因為戰國時期，貴族領主正在沒落中，已沒落的企圖恢複失去了的特權，未沒落的企圖鞏固將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帶著消極、保守的色彩，老子學說正是這些沒落領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學說的精神，不是要發展矛盾，解決矛盾，向前推進，而是要阻止發展，保持原狀以至向後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應用他所了解的法則，大體有四類：一類是“抱（守）一”。所謂“抱一”，就是一方麵“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緩和另一方麵的反對，使事物常常保持原來的情狀，不讓矛盾發展起來。老子以為治民做事，最好象“嗇”（農夫）種田，隻許田上有一種禾，不許有別種草。國君能在危機未起前去危機，亂事未起前除亂事，國家可以長久。做事情始終如一（“慎終如始”），可以免於敗壞。一類是“取”。其方法是“將欲歙（音係xì 縮小）之（對方），必固（定要）張（擴大）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自方處於柔弱地位，使對方處於剛強地位，剛強已極，就要轉化到它的對麵，歸於失敗。這個道理叫做“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一類是“守”。既然正反兩麵要易位，已在正麵的人，如何能常得而無喪（失），常利而無害呢？韓非子在《解老篇》裏解釋禍福的關係說，“人有禍害，心裏恐懼，心恐懼則行為端正，行為端正則思慮周到，思慮周到則明白事理。行為端正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明白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長壽，必成功則富貴。長壽富貴叫做福，而福本於有禍，所以說，禍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貴，富貴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驕心生，驕心生自然行為淫邪，舉動違理。行為淫邪自然要短命，舉動違理自然無成功。短命無成功叫做禍，而禍本生於有福，所以說，福兮禍之所伏。”這裏說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要常保正麵，不轉到反麵，必須“知止、知足”，必須“去甚、去奢、去泰”，必須“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正麵不完全脫離反麵，正麵就會保持常態。例如王公大人自稱孤、寡、不穀（不善），表示貴不棄賤，高不棄下，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高脫離賤、下，貴、高也就不能存在。劉向《別錄》論道家“秉要執節（關鍵），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柔弱）”；《漢書·藝文誌》班固論道家說，“秉要執本（道、德），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麵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能謙遜退讓）。”這都是說，老子善於守高貴地位，是統治階級最有用的學說。一類是“無”。老子闡發無的妙用，是老子學說獨到的見解。老子以為“有無相生”，“有生於無”，例如房屋，當門窗處無牆壁，這個無對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無當作最高的理想。他說，學道應天天進益，行道應天天減損，減損又減損，一直到無為。無為才能無不為。想取天下，一定要無為，如果有為，就不能取天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劇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靜休息，老子所說無為、清虛、靜止，正是當時取天下的一個方法。無為政治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西漢前期便是明證。
老子應用無的學說在階級矛盾上，對統治階級主張無為。他說，民為什麽饑餓，因為統治者食稅太多；民為什麽難治，因為統治者喜歡有為。又說，朝廷很奢華，民間一定田荒食虛，所以“損有餘（統治者）而補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對被統治階級主張愚民。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要“虛其（民）心（無知），實其腹（有飯吃），弱其誌（無欲），強其骨（能勞動），常使民無知無欲”。事實上愚民是困難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國寡（少）民的遠古時代去。那裏用不著各種器械，不要舟車，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結繩就行了。這一國望得見那一國，這一國聽得到那一國的雞狗聲，國與國間居民自給自足，一輩子不相往來。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統一的社會為定型的和分離的無數小點，人們被拘禁在小點裏，永遠過著極低水平的生活，彼此孤立，沒有接觸的機會，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願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這種反動思想，正是沒落領主的思想，他們不敢向前看，隻好回頭看那遼遠的後麵，幻想在那些小點裏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美滿生活。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保守。儒家複古，隻複到西周，道家卻想複到“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遠古。社會向前發展，在地主階級的儒家看來，隻要加以節製，不使變動太快、離舊禮製太遠，就可以了；在沒落領主的道家看來，則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天地篇》載一段故事，說子貢在路上看見一個種菜老人，抱甕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當然是寓言，但正表現道家的極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曆史的，就其深刻地觀察了當時社會各方麵的矛盾，發見了若幹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卻是極可珍貴的。老子生在戰國時期，對辯證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認識，雖然古代的辯證法必然是不完備的、自發的、樸素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傳入中國以前，古代哲學家中老子確是傑出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哲學家。
老子的唯物論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隻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他說“天地不仁（無情），以萬物為芻狗”，所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草）、狗（獸）、人都是天地間自然生長的物，獸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規律，天地並不幹預獸食草，人食狗，所以聖人也不幹預百姓的各謀其生活，所謂“聖人無常心（成見），以百姓心為心”，與“以百姓為芻狗”，用意相同，歸根還是無為，任自然的意思。後來法家引申這種思想為極端的專製主義，就是君主製訂法令，臣民絕對服從，象服從自然規律一樣。
儒道兩家是封建統治階級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學說。儒家是一條明流，它擁護貴賤尊卑的等級製度，使統治者安富尊榮；道家是一條暗流，它闡明駕馭臣民的法術，使統治者加強權力。秦漢以後曆朝君主，凡善於表麵用儒，裏麵用道，所謂雜用王霸之道的國常興盛，不善用的國常衰亡。儒經和道經也為曆朝士人所必讀，成為學術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與老子兩大學派，一顯一隱，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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