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中國五十年來精英階層內部矛盾分析
作者：老田
在過去五十年來，共產黨政權底下的當權派總是被人有意或者無意地看作鐵板一塊；或者把毛澤東個人作用格外突出出來，把當權派自身的意誌和利益取向刻意淡化，然而事實遠非如此。作為局中人毛澤東對此有非常深的感觸，他曾經轉述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一句話來形容，這已經廣為人知。此外在1968年，毛澤東還說過“派別是階級的一翼”（兩報一刊五一社論《乘勝前進》）他還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並且斷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之後還是這樣。”（1968年4月26日《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
在土改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基於生產資料占有形成的傳統意義上的階級在新中國已經消失，然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仍然存在。這個新形成的社會精英階層的構成是兩個群體：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這兩個群體也是對在新中國恢複精英主義製度最有興趣，毛澤東在1957年稱之為“思想上的階級”，這個階級實際上在現實中尚未形成，隻有在他們追求的優勢地位被製度化之後，才會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這也就是所謂的潛在“複辟勢力”。毛澤東雖然本人是思想上獨樹一幟的人文學者，同時也是官僚精英群體的首腦，但是與這兩個群體都有矛盾。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長期站在這兩大精英群體的對立麵，來批評指責他們，並發動一係列運動試圖改變他們。毛澤東與他們的矛盾不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或者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體現了階級和路線分歧的內容，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
在這裏我們集中討論一下新中國精英階層內部矛盾的發展軌跡與演變過程。
一、中國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
在精英階層內部存在著推進精英主義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別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平民革命特色，在革命中知識精英群體選擇了看客或者反革命的位置，結果在革命成功之後，就給自己設立了一個邊緣化的社會政治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精英階層內部知識精英群體和官僚精英群體存在著長期的分離與隔閡，而且由於知識精英群體掌握著的話語權，一方麵對執政的官僚精英群體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構成挑戰（表現為鄧小平和彭真積極的反右擴大化要求），另一方麵也與中國平民革命的思想遺產相對立（表現為與毛澤東的對立）不能真正自覺地為捍衛多數人利益而言說，因而帶來長期的摩擦和磕磕碰碰。
1、 反右是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矛盾的大爆發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把城市工作部改名為統戰部，統戰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滯留香港的知識精英群體的佼佼者接回，籌備政治協商會議，為成立新中國中央政權做準備工作的。在具有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軍和蔣介石集團時，共產黨和知識精英群體的關係是相對融洽的，沒有了共同的敵人，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將要受到嚴峻的考驗。
知識精英群體拒絕共產黨在戰爭期間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多數人利益優先原則，他們總體上希望的是一個政治上可以進行輪流坐莊或者實現公開分贓的歐美精英階層民主的政治模式，實現精英階層的整體化。然而在戰爭年代備受考驗的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深知不能拋棄多數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無法舍棄或者背棄對工農的解放承諾，足以促進精英階層整體化的民主協商政治很快就有名無實，知識精英群體對共產黨的不滿也日益外露。 1957年的大鳴大放就為他們表述自己意願提供了機會，這一表述應該說是不徹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畢竟都是高手過招，相互知道對方的後手和引而不發的部分，結果這個事件被官僚精英群體利用成為打擊右派的由頭，反右擴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體要捍衛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評和挑戰。在這一次運動中，陸定一布置收集並編輯的右派言論，決定了毛澤東必然地要據以同意部署反右運動，得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之後，共產黨高層官員中最積極的是鄧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單位下指標和比例，鄧小平則積極地通過自己掌握的黨務體係，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各地的當權派則在鞏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積極性驅使下，積極地加以執行和貫徹。這一次反右運動的後果是嚴重的擴大化，各地的當權派都非常積極地執行了這一有利於鞏固自身優勢地位的“反右擴大化”政策，擴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體的目標在內，此後再也少有人敢於公開批評當權派的了，當權派的從此可以比從前更放心地為所欲為。相比較而言，工人農民提意見遠遠沒有知識精英群體的眼光，也沒有他們那樣具備良好的表述能力。
在文革開始的時候，許多官僚精英群體按照保護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的慣性，特別願意把這一次運動理解為反右運動的新高峰，這樣他們可以再次打擊足以對自己的濫用優勢地位構成可能挑戰的知識精英群體，從而更進一步鞏固自身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不管四清23條和16條規定的運動方向和重點是什麽，當權派的既得利益在哪裏，運動的方向就一定是要指向對既得利益構成威脅的群體，這就是為什麽文革初期牛鬼蛇神再次遭殃的根本原因。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在內部會議上評論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時說，炮打司令部是要打牛鬼蛇神，不是要觸動湖北省委。這其實就是今天人們常常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也正是因為兩大精英群體之間的隔離和矛盾，在文革期間，造反派的主力軍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教育和科技界的人士，特別是學生。文革之所以順利發動並發展到後來的規模，是與新中國成立之後官僚精英群體與知識精英群體這兩大精英群體相互隔離的狀況有緊密的關係，而且官僚精英群體中的多數人總是把知識精英群體看作是對自身既得利益的最具有威脅的群體，並常常給以刻意打擊，借以保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的現實有關。
2、 毛澤東和知識精英群體的分歧及其被利用
毛澤東希望通過舊有知識精英群體的學習和思想改造，最終能夠建立起與中國式道路相適應的思想格局的曆史使命。根據毛澤東的說法，這個思想格局既與正統的馬列主義相區別，也與西方的主流思想相區別，就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然而自五四運動以降，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群體一門心思就陷在西方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潭裏，無法自拔。總以為隻要這樣就足以整合中華民族的人力物力，在不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目標。這個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總結出來的經驗和教訓完全相反。其實在共產黨內部，也是存在著這樣的類似分歧，從陳獨秀思想上的“二次革命論”和實踐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左傾盲動主義和後來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都是這樣的書生意氣，不看現實。
在新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知識精英群體拒不接受中國革命的血寫的教訓和經驗。毛澤東在1964年3 月的一次匯報會上，在談到全國現在正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時說：“毛選，什麽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裏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中國革命隻有在把大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實現人力物力的整合與動員，達成中國革命的目標。新中國在建設時代，經過五十年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和教訓，也已經證明隻有多數人的利益才能整合中國的人力物力，達成發展目標。這一點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是拒不接受的，他們的眼光是盯著自身的優勢地位，並顯然認為隻有把自身的優勢地位建立在為“五張皮”服務的基礎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毛澤東與中國知識精英群體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澤東要堅持中國的血寫的遺產，而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希望快速的優勢地位建立，這剛剛好與毛澤東把握的思想存在尖銳的矛盾。
因此真正的問題乃在於思想的革命，而這又無法通過學習或者外在的強製來實現，這需要個人的自覺努力和真誠接受，需要的是個人意誌力量的成長和良知的覺悟。所以從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從批判研究紅樓夢的唯心主義、批判武訓傳到批胡風，從反右到文革，都是這一試圖促使知識精英群體完成思想革命進程的不成功的係列環節。每一份資源都不會被浪費，毛澤東對知識精英群體的不滿，被官僚精英群體利用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不受批評和挑戰，成為官僚精英群體打擊知識精英群體的借口，最大目的當然是萬馬齊喑。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需要的是知識精英群體的思想革命化和革命精神，完成新的思想格局建設使命；而官僚精英群體需要的是“萬馬齊喑”和“莫予毒也”那樣一種使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不受到任何性質的質疑、批評和挑戰的逍遙狀態。當然即便是毛澤東明確做了相反的表示，官僚精英群體由於控製著國家行政權力，並且實際上也控製著絕大部分經濟資源和文化陣地，也一樣能夠實現自身的目標。在文革初期，官僚精英群體就公然敢於與毛澤東對著幹，仍然轉移運動方向，把打擊矛頭對準知識精英群體。結果文革後來是毛澤東和部分知識精英群體結盟，搞踢開黨委鬧革命。
當然官僚精英群體還是文革最後的勝利者，畢竟是他們掌握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以劉鄧為符號象征的黨政係統當權派跨了，而以林彪或者“黃吳葉李邱”為象征符號的軍隊係統當權派上台，最後造反派組織力量固然是在前兩者的聯合打擊之下迅速解體，知識精英群體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出現這一結果應該不至於有什麽意外，雖然毛澤東把自身的全部砝碼壓在造反派一邊，明確表態運動和矛頭要對準黨內當權派，但是由於在力量對比上的不足，運動中間特別是運動的初期和後期，還是按照當權派的意願實現了打擊目標的轉移。
在毛澤東時代，許多知識精英群體為了過關，就特意說假話套話，甚至裝扮極左以圖蒙混。不僅有個人的心理創傷，而且對社會也毫無貢獻和價值。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58 年11月初，毛澤東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指出：“我國商品不發達，進入社會主義，一要破除老爺態度，三風五氣；一要保留工資差別。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左’，蒙混過關，教抓到小辮子，四十條草案為證。”知識精英群體就是這樣選擇風險最小的路徑，來試圖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至於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則丟到九霄雲外了。毛澤東如果想要依靠這樣的知識精英群體來完成文化革命或者是思想格局的創新，不也是太難了嗎？最後毛澤東對他們感到徹底絕望，說把他們養到老算了，改而希望通過培養工農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來完成文化革命---重新建設新的思想格局---這一曆史使命。
3、 精英階層的整體化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幫的 “黑爪牙”之後，在1980年代又進一步清理了“三種人”，許多軍隊出身的老幹部，都在1980年代陸續進入幹休所或者顧問委員會，退出權力核心。由於這樣的清理過程，仍然無法足以根本保證鄧小平放開手腳大搞“改革開放”。因此需要強有力的更大規模的換班，由於鄧小平個人權威的不足，加上毛澤東選定的道路也不是那麽容易被輕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組織路線上實現開創性的調整。這就是在“知識化和年輕化”的名義之下，大力提拔知識分子幹部進入權力中心，而且在 “規範化和法製化”的軌道上竭力膨脹政府部門和權力機構，本來原來政府做一個決定原來隻有30個人有表決權，鄧小平通過這樣的方式提拔300人進來，這樣的原來的權力結構就不能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過程具有一石二鳥的功能，一方麵把不聽招呼的老幹部老軍頭邊緣化，把他們在既有的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影響衝淡；一方麵把精英階層整體化，原來站在體製外對官僚精英群體通常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群體，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實現了融合。這樣精英主義道路不是經過論證和說服過程，而是通過權力中心組織路線的保證下進行的，在主流意識形態不做調整的情況下，迅速改變執掌國家政權的官僚精英群體的性質，來改變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結果還沒有到艾奇遜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變國家性質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識精英希望徹底否定毛澤東，而鄧小平顯然比他們高明，知道毛澤東絕對是不能徹底否定的，是毛澤東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麽人作為一個符號象征，代表著共產黨曾經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時代化身，這是一份無法簡單複製的巨大財富。一個最狡猾的繼承人，總是希望繼承財產同時賴掉債務，而毛澤東時代共產黨人對工人農民的承諾無疑就是這樣一筆債務，相反毛澤東那一輩共產黨人，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後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在人民心目確立的威信，無疑是執政所必須的巨大無形財富，這一財富對於沒有選舉那樣的程序合法的執政者來說，就是其執掌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來源。
二、中國官僚精英群體的構成及其內部矛盾
中國的解放和蔣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國的政權建立提上議事日程。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雖然通過延安整風和加強紀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實際上由於地域的彼此分離和作戰任務的相對獨立性，各個根據地的黨政軍人財物在管理上，還是存在著實際上不可避免的山頭主義。
新中國的政權機構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開始組建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以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而各個地方局和省政權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體組成人員的來源上看，華東局各省主要是三野軍轉人員為主（陳毅、粟裕部下），東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劉伯承鄧小平部下），西北局、華北和內蒙是一野和華北兵團專業人員占據優勢（彭德懷部下和聶榮臻、楊成武部下）。由於戰爭年代的軍隊內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風，因此這個深刻地影響到人員組成上的派係和勢力分野。此外地下黨員和知識分子，乃至舊政權留用人員，也占有相對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區往往還占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實際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官僚精英群體內部就同時開始了基於權力和位置爭奪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除了和西方國家一樣，往往以政策主張和信念為依據劃線之外，還要加上新中國剛剛成立，從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官僚精英階層的群體分野，也頑強地表現出來。這些具有政治權力鬥爭性質的爭奪，往往被共產黨自己界說為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而長期忽視了對參加者基於自身政治利益訴求，而主動參與的一麵。實際上，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間，就有許多當權派利用這次機會搞黨同伐異，最明顯的表現在河南省，原來的淮陽地區和商丘地區合並之後，商丘地區的幹部在省委第二書籍吳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陽地區過來的幹部打成右派；而吳芝圃自己則在中央劉鄧等人控製的組織部係統的支持下，一舉把平原省合並過來並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潘複生等人排擠掉。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純粹是“五風”幹部聯合起來，在上至中央的“五風”源頭劉鄧等人的支持下，進行了一次通過“指鹿為馬”測試之後進行的大規模清洗和換班。“四清”演變成按照“桃園經驗”展開之後，也是一次試圖建立和強化上下級之間父子或者貓鼠關係的努力。這些權力鬥爭過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組織係統，在同級或者下級之間進行的清洗過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結良好的組織體係，在文革期間被學生造反派抨擊為“黑幫”。
1950 年代，對中央一級權力分配格局不滿的情緒，主要集中在軍隊幹部群體中，並且以有軍功的幹部對無軍功幹部的高權位不滿表現出來。因為中央政府的組建主要是以劉少奇薄一波係人馬為主，因此對中央一級政治權力分配的不滿，往往就表現為對劉少奇等人的非議。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勢力，要求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訴求。當時的背景是毛澤東在內部吹風中已經提出要退居二線，而且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麵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這樣高崗等人就認為自己雖然不敢與毛澤東比，但是和劉少奇還是有得一比，應該輪流坐莊。當時出麵支持高崗的明裏除了饒漱石之外，暗裏還有一野的彭德懷等人。而極力支持劉少奇一方的除了鄧小平、陳雲之外，還有周恩來。在這一次鬥爭中，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陣線非常分明。最後取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毛澤東，毛認為劉少奇政治上比軍隊幹部強，最後支持了劉少奇他們一方繼續掌權，某些人就借機對挑戰者高崗等人給予嚴厲製裁和打擊。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被一些有心人描繪成毛澤東不容許不同意見，這個說法很難站得住腳。彭德懷於7月14日遞上萬言書，萬言書中的內容就其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遠遠不如廬山會議前期所討論問題的深度，也沒有超出毛澤東開列的19個討論問題的範圍。信中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被認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澤東，但是7月23日毛澤東自己在會上講話，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過為自己做了一些辯解，還說馬克思曾經預言說資本主義很快就要滅亡也是同一性質。許多人喜歡把毛澤東描述成聽不進別人意見的大獨裁者，但是毛澤東已經出版的書信、講話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種可以商量的口氣說話，即便是在軍事指揮問題上，也常常附帶說明如果有不同意見請提出反駁。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挑落馬下，顯然與他的萬言書無關，更與冒犯毛澤東沒有關係，這毫無疑問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對於廬山會議，毛澤東後來於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在鄧小平時代春風得意的“黨內高層非毛化專家”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書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我６６歲，你６１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１９３頁）根據王震後來的回憶，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就跟鬥地主一樣，這些“鬥地主”的參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澤東的授意和安排，結合毛澤東和李銳的說法，那些基於政治利益的主動性並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還是大大地有所表現。而且後來給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定性是“高饒反黨集團餘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幫助下鬧了一場風波”，已經跟信件完全沒有關係了，而是在算老帳和新帳，而新帳卻是與信件內容無關的彭德懷在國外訪問的表現，如果還說有什麽疑問的話，恐怕就是毛澤東必須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繼續為他們掌權創造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如果說1953年是高饒等老軍頭，在政治利益驅動下的主動出擊，要求重新劃分中央政治權力格局；1959年看起來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機會，反過來對老軍頭進行的主動出擊，以維護既定的權力格局的穩定性。
相反中共當權派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性，不僅表現在中央一級，而且在地方也同樣，並且相互對壘幹部群體也是大同小異。1950年代陶鑄和在廣東大搞反對地方主義小集團，牽涉的人數多達5萬，這在相當程度上把廣東省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了一遍。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南下幹部反對非南下幹部（主要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包括留用的舊人員等），就是權力格局中心的強勢集團，發動的要求得到更多權力的清洗運動。在湖北曾經長期存在南下幹部，揪住新四軍五師幹部的曆史問題不放，這顯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對手，因而具有權力再分配性質。
在文革期間，一些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矛盾和爭奪比較嚴重的地區，都發生了後來稱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這些冤案中，沒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權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趁機補充進來，並占據空出的高位。如雲南的趙健民特務案，有3萬多人挨整，14000餘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間的第二大冤案。這個案件實際上也達到了重新劃分雲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著手實施的實際上就是從前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們，而被打下去的多數則是留用的舊人員和原來的“邊縱係”人馬。因為雲南的盧漢是起義的，雲南政權中間留用的舊人員比較多。此外“內蒙古人民黨冤案”號稱是文革最大冤案，實際上起作用的也是軍隊轉業幹部和地下黨幹部的矛盾，同時還伴隨著漢族幹部和蒙族幹部的矛盾。這個案件的幕後人物實際上也指向楊成武，後來楊成武在接受權延赤采訪的時候，也大致上如實地指出了雲南和內蒙冤案的積極製造者和矛盾利害關係雙方（參見《龍困與微行》）。沒有例外的是，優勢群體打擊弱勢群體，目標是重新劃分政治權力格局，參加者並非都是由於秉承上麵的所謂“錯誤指導思想”，而主要是出於自身現實的政治利益訴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後決定性地被誤導為清查曆史問題，明顯地與老軍頭勢力強大的影響直接相關。畢竟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人，屁股比較幹淨，而且曆史也容易說清楚，或者說比較清白，這樣的過程最後的結果隻可能是對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帶來嚴重的不利。畢竟政治就是被定義為基於整體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對整體利益的背棄實在是再好不過的借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棄整體利益的人士，這個說法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非常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三、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聚散離合
1940 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運動，實際上已經為新中國的權力結構奠定了基礎，軍隊幹部由於山頭主義和軍功輝煌，遊擊習氣和單純注重軍事，不願意把精力放在地方經濟和政治工作上，也不太願意接受紀律和約束，結果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而且在政治上相對於文官的不成熟也表現得很徹底，這顯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黨內高層權力劃分的一個重要認識基礎。特別地在當時解放區各自分割的情況下，實際上隻有黨務係統在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與在延安的中央具有緊密的聯係，七大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鮮明地提出“劉少奇代表白區黨的正確路線”，已經是為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在鋪路了。特別地有許多人熱衷於提到劉少奇最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彭真率先喊出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並把這個作為毛澤東任用私人的證據；其中至少有一點是真切的：那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和彭真的高層政治地位是不穩固的。因為與他們競爭的對立麵是具有軍功的老將們，他們格外需要毛澤東的鼎力支持，因為他們的致命問題就是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和平民革命中，沒有能夠在戰場上確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後來他們在執政的過程中，往往非左即右，也是因為背後具有老軍頭們輝煌軍功下無言的政治競爭壓力，他們需要不斷地以言說和行動來證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需要讓人們看到自己的聰明才智及其施政成果。
許多人喜歡顛倒是非地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就是要達到清除劉少奇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權力鬥爭，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等能夠在共產黨高層站穩腳跟，完全依賴毛澤東的支持。如果毛澤東什麽時候撤除對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在高層權力鬥爭中就一定會成為弱勢一方，被老軍頭們清洗出局。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就試圖達成此一目標，實現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最後是因為毛澤東的明顯支持，劉少奇才得以穩住其地位的；1959年對彭德懷具有恐慌感的，當然也不是權力地位低於彭德懷的人，也肯定不是老軍頭們，他們彼此之間向來是互不買帳的。1966年底中央召開軍隊幹部幹部會議，會上將軍們發言調子非常激進，毛澤東在會後說這樣的會議不宜再開，再開劉少奇就要成為反革命了。特別地是在文革中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高級幹部被打倒，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確實實現了重新劃分，這實際上是完成了1953年以高饒為代表的老軍頭，希望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格局的未竟事業。而且重新劃分的受益者，就是後來出來掌權的軍功高的將領群體，在通常情況下本來就是應該他們掌權的，隻是因為毛澤東的緣故，才讓劉少奇他們占先了。後來說江青亂點名批判老幹部，因此造成許多老幹部受迫害，實際上那些人已經是必然要倒了，他們在失去了毛澤東的鼎力支持之後，他們不可能在老軍頭眼皮底下還能夠坐穩自己的位子，政治競爭的勝負完全是由力量對比決定的，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
在1967年2月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的那次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是以要張春橋保一下陳丕顯為由頭，為老幹部的既得利益和老幹部第二代（“聯動”）受衝擊鳴不平，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受到而衝冠一怒，當然也難免夾雜著一些兔死狐悲之情；李先念主要是為“聯動”被定性為反革命鳴不平；這兩個人與陳毅相比，明顯在眼界和胸懷上都不夠，基本上沒有超脫狹隘的個人視野與小圈子感受。而陳毅則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一個久遠的、最終影響了解放後國家權力格局的曆史安排：“這些家夥們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麽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麽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畢竟是延安整風確立了黨務和政務體係幹部，具有相對於軍隊幹部的優越地位，進而在解放後的國家權力格局中占盡優勢，陳毅的反思確實到了追根溯源的高度，胸懷和視野是譚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不能比擬的。
然而在文革中後期，軍隊幹部確實成功地排除了黨政係統的當權派，成為中國政治權力格局中的主要力量，然而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政治穩定上，軍隊當權派的政績遠遠不能叫人滿意，特別是軍代表主持進行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完全不講政策和法律界限，導致人望盡失，在民眾中間激起的民憤，超過劉鄧在文革前17年期間積累的民憤總和。這樣一段老軍頭們在前台主政的曆史，反過來在事實上證明了毛澤東主導的延安整風所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看起來陳毅的看法還是沒有超脫自身個人利害的局限，也是經不起檢驗的，還是要承認是毛澤東而不是陳毅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事實。
毛澤東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借陳伯達提倡 “設立國家主席”的事情發難，發動了“批陳整風”，而這個陳伯達就是在1968年擔任中央專案小組的組長，專管在全國揪五一六分子，把全國革委會內部的群眾代表和造反派幾乎一網收盡，從而為軍隊在地方全麵掌權清除了障礙。因為當時黨政係統的當權派已經是死老虎了，而造反派有群眾基礎是活老虎，軍隊幹部要全麵掌權，必須在權力中心清洗造反派的勢力。造反派群體則是在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陷入了一場政治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深受其害。陳伯達則在這個過程中為以林彪為符號象征的軍隊勢力出掌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當然也就無可避免地站到了親自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對立麵。在這一次廬山會議上“黃吳葉李邱”五人被迫做公開檢討，而且這些檢討最後還指定要送交毛澤東本人過目；在1973年底毛澤東進一步采取措施，實現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果斷終止軍隊幹部全麵幹預地方政治的局麵，這一段曆史是軍隊幹部群體用自己的行動，雄辯地證明了延安整風運動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
從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個人關係與工作合作上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信任明顯超過對彭德懷等粗人和武將，對劉少奇的才能與工作魄力也評價在武將之上，因此毛澤東很早就產生提前交班以培養威信的想法。但是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分歧，是自始至終都存在的。同時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鼎立支持，劉少奇將不可能到達他曾經到達的位置，而且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也不可能在那個位置上坐穩，在對付高饒和彭德懷的事情上，毛澤東明顯有為劉少奇清除對立麵、為其樹立工作威信的考慮。如果這兩件事毛澤東放手，站在中間立場上，劉少奇由於自己固有的短處，將無法順利過關。一是劉少奇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和人望不足以與對立麵抗衡，二是劉少奇的工作方法也為對手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和靶子。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支持，在於劉少奇更能夠領會和貫徹建設新中國的合適政策。
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不受威脅，固然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資曆和聲望在起作用，同時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內政外交和國家安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都沒有人能夠可以和毛澤東的見識相比擬，毛澤東在黨內的牢固政治地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牢固基礎之上。這也使得毛澤東能夠超然於黨內派性鬥爭之上，擔負一個最後仲裁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因為毛澤東在思想上和路線上既沒有搞極左以表現自己的壓力，也沒有走極右路線去取悅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這是因為毛澤東自己的地位牢固，不需要通過在路線、政策乃至高級職位分配上作交易，來贏得內部和外部的支持。毛澤東有了這樣的地位之後，他個人也似乎刻意追求一個超然的身份，到“體製外”去監督“體製內”人士如何行政，因此在建國初期就主動提出要退居二線要到“體製外”去，後來王明在莫斯科告狀說毛澤東一貫反共產國際，在國內常常是逼迫80％的幹部作檢討。權力鬥爭最簡單有效的方式是拉一派去打另外一派，王明告狀涉及的事實，恰好是毛澤東地位穩固的最好闡釋，如果說中共黨內有一個人離權力鬥爭最遠的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超脫黨內權力糾紛，畢生注重的是思想和政治路線問題，甚至毛澤東不認為需要以組織路線去貫徹自己的意圖，即使是在文革前夕，毛澤東仍然對重要職位分配和任命還是不插手，對陶鑄調中央文革小組的任命仍然是鄧小平物色和推薦的。許多人把毛澤東說成是熱衷於搞權力鬥爭和權力欲特別重的人，然而事實卻是毛澤東對政治和思想的注重，遠遠超過了對組織路線的注重，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也仍然很少介入和過問人事安排問題，這類事情通常是有周恩來或者林彪係將來著手安排的。
在共產黨內也從來沒有成長起來一個足以威脅毛澤東地位的權力中心，毛澤東關心的全部問題就是中國應該走何種道路，如何保證多數人利益的製度得到最後落實，毛澤東顯然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思想和政治路線上，否則即使一代人問題解決了，下一代人還將麵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真正熱衷的事情，是要實現“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不是著眼於組織革命和幹部大換班。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雖然從解放初期開始，就對劉少奇的某些工作方法不滿，卻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原因，對於三麵紅旗和繼續革命這樣的戰略性安排，毛澤東則通過長期耐心的教育和說服工作，來促使黨內高層人士在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實現轉變，並通過周期性的整風和整黨工作來保持優良作風。直到劉少奇的錯誤已經發展到了無可挽回、並且劉少奇也表示不打算悔改的四清運動期間乃至文革初期，毛澤東才痛下決心把他換下去。用權力鬥爭來往毛澤東身上潑髒水，一個方麵顯示了右派的無知，也暴露了他們的無恥。對於右派裏麵極其個別的騙子來說，這是極為高明的策略，毛澤東是共產黨內積極因素的總代表，妖魔化毛澤東成功的話，就足以從根本上醜化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這是他們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本能起作用的結果。
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掌的黨務和政務權力，是始終沒有得到軍隊幹部的全力支持的，這在1980年代鄧小平上台之後仍然可以看出來。當時經過1970年代毛澤東搞十大軍區對調、強調“權歸政、兵歸營”的弱化，加上經過解放後三十年時間的自然淘汰，鄧小平仍然無法整合殘留在權力中心的老軍頭們，更不用談駕禦這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了。最後鄧小平不得不采取“中和與衝淡”兩大政治技巧來處理這個棘手問題，首先是在知識化年輕化的名義大量地提拔年輕的幹部，本來開會隻有30人舉手，鄧小平不得不請300人來舉手，以減少老幹部左右政治局麵的能力，削弱他們在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地位，在1980年代政府機構的急劇膨脹，就內含了這樣一種政治權力格局的非正常換代功能，直至最後直接地讓一批老一輩軍隊幹部進入幹休所和顧問委員會休息。
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可以說是從來不注重思想和政治路線，偏重以組織路線來保證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別是鄧小平長期主管的組織人事和媒體宣傳兩個方麵的工作，在五十年來更是劣跡斑斑，幾十年來人們普遍對黨政係統工作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在1980年代兩個總書記都是被鄧小平自己親手提拔上來，再親手打下去了，這是鄧小平一貫的工作方法：偏重以人事和組織安排來貫徹自己的意圖，而不耐煩做長期的政治思想工作。
四、簡要回顧共產黨內高層思想分歧與路線鬥爭軌跡
由於中國革命是一場社會底層平民為爭取生存權，而進行的“哀兵奮起”的搏鬥，不是一場埋葬舊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由於在革命的過程中，平民革命的長期性與艱巨性而為多數人所畏怯，缺乏持久戰的意誌，因此轉而注重中心城市工人運動，希圖一舉竟全功的左傾主義乃至於盲動主義很有市場；這些人在認識上就表現為在革命過程中的教條主義心態。由於馬克思在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理論中留下了後門，許多人就前赴後繼地對此進行再認識和重新發現，並加以利用，從陳獨秀和托派的“二次革命論”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論”“補課論”“社會主義製度異化論”“唯生產力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充斥著共產黨內，這是表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教條主義。這個至關重要問題和相關爭論，應該說在大革命失敗和紅軍進行長征這樣的慘痛教訓打擊下就已經結束了，在黨內高層是形成了充分共識的，在解放後劉鄧等人所做的“重新認識”過程，是背棄了共產黨內已經形成的共識，至少是沒有認識上的根據的，而隻是個人利害關係和地位變化起作用的結果。
實際上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解決和根本回答了這樣的問題，沒有對底層民眾的關心和力量動員，就無法完成社會人力物力的動員，完成革命的使命和建設的起步。多數人的利益優先本身，才足以動員和激勵中國人民去努力奮鬥，不需要經過少數人的優勢地位，再給多數人利益提供未來和保證，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建設年代是後發外生型的工業化，麵對的世界是無法對外轉嫁矛盾的現實，以資本為中心整合要素，以競爭為旗幟，不能夠順利實現資本積累過程的完成，隻能是激化國內矛盾，無法整合國內的人力物力實現對外競爭的優勢，反而會成為新殖民主義的盤剝對象，適足以成就別人，損害的隻能是自己，這是解放前和改革後的教訓所在。
因為毛澤東時代采取平民主義的發展戰略，社會分化受到有意識的抑製，經濟上的社會分化不嚴重，因此精英階層的優勢體現是不明顯的，或者說與精英階層掌握的政治和文化優勢相比，他們的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卻相對不明顯，因此精英主義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這兩個群體在爭取推進精英主義和擴大社會經濟分化上，是積極的而且也常常是很主動的，這是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的依據所在。中國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麵，精英階層總是試圖建立或者發展主張精英主義的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並要求相應的政治力量格局，就是當時號召人們警惕的“黨變修、國變色”。因為中國平民主義發展戰略的全部保證力量，就是共產黨政權的人民性，而要實現複辟其起手要當然是掌握政權的人，這其實就是“政治掛帥”或者是“突出政治”的內涵，畢竟這是雙方爭奪的要點，是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實現或者維護自身利益的關鍵。
根據權延赤采訪毛澤東身邊衛士和工作人員的資料，毛澤東平時刻意與黨內高層保持一定的距離，隻和黨外一些人保持相對密切的往來，毛澤東有意自外於黨內派係鬥爭，在高層人士之間保持等距離接觸，也是為了防止自己被派係鬥爭作為籌碼而利用。毛澤東與黨內當權派代表人物的重大分歧，不屬於精英階層內部矛盾，而是具有平民階層與精英階層的階級對立性質，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主義之爭”，因而具有“不得不爭”的性質。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他自己是一個“打著破傘雲遊四海的孤僧”，有人說是斯諾翻譯錯誤，不過也許不僅僅是翻譯錯誤，畢竟代表多數人利益的人，在精英階層內部總是少數，要不然孔夫子發現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慣例，就不會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中間成為一個難以突破的慣例了。
作者：老田
在過去五十年來，共產黨政權底下的當權派總是被人有意或者無意地看作鐵板一塊；或者把毛澤東個人作用格外突出出來，把當權派自身的意誌和利益取向刻意淡化，然而事實遠非如此。作為局中人毛澤東對此有非常深的感觸，他曾經轉述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一句話來形容，這已經廣為人知。此外在1968年，毛澤東還說過“派別是階級的一翼”（兩報一刊五一社論《乘勝前進》）他還說“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並且斷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萬年之後還是這樣。”（1968年4月26日《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
在土改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基於生產資料占有形成的傳統意義上的階級在新中國已經消失，然而社會分化和階層對立仍然存在。這個新形成的社會精英階層的構成是兩個群體：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這兩個群體也是對在新中國恢複精英主義製度最有興趣，毛澤東在1957年稱之為“思想上的階級”，這個階級實際上在現實中尚未形成，隻有在他們追求的優勢地位被製度化之後，才會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麵前，這也就是所謂的潛在“複辟勢力”。毛澤東雖然本人是思想上獨樹一幟的人文學者，同時也是官僚精英群體的首腦，但是與這兩個群體都有矛盾。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長期站在這兩大精英群體的對立麵，來批評指責他們，並發動一係列運動試圖改變他們。毛澤東與他們的矛盾不是精英階層的內部矛盾或者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的權力鬥爭，而是體現了階級和路線分歧的內容，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
在這裏我們集中討論一下新中國精英階層內部矛盾的發展軌跡與演變過程。
一、中國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之間的矛盾
在精英階層內部存在著推進精英主義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別是由於中國革命的平民革命特色，在革命中知識精英群體選擇了看客或者反革命的位置，結果在革命成功之後，就給自己設立了一個邊緣化的社會政治地位。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精英階層內部知識精英群體和官僚精英群體存在著長期的分離與隔閡，而且由於知識精英群體掌握著的話語權，一方麵對執政的官僚精英群體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構成挑戰（表現為鄧小平和彭真積極的反右擴大化要求），另一方麵也與中國平民革命的思想遺產相對立（表現為與毛澤東的對立）不能真正自覺地為捍衛多數人利益而言說，因而帶來長期的摩擦和磕磕碰碰。
1、 反右是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矛盾的大爆發
1949 年，中國共產黨把城市工作部改名為統戰部，統戰部成立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滯留香港的知識精英群體的佼佼者接回，籌備政治協商會議，為成立新中國中央政權做準備工作的。在具有共同的敵人日本侵略軍和蔣介石集團時，共產黨和知識精英群體的關係是相對融洽的，沒有了共同的敵人，這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將要受到嚴峻的考驗。
知識精英群體拒絕共產黨在戰爭期間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多數人利益優先原則，他們總體上希望的是一個政治上可以進行輪流坐莊或者實現公開分贓的歐美精英階層民主的政治模式，實現精英階層的整體化。然而在戰爭年代備受考驗的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深知不能拋棄多數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無法舍棄或者背棄對工農的解放承諾，足以促進精英階層整體化的民主協商政治很快就有名無實，知識精英群體對共產黨的不滿也日益外露。 1957年的大鳴大放就為他們表述自己意願提供了機會，這一表述應該說是不徹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畢竟都是高手過招，相互知道對方的後手和引而不發的部分，結果這個事件被官僚精英群體利用成為打擊右派的由頭，反右擴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體要捍衛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評和挑戰。在這一次運動中，陸定一布置收集並編輯的右派言論，決定了毛澤東必然地要據以同意部署反右運動，得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之後，共產黨高層官員中最積極的是鄧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單位下指標和比例，鄧小平則積極地通過自己掌握的黨務體係，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各地的當權派則在鞏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積極性驅使下，積極地加以執行和貫徹。這一次反右運動的後果是嚴重的擴大化，各地的當權派都非常積極地執行了這一有利於鞏固自身優勢地位的“反右擴大化”政策，擴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體的目標在內，此後再也少有人敢於公開批評當權派的了，當權派的從此可以比從前更放心地為所欲為。相比較而言，工人農民提意見遠遠沒有知識精英群體的眼光，也沒有他們那樣具備良好的表述能力。
在文革開始的時候，許多官僚精英群體按照保護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的慣性，特別願意把這一次運動理解為反右運動的新高峰，這樣他們可以再次打擊足以對自己的濫用優勢地位構成可能挑戰的知識精英群體，從而更進一步鞏固自身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不管四清23條和16條規定的運動方向和重點是什麽，當權派的既得利益在哪裏，運動的方向就一定是要指向對既得利益構成威脅的群體，這就是為什麽文革初期牛鬼蛇神再次遭殃的根本原因。湖北省委書記張體學，在內部會議上評論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時說，炮打司令部是要打牛鬼蛇神，不是要觸動湖北省委。這其實就是今天人們常常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也正是因為兩大精英群體之間的隔離和矛盾，在文革期間，造反派的主力軍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教育和科技界的人士，特別是學生。文革之所以順利發動並發展到後來的規模，是與新中國成立之後官僚精英群體與知識精英群體這兩大精英群體相互隔離的狀況有緊密的關係，而且官僚精英群體中的多數人總是把知識精英群體看作是對自身既得利益的最具有威脅的群體，並常常給以刻意打擊，借以保護自身的優勢地位的現實有關。
2、 毛澤東和知識精英群體的分歧及其被利用
毛澤東希望通過舊有知識精英群體的學習和思想改造，最終能夠建立起與中國式道路相適應的思想格局的曆史使命。根據毛澤東的說法，這個思想格局既與正統的馬列主義相區別，也與西方的主流思想相區別，就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然而自五四運動以降，中國主流知識精英群體一門心思就陷在西方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泥潭裏，無法自拔。總以為隻要這樣就足以整合中華民族的人力物力，在不觸動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發展目標。這個與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在戰爭年代總結出來的經驗和教訓完全相反。其實在共產黨內部，也是存在著這樣的類似分歧，從陳獨秀思想上的“二次革命論”和實踐中的右傾投降主義，左傾盲動主義和後來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都是這樣的書生意氣，不看現實。
在新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知識精英群體拒不接受中國革命的血寫的教訓和經驗。毛澤東在1964年3 月的一次匯報會上，在談到全國現在正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時說：“毛選，什麽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裏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中國革命隻有在把大多數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實現人力物力的整合與動員，達成中國革命的目標。新中國在建設時代，經過五十年來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和教訓，也已經證明隻有多數人的利益才能整合中國的人力物力，達成發展目標。這一點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是拒不接受的，他們的眼光是盯著自身的優勢地位，並顯然認為隻有把自身的優勢地位建立在為“五張皮”服務的基礎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毛澤東與中國知識精英群體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澤東要堅持中國的血寫的遺產，而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希望快速的優勢地位建立，這剛剛好與毛澤東把握的思想存在尖銳的矛盾。
因此真正的問題乃在於思想的革命，而這又無法通過學習或者外在的強製來實現，這需要個人的自覺努力和真誠接受，需要的是個人意誌力量的成長和良知的覺悟。所以從思想改造運動開始，從批判研究紅樓夢的唯心主義、批判武訓傳到批胡風，從反右到文革，都是這一試圖促使知識精英群體完成思想革命進程的不成功的係列環節。每一份資源都不會被浪費，毛澤東對知識精英群體的不滿，被官僚精英群體利用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不受批評和挑戰，成為官僚精英群體打擊知識精英群體的借口，最大目的當然是萬馬齊喑。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需要的是知識精英群體的思想革命化和革命精神，完成新的思想格局建設使命；而官僚精英群體需要的是“萬馬齊喑”和“莫予毒也”那樣一種使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不受到任何性質的質疑、批評和挑戰的逍遙狀態。當然即便是毛澤東明確做了相反的表示，官僚精英群體由於控製著國家行政權力，並且實際上也控製著絕大部分經濟資源和文化陣地，也一樣能夠實現自身的目標。在文革初期，官僚精英群體就公然敢於與毛澤東對著幹，仍然轉移運動方向，把打擊矛頭對準知識精英群體。結果文革後來是毛澤東和部分知識精英群體結盟，搞踢開黨委鬧革命。
當然官僚精英群體還是文革最後的勝利者，畢竟是他們掌握著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以劉鄧為符號象征的黨政係統當權派跨了，而以林彪或者“黃吳葉李邱”為象征符號的軍隊係統當權派上台，最後造反派組織力量固然是在前兩者的聯合打擊之下迅速解體，知識精英群體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出現這一結果應該不至於有什麽意外，雖然毛澤東把自身的全部砝碼壓在造反派一邊，明確表態運動和矛頭要對準黨內當權派，但是由於在力量對比上的不足，運動中間特別是運動的初期和後期，還是按照當權派的意願實現了打擊目標的轉移。
在毛澤東時代，許多知識精英群體為了過關，就特意說假話套話，甚至裝扮極左以圖蒙混。不僅有個人的心理創傷，而且對社會也毫無貢獻和價值。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1958 年11月初，毛澤東在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指出：“我國商品不發達，進入社會主義，一要破除老爺態度，三風五氣；一要保留工資差別。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經濟學家‘左’，蒙混過關，教抓到小辮子，四十條草案為證。”知識精英群體就是這樣選擇風險最小的路徑，來試圖最大限度地維護自己的優勢地位和既得利益，至於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義務則丟到九霄雲外了。毛澤東如果想要依靠這樣的知識精英群體來完成文化革命或者是思想格局的創新，不也是太難了嗎？最後毛澤東對他們感到徹底絕望，說把他們養到老算了，改而希望通過培養工農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來完成文化革命---重新建設新的思想格局---這一曆史使命。
3、 精英階層的整體化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幫的 “黑爪牙”之後，在1980年代又進一步清理了“三種人”，許多軍隊出身的老幹部，都在1980年代陸續進入幹休所或者顧問委員會，退出權力核心。由於這樣的清理過程，仍然無法足以根本保證鄧小平放開手腳大搞“改革開放”。因此需要強有力的更大規模的換班，由於鄧小平個人權威的不足，加上毛澤東選定的道路也不是那麽容易被輕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組織路線上實現開創性的調整。這就是在“知識化和年輕化”的名義之下，大力提拔知識分子幹部進入權力中心，而且在 “規範化和法製化”的軌道上竭力膨脹政府部門和權力機構，本來原來政府做一個決定原來隻有30個人有表決權，鄧小平通過這樣的方式提拔300人進來，這樣的原來的權力結構就不能不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這個過程具有一石二鳥的功能，一方麵把不聽招呼的老幹部老軍頭邊緣化，把他們在既有的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影響衝淡；一方麵把精英階層整體化，原來站在體製外對官僚精英群體通常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群體，現在已經是一家人了，實現了融合。這樣精英主義道路不是經過論證和說服過程，而是通過權力中心組織路線的保證下進行的，在主流意識形態不做調整的情況下，迅速改變執掌國家政權的官僚精英群體的性質，來改變國家發展的戰略方向。結果還沒有到艾奇遜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變國家性質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識精英希望徹底否定毛澤東，而鄧小平顯然比他們高明，知道毛澤東絕對是不能徹底否定的，是毛澤東而不是任何別的什麽人作為一個符號象征，代表著共產黨曾經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時代化身，這是一份無法簡單複製的巨大財富。一個最狡猾的繼承人，總是希望繼承財產同時賴掉債務，而毛澤東時代共產黨人對工人農民的承諾無疑就是這樣一筆債務，相反毛澤東那一輩共產黨人，從革命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後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在人民心目確立的威信，無疑是執政所必須的巨大無形財富，這一財富對於沒有選舉那樣的程序合法的執政者來說，就是其執掌政權的全部合法性來源。
二、中國官僚精英群體的構成及其內部矛盾
中國的解放和蔣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國的政權建立提上議事日程。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雖然通過延安整風和加強紀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實際上由於地域的彼此分離和作戰任務的相對獨立性，各個根據地的黨政軍人財物在管理上，還是存在著實際上不可避免的山頭主義。
新中國的政權機構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開始組建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以劉少奇領導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領導的華北人民政府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而各個地方局和省政權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體組成人員的來源上看，華東局各省主要是三野軍轉人員為主（陳毅、粟裕部下），東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劉伯承鄧小平部下），西北局、華北和內蒙是一野和華北兵團專業人員占據優勢（彭德懷部下和聶榮臻、楊成武部下）。由於戰爭年代的軍隊內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風，因此這個深刻地影響到人員組成上的派係和勢力分野。此外地下黨員和知識分子，乃至舊政權留用人員，也占有相對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區往往還占有一個相當大的比例。
實際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後，官僚精英群體內部就同時開始了基於權力和位置爭奪的政治鬥爭，這種鬥爭除了和西方國家一樣，往往以政策主張和信念為依據劃線之外，還要加上新中國剛剛成立，從戰爭年代遺留下來的官僚精英階層的群體分野，也頑強地表現出來。這些具有政治權力鬥爭性質的爭奪，往往被共產黨自己界說為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而長期忽視了對參加者基於自身政治利益訴求，而主動參與的一麵。實際上，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間，就有許多當權派利用這次機會搞黨同伐異，最明顯的表現在河南省，原來的淮陽地區和商丘地區合並之後，商丘地區的幹部在省委第二書籍吳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陽地區過來的幹部打成右派；而吳芝圃自己則在中央劉鄧等人控製的組織部係統的支持下，一舉把平原省合並過來並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潘複生等人排擠掉。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純粹是“五風”幹部聯合起來，在上至中央的“五風”源頭劉鄧等人的支持下，進行了一次通過“指鹿為馬”測試之後進行的大規模清洗和換班。“四清”演變成按照“桃園經驗”展開之後，也是一次試圖建立和強化上下級之間父子或者貓鼠關係的努力。這些權力鬥爭過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組織係統，在同級或者下級之間進行的清洗過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結良好的組織體係，在文革期間被學生造反派抨擊為“黑幫”。
1950 年代，對中央一級權力分配格局不滿的情緒，主要集中在軍隊幹部群體中，並且以有軍功的幹部對無軍功幹部的高權位不滿表現出來。因為中央政府的組建主要是以劉少奇薄一波係人馬為主，因此對中央一級政治權力分配的不滿，往往就表現為對劉少奇等人的非議。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勢力，要求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訴求。當時的背景是毛澤東在內部吹風中已經提出要退居二線，而且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麵有一些不滿意的地方，這樣高崗等人就認為自己雖然不敢與毛澤東比，但是和劉少奇還是有得一比，應該輪流坐莊。當時出麵支持高崗的明裏除了饒漱石之外，暗裏還有一野的彭德懷等人。而極力支持劉少奇一方的除了鄧小平、陳雲之外，還有周恩來。在這一次鬥爭中，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陣線非常分明。最後取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毛澤東，毛認為劉少奇政治上比軍隊幹部強，最後支持了劉少奇他們一方繼續掌權，某些人就借機對挑戰者高崗等人給予嚴厲製裁和打擊。
1959 年的廬山會議，被一些有心人描繪成毛澤東不容許不同意見，這個說法很難站得住腳。彭德懷於7月14日遞上萬言書，萬言書中的內容就其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遠遠不如廬山會議前期所討論問題的深度，也沒有超出毛澤東開列的19個討論問題的範圍。信中指責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被認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澤東，但是7月23日毛澤東自己在會上講話，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過為自己做了一些辯解，還說馬克思曾經預言說資本主義很快就要滅亡也是同一性質。許多人喜歡把毛澤東描述成聽不進別人意見的大獨裁者，但是毛澤東已經出版的書信、講話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種可以商量的口氣說話，即便是在軍事指揮問題上，也常常附帶說明如果有不同意見請提出反駁。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被挑落馬下，顯然與他的萬言書無關，更與冒犯毛澤東沒有關係，這毫無疑問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對於廬山會議，毛澤東後來於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在鄧小平時代春風得意的“黨內高層非毛化專家”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書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我６６歲，你６１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１９３頁）根據王震後來的回憶，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就跟鬥地主一樣，這些“鬥地主”的參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澤東的授意和安排，結合毛澤東和李銳的說法，那些基於政治利益的主動性並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還是大大地有所表現。而且後來給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定性是“高饒反黨集團餘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幫助下鬧了一場風波”，已經跟信件完全沒有關係了，而是在算老帳和新帳，而新帳卻是與信件內容無關的彭德懷在國外訪問的表現，如果還說有什麽疑問的話，恐怕就是毛澤東必須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繼續為他們掌權創造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如果說1953年是高饒等老軍頭，在政治利益驅動下的主動出擊，要求重新劃分中央政治權力格局；1959年看起來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機會，反過來對老軍頭進行的主動出擊，以維護既定的權力格局的穩定性。
相反中共當權派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性，不僅表現在中央一級，而且在地方也同樣，並且相互對壘幹部群體也是大同小異。1950年代陶鑄和在廣東大搞反對地方主義小集團，牽涉的人數多達5萬，這在相當程度上把廣東省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了一遍。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南下幹部反對非南下幹部（主要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包括留用的舊人員等），就是權力格局中心的強勢集團，發動的要求得到更多權力的清洗運動。在湖北曾經長期存在南下幹部，揪住新四軍五師幹部的曆史問題不放，這顯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對手，因而具有權力再分配性質。
在文革期間，一些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矛盾和爭奪比較嚴重的地區，都發生了後來稱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這些冤案中，沒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權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則趁機補充進來，並占據空出的高位。如雲南的趙健民特務案，有3萬多人挨整，14000餘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間的第二大冤案。這個案件實際上也達到了重新劃分雲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著手實施的實際上就是從前的劉伯承和鄧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們，而被打下去的多數則是留用的舊人員和原來的“邊縱係”人馬。因為雲南的盧漢是起義的，雲南政權中間留用的舊人員比較多。此外“內蒙古人民黨冤案”號稱是文革最大冤案，實際上起作用的也是軍隊轉業幹部和地下黨幹部的矛盾，同時還伴隨著漢族幹部和蒙族幹部的矛盾。這個案件的幕後人物實際上也指向楊成武，後來楊成武在接受權延赤采訪的時候，也大致上如實地指出了雲南和內蒙冤案的積極製造者和矛盾利害關係雙方（參見《龍困與微行》）。沒有例外的是，優勢群體打擊弱勢群體，目標是重新劃分政治權力格局，參加者並非都是由於秉承上麵的所謂“錯誤指導思想”，而主要是出於自身現實的政治利益訴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後決定性地被誤導為清查曆史問題，明顯地與老軍頭勢力強大的影響直接相關。畢竟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人，屁股比較幹淨，而且曆史也容易說清楚，或者說比較清白，這樣的過程最後的結果隻可能是對地下黨幹部和知識分子幹部，帶來嚴重的不利。畢竟政治就是被定義為基於整體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對整體利益的背棄實在是再好不過的借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棄整體利益的人士，這個說法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非常容易為人們所接受。
三、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聚散離合
1940 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風運動，實際上已經為新中國的權力結構奠定了基礎，軍隊幹部由於山頭主義和軍功輝煌，遊擊習氣和單純注重軍事，不願意把精力放在地方經濟和政治工作上，也不太願意接受紀律和約束，結果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而且在政治上相對於文官的不成熟也表現得很徹底，這顯然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黨內高層權力劃分的一個重要認識基礎。特別地在當時解放區各自分割的情況下，實際上隻有黨務係統在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與在延安的中央具有緊密的聯係，七大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鮮明地提出“劉少奇代表白區黨的正確路線”，已經是為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在鋪路了。特別地有許多人熱衷於提到劉少奇最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而彭真率先喊出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並把這個作為毛澤東任用私人的證據；其中至少有一點是真切的：那就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和彭真的高層政治地位是不穩固的。因為與他們競爭的對立麵是具有軍功的老將們，他們格外需要毛澤東的鼎力支持，因為他們的致命問題就是在一個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和平民革命中，沒有能夠在戰場上確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後來他們在執政的過程中，往往非左即右，也是因為背後具有老軍頭們輝煌軍功下無言的政治競爭壓力，他們需要不斷地以言說和行動來證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需要讓人們看到自己的聰明才智及其施政成果。
許多人喜歡顛倒是非地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就是要達到清除劉少奇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權力鬥爭，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等能夠在共產黨高層站穩腳跟，完全依賴毛澤東的支持。如果毛澤東什麽時候撤除對劉少奇的支持，劉少奇在高層權力鬥爭中就一定會成為弱勢一方，被老軍頭們清洗出局。1953年的高饒反黨集團就試圖達成此一目標，實現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最後是因為毛澤東的明顯支持，劉少奇才得以穩住其地位的；1959年對彭德懷具有恐慌感的，當然也不是權力地位低於彭德懷的人，也肯定不是老軍頭們，他們彼此之間向來是互不買帳的。1966年底中央召開軍隊幹部幹部會議，會上將軍們發言調子非常激進，毛澤東在會後說這樣的會議不宜再開，再開劉少奇就要成為反革命了。特別地是在文革中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高級幹部被打倒，中央一級政治權力確實實現了重新劃分，這實際上是完成了1953年以高饒為代表的老軍頭，希望重新劃分中央一級政治權力格局的未竟事業。而且重新劃分的受益者，就是後來出來掌權的軍功高的將領群體，在通常情況下本來就是應該他們掌權的，隻是因為毛澤東的緣故，才讓劉少奇他們占先了。後來說江青亂點名批判老幹部，因此造成許多老幹部受迫害，實際上那些人已經是必然要倒了，他們在失去了毛澤東的鼎力支持之後，他們不可能在老軍頭眼皮底下還能夠坐穩自己的位子，政治競爭的勝負完全是由力量對比決定的，來不得半點虛偽和驕傲。
在1967年2月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的那次懷仁堂會議上，譚震林是以要張春橋保一下陳丕顯為由頭，為老幹部的既得利益和老幹部第二代（“聯動”）受衝擊鳴不平，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優勢地位受到而衝冠一怒，當然也難免夾雜著一些兔死狐悲之情；李先念主要是為“聯動”被定性為反革命鳴不平；這兩個人與陳毅相比，明顯在眼界和胸懷上都不夠，基本上沒有超脫狹隘的個人視野與小圈子感受。而陳毅則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一個久遠的、最終影響了解放後國家權力格局的曆史安排：“這些家夥們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現在怎麽樣？當年赫魯曉夫吹捧斯大林，後來怎麽樣？劉鄧那些人沒有反過毛主席，那時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曆史不是證明了到底誰是反對毛主席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延安整風就是錯誤的！”畢竟是延安整風確立了黨務和政務體係幹部，具有相對於軍隊幹部的優越地位，進而在解放後的國家權力格局中占盡優勢，陳毅的反思確實到了追根溯源的高度，胸懷和視野是譚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不能比擬的。
然而在文革中後期，軍隊幹部確實成功地排除了黨政係統的當權派，成為中國政治權力格局中的主要力量，然而無論是經濟建設還是社會政治穩定上，軍隊當權派的政績遠遠不能叫人滿意，特別是軍代表主持進行的“清隊”和“一打三反”運動中，完全不講政策和法律界限，導致人望盡失，在民眾中間激起的民憤，超過劉鄧在文革前17年期間積累的民憤總和。這樣一段老軍頭們在前台主政的曆史，反過來在事實上證明了毛澤東主導的延安整風所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看起來陳毅的看法還是沒有超脫自身個人利害的局限，也是經不起檢驗的，還是要承認是毛澤東而不是陳毅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事實。
毛澤東在1970年的廬山會議上，借陳伯達提倡 “設立國家主席”的事情發難，發動了“批陳整風”，而這個陳伯達就是在1968年擔任中央專案小組的組長，專管在全國揪五一六分子，把全國革委會內部的群眾代表和造反派幾乎一網收盡，從而為軍隊在地方全麵掌權清除了障礙。因為當時黨政係統的當權派已經是死老虎了，而造反派有群眾基礎是活老虎，軍隊幹部要全麵掌權，必須在權力中心清洗造反派的勢力。造反派群體則是在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陷入了一場政治權力鬥爭的漩渦中，深受其害。陳伯達則在這個過程中為以林彪為符號象征的軍隊勢力出掌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這當然也就無可避免地站到了親自發動文革的毛澤東的對立麵。在這一次廬山會議上“黃吳葉李邱”五人被迫做公開檢討，而且這些檢討最後還指定要送交毛澤東本人過目；在1973年底毛澤東進一步采取措施，實現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果斷終止軍隊幹部全麵幹預地方政治的局麵，這一段曆史是軍隊幹部群體用自己的行動，雄辯地證明了延安整風運動確立的幹部遴選規則是正確的。
從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個人關係與工作合作上看，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信任明顯超過對彭德懷等粗人和武將，對劉少奇的才能與工作魄力也評價在武將之上，因此毛澤東很早就產生提前交班以培養威信的想法。但是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工作上的分歧，是自始至終都存在的。同時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鼎立支持，劉少奇將不可能到達他曾經到達的位置，而且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也不可能在那個位置上坐穩，在對付高饒和彭德懷的事情上，毛澤東明顯有為劉少奇清除對立麵、為其樹立工作威信的考慮。如果這兩件事毛澤東放手，站在中間立場上，劉少奇由於自己固有的短處，將無法順利過關。一是劉少奇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和人望不足以與對立麵抗衡，二是劉少奇的工作方法也為對手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和靶子。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支持，在於劉少奇更能夠領會和貫徹建設新中國的合適政策。
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不受威脅，固然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資曆和聲望在起作用，同時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內政外交和國家安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都沒有人能夠可以和毛澤東的見識相比擬，毛澤東在黨內的牢固政治地位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牢固基礎之上。這也使得毛澤東能夠超然於黨內派性鬥爭之上，擔負一個最後仲裁者和監督者的角色。因為毛澤東在思想上和路線上既沒有搞極左以表現自己的壓力，也沒有走極右路線去取悅既得利益集團的需要，這是因為毛澤東自己的地位牢固，不需要通過在路線、政策乃至高級職位分配上作交易，來贏得內部和外部的支持。毛澤東有了這樣的地位之後，他個人也似乎刻意追求一個超然的身份，到“體製外”去監督“體製內”人士如何行政，因此在建國初期就主動提出要退居二線要到“體製外”去，後來王明在莫斯科告狀說毛澤東一貫反共產國際，在國內常常是逼迫80％的幹部作檢討。權力鬥爭最簡單有效的方式是拉一派去打另外一派，王明告狀涉及的事實，恰好是毛澤東地位穩固的最好闡釋，如果說中共黨內有一個人離權力鬥爭最遠的話，那麽這個人就是毛澤東。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得以超脫黨內權力糾紛，畢生注重的是思想和政治路線問題，甚至毛澤東不認為需要以組織路線去貫徹自己的意圖，即使是在文革前夕，毛澤東仍然對重要職位分配和任命還是不插手，對陶鑄調中央文革小組的任命仍然是鄧小平物色和推薦的。許多人把毛澤東說成是熱衷於搞權力鬥爭和權力欲特別重的人，然而事實卻是毛澤東對政治和思想的注重，遠遠超過了對組織路線的注重，即使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也仍然很少介入和過問人事安排問題，這類事情通常是有周恩來或者林彪係將來著手安排的。
在共產黨內也從來沒有成長起來一個足以威脅毛澤東地位的權力中心，毛澤東關心的全部問題就是中國應該走何種道路，如何保證多數人利益的製度得到最後落實，毛澤東顯然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思想和政治路線上，否則即使一代人問題解決了，下一代人還將麵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毛澤東真正熱衷的事情，是要實現“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不是著眼於組織革命和幹部大換班。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雖然從解放初期開始，就對劉少奇的某些工作方法不滿，卻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原因，對於三麵紅旗和繼續革命這樣的戰略性安排，毛澤東則通過長期耐心的教育和說服工作，來促使黨內高層人士在思想觀念和工作作風實現轉變，並通過周期性的整風和整黨工作來保持優良作風。直到劉少奇的錯誤已經發展到了無可挽回、並且劉少奇也表示不打算悔改的四清運動期間乃至文革初期，毛澤東才痛下決心把他換下去。用權力鬥爭來往毛澤東身上潑髒水，一個方麵顯示了右派的無知，也暴露了他們的無恥。對於右派裏麵極其個別的騙子來說，這是極為高明的策略，毛澤東是共產黨內積極因素的總代表，妖魔化毛澤東成功的話，就足以從根本上醜化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這是他們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本能起作用的結果。
實際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掌的黨務和政務權力，是始終沒有得到軍隊幹部的全力支持的，這在1980年代鄧小平上台之後仍然可以看出來。當時經過1970年代毛澤東搞十大軍區對調、強調“權歸政、兵歸營”的弱化，加上經過解放後三十年時間的自然淘汰，鄧小平仍然無法整合殘留在權力中心的老軍頭們，更不用談駕禦這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了。最後鄧小平不得不采取“中和與衝淡”兩大政治技巧來處理這個棘手問題，首先是在知識化年輕化的名義大量地提拔年輕的幹部，本來開會隻有30人舉手，鄧小平不得不請300人來舉手，以減少老幹部左右政治局麵的能力，削弱他們在權力中心的決定性地位，在1980年代政府機構的急劇膨脹，就內含了這樣一種政治權力格局的非正常換代功能，直至最後直接地讓一批老一輩軍隊幹部進入幹休所和顧問委員會休息。
和毛澤東相比，鄧小平可以說是從來不注重思想和政治路線，偏重以組織路線來保證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別是鄧小平長期主管的組織人事和媒體宣傳兩個方麵的工作，在五十年來更是劣跡斑斑，幾十年來人們普遍對黨政係統工作存在著強烈的不滿情緒。在1980年代兩個總書記都是被鄧小平自己親手提拔上來，再親手打下去了，這是鄧小平一貫的工作方法：偏重以人事和組織安排來貫徹自己的意圖，而不耐煩做長期的政治思想工作。
四、簡要回顧共產黨內高層思想分歧與路線鬥爭軌跡
由於中國革命是一場社會底層平民為爭取生存權，而進行的“哀兵奮起”的搏鬥，不是一場埋葬舊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由於在革命的過程中，平民革命的長期性與艱巨性而為多數人所畏怯，缺乏持久戰的意誌，因此轉而注重中心城市工人運動，希圖一舉竟全功的左傾主義乃至於盲動主義很有市場；這些人在認識上就表現為在革命過程中的教條主義心態。由於馬克思在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理論中留下了後門，許多人就前赴後繼地對此進行再認識和重新發現，並加以利用，從陳獨秀和托派的“二次革命論”到“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論”“先有機械化，後有合作化論”“補課論”“社會主義製度異化論”“唯生產力論”等形形色色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充斥著共產黨內，這是表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教條主義。這個至關重要問題和相關爭論，應該說在大革命失敗和紅軍進行長征這樣的慘痛教訓打擊下就已經結束了，在黨內高層是形成了充分共識的，在解放後劉鄧等人所做的“重新認識”過程，是背棄了共產黨內已經形成的共識，至少是沒有認識上的根據的，而隻是個人利害關係和地位變化起作用的結果。
實際上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上，都已經解決和根本回答了這樣的問題，沒有對底層民眾的關心和力量動員，就無法完成社會人力物力的動員，完成革命的使命和建設的起步。多數人的利益優先本身，才足以動員和激勵中國人民去努力奮鬥，不需要經過少數人的優勢地位，再給多數人利益提供未來和保證，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建設年代是後發外生型的工業化，麵對的世界是無法對外轉嫁矛盾的現實，以資本為中心整合要素，以競爭為旗幟，不能夠順利實現資本積累過程的完成，隻能是激化國內矛盾，無法整合國內的人力物力實現對外競爭的優勢，反而會成為新殖民主義的盤剝對象，適足以成就別人，損害的隻能是自己，這是解放前和改革後的教訓所在。
因為毛澤東時代采取平民主義的發展戰略，社會分化受到有意識的抑製，經濟上的社會分化不嚴重，因此精英階層的優勢體現是不明顯的，或者說與精英階層掌握的政治和文化優勢相比，他們的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卻相對不明顯，因此精英主義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這兩個群體在爭取推進精英主義和擴大社會經濟分化上，是積極的而且也常常是很主動的，這是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的依據所在。中國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思想和意識形態方麵，精英階層總是試圖建立或者發展主張精英主義的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並要求相應的政治力量格局，就是當時號召人們警惕的“黨變修、國變色”。因為中國平民主義發展戰略的全部保證力量，就是共產黨政權的人民性，而要實現複辟其起手要當然是掌握政權的人，這其實就是“政治掛帥”或者是“突出政治”的內涵，畢竟這是雙方爭奪的要點，是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實現或者維護自身利益的關鍵。
根據權延赤采訪毛澤東身邊衛士和工作人員的資料，毛澤東平時刻意與黨內高層保持一定的距離，隻和黨外一些人保持相對密切的往來，毛澤東有意自外於黨內派係鬥爭，在高層人士之間保持等距離接觸，也是為了防止自己被派係鬥爭作為籌碼而利用。毛澤東與黨內當權派代表人物的重大分歧，不屬於精英階層內部矛盾，而是具有平民階層與精英階層的階級對立性質，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主義之爭”，因而具有“不得不爭”的性質。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他自己是一個“打著破傘雲遊四海的孤僧”，有人說是斯諾翻譯錯誤，不過也許不僅僅是翻譯錯誤，畢竟代表多數人利益的人，在精英階層內部總是少數，要不然孔夫子發現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慣例，就不會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中間成為一個難以突破的慣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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