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原文：
“我完全擁護毛主席和林彪同誌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讚成陳伯達同誌10月16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地檢查全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劉少奇同誌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二個階級和二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二人不僅在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時間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左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的對立現象，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代以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反，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的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訪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同誌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同時必須搞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要由他們來負，而應由我們劉少奇同誌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誌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曲，特別是由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們感到抱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們和劉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同誌的正確意見是群眾中來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損失。可以肯定的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求，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及時得到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會犯嚴重的錯誤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是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的錯誤實質是，在群眾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批判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家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它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的偉大任務，沒有廣大革命小將的闖勁，更是不可能實現的。大中學校是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隻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隻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的運動起來之後，形式很好，群眾普遍起來衝擊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誌的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號召作用。當時看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忙讓工作組控製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上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鬥群眾，打擊左派，牛鬼蛇神暗高興。
毛主席和中央糾正後，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績。這對教育和鍛煉青年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的高位，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製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這不僅說明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了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麵，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誨和指導。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多起來。就必然，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軌道，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了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所說的1962年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麵的。至於1962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加以檢查和清理。沒有跟好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誌接觸少。對待工作不夠嚴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工作，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樣隻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到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誌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上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從自己不是一個擅權人來寬解自己，並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
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說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
現在初步用鏡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了林彪同誌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誌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隻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誌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鄧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原文：
“我完全擁護毛主席和林彪同誌在會議中間所作的指示，完全讚成陳伯達同誌10月16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地檢查全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劉少奇同誌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線的影響，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製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線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級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二個階級和二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誌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批判我們二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二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二人不僅在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時間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的劉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攻革命左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誌氣，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的對立現象，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代以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反，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的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或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訪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同誌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同時必須搞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要由他們來負，而應由我們劉少奇同誌來負擔。不少工作組同誌感到委曲，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曲，特別是由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門，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們感到抱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端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們和劉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二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但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同誌的正確意見是群眾中來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是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損失。可以肯定的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求，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的、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及時得到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會犯嚴重的錯誤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是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的錯誤實質是，在群眾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誌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三改的目的；它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於“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批判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家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群眾，充分發動群眾，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群眾，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它群眾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的偉大任務，沒有廣大革命小將的闖勁，更是不可能實現的。大中學校是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隻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隻有他們熟悉情況，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況，也沒有這種本領的。本來北京大中學校的運動起來之後，形式很好，群眾普遍起來衝擊一切牛鬼蛇神，衝擊著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誌的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號召作用。當時看來有些“亂”，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謂“亂”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忙讓工作組控製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上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群眾鬥群眾，打擊左派，牛鬼蛇神暗高興。
毛主席和中央糾正後，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出現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生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衝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績。這對教育和鍛煉青年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我國不變顏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文化大革命如些恐慌，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的高位，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戰略思想，不信任群眾，反而壓製了革命群眾，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群眾運動，這不僅說明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而且直接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我這次犯了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麵，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按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誨和指導。但我卻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很少，用得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靈魂，掌握毛澤東思想多少是鑒別我們究竟有多少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多起來。就必然，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上脫離毛澤東思想軌道，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了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這是必然的。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學習不力，沒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所說的1962年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方麵的。至於1962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加以檢查和清理。沒有跟好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群眾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誌接觸少。對待工作不夠嚴謹，沒有認真地向群眾做過調查研究工作，日常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樣隻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到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嚴重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真，向同誌向群眾請教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的請示報告很少。這不但是犯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上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嚴肅的批評對我有所震動。但從自己不是一個擅權人來寬解自己，並沒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線錯誤當然不可避免的，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
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沒有緊跟毛主席，這就嚴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完全不適合擔任重要領導工作的。這次犯路線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說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的資產階級小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
現在初步用鏡子照了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慄。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深刻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做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誌們積極幫助之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應該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了林彪同誌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誌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對我國對世界都有相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誌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報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最了解群眾和下邊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為全國學習的好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向林彪同誌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樣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經。
我的上述檢討，當然隻是初步的，不深刻。希望得到同誌們的批評和指正。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鄧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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