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毛澤東對劉伯承為什麽一直另有看法（轉貼）

揭密毛澤東對劉伯承為什麽一直另有看法
　　核心提示：“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統一指揮全軍的行動計劃.....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他的獨斷一切，徑行核閱所有軍事文件....人事調動....然後徑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給我們執行,讓朱總司令都成了虛設或成了幕僚人員.....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
劉伯承是我軍曆史上著名的軍事家,被中外稱之為“當世孫武”,劉伯承的一生經曆曲折,其軍事生涯從1915年護國討袁戰爭一直到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作戰,長達50餘年。
在十大元帥裏毛澤東與羅榮榮桓的關係是最親密的，劉伯承則正好相反卻是屬於最差的一位,毛對劉一直有看法,通過官方許多公開的資料進行一些分析,尋找出其中的緣由。
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劉伯承與左權去了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1931年離蘇回到上海, 但由於劉當時在軍界的知名度和聲望,好多人都認識他,留在上海中央工作風險太大,於是1932年月1月劉伯承在人護送下來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首府瑞金,劉伯承最初任紅軍學校校長，毛當時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兼紅一方麵軍總政委。
兩人矛盾的第一次激化是在1932年的曆史上有名的寧都會議上，在該會上是批評毛澤東“純粹防禦路線”的右傾方針，在對於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上，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堅持毛留下，但以博古為主的臨時中央絕大多數人不同意，要毛回後方，劉伯承由於來蘇區還不到一年，就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這一票造成了他後來一生的沉重負擔。
其實對這一錯誤選擇應該不能全怪劉伯承，畢竟他回國還不久，又是剛到蘇區，對那時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還缺乏全麵正確的認識，對毛澤東的遊擊戰不是太瞧得上眼，劉伯承後來還在瑞金報紙上寫文章批評紅四軍中有“遊擊主義”，這無疑更加嚴重剌傷了毛澤東的心，毛澤東一生雄才偉略，但也是一個恩怨極其分明的人，甚至對幾十年前的一些小事也難以釋懷，誰誰誰曾經反對過他，誰誰又支持過他，陳毅當年在井岡山就曾經奪過毛澤東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位置，以至在文革中也是天天惶恐中。寧都會議的這次打擊對毛來說是一生中最痛苦一次，以至於解放後毛去過無數的地方，江西的井岡山他去過多次，但同在江西的不遠的瑞金這塊曾經紅色的聖地他是一次也沒去過，有好幾次路過時還要刻意繞道，對於瑞金人民也真是有點不公平，可見此次會議對毛的傷害有多深了，乃至連瑞金這個地方都令他厭惡了，更不說當時投了反對票的劉伯承了。
當時中共黨內把劉伯承看作是無產階級的孫武，劉到蘇區後發現紅軍幹部文化很低，不識字的竟達百分之六七十，劉就開始分班給他們講一些簡單的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和射擊原理，並首次用沙盤作業和實地演習來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毛對這一套很反感，曆史上與毛唱反調的黨內大多是留蘇派，毛一生對留蘇生特別是博古，王明等二十八個半的布爾什維克是極為痛恨和反感的，劉伯承不是政治家，留學蘇聯也僅學的是軍事，但在毛的眼裏都是一丘之貉，都是教條主義的。
寧都會議後劉伯承被中央任命為紅軍總參謀長，協助周朱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反五次圍剿時因怒罵了李德而被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遵義會議上又恢複了總參謀長的職務，遵義會議後劉一直作為一位專職的軍事指揮員出現在各個時期，就是黨的七大上，作為二野的司令員劉伯承都無緣出席，鄧小平作了代表，劉在這一期間由於毛的掌權實際上政治上已經不得誌了，要不是在軍事上還要仰仗他獨擋一方，早讓劉伯承下來休息了。在戰爭年代，外有強敵，劉在軍中又有極高的聲望，毛雖對劉有看法，但也不得不先用其。我查過毛對其它九名元帥都有過題詩或是讚言，但對劉伯承卻是一個標點符號也找不到，耐人尋味。
1942年，劉伯承誕辰50周年，正是敵後抗日戰爭進行到最殘酷最艱難的階段，中共中央出於鼓舞敵後軍民士氣出發，決定在大行山給劉祝壽，朱德，陳毅，葉劍英，吳玉章，林伯渠……紛紛提筆作詩讚揚,唯有毛澤東卻沒了以往寫詩的靈感，最終連個字都沒留下。
張國燾所著的《我的回憶》第六篇--會師與內爭中有一節是這樣描寫劉伯承與毛澤東的，讀來挺有意思，
“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統一指揮全軍的行動計劃.....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他的獨斷一切，徑行核閱所有軍事文件....人事調動....然後徑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給我們執行,讓朱總司令都成了虛設或成了幕僚人員.....
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擬定初步計劃，送總司令批準，提交軍委會討論，然後由總司令部下達實施。我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我們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一九六六年張國燾的回憶錄出版後，毛也搞了一本，讀完後對周恩來說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在張的眼裏我們這一群人中，隻有劉伯承是好人。”
毛澤東的內心感受可想而知。
以前就曾經聽說過四渡赤水其實是總參謀長劉伯承指揮的，毛盜用了罷了，雖是傳聞，不足為信。但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些要是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未必是好事。
在中共五大野戰軍中，彭德懷是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陳毅是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是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林彪更是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第一書記，羅榮桓為第二書記，唯有中原野戰軍政委鄧小平是一把手，為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張際春是第二書記，司令員劉伯承連個第三都沒撈上。
後來在重慶組建了西南局，鄧也是第一書記，賀龍為第二書記，劉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類似於現在的政協主席。
1949年淮海戰役快結束時，毛澤東召陳毅與劉伯承到中央商議渡江作戰，同為野戰軍司令員，陳毅每天都能讀到中共秘書處送來的高級文件，而劉卻什麽也沒有，還是陳毅看不過去了,向毛澤東懇請才得以解決。
劉伯承是聰明之人，熟知中國曆史，深知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西南一解放後就迫不及待交出兵權，辭去身兼各職，去南京籌辦軍校，毛澤東欣然默許。
可歎的是劉伯承以為這樣就能脫離政治上的旋渦，遠離是非，在課堂上常常給學員講蘇軍的條令和戰術，隻講二戰中蘇軍的十大打擊，不講毛的遊擊戰，這一切無疑又讓毛澤東勾起了二十年前在瑞金痛苦的回憶，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在毛澤東耳邊吹風 “蔣介石也是靠辦軍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當時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與劉伯承素有不合，毛澤東就借彭德懷之手將劉整治，好在鄧小平和周恩來為劉力保，劉才勉強保留了中央委員的資格，但已無任何職權。
1955年授銜，懷仁堂裏隻來了七位元帥，林彪、劉伯承、葉劍英不在，當時官方的解釋是說林和劉都生病了，但這理由不能令人信服，新華記者隨後趕到兩人家中給他們補元帥照時，兩人無一例外精神都很好，一點也不象大病的樣子，林彪是怎麽想的和本文無關，就不去管他了，劉伯承不去受銜，可能不想去出那風頭，毛一直就不滿意於他，授予他元帥也是迫不得已，礙於劉的戰功和威望，加之授帥又是民主投票所定，不得已而為之，劉當然清楚其中緣由，推病不去，少了一場尷尬。
俗話說禍之福兮，1956年的反教條主義，劉被打倒，無職無權，卻反而得從此遠離了政治的旋渦，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作蛹者彭德懷自己卻成了反黨分子，由於劉伯承已成了一條死虎病虎，爭權奪利者已不再把他看做一個威脅了，戰爭年代留下全身傷痕，晚年基本是躺在病床上度過的，1972年由於醫生的診斷失誤，誤用藥物，病情加劇，1973年後更喪失了思維能力，但有意思的是劉一生政治上不得誌，被稱作“老教條”，文革後後期時已年過八旬，說話和走路都很困難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還被破天荒地選為政治局委員壯場子，畢竟當時十大元帥死得沒剩一兩個了。
劉伯承重病後，毛澤東得知後親自過問，周恩來迅速作出“停藥，以養為主”的指示，病情才得以控製，這恐怕是毛澤東和劉伯承關係中最後一次，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