嗚乎哀哉 ---論崇禎救國三步曲

嗚乎哀哉 ---論崇禎救國三步曲

公元1643年,即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發兵進攻京師,自此拉開明朝滅亡大戲中最精彩的一幕,麵對著已經成為曆史的一個朝代,過多的感慨是無濟於事的,在此,我僅就明崇禎帝在最後關頭的表現做一簡評.

為了應對亡國的危機, 崇禎帝在最後時刻還是做了幾件應對之事,如果事事順利那末明朝或許還可以喘息下去.可惜病急亂投醫的舉動和猶豫不決的老毛病導致明朝最後一線生計也徹底熄滅.

出征、南遷、勤王是為崇禎帝為救國的最後三計:

(1)出征是指李建泰代帝出征.

為挽救前方敗局, 崇禎帝意欲親征,眾臣自是踴躍表態,都願以已代帝出征,但崇禎帝都未容許,唯獨李建泰的請求崇禎帝是一口答應下來,這是為何? 崇禎帝之有自己的算盤.

李建泰山西曲沃縣人，天啟五年（1625）進士，先後擔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六年（1643）十一月進入內閣.史書曰此人“風骨峭拔”、“性情慷慨”，每與同僚談起家鄉遭受戰火摧殘，皆表示願意散盡家資,出征以平亂.表麵上看來他的代帝出征並非心血來潮，是有思想準備的,是要與敵死戰到底的, 而實際上其是為了挽救自己家鄉富甲一方的財產,懷著這樣的心態出征,後果會是什麽,不說也應該知道,但崇禎帝不知道這一切,崇禎帝見李建泰也請求代帝出征當然是求之不得，因為李建泰是山西人，為了捍衛自己的家鄉一定會殊死拚搏，何況此人是當地巨富，軍餉不必朝廷負擔，真是兩全其美.

願望是美好的,但悲慘的結局是一開始就注定的, 李建泰本人並非帶兵之人，他打著“代帝出征”的旗號,實則是為了他自己,可笑的是,當他還在從保定府向真定府、順德府進發，還沒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時，他的家鄉曲沃就陷落了.這樣，他挽救家鄉的動機，完全沒有了著落，像泄氣的皮球，幾天前在皇帝麵前所說的豪言壯語，瞬間消失的無影無蹤.他知道山西已成敗局，不想再去做無謂的犧牲.從此以後，李建泰無心西進，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麵，觀望形勢，敷衍了事,最後竟然投降清廷做了大官.

崇禎帝的自救第一計就此徹底失敗,究其失敗的原因,首先是態度不對,若要親征就要真刀真槍,真人真馬的實打實來,不要搞花架子,皇帝親征而取得勝利的先例不是沒有,而崇禎帝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姿態，虛張聲勢而已,自己不出征,也隻給了李建泰一千五百名禁軍，在保定一帶的糧餉補給都要就地自己解決，地方官害怕被征兵索餉，都拒絕李建泰的人馬進城，弄得堂堂督師大臣威信掃地.一次代帝出征竟成一次兒戲.

其次朝廷方麵沒有準確的軍事情報，當時京師與前線的信息情報傳送幾近癱瘓,幾乎所有的決策都是在想當然的情況下做出的,於是崇禎帝把北京的防守重點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線，忽視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線， 崇禎帝的決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錯誤分析基礎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慮“朝廷之憂”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還可以征調宣府、大同的軍隊來保衛京師.這種判斷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就算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難以確保京師安全充其量隻能抵擋劉芳亮這支偏師.失利的隱憂一開始就被埋下.

如若崇禎帝真的親征了後果將是什麽?這個確實很難說,但至少有幾點可以肯定,其一:不會像李建泰那樣四處碰壁,惶惶如喪家之犬;其二:可以使崇禎帝真實地了解到前線的實際情況,不至於事事不明,處處出昏招;其三:親征就算失利,也會促使其下定心早日遷都,那麽國破之日一定會後延,自己也不會成為亡國之君.

2)南遷是指將首都遷到南京

“南遷”之計,以今人之角度來分析,無疑是唯一能挽救大明江山的明策,曆史在這裏給明朝留下了最後一個自救的機會.

首先提出“南遷之議”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崇禎帝自己.那還是在周延儒擔任內閣首輔時，崇禎帝鑒於內外交困，清軍多次兵臨北京城下，曾與周延儒秘密商議“南遷”——把首都遷到南京,但因壓力過大而沒有實現,而再次提起“南遷”的是太子身邊的官員李明睿.

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啟年間的進士，在翰林院任職，不久回鄉.由於都察院左都禦史李邦華等人的推薦，崇禎帝把他召到北京，在太子身邊擔任“左中允”的官職.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三，崇禎帝特地召見他，詢問“禦寇急務”.李明睿請崇禎帝屏退左右，單獨和崇禎帝進行密談.李明睿說：在赴京路上聽說形勢險惡，“流寇”已經逼近京畿，現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從長計議.目前看來隻有“南遷”，才是唯一緩解當務之急的對策. 李明睿的話可以說是當下救國的唯一方法,但崇禎帝鑒於此前他的“南遷”之議胎死腹中的教訓，對此比較慎重，敷衍地說：此事重大，不可輕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此時的崇禎帝心中其實已經在考慮遷都一事,於是過了一會兒又接口說道:“朕有誌於此已經很久了，沒有人相幫，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見，但外邊大臣不服從，無可奈何。此事重大，請你保密，千萬不可泄漏.君臣二人還就部分“南遷”的具體事宜進行了討論,初步意見為中央政府在軍隊護送下，可以通過陸路、海路、運河南下.而崇禎帝須從小路輕車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達淮河。崇禎帝表示讚許，再次叮囑：此事不可泄漏.明朝的重生在此似乎露出一點端倪.

　　 這是一次有可能改變一個朝代的會談，此時的明朝“南遷”是其擺脫困境唯一可供選擇的方案.長江中遊尚有左良玉十萬大軍，下遊又有江北四鎮（四個總兵）的軍隊扼守長江天塹，如若將北方的軍隊能再盡量多帶一些過來,那麽無疑南京將要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就算北方失守,偏安於江南，還是有可能的.問題在於，“南遷”意味著放棄宗廟陵寢，難以啟口，必須有內閣、六部的重臣出來力排眾議，形成朝廷一股“南遷”的合力,遺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擔罵名，不敢提倡“南遷”.明朝在這裏麵臨著最後的抉擇.

也許是崇禎帝感受到“南遷”的壓力，也許是猶豫不決的老毛病再次發作,當崇禎帝再次召見內閣輔臣時，作出了和他的本意截然不同的決定：固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單獨而去，宗廟社稷怎麽辦？陵寢怎麽辦？京師百萬生靈怎麽辦？國君與社稷同生死，是道義的正統. 崇禎帝優柔寡斷的性格顯現無疑,若換此時將做崇禎帝換做唐宗、宋祖等果斷之人,那麽毫無疑義一切都將改變,也就不會導致明朝最後一線生計就此徹底熄滅.

曆史在這裏再一次的失去了被改寫的機會,可以肯定的說,就算“南遷”成功,明朝的滅亡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線生機也要盡力去爭取,沒有人可以預見幾十年之後的事情.李自成打到京師,就一定會稱帝,那麽關外後金鐵騎一定不會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垂涎已久的大片明朝土地變成李自成的江山,一場惡戰勢不能免,那麽明廷就可以坐收漁人之力利,就算不能光複所有國土,再來一個“三國鼎立”的局麵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一切隻是如果,明朝最後一絲希望在崇禎帝做出固守北京的決定的一刹那也就不複存在了.

(3) “勤王”是指將山海關、寧遠前線的關寧鐵騎調進來保衛北京

　 與“出征”、“南遷”同時提出的“勤王”之議，也就是調動邊防軍來保衛北京，是不是可以成為救命稻草呢？理論上講是有可能,但實際操作起來困難重重.

首先崇禎帝長期以來在“內憂”和”外患”的衡量上一直存在失誤，直到最後關頭，才意識到不“安內”無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脅遠遠勝過後金的威脅於是方才決定，把駐紮在山海關、寧遠前線的關寧鐵騎調進來保衛北京.這在先機上就已經輸了一步.

其次是大臣的阻撓,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崇禎帝向大臣們提出征調遼東總兵吳三桂入關的意向，要大臣們討論.內閣、六部大臣意識到問題頗為棘手，征調吳三桂，意味著放棄山海關外大片國土，要承擔國土淪喪的責任，在曆史上留下罵名.一事當前，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名節，故意推諉不決.錯過了調兵入京的最佳時機,若此時調兵成功,就會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禦敵準備,還可以與李自成決一死戰,然而眾臣的刻意拖延,終於將大明朝拖進了墳墓.

正月二十一日，崇禎帝正式給內閣發去一道諭旨，強調說明，征調吳三桂兵馬是值得期待的戰略步驟.他嚴厲地批評大臣們的消極態度：采取此等重大軍機措施，原本應該由先生們作出決斷，承擔責任，不可以推諉誤事.在崇禎帝的緊逼之下，內閣首輔不得不表態，他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的堂而皇之口號，反對征調吳三桂入關。兵部尚書也表示反對，身為軍事首長，他怕承擔丟失遼東國土的責任，把皮球踢還給崇禎帝，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吳三桂要不要征調，取決於寧遠要不要放棄.請崇禎帝自己決定是否放棄寧遠，才談得上征調吳三桂.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形勢愈來愈嚴峻，崇禎帝在文華殿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征調吳三桂“勤王”，保衛北京事宜.大臣們眾說紛紜，有的認為不可調，有的模棱兩可，有的主張遷都南京,而此時離最後的破城之日已不足一月.

　　如此這般，時間飛逝而去,大明朝的末日就在眼前,三月初四，崇禎帝終於親自作出決定：加封遼東總兵吳三桂為“平西伯”，平賊將軍左良玉為寧南伯，薊鎮總兵唐通為定西伯，鳳（陽）廬（州）總兵黃得功為靖南伯；總兵劉澤清、劉良佐、高傑提升官銜一級。兩天後，他發布諭旨，放棄寧遠，征調吳三桂、王永吉、唐通、劉澤清率兵保衛京師.吳三桂接到命令後，姍姍來遲，三月上旬才從寧遠率領五十萬軍民啟程，日行數十裏，十六日才進入山海關，二十日趕到豐潤時，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早在前一天進入了北京.“勤王”的方案以一個戲劇性的結尾收場.

縱觀崇禎帝在最後關頭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其還是做了最大努力來避免國破的發生,雖然曆史也給了大明朝最後的幾次機會,但是眾多的因素還是促使改朝換代的發生,曆史車輪的前進是不可阻擋的,但發生在這隆隆車輪下的故事卻是值得我們反思的